宋元400年间重庆教育中心在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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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恒君 谭云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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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文发表在《江津决策咨询》2023年第4期“学者新论”栏目。
江津教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创造过辉煌？
我们在研究《宋代江津迁移县政府之马鬃嘴究竟在何处》时，突然发现北宋重庆唯一有书院的地方，只有江津。江津不仅创下了重庆市最早开办书院、书院存续时间最长、分布面积最广，还创下最早打破重庆科举无进士的局面、渝州内进士最多、最早修建文庙等教育方面的大手笔。
整个宋朝，江津教育在渝州，即巴县、璧山、江津三大行政区域中，江津综合指标遥遥领先。即便放在大重庆范围，江津作为县级单位，不仅综合指标远超诸县，而且还有实力硬抗各大州府。
宋朝的天空,江津教育就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光芒足以穿透千年历史。江津科举独占重庆市鳌头，超越各大州府，再续辉煌，成为宋元400年间重庆教育中心，呈现出源头性、连续性、可特续性三大特征，在全国不多见，县级视域则可谓罕见也!
江津人从中可以获得地域教育文化自信
宋太祖伐蜀时“掠子女，夺财货”，巴蜀人民深受其害。因此巴蜀民众反抗暴政，学子拒仕成为宋初巴蜀大地特殊的社会现象。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后蜀军人兵变，都是北宋地域歧视恶行带来的恶果。
五代十国时，巴蜀地区相对安宁，大批文人流寓巴蜀，为儒经的学习传播提供了条件，巴蜀的经济文化处于同时代领先地位。宋人吕陶《经史阁记》说“蜀学之盛冠天下”是对后蜀文化昌盛的肯定。刘咸炘《推十书·史学述林》描述了五代十国北方战乱，士人南迁，带来“惟吴、蜀二方多收文士……宋复南迁，得有吴、蜀，掌故文献，蜀人保存之力为多”的局面，以致“河东富人多弃产入川蜀”，直接导致北宋时期巴蜀和江南进士人数占全国80%左右，列全国第8名。到南宋时，跃居第4名。宋代蜀籍宰相多达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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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恭州内自比：
江津拥有科举书院双优势
[color=rgba(0,0,0,0.9)]基于宋初巴蜀动乱形势带来移民迁徙，整个重庆的书院创办出现了独特现象：受蜀文化上游影响，书院文化沿长江传播带，开始进入重庆。
首站即是江津。
那时的重庆主城区，包括渝中、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巴南、南岸等还没有一所书院的时候，江津就连续创办了三所书院。
宋朝时江津辖区有一定变化。一是将唐朝分出去的万寿县（县址永川朱家沱）重新回归江津，二是撤销南平县建制，其辖区领地并入江津。
其后趋稳，即便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改渝州为恭州，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升恭州为重庆府，直到整个宋朝结束，《巴县志》均无江津地界变动记载。
直到元朝将江津县政府由珞璜马宗迁回江津几江半岛后，行政区域才有变化。
这么大的管辖面积，又上承长江文化传播带之巴蜀衔接点，其教育文化的领先地位自然就容易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江津跟教育最相关联的书院和科举两个方面情况。
蜀地反宋战争结束后第7年，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江津知县冯忠在离几江城区10里的地方创办了由县政府为法人的五举书院，宣告大重庆第一个书院——江津五举书院诞生。
宋天禧年间（1017-1041）江津县民间出钱，又在县西百多里的石蟆牛心山开设了南山经堂，这是史载重庆地区第一所民办书院，张弦在这里读书后考中进士，官至湖广总领。
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江津人在县西15里的观音岩下面又创建了五峰书院。
当时渝州有三县：巴县、江津、璧山。
公元1053年-1074年间，渝州增加了南川县及羁縻州溱州。这些区县及州，除江津外，没有一所书院。
那么科举成果呢？
宋代渝州（后改为恭州），进士人数分别为：恭州（即巴县，现主城区）4人，璧山5人，江津11人。
恭州主城区的高考成绩，惨不忍睹，连璧山都不如。这让重庆今天的郊区教育人，终于能在宋朝的天空下长长地舒口气。
究其原因，元朝之前，全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在川西。公元1236年蒙古王子阔端对成都屠城，火杀百多万人后，川西元气大伤。四川制置使赵彦呐带着成都守军到重庆办公，西川三路和利州二路的总衙门随之搬到重庆，重庆和奉节成为战时指挥中心，这是重庆起飞的开始。
经过明朝到民国开埠，重庆成为全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渝州腾飞，川东超过川西。这是历史脉络。
宋朝时的江津，凭借强大的辖区面积和长江、綦江两大核心河道，又处长江文化传播带之上游，加上宋初巴蜀抗暴很少波及江津，使之很快成为渝州经济文化中心，秒杀巴县。
这段历史，江津文史界鲜有研究，甚感可惜。
以书院和科举两大核心指标来看，江津在恭州（渝州）内没有对手，是名副其实的重庆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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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恭州外横比：
综合指标县级单位遥居第一
换一个角度，从现在重庆直辖市的范围来看书院和科举情况，可以确定江津在大重庆范围的教育地位。
先看书院统计表。
由表可知：放在大重庆范围看，北宋三大书院皆为江津独家所有，秒杀全市。
重庆市其余区县书院，皆为南宋创办，江津教育在重庆的源头性特征非常明显。
从书院的存续时间上看，奉节虽然书院较多，但时间极短，一所是1165年～1168年，其余三所为1237年～1240年之间，存续期均为3年。
最短的书院仅仅在宋朝停留了一年时间(1233～1234)，这就是瑞应山房。
最长的是江津南山经堂（1017-1041），存续了24年。其次是庹子书院(1208～1224)，存续了16年。
有些书院只有创办时间，未有结束时间，在宋朝的存续不可考，无法计算。重庆宋朝14个书院，没有一所书院是由唐朝传承而来，说明重庆的书院或说官方学校即便唐朝时有个别存在，但不具有连续性，重庆教育的起点从连续性角度考察，还得从宋朝开始。
综上所述，江津以书院创办时间最早，存续时间最长，数量仅次于奉节，综合指标名列第一。
再来看进士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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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0,0,0.9)]宋朝时各州的管理范围与现在不同，人口密度差距也大。比如昌州包含现在的大足、永川、荣昌等地；公元1080年，昌州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0余人，合州40余人，渝州20余人，南平军2-3人；昌州、合州各有城镇40座左右，渝州只有23座；乾道、淳熙年间（约1165~1186）潼川府路转运司迁移到昌州（路转运司，相当于现今省一级的财政厅，掌管地方财政、赋税）。
江津行政级别属县级，所以只能与同级相比，则铜梁以14人居第一、荣昌以13人居第二，江津和永川以11人并列第三。数据相差不大。
南平军虽然20人，但包含现在的綦江、南川等地，平均到县上，大约居第四名。
如果以考取进士的时间来排位，则破重庆市科举先河者，江津人毕申也。咸平元年（998年）首创纪录。
第二名是天禧三年（1019年）己未科，由三人共享，分别是江津人张弦、合州人冯式、大足人薛日图。
第三名是景祐元年（1034 年）甲戌科，全部由昌州大足人独占，分别是黄贯、张皋、王昂、郑哉。
综上可知：第一二名均为江津人，第二名合州占1人，大足占1人，第三名大足4人。
以人数计算，前三位，大足最多，合计5人；江津第二，合计2人。但加上破举的意义和靠前的名次，综合指标江津会更靠前。
放在县级来看：铜梁县和荣昌县无前三人数，江津综合指标第一，铜梁第二。
放在全域来看：不论州或县，则江津进士人数远次于合州（管辖武胜、合川、铜梁、巴川等4县）89人和昌州（包括大足、永川、荣昌等3县）36人，也不及南平军20人，即便考虑江津破重庆科举之先河，科举综合指标仍屈居第四。
但如果从教育的书院和进士两项来审视，以县级单位来看，江津双项第一，一骑绝尘。从全域来看，江津处在什么位置呢？
我们不妨把宋代重庆教育以当代赋分量化考核的方式来评比，按教育最重要的书院、科举、破举、书院和科举前三等4项指标分解，总分200分计算。本来还应该加上私塾、义塾、乡校、村学、族学等，但因历史久远，无法精准计数，有失公允，故舍之。
其中赋值分别为：书院50分，以4所为满分，每所12.5分；科举100分，1人得1分；前三名总分20分，按名次5:3:2赋分，则第一名10分，第二名6分，第三名4分；前三分书院和科举人员2项；破举的意义，无论书院或科举，总分按30分计算。
则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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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0,0,0.9)] 注：总分200分。江津、合州、昌州分别前三名。[color=rgba(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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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行政单位，只论书院和进士数量及时间先后等，按照一定的赋分标准来量化考核，则江津以书院全指标第一，进士破举等综合指标占优，得分144分，远胜第二名合州107.5分，综合指标遥居第一。
这是从大重庆范围来考察。如果仅仅是重庆主城区或渝州一地考查，则遥居第一，毫无争论。宋朝时夔州路提点刑狱公事曾一度从万州迁到渝州，相当于将现在省公安厅和省检察院迁驻渝州，但对渝州主城科举的提升有限。
主城九区，回到宋朝，能在江津买学区房者，必是富贵之家。宋朝做江津人，绝对胜过主城区。
从大众心理来看，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审视江津在宋朝的教育地位。一是放在今天重庆直辖范围来看，宋朝重庆如果划出三大教育中心的话，顺序应该是合州、昌州、江津，由北到南形成今合川、大足、江津的弧形结构。二是放在川峡四路中的夔州路来看，江津是夔州路（“此邦之人尚不识书”）的绝对教育中心。三是放在恭州重庆府主城区来看，江津更是中心的中心。
因此，标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江津所处教育中心位置排序略有变化。不过，这是以县级单位对阵州府（市级）。如果放在县单位来评比，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今天重庆直辖范围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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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主特征：
源点性连续性和可持续性
宋朝江津之所以进士绝对数量比不过铜梁、大足、合川、荣昌等地，跟地理位置和宋初的战争环境及人口数量有关。合川占据了三江流域的汇聚口，川北、川西、川东北的人口都往合川聚集，这是它独特的地位优势。
受宋初蜀人反抗朝廷的地域歧视政策影响，成都大量人口向川东和川南迁移，人才东南移促进了昌州科举盛况，也带来了政局稳定后四川以三苏为代表的眉山八百进士（886人）的鼎盛局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
可以说，从眉山向东，无论内江、富顺、资州，还是昌州、安岳、合川，有宋一代，教育几乎都是其顶峰。
这种情况随着成都被蒙古王子阔端屠城，政治中心东移渝中和奉节，许多府县教育表现出不可持续的特性，或者说出现衰弱、中断或断层。元朝虽然注重书院建设，《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癝气以养之，几遍天下。”但整个重庆的书院极度惨淡，史书记载只兴建了忠州龙虎书院和长寿县乐温城紫云岩的凤山书院。
我们先看元代书院一览表，验证一下元朝对书院建设的投入。
[color=rgba(0,0,0,0.9)]元代书院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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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0,0,0.9)]由表可知：四川自蒙军屠城以来，元气大伤，人口锐减，无力进行书院建设，仅以7所书院居全国倒数第二名，无复其唐宋之盛状。
我们来看看元代重庆的进士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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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重庆进士人员一览表
[color=rgba(0,0,0,0.9)]根据统计表可知：江津以5人居重庆市第一名，云阳以4人居第二，大足以2人居第三。
曾经辉煌的合州，经历抗蒙钓鱼城之战，科举已成废墟，竟无一人中举。曾经领先江津的铜梁，只剩下1人。曾经遥遥领先的昌州大足，也只剩下2人。
两宋时期四川的富裕排全国前列，人口达到空前的1300万到2000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宋金战争中，有三分之一的军费由四川贡献。
跟抗战几乎成了一个轮回的故事，全川也是贡献了抗战三分之一的军费。
但宋末四川更惨：据明史记载，屠城后的四川，人口只剩60万。四川遍地野兽，寥无人烟。
元朝江津科举人数居大重庆第一，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江津因独特的地理地势形成的避战环境，保留了避战迁移而来的人才基脉，这是江津在整个重庆最为独特的文化特征：延续了宋以来的中华文脉。其他各地从科举和书院来看，毁坏无遗，文脉断裂，无此特点。加上抗战全国文人聚集重庆陪都，江津成为内迁学校重地，文化四坝之一（主城沙坪坝、北碚夏坝宋元时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又是国民政府唯一的最高女子师范学府所在地，甚至出现国立江津师范和县立江津师范并存的盛况。江津白沙学生城更是以全国学生密度最高而闻名全国，再次成为中华文穴所在地之一。因此在定位江津城市个性的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山水圣地，文脉芯片。
江津的水资源居重庆第一，山水景观也独具魅力，关键是它南处云贵高原边缘，北有缙云山脉横贯，战争一到，民众马上可逃入山林躲避（《县志》中多有记载）。加上江津在宋元和民国抗战时的文教高峰与破举纪录，江津是否可配得上一个“圣”字？
元朝时巴蜀无移民记载，元朝的江津科举是由保留在江津的宋人后代创造，这才是文脉体现。巴蜀宋人传承了唐朝和五代十国的文人精华，所谓“天下诗人皆入蜀”。退一步，如果江津算不上全国范围的文脉芯片，但至少是重庆地区或巴蜀地区的文脉芯片。
二是元朝江津延续了在宋朝时的大重庆教育中心地位，并未因战争而受影响。或者说江津的教育繁荣在历史上具有可持续性和连续性。全国最早的汉代石室兴学之地，学脉先中断于宋末，后淹没于明末，断层明显。明清科举大县，如涪陵、奉节、巴县等，宋元都是教育荒地，不具备从宋至今的持续性和连续性特征。
宋朝整个重庆教育来说，江津还具有源点地位：它的书院居第一、二、三，文庙县级第一，科举首先破处……奠定了它不可撼动的起点优势。
从后续朝代来看，明朝重庆新建书院中，江津以2所名列第二，仅次于夔州3所书院（那是政治中心）。清朝重庆新建书院，江津以11所名列第三，仅次于巴县20所，潼南16所。不仅教育发展轨迹脉络明晰，而且表露出在整个重庆地区的前三位置。
甚至到今天，全川书院只有江津的聚奎书院是唯一还在使用中的书院，在校数千人。而几江书院则演变成现在的几江中学（见我们所写《城市教脉：几江中学280年办学史——底蕴雄居重庆第一》，注：历史年限实际居永川中学之后），以280多年办学历史，成为全重庆市办学历史最长的学校之一（可惜因田家炳先生投资修建综合楼而改名为江津田家炳中学，致使校脉中断，殊为痛惜！期待复名，保存几江书院校脉），比东川书院演变而成的重庆七中早17年。
明朝和清朝，四川政治中心东移，重庆主城因政治中心地位和涪陵得理学大师程颐加持，两地科举一跃而起，遥遥领先。
从宋到清末，全重庆统计举人以上人数，江津居第四位，次于重庆主城九区、涪陵（涪州）、合川（合州），后三者行政单位或为市级或为省级。
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重庆教育提升，主城靠的是政治，涪陵靠的是理学大师，实现的是非常规方式的崛起。而江津没有超常规条件，仍然靠文化底蕴和官方及民间重视教育，以常规方式发展，虽然明清丢失了教育头牌地位，但在重庆府（明朝改路为府）仍然名列前茅。
这是江津以县级单位硬抗市级单位的结果，不是同一个行政量级。如果放在重庆的县级横比，则遥遥领先，望尘莫及。
算起来，由宋至元，不计行政量级的情况下，江津在重庆市（直辖后的区域来计算）保持了400年左右的教育中心地位，且体现出源头性、连续性与可持续性特征，为重庆宋以来之唯一。
江津民众知晓这段历史，江津教育界了解这段历史，是否应该为江津教育重续辉煌做点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