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所谓古埃及、苏美尔文明与“东方主义”
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文明叙事体系中，一张以《圣经・旧约》、《荷马史诗》和斯卡利杰编年表为骨架的“远古文明顺序图”，长期占据着教科书与学术话语的核心位置：苏美尔文明（约公元前3500年）、古埃及文明（约公元前3000 年）、古巴比伦文明（约公元前3000-2500年）、古印度文明（约公元前 2500年）、古华夏文明（约公元前2070年）、古希腊文明（约公元前2000 年）。
百度词条虽试图弱化时间先后的意义，称“古文明的价值在于现代文明发源地”，但对习惯以“信史”框定世界史的中国学界而言，这幅由西方学者引入、照搬进教材的图谱，早已成为衡量“古老”与“辉煌”的标尺。少有人追问：为何商代已入信史的华夏文明被排在较后位置？为何列于末端的古希腊文明早在1670年代就开始“酝酿”，而最靠前的苏美尔、古埃及文明，直至2006年仍在“层累叠加、飘忽不定”？正如史学家刘家和为《西亚考古学》作序时感叹，《剑桥古代史》新旧版本对近东史料的“补充与纠正多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份 “不稳定”，恰恰暴露了该体系的先天缺陷。
一、溯源：从“认领希腊”到“创造更古老祖宗”
西方对远古文明的建构，本质是一场“按需造史”的持续运动。美国学者Michel-Rolph Trouillot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希腊诞下了欧洲，恰恰相反，是欧洲认领了希腊。” 何新进一步揭露，所谓“古希腊理想城邦文明”，本是17-19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与文人（如美第奇家族、但丁），为反对教皇统治而“重新发现并创作”的“冒牌老祖宗”。
当“古希腊故事”遭质疑，欧洲人便遵循线性哲学观，开始“倒推造史”：从《荷马史诗》演绎出特洛伊、迈锡尼文明，从希腊考古派生出克里特文明；再以《圣经・旧约》为线索，“演绎”出古埃及、巴比伦、亚述等文明，最终由 “圣经考古学”派生出“苏美尔文明”。这场“故伎重演”，恰好撞上17-19世纪欧洲“神话、传说、伪造之风盛行”的时代——在种族主义与东方主义思潮加持下，这些“创作” 被筛选、整合，最终成为宣示“欧洲中心论”的“主流史”。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兰克《世界史》问世前，西方普遍认为“东方是人类文明起源”，黑格尔还将中国、印度、波斯比作“历史的童年”。但兰克却以《圣经》为线索，排除中国、印度，建构起以古埃及、亚述、早期希腊为核心的上古史体系——这便是如今西方古代史的“初始模板”。彼时碳14测年法尚未发明，所谓“考古发现”，不过是按神话 “按图索骥”，甚至伪造遗迹以圆其说。
二、解构：古埃及文明“两大基石”与致命漏洞
被捧为“人类早期文明典范”的古埃及文明，其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近代发明”。18世纪前，世界上并无“古埃及文明”概念，金字塔虽存在，却无人知晓其背后的“历史”。伏尔泰曾直言埃及是“最晚有人定居的土地之一”，美国学者J・W・汤普森也承认，19世纪前“最古的历史是《圣经》中的古希伯来史，埃及历史仅靠《旧约》与希腊作家的零星记载支撑”。
真正让“古埃及文明”“落地”的，是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他携带的“研究埃及科学和艺术的法国考察团”，耗时数十年编撰出23 巨册《埃及描述》。萨义德尖锐批评：这本书“用欧洲建构的历史取代了埃及真实历史”，所谓 “世界史”不过是“欧洲史的委婉说法”。而支撑“埃及学” 的两大“基石”，更满是无法掩盖的“假痕”：
罗塞塔碑：这块被誉为 “不列颠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石碑，据称刻于公元前305-前30 年，出土时却字迹“清晰如丝，无一点漫漶”。质疑者嘲讽：找风化痕迹，便说“埋在土里”；找土沁痕迹，便说“泡在海水里”；找海水侵蚀痕迹，又说“被大英博物馆修复”——完美借口的背后，是逻辑的彻底破产。
商博良的“释读”：被尊为“埃及学之父”的商博良，其释读方法被英国学者古奇直指为“猜谜语”——将无音符、无形声结构的象形图画，硬套成希腊拼音。更荒谬的是，这种据称“使用3400 年却无任何改进”的文字，直到19世纪才被欧洲人用“象形活字”“制造”出来：1829年克拉普罗特定制首批活字，1835年德国设计“不规则投影状活字”——所谓 “古埃及文字”，实则是近代产物。
三、动因：东方主义下的 “霸权叙事与文物掠夺”
西方为何执着于建构古埃及、苏美尔文明？萨义德的 “东方主义”理论给出了答案：埃及的价值，不在于其自身的历史，而在于“能与欧洲遥远的过去相联接”。通过将埃及、两河流域塑为“更古老的文明祖先”，欧洲得以在时空上占据“世界文明制高点”，为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正如拿破仑攻占埃及，既是军事胜利，更是“将东方纳入欧洲文明谱系”的象征。
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更是毫不掩饰：“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为欧洲征服世界奠定了基础”、“非高加索人种抵抗、屈服、灭亡”。这种傲慢的叙事，背后是对东方文物的疯狂掠夺：法国驻埃及总领事德罗韦蒂、英国领事萨尔特、意大利人贝尔佐尼等所谓“考古家”，被西拉姆在《法老的复活》中直接列为“窃贼”——他们披着学术外衣，盗窃、制造、贩卖文物，既满足了欧洲的“集体欲望”，也为自己赚得盆满钵溢。
四、反思：中国学界的“原教旨化西学崇拜”
颇具荒诞感的是，当西方学界对这些文明叙事的质疑从未间断时，中国学界的“主流”却将其奉为“不可动摇的真理”。任何对“古埃及、苏美尔史”的合理质疑，都会被贴上“学术义和团”、“学术战狼”、“民科狂想”的标签——这种比西方更“原教旨”的西学崇拜，形成奇特的反差：西方在不断修正自身叙事，中国却在将其僵化、神化。
审视所谓古埃及、苏美尔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术闹剧，更是文明话语权的争夺。那些“清晰如新的石碑”、“凭空出现的文字”、“不断修改的年表”，本质是服务于欧洲中心论的文化符号。当中国学者捧着西方编写的文明年表高谈阔论时，或许该追问：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传播别人的神话？对这些“文明”的辨伪，从来不是“民族主义” 的冲动，而是打破文化霸权、重建客观史观的必然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