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心论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把“严格等级制度下，高等级贵族对于王权的制约”当成伟大的历史进步。虽然我们说中国社会是“以德治国”，道德为先，但是，中国政治还是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来防止执政者的失德，防止执政者的私心膨胀。换句话说，中国政治有道德与法制的双重规范。
知识分子——国家公权的管理者
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是制约王权的力量，从土地占有上说，教会制约王权性质上与封建贵族一样，都是一种均势，只不过多了一些思想和教规的限制。由于世俗与宗教的不同，王权总是希望摆脱教会的约束，教会制约王权的努力难以得到真正的贯彻。除了教会之外，在世俗社会，制约王权的力量只有拥有世袭分封土地的封建贵族。南宋时期，同时代的欧洲有了第一个制约国王的法律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大宪章》。中国早就打破了封建贵族的世袭特权，宗教势力在中国也不强大，小农户的土地分散私有化，如果不联合起来，难以对皇帝产生势均力敌的对抗，那么，中国社会靠什么来制约皇权呢？
欧洲中心论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把“严格等级制度下，高等级贵族对于王权的制约”当成伟大的历史进步。于是，早就打破了世袭贵族等级的中国社会，居然成为落后的独裁专制。难道，我们应该在商鞅变法以后，在把土地分给百姓之后，再把土地收回来，再形成一个封建贵族等级，让大多数百姓成为无产者，然后让世袭封建贵族去制约皇帝吗？按照欧洲中心论以及盲目崇拜西方的论调，中国古代似乎只有倒退回西周时代，才能和欧洲一样“进步”。这种生搬硬套欧洲中心论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做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常常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英国《大宪章》所体现的封建贵族对于王权的制约，与低等级的百姓毫无关系。宋朝没有了封建世袭贵族，从表面上看，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除了军事力量，皇权失去了其他力量的制约。但是，宋朝一直致力于消除类似封建贵族的藩镇割据势力，也竭尽所能地将军事力量控制在皇权掌握之中。因为一旦军事力量能够左右政局，社会将遭受巨大的灾难。同时，宋朝政府还始终花大力气限制各种土地兼并。比照欧洲的社会现实，中国的确找不到能够对抗皇权的力量，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没有制约皇权的力量。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皇权的制约，不像欧洲那样，只表现在可见的、势均力敌的财产关系上，而表现为一整套思想、理论和制度上。这种思想和制度的本质是，在没有世袭等级的平民社会，在没有受法律保护的等级制度下，如何使普通百姓的利益得到保障，如何实现底层民众的力量对于皇权的制约。先不管宋朝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是否足够好，仅仅这样一个非等级制度下限制皇权的构想，就足以显示它的先进性以及现代性。西方近一百年来的民主，也只是向宋朝政治理念的靠拢而已。宋朝实现这一政治理念，靠的是一支后备充分的队伍。这是一批层出不穷的、怀有社会使命感的人，这是一批有高尚道德追求的人，这是一批努力摆脱与一切利益集团相关联的人，这是一批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标的人。这是一批来自社会基层的人，他们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宋朝知识分子。
从孔子时代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仅仅是读书写字，为自己混一个饭碗，而是被赋予了管理国家的责任。孔子的设想到汉朝出现了一个高峰，纸张的出现使得学习文化的成本降低，掌握知识的人数增加。虽然相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纸张已经使得中国成为文化普及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抄写毕竟还是影响文化传播的速度。再加上生产力的水平还不够高，汉朝以后，中国出现了一批世代以知识为传家宝的门阀大族，他们左右了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文化知识是要消耗社会财富的，孔子的“富之，教之”就是说，没有社会财富的积累，文化知识也难以获得必要的滋养。当社会不能提供广泛的、充足的财富，文化的命脉就由少数世家大族靠个人的财富来维系。汉唐之间的战乱时期，也只有用这种方式使得文化和知识在民间生根和延续。汉朝以后，以文化知识为立足的世家大族与欧洲的封建贵族依然不同，他们虽然有门第意识，但他们不是世袭的，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来维系财富基础，以便维系文化的高度。也正是因为中国早已没有世袭贵族，因此，这些世家大族也不是固定的，经常会发生变化。唐朝诗人刘禹锡有一首著名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和乌衣巷是南京的两个地名，是东晋时期王导、谢安两个世家大族的聚居地。刘禹锡的这首诗描绘了这两个名门望族的消失，到刘禹锡的时代，这里已是寻常百姓的住地。名门望族在东西方都存在，但是，第一，中国的世家大族不是靠法律规定的世袭；第二，中国的名门望族以文化为根本。欧洲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名门望族才不再靠法律规定的世袭特权。但是，他们的根本依然不是文化，而只是财富。
宋朝彻底改变了此前世家大族垄断文化知识的状态。这种改变并不是什么人有意想要这么做，而是社会现实发展到了这一步，必须要这么做，不得不这么做。从技术手段说，印刷术在宋朝已经很普遍，这一技术使得文化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当时，宋朝的文化普及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从社会现实说，此前的文化积累使得宋朝科技快速提高，生产力快速提高。土地的普遍私有化，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社会财富大量繁荣，使得文化知识的繁荣有了雄厚的基础，人们对于文化知识的渴求有条件实现了。到了宋朝，知识和文化再也不是少数人垄断的对象，物质富裕使得文化知识得以普及，教育得以普及。
欧洲中世纪，知识分子很少，文化知识的普及基本不存在。没有纸张，没有印刷术，少得可怜的几本书也是靠修道士抄写在羊皮纸上，更谈不上什么传播。中世纪欧洲百姓的文化来源，基本上只有宗教教义。教士们向百姓宣传教义，百姓只有听的份儿，对于教义的解释权全在神父和牧师。直到以后很多年，伴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生，欧洲文化知识的解释权才不再单属于教会，但依然分属于其他利益集团。在宋朝，文化解释权几乎完全属于百姓，属于每一个耕读之家的普通百姓。文化解释权就是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就是对整个社会发表意见的权利，就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民主。抛开做官的人不说，宋朝的民间写作已非常普遍。所有的民间写作都是对社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状况直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才在欧洲出现。
中国现在网络盛行，网民数量迅速增加。自从个人可以开博客以后，中国的个人博客不论从数量还是比例上，都名列世界前茅。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什么？难道只是中国人爱赶时髦？并非如此，要说时髦，美国人更愿意制造和追赶潮流。当今中国网络力量的迅速壮大，除了追逐潮流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中国的传统：在文化普及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愿意发表自己对社会现象的意见。而且，绝大多数人做这件事情，是没有名利意识的，纯粹只是自愿。而这一传统在宋朝就已经有了巩固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宋朝在文化普及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了隋唐的科举制度，明确了中国社会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国家政权的管理者来自社会基层，来自普通百姓。这个原则从此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改变的原则，直到今天。西方社会也只是部分、有限地做到了这一点，而没有做到像宋朝那样彻底。人们把宋朝政治或称为官僚政治，或称为士大夫政治，名称虽隐含有褒贬之意，但无须多加分辩。
宋朝有人写了一句诗：“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朱紫”是宋朝高品阶官员制服的颜色，这句诗的意思是说，宋朝做大官的都是读书人，虽然有文学性的夸张，但基本符合事实。那么，这些读书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前文说过，宋朝以前还有很多靠垄断文化而世代做官的世家大族，宋朝则改变了这种状况。历史上有些资料并不完整，但是，通过现有的资料也可以证实。例如，南宋理宗朝记载了登科进士曾祖、祖、父三代的完整履历，其中，三代都不是做官的超过一半，父亲一代有做官的超过20%。即使父亲一代有做官的，半数以上都是九品以下的小官。也就是说，宋朝的高官绝大多数来自社会底层，例如著名的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岳飞、文天祥等等。因此，宋朝官员的非世袭性，从横向看，是当时全世界所没有的。至今，这一为官的原则也是全世界的共识，这不能不说是宋朝留给现代社会的主要遗产。
人们在描述中国古代社会时，经常会说到“士农工商”这个词。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个词就是社会等级的意思。其实，“士农工商”的划分更多是职业的划分，虽然它有一点等级的含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士农工商”之间是可以转化的。这就好比社会经济，如果人人平均分配财产，那就没有差别，但这会妨碍必要合理的竞争；如果把差别世袭化、法律化，那就形成了垄断下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合理的社会应该是允许差异的存在，但同时允许以公平的方式，允许每个人靠自身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士农工商”的职业划分事实上就是这个原则的体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诗虽然出自宋朝以后，但是，用它形容宋朝的官员还是非常贴切的。
宋朝的国家管理者具有非世袭性、开放性的显著特征，决定了这些人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就科举而言，在宋朝，“农工商”都可以参加科举，当然，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仕途的大门对他们是关闭的，例如罪犯、妓女等特殊群体的后代。但是，从良的妓女，几代之后，只要她们的子孙安分守己，也可以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待遇。
宋朝官员队伍的开放性，决定了国家公权力的开放性，它以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权力最大限度地属于全社会，而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社会上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从职业划分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自耕农还是地主，有土地的农民也可以算一个利益集团。而且，宋朝的官员大多来自这个庞大的群体。因此，宋朝政治以几种方式限制利益的膨胀。首先，宋朝对官员的田产、地产有明确的限制；其次，土地的分散化，也就是小农经济，使得利益难以集中化地影响政治；再次，农业人口占据最大的比例，公平地维护农业的利益，就相当于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
针对利益对国家管理者的干扰，宋朝有一个祖宗家法值得一说，这就是对官员经商的限制。从宋朝初期起，宋朝就禁止官员经商。宋朝初期，著名的宰相赵普就因为经商“夺民利”而被追究。不仅对官员如此，对于皇家宗室也同样如此。宋太祖赵匡胤的岳父也经商做生意，赵匡胤便将他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实际上就是禁止其经商。此后，宋朝各代都禁止宗室经商，还禁止宗室与商人联姻，目的就是防止与利益集团产生密切的关联。
如果说赵匡胤对于官员经商禁止得还不够彻底，那么，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宋朝开始全面禁止官员经商。此后，北宋、南宋多位皇帝都颁布过禁止官员经商的诏令，有些甚至严格到禁止官员直接从外商那里购买商品。这一做法实际上源自汉代，汉朝明确规定商人不能做官，做官不得经商。宋朝有一点改变，并没有明确要求商人不能做官，但是，规定了官员不能经商，除非商人放弃经商，否则很难成为官员。当然，南宋以后，宋朝官员经商的现象有所增多，有的还相当严重，这里有特殊原因，核心问题在于官员私人经商与替政府经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国营与私营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待禁止官员经商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视为这是“重农轻商”，而更应该看到，这是防止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干扰，防止利益集团与国家公权力产生各种勾连。
宋朝国家政权管理者的来源具有极大的广泛性，使得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民意。而官员产生的方式也比较公平，这就是科举。宋朝以前，汉代有“察举”，也就是各级地方官员必须向朝廷推荐品行良好的人。从本质上说，这种方式也是要从民间寻找合适的国家管理人才，但是，“察举”有它的局限。一是，它纯粹以“孝廉”这一道德品质做标准，而道德很难量化比较；二是朝廷还规定各地方“察举”的名额，如此一来，不免滥竽充数。唐代已经有科举，但唐代的科举还不够广泛，世家大族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师生之情也容易形成小集团。宋代的科举制度在广泛性的基础上，又使得公平性相对得以保证，考试制度更加深入人心。由此而产生的官员，以及对官员任职期间的一系列限制，凸显了宋朝政治一个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国家公权力的管理者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而是一个超利益集团的集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相对公正。而且，这个超利益集团的公权力掌握者，并不是要消除某个特殊利益集团，而是协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以实现社会相对公正的使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而我认为，当今的西方选举其实来源于中国的传统，只是两者在形式上不太一样而已，西方选举重视形式多于重视本质。选举的形式在中国人看来从来不是目的，选举要达到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
宋朝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被录用，继而做官，皇帝都要亲力亲为，因此，科举功名获得者号称“天子门生”；朝廷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也由皇帝任命；皇帝甚至还要亲自接见到外地赴任的官员，亲自听取从外地离任回京官员的汇报。那么，这个官员集体是否就与皇帝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呢？从现实中说，有这种可能。但是，前文已经说过，宋朝的皇帝对于皇权已经有所区分。皇权虽然更为集中，但是，它以一系列制度固定和隔离了皇权的私利成分，除此之外的皇权则成为最高公权力的象征。因此，皇帝对官员的录用、任免，也应该看成是社会公权力在发挥作用，而不是为皇帝的私利服务。此外，国家公权力、社会整体利益、大众利益总要有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欧洲中世纪用宗教的上帝做象征，现代社会大多以非拟人化、非实体性的“宪法”做象征，而中国古代则以一个具体的人，也就是皇帝来做象征，只是象征手法不同而已。再则，直至今天，英国的王权已经没有多大的现实影响，但是，英国政府官员的任命，还是要由国王或女王象征性地走一个过场。这种象征是历史遗留的习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曾经发生过类似大臣向国王宣誓效忠，总统向《宪法》《圣经》宣誓效忠的事件。宣誓效忠的仪式的实际意义，就是领受公权力的象征性。而且，直接效忠的现实性与间接领命的象征性，在君权神授时代就已经存在。相对而言，皇权对于官员的任命仪式在宋朝时的象征意义更大。
欧洲中世纪时，罗马教会最重要的思想家、理论家托马斯·阿奎那曾经论证，“上帝就是真理”。因此，教会对于世俗社会的管理，其权力都出自上帝，接受这一权力的教会成员实际上就是一种信仰。由于宗教和世俗的不同地位，因而中国在形式上与欧洲很不一样。在本质上，中国皇权的性质是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皇权是私权，那么，这种关系就是家天下的直接效忠；如果皇权是公权，那么，这种皇帝亲自面见的仪式、直接任命的程序，就是托付天下苍生的象征。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官员虽然以“忠君”为首要原则之一，但是，“忠君”其实是忠于社会公权力，“君”在这里只是一个象征。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其注重礼仪的国家，没有向皇帝宣誓效忠的具体仪式，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把忠于公权力变成忠于皇帝个人。那么，中国宋朝的知识分子，是如何保证让皇权始终代表社会公权力，而不被私化呢？
作者：刘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