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先行者乘势而动
文/主笔 黄钟 图/台湾文史工作室提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此前一天，宋庆龄托着孙中山的手腕签署了国事遗嘱。遗嘱称：“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原装版。
众所周知，孙中山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1966年11月13日，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今天，反动派力图欺骗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青年，叫他们不要搞革命，不要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了。他们妄想诱使人民相信，革命是可以通过不革命而完成的！”宋庆龄所表述的，是大陆曾经的主流观念。
在大陆相当长时期里，“革命”是一个无条件的褒义词，有着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一如毛泽东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造反有理”。如果时光倒退20年，谁要反对革命，可能被归类到“反动派”或者“反革命”之列。
物换星移。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大陆，忽然听到“告别革命”的声音。人们开始看到反省“革命”的文章，比如认为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宪政改革的进程，就此把中国引入了持续动乱的时代。昔日的“革命”，如今可以用文字去“反”了。
其实，如果不能够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样的理解可能失之粗陋简单。事实上，孙中山并非天生的造反派，他的一生并不都是“革命的一生”。他经历了一个从上书到造反，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
1890年，孙中山给已经退职的香山籍洋务派官员郑藻如写信，建议“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等。1894年1月，孙中山在老家翠亨村起草上书李鸿章的“万言书”。当时，孙中山见到陈少白说：“如此项条陈得鸿章采纳，借此进身，可以实行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可以说，此时的孙中山仍热切希望能够跻身体制内来改良中国。在8000多字的《上李傅相书》中，孙中山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
是年6月，李鸿章收到孙中山的“上书”，借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满怀希望的孙中山就此觉得清廷腐败无可救药。后来在自述中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
转眼之间，孙中山走上了造反之路。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秘密誓词。这一年，孙中山28岁。
可以说，孙中山的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响应者寥寥。1895年10月，孙中山准备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广州起义流产。孙逃亡香港，由旧金山赴纽约，沿途鼓吹革命，“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耳。”（孙中山语）当时的美洲华侨认为他是“谋反大逆，视同蛇蝎”。
1908年河口起义，仅捐得四千余元。南洋的千万富翁陆 原本答应捐10万元，事到临头，却对前去游说的邓泽如说：“恐怕你们没有成功的把握吧？等你们有成功的把握的时候，我来帮助好了。”
至黄花岗一役，革命党深受重创，孙中山称“自有革命战争以来，吾党之损失，未有若斯役之巨者”。这是孙中山第十次武装起义失败了。
这时离清帝逊位已经不到10个月了，但孙中山的革命行情仍然不怎么被人看涨。1911年5月5日，孙中山准备在芝加哥成立革命公司，作为募款机构，发行每股200美元的股票，等民国成立后，股票倍价收回。可是后来由于认股的人太少而作罢。当时在许多人眼里，孙中山革命的前景实在是不值钱的垃圾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的时候，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数月之后，他居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廷颁布退位诏书。清朝寿终正寝。帝国成了民国。相对于洪秀全那排山倒海的造反，此时中国的起义和冲突规模，只能算是轻轻一扒拉，200余年基业的大清帝国居然就轰然倒塌了。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抵达上海。可是，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可是，临时政府生下来就是个穷光蛋，不仅难以支付军饷，连临时政府自身的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财政部的金库一度只剩10元钱。孙中山他们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收拾残局。原来的“要是没有了清政府还有哪派力量能够领导中国”的疑问，变成了政局乱哄哄，进而变成内战和动荡的现实。
简单从结果来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预言应验。比如，康有为1902年发表《辨革命书》，批评革命是“自生内乱”；1903年到1904年，梁启超发表一系列文章，反对革命，他认为中国人民即使推翻了清政府，也没有能力建设民主的新国家。
事实证明，清朝的终结并不等于孙中山这些革命者的力量强大。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清朝体制内发生逆转，堡垒内部出现裂缝，形成了墙倒众人推之势。比如，1911年11月5日，苏州独立，原巡抚程德全任都督；11月7日，广西巡抚沈秉 、藩司王芝祥宣布独立……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左右，全国22个省有17个宣布独立。
所以，问题的根子还在清政府内部的积重难返。满清入关之后，专制统治技术之娴熟，超越以往的朝代。生活在汉民族汪洋大海里的满族统治者，对政权的安全有着异乎寻常的警惕和危机意识，维护满族统治权压倒一切。直至历经了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等内忧外患，持续的兵连祸结都没有让清廷像日本明治政府一样毅然自我革命。1898年的维新不过百日，戊戌变法后，变法在政治上成为异端，康有为成了被迫流亡海外的政治犯，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虽然还有京师大学堂留了下来，但变法的思想、变法的人士、变法的措施等等，遭到了清算。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在大清帝国一直是禁书。一大批顽固派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此时的慈禧太后连学秦惠文王杀商鞅其人却用其政的胸襟都没有。慈禧太后们不喜欢康有为们的修正主义，几乎和不喜欢孙中山们的革命党一样。
八国联军入侵后，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慈禧太后也开始改革。1901月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正式颁布“预约变法”的上谕，承认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称“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政务处，审查各地的建议。8月20日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发表文告，更是提出了“惟有变法自强”，“舍此更无他策”，告诫“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慈禧太后这个杀维新派关维新派撤维新派、杀革命党关革命党的人，如今成了变法的总发动机。
实事求是地讲，自此到清朝覆亡，清廷确实进行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改革，比如宣布死刑仅用绞刑一种，废除科举制，开始司法行政分立，设立商部，奖励实业，等等。许多制度上的建设，其深度、力度和广度，都是清朝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清朝最后那些年月里的变法，已经远远超越戊戌变法。但是形势不饶人，清廷这场变法自保的政治赌博还是输了，并不是变法没有成效，而是来得太晚了。
改良的机会和时间是清廷自己浪费掉的。就拿民智问题来说，1905年春，孙中山在英国拜访严复时，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事实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都有人提出废除八股，但康熙时黄玑，雍正时张廷玉，乾隆时鄂尔泰，都反对变革。鄂尔泰说：“非不知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由此可见清廷统治者之格外的保守与顽固。而日本自1872年不畏艰难地推行义务教育，在1873年学龄人口中入学人数仅占28%，到1904年则已达98%。
希望改良道路能够走得通，并不等于事实上就能够让所有国民同心同德搞变法。因为谁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正视这一现实，通过主动变革来化解动荡的因素。等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再改革，往往就没有机会了。就像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的开明上一样，也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众的忍耐力上。
来源：《凤凰周刊》2005年第7期（总第176期）出版日：2005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