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讨论之四
[问题讨论]
韩寒们与传统文坛为何势不两立？
一个时期以来，文坛的多种嘴仗此起彼伏，近年较为热闹并引人注目的是以韩寒为代表的“80后”年轻一代作家与一批中老年作家所代表的传统文坛之争。此间的矛盾是非，双方都针锋相对各持己见，甚至相互挖苦攻击且不乏刻薄过激之辞。同怀文学理想，同是文学中人，同执着于文学写作，双方却似乎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这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学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本期“文化观察”专栏推出的几篇文章试图对新老两代作家矛盾的焦点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以期引起文坛内外众多朋友和读者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将邀请大家围绕以下问题开展笔谈与讨论：
1.当今文坛为什么会出现新老两代作家之争？
2.新老两代作家为何势不两立，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3.如何评价新老两代作家的是与非，双方的冲突对中国文坛意味着什么？
4.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并让中国文学的大家庭趋向和谐？
5.与此相关的其他话题。
请您写出2000字以内的稿子寄给我们：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请在信封上注明“问题讨论”字样。“文化观察”专栏将陆续刊登您和您周围的朋友们对上述问题的高见。热忱欢迎大家踊跃来稿！
《北京文学》编辑部
前几日，在电视上看到洪晃跟人煞有介事地讨论“90后”与“80后”的比较之类的话题，联想起“90后”这个词正在日益频繁愈加密集地见诸媒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80后”该退场了！
最后的“80后”
伊 沙
前几日，在电视上看到洪晃跟人煞有介事地讨论“90后”与“80后”的比较之类的话题，联想起“90后”这个词正在日益频繁愈加密集地见诸媒体———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80后”该退场了！就像十年前，上个世纪末，“70后”这个概念对那代人来说刚发明出来不久，直到卫慧、棉棉的突然畅销，才从评论家的口中走向社会。但说完就完转瞬即逝，因为社会已经在“80后”的名头下很快便找好了韩寒、郭敬明这两个人。现在该轮到“80后”了，“90后”的垃圾人选一旦找好，包装完毕推向市场（恐怕这一切早在进行中），你就玩蛋去吧！玩概念是以追新为驱动力的，所以就这么残酷无情，所以，笔者在此谈论“80后”恐怕已是最后的“80后”，是“80后”的青春祭，再不谈就没机会啦。
需要申明的一点是：笔者在此谈论的只是作为文学现象（一种青春文学或非文学的现象）的“80后”，其他方面和更多的背景不作涉及。即便如此，有一种时代性的尴尬将不可避免，那便是在今天不论你谈什么都要从垃圾谈起，因为往往垃圾才是你通达读者的重要媒介———有时甚至是唯一的。顾彬说卫慧、棉棉是垃圾，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尝过韩寒、郭敬明这两个，就让我从这两个人说起。
2006年，我等一彪诗人与韩寒曾有过一场网战，起因是网民共戏梨花诗，韩寒顺从民意适时向那位妇女同志踏上一只脚，并借此发出癫狂妄语：“我的观点一直是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现代诗的最多价值只能作为歌词的一个小分支存在。既然没有格式了，那有写歌词的人就行了，还要诗人做什么。”———此言一出，诗人们群起而攻之。回想起来，笔者当时也是义愤填膺破口大骂！其实这只小奶嘴聒噪什么，我本从来不听，他不天天在那儿搜寻着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再来点简单逆反思维外加童言无忌吗？谁有兴趣搭理他？只是当时我意识到：这个无知的小儿说出的是广大愚众的心声，具有一呼百应的效果，继而会形成一种可怕的“灭诗”风潮，使得这个民族的文化嘴脸变得更加丑陋不堪，便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记得在当时的帖子里，此子大言不惭道：“从上学开始我看见图书馆里的现代诗集就是这观点，永远不会变了。如果数学习题册像现代诗集那样排就好了，打草稿的地方全有了。在我所有的小说里，每本都不忘要讽刺现代诗一下，然后自己写一首，还真有没看明白的读者以为我喜欢现代诗。”———真是大言不惭啊！他竟将他的“长作文”称为“小说”？就算“现代诗”真的“没有存在的必要”，“长作文”也不会直接等同于“小说”吧？有一次遇到韩寒的一个老粉丝（说“老”是因为年龄着实不小了），我质问这个还算懂文学的老韩粉道：“他写的那是‘小说’吗？”老韩粉明显心虚闪烁其词：“我不看他的小说，我喜欢的是他的杂文。”我再异议道：“那是杂文吗？是博（客）文吧？”老韩粉额头冒汗道：“也许我喜欢的并非是他的文字，而是他这种敢说话的精神。”———在那次网战中，笔者曾有言道：“这是时代这个富婆所包养的一个小面首。”今天我想说：他还是性商店里一个敢于说话的充气娃娃，一些老哥哥将它买回家去可作自慰之用，他们年轻那会儿没赶上好时代，憋屈了一肚子话，想说又不敢说，这个充气娃娃奶声奶气地替他们说了。
至于那个郭敬明，可是法院判定抄袭惯犯。时代真是不同了，原本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抄袭就等于自杀，我还记得叶蔚林的例子，当年那个《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中篇小说写得不错，人物、故事也是自己的，就因为抄袭了契诃夫的风景描写，一下消失了很多年。等到再次复出又抄袭了一个无名作者，这回便彻底消失了。郭敬明也是惯犯，但却没事儿，非但没事儿，越抄越红，这也完全可以作为反证：其实大家没把他当成作家，不是“作家”只是“偶像”，不是“作家”就犯不了作家的罪，“偶像”抄不是罪。在电视上看见这个人（还有上面提到的那个韩寒），我有一种无法自抑的生理反感：这哪里是什么“作家”呀？分明有一颗娱乐的心和戏子的嘴脸！在某所大学的文学讲座上，我直陈自己对台下“80后”的不理解，提及了郭的身高，一个女生勃然而起，险些跟我拼命，怒斥我道：“你崇拜的鲁迅也就这么高！”———是啊，是啊，都一般高，所以，郭和韩，才可以成为仅次于鲁迅而位列在孔子之前的“文化偶像”———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主要拜“80后”的网民所赐！
曾有爱护“80后”的好心人提醒我：“这两个的确是垃圾，你看看张悦然。”于是我就看了张悦然。昨天才过三八节，我本来也不会骂妇女。但是，你要让我承认这是文学，那是休想！正如有人曾想让我承认安妮宝贝一样，一些“思想进步”的老头子会承认，我这个文学终极标准的保守派绝不承认！如此情调的东西，你就是把文字绣成花，也不会成为我眼中的文学。别说她们了，对张爱玲我都爱不起来，对村上春树我都有保留意见……
提到村上春树，那就说说春树。怎么说呢？我对妇女嘴软，对与诗沾边的人抱有好感，对朋友———春树是我的朋友，怎么说呢？还是咬着后槽牙把实话说了吧：春树的“小说”不是小说，春树的诗歌还是诗歌———并且是不错的诗歌。在新世纪之初，曾经是“80后”前卫诗歌的先声和最具标志性的作品。但是我也必须指出：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不是说她本人无进步，而是进步的幅度太小，她现在的诗即便是在“80后”的诗人方阵中已不居于前列。“60后”代表性的女诗人贾薇有诗云：“是我受的教育把我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我想春树后来的情况应该是：是我得到的承认把我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人在年轻时的可塑性是多么强啊！《时代周刊》把你塑造成中国所谓“新新人类”存在方式的代表人物，你就得很符号化地那么活；《北京娃娃》售出的外文版权多，你就得那么一路娃娃下去。我注意到她在诗中开始很有革命的激情和词汇，但却都是符号化的使用并无精神上的背景，这样的东西像是在追逐西方的时尚，不懂诗的外国记者喜欢？而在我看来，如此的不真是最伤诗的———跟某些爱玩文化符号的老诗人一样。
还有个李傻傻，也曾跟诗沾边，曾被包装成“实力派”，当年吹得那个凶啊！媒体称其为“小沈从文”，我怕年轻人被吹晕了信以为真，还在评点其诗的只言片语中作过善意的提醒。想当年，这个“实力派”玩的也是跨文体写作，我以为其诗、散文和不多的短篇小说还不错，长篇不是小说，那种靠心血来潮的情绪推进的长篇一看就不是“实力派”的搞法。果然很快就没下文了，不出活儿叫什么“实力派”？多年以前，我曾有幸见到过这位尚在西北大学就读的光头青年，脑门上有个刀疤，说是小时候打架留下的纪念，聊起诗来不甚懂却自信。多年不见，再见又是在电视上，在本省电视台一个知识分子过嘴瘾的谈话节目中。见其头发长了，人秀气了，还是很自信什么都敢说，只是全使用的是社会标准词汇，思维方式已经庸俗不堪。也难怪，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媒体供职，现在是报人———那个城市那家媒体在我看来是诗人、作家的饭堂，也是诗人、作家的坟场！
大约三年前，我在著名诗评家陈仲义（大名鼎鼎的舒婷的老公）口中头一次听到“郑小琼”这个名字，尚且还没来得及看东西，已被“打工妹诗人”或诸如此类的包装倒了胃口，在“鲁豫有约”的电视节目中见到的本人也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傻？再往后，她又迅速沦落为一名“得奖专业户”和“签约作家”，我就更觉得没必要看她的东西了。近两月我在编一部大型诗书，专门辟出时间读了好多诗，尤其是此前我不掌握的诗人的作品，此女便是其中之一。我发现其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打工妹诗人”之类的包装简直是对她的侮辱，其诗有云：“我一直坐在南方的黑暗中央/目睹在化学物品中丧失生育的姐妹们，她们的叹息成为∥时代缔造的伤口，中国特色的绷带裹住了真相/一千个失语症患者在充当国家的发言人，他们开始/在报刊电视上练习对口型，以保持这个古老国度的/团结的优良传统，它的耳朵封闭，但我必须说出/哪怕我的话只是沉默的延续，但我不断拒绝骨头里的嚎叫”———真是没想到，“时代的强音”竟由一位“打工妹诗人”发出。但她完全可以更好，是她对“诗”的有限理解限制了她。如果她不挺身而出替“姐妹们”代言，如果她不登高一呼发出正确的抗议，如果她转过身去直面生存现场的细节，如果她不使用这些大词和生硬的标准诗语，她完全可以更好———当然，那就得不了奖签不了约，也得不到中国文坛老少爷们儿们的喜欢了。
文学内部诸种文体的生长周期是各不相同的，诗歌的生长周期相对较短，长篇小说的生长周期相对较长。但是在市场上能够占据较大份额的只可能是长篇小说，所以是市场在诱惑时龄二十来岁的一代人拿出他们的长篇小说，结果拿出的是一些“长篇作文”、“长篇自白”、“长篇日志”……能卖就成，与文学无关。真正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当能卖的都是言情、玄幻、恐怖、军事等类型小说的时候，谁还会执着于纯文学？谁还会笃信文学亘古不变的那些标准？正是根据文学生长的自身规律，笔者以为“80后”目前唯一可能有所建树的是在诗歌方面，所谓“诗歌的事业是青春的事业”———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有心人已经作过统计，结论是：一个诗人在28岁以前还没有写出自己的代表作的话，就基本上没戏了———如此说来，“80后”的诗人们倒是该有些紧迫感了。好在不是一片空白，好在有一批对于社会而言有些默默无闻的“80后”的诗人们正在精研诗艺埋头写作健康成长，不为诗外的因素所左右，持续不断地创作出好作品。我在近期为编书而作的仔细阅读中更加确信了他们中的佼佼者是：叠水、李异、发小寻、西毒河殇、艾蒿、王彦明、刘天雨、莫小邪、人面鱼、张紧上房（崔征）、封原、杨叉、嘎代才让（黑人）、李勋阳、刀口漫步、八零……这些名字已经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群英谱，他们才是“80后”这代人目前在文学上的尊严和脸面———当然，这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不知道的，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它诞生的时代里，都要带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或被误读的色彩———这是真理。
我不是庸俗的进化论者（文学尤其不相信进化论），更不自欺欺人地以为每代人都会产生大作家、大诗人。纵览中外文学史———它的残酷无情在于可以一个朝代一个国家地制造空白，也可以在某个朝代或国家让群星闪耀群峰并峙，绝不搞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指出这一点，不仅是对“80后”的提醒，更是对我自己的提醒。每代人所处的环境都有对于文学写作而言的优劣因素，对天降大任者从来没有生不逢时这一说。那就让求市场的得市场，让求永恒的得永恒吧！但愿行将消亡的只是“80后”这个庸俗的概念而不是一代文学新人，但愿在很久以后个把光耀世界的文学大师名下写着：198X年生……
对文坛及体制而言，通过对“80后”作家的命名，行使他们的话语权，以此明确他们和“80后”之间的区别，这种命名隐含着某种微妙而复杂的怀疑及不信任感。
“80后”作家真的存在吗？
———就一场关于“80后”的论战说起
徐 勇
数月前，据说在文坛与“80后”作家之间有过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一时之间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侧目或注目，然而也有让人摸不着头脑之感。
国家玮先生前此有过一篇专谈“80后”问题的文章，名曰《断裂：在文坛新生代与保守派之间》，其中表达了作者对文坛上那种纷扰芜杂现象的困惑，对那些此起彼伏的当前的先锋和曾经的先锋们之间的争斗，作者更是忧心忡忡并痛心疾首。其实，国家玮先生大可不必如此大动感情，如果真如他所谓“文坛怪事总在重复出演着”，那也就见怪不怪其怪自怪了。
其实，“80后”从成为一个称谓和概括以来，一直就是一个话题和作为一个事件存在。而所谓“80后”作家，一般也被认为“是1980～1989年间出生的学生写手”，以区别于文坛上及体制内那些成名的或即将成名的作家。而这种称谓的由来，窃以为，说到底其实是体制内作家确立自己身份和合法性的手段之一。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文坛不停地遭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压力和冲击，文坛秩序受到极大的挑战。发端于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被认为是当代知识分子分化的表征，这种分化随着资本及市场的不断渗透已然形成并被固定下来。
至于其中是否存在“断裂”，我倒倾向于“分化”之说。90年代盛极一时的“晚生代”作家，就是以一种极端的决绝姿态显示其与文坛秩序的“断裂”。但历史已证明，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姿态和策略，其被纳入文学史叙述即是最明显的例证。而“80后”作家与当今文坛的“断裂”其实也可以作如是观；但这次来势似乎更加凶猛。当初“晚生代”作家登上文坛之时，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包括大众很大的注意，这部分与“晚生代”作家以纸质媒体传播及存在方式有关。而“80后”作家如今则凭借较为完善的市场及更加风行方便的网络手段，迅速走红，并被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群体追捧。与“晚生代”作家不同的是，“80后”作家不必获得文坛认可就能获得广大青年读者的认可并能得到相当丰厚的报酬，这也是“80后”作家不把文坛及体制放在眼里的主要原因。但话又说回来，只要“80后”作家需要而且必须以纸质书籍的形式出版他们的作品，他们就必定面临一个文坛秩序及文学史认可与否的问题。事实上的被大众认可和被文坛拒绝之间，使得他们不免焦虑和愤怒，争锋及冲突自然不可避免。但如果细心体会，我们便会发现，这其实就是评论家所说的“大众”和“小众”之间的区别和分化，双方大可不必逞争论之一时意气，冷静客观地反思和平心静气地沟通才最为重要。“80后”作家依靠他们反体制的写作及迎合市场及大众的运作赢得年轻一代的认可，这些大都源于中国已然成形的市场机制及虚拟网络空间的存在。而作为体制性存在的文坛作家，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体制的限制，还要受到基于他们所受文学传统及趣味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写作相对而言只能停留在相对“小众”的圈子。说到底，他们之间其实是在不同的层面显示自身的存在，拥有各自不同的读者群，“好比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断裂”，不如说“分化”更为恰当。
在我看来，问题就在于，“80后”作家都有他们的野心和不安分处，他们并不想仅仅停留在以市场运作和网络空间为主导的形式显示自身。而文学的存在方式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以前那套以纸质文学为依托所确立的规则和标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同时，传统体制内作家也开始以博客等网络空间或形式彰显自己等等。这些都使得双方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也使得双方之间所谓的距离和差异相当模糊。这种冲突其实也是文学观念发生巨变的一种表征，至于能否形成共识自是难说，但文学最终分化为“大众”和“小众”已然成为事实。
对“80后”的命名就是这样一种冲突的表征。据说韩寒就很不同意这种代际划分。而事实上，这是一种事后的设定，这里面凸显了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自然也包含了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对文坛及体制而言，通过对“80后”作家的命名，行使他们的话语权，以此明确他们和“80后”之间的区别，这种命名隐含着某种微妙而复杂的怀疑及不信任感。而对于那些被拒绝的“80后”作家，他们一方面愤慨于这种指认，一方面默然承受文坛对他们的命名，因为这种命名对他们而言，是在向世人宣布任何忽视他们的不可能。但事实上，这种命名并不能涵盖所谓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也不具备多大的“公约数”，被包括在“80后”中的作家群体也已经发生分化，这从相当一些“80后”作家先后加入作协被体制所接纳即可见一斑。
这不能不让人生疑，“80后”作家是否仅仅是一种假设？而如果仅是一种叙述或认同的方式，其集团作战的手段是否只是一种策略而已？此外，在命名“80后”作家的过程中，媒体及资本市场所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而且，随着“80后”浮出水面，又有了“70后”甚至“90后”的说法，当人们执着于命名的游戏时，它背后的真实反而被忽略了。也许在人们眼里，任何说辞都仅仅是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