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作文赏读）宋代科举策论赏析：苏轼考场作文 [复制链接]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而是把自己想说的当场说来，可以看出作者有极高的修养，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
　　●《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刑赏忠厚之至论
　　□苏轼（宋）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鲧也？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他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原文介绍」
　　本文为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应礼部试的试卷。主考官欧阳修以为它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原文作者介绍」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
　　「关键词：策论」
　　宋代王安石执政后，立即对取士制度进行改革，废止了考诗赋，而改用经义，以发表政治见解的时务策论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以便选拔一些通经致用的人才，为变法服务。这种政论性文体称为策论。策论大多要求考生就一些问题展开论述，即论证某项国家政策或对策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侧重于考查考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名家点评
　　读苏轼策论有感
　　□于坚
　　什么是策论？策，就是册，把问题写在册简上，让前来应举的考生回答。但策还有更重要的意思，例如政策、策谋，对策等。策论也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宋嘉祐二年（1057），苏轼参加礼部进士考试，其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并非应付考试，也没有刻意推测考官喜欢什么，思考的问题也相当深刻。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枯燥的题目，作者却说得有声有色，好像早就成竹在胸。完全没有一般试卷的战战兢兢揣摩谄媚讨好之相，就是在平常时刻，风清月白，灵思忽至所得之文，也不过如此。如果不说是策论，读者是想不到它只是一纸试卷的。区区六百言，读起来有青铜之音。
　　传统中国是否像今日某些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完全没有任何思想自由可言？苏轼的这篇策论，至今令我激动的依然是它自由思想的魅力。此文曾经引发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文中，东坡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
　　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曾就此事出处问苏轼，苏轼答云：“何须出处。”这种回答很令人想到当年陈寅恪先生“不尊奉”。尤其，欧阳修时代“载道”“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苏东坡公然杜撰了一个典故来为他的论点辩护，这是今天中国那些言必某某说的战战兢兢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相比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篇策论的题目只是规定文章的内容，并不规定你同意或者否定。仅仅是请你对此问题发表高见。而且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关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孟德斯鸠曾经著有《论法的精神》，上下两大册。《刑赏忠厚之至论》也是论法的精神，把“法”的两个方面，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说得那么清楚，不过是区区六百字。
　　年轻时就有“仁可过，义不可过”这种立场的苏轼，成为古代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成为知识分子的典范，对中国文明产生巨大的影响，显然与科举制度有关。同时，无数人才被科举制度中良知泯灭的考官的个人专制所扼杀，也令科举制度最终被取消。
　　（于坚，诗人，作家）

苏轼20岁时，与弟弟苏辙离开四川到北宋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是欧阳修。苏轼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关于这篇文章，有不少有趣的故事。欧阳修阅卷后，觉得文章写得很好。当时考官阅卷和今天高考阅卷一样，考官不知道考生的名字，以免偏心或走后门。欧阳修觉得写这篇文章的考生应该是第一名。但是，他多了一个“避嫌”的心眼。欧阳修虽不知考生的名字，但他怀疑这名考生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如将曾巩评为第一名，日后难免有人说闲话。因此，欧阳修将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生立为第二名。要说苏轼亏了，也说得过去；要说苏轼没亏，也完全可以。古时候考试不像今天，一题一分或一题五分，满分一百分，分数谁高谁低虽清清楚楚，但真实水平未必真如此。所以，古时候考试优劣判断有人为因素，事实上也符合实际。

   但是，年轻的苏东坡与这篇文章有关的故事还没完。这篇文章这样写到：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奖赏的时候，如果功劳不能确定，情愿给他，这叫广施恩泽；惩罚的时候，如果罪行不能确定，情愿饶了他，这叫谨慎用刑。用今天的话归纳说，就是“疑功从有，疑罪从无”。有很多对中国历史缺乏真正了解的人，常说中国没有法制，还把“疑罪从无”当成西方法律的先进理念，看看约1000年前苏轼的文章，就该知道对中国历史的这一理解是错误的。“疑罪从无”的精神，在中国很早就有了。这篇文章后面讲到一个名叫皋陶的古人。皋陶是尧舜时期的人，距今4000年以上，是公认的中国司法界的鼻祖。传说皋陶有一只长得似羊的独角神兽，皋陶判案时，若有疑问，该独角神兽便会用角触有罪之人。如今，一些法院大门前，也有独角兽的雕塑，代替一般常用的看门狮子，其来源就是皋陶的传说。此外，尧舜禹相继禅让后，禹按照禅让制，打算禅位于皋陶，可惜皋陶死在禹的前面，才没有实现。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最有意思的后面的一段文字。文章说，有一个罪人，皋陶严格执法，三次判定该杀，但是，尧三次改判原谅他。因此，全天下都对皋陶严格执法肃然起敬，对尧谨慎用刑感到高兴。如果仅从字面上说，我们可以有很多议论。比如说，皋陶的判罚是否正确？尧帝的宽宥是否有道理？按一些“中国黑暗论”崇拜者的推断，皋陶很可能是受了贿乱判，尧帝也是收了好处地“捞人”。但事实上，史书记载，皋陶主管司法时期，天下无虐刑，无冤狱，天下太平。有一个成语叫“画地为牢”，现在常指自己约束自己。而在历史上，它的来源就是皋陶在地上画圈当成监狱，犯人就呆在圈子里，没有现在的牢房。对于今天我们的理解来说，“画地为牢”意为自己约束自己，与它的本意倒是接近的。当然，对于苏轼文章中的这段话，我们也可以说，皋陶与尧帝，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相互配合，既保持了法律的威严，也建立了宽厚的仁慈，使得天下的治理达到平衡。然而，这只是我们按照字面意思的推想。

   苏轼考试结束后，得了第二名。考官们对于苏轼文章中提到的这段话有点拿不定主意。中国人写文章常常用典故，有些人为了显示学问，经常使用非常冷僻的典故。因此，考官对苏轼的这段话、这个典故出自哪本古书判断不清，便有人向年轻的苏轼询问。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考官之一梅尧臣问苏轼：三杀之三宥之的典故出自哪里？苏轼说：我杜撰的。林语堂在这里搞错了，也省略了很多后续内容。其实，向苏轼询问的，不是梅尧臣，而是主考官欧阳修。

   欧阳修问年轻的苏轼，该典故“此见何书”？苏轼回答说：“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回家认真阅读了《三国志-孔融传》，没有找到苏轼在文章里引用的“三杀之三宥之”这段话。欧阳修作为一个好学的老者，面对年轻的苏轼也不耻下问。改日遇到苏轼，又说，你说的《三国志-孔融传》里没有啊？苏轼说，袁绍被曹操所灭，袁绍的儿子袁熙有一个漂亮老婆，曹操将她送给了自己的儿子曹丕。这个事情发生后，孔融对曹操说：“当年周武王伐纣获胜后，将商纣王的宠妾美女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非常惊讶地问孔融：哪本经书里有这样的记载？孔融说：按照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想周武王和周公应该这样做。苏轼接着对欧阳修说，尧帝与皋陶“三杀之三宥之”的故事，“某亦意其如此”，我也认为应该如此。史书记载，“欧阳修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学必独步天下。”

   稍微解释一下，孔融编造了周武王将妲己赐给周公的故事，目的是讽刺曹操。曹操自比周公，而周公纳妲己为妾绝对不可能发生。孔融的意思是说，既然今天的“周公”可以把别人的漂亮儿媳妇送给自己的儿子，当年的周公为何不能收妲己为妾呢？所以孔融说周公收妲己，是孔融“意其如此”。

这个绕了一个大弯的讽刺，对于曹操来说，相当辛辣，有说不出反驳的话。苏轼借用孔融讽刺曹操的故事，进而发挥说，皋陶严格执法，尧帝宽厚待人，如果真发生那种事情的话，我认为他们也应该如此，即“三杀之三宥之”。欧阳修由此感叹苏轼读书真正懂得活学活用，而不是死读书。

   当然，苏轼的这番话，也有夸奖当今皇帝的意思。当时北宋的皇帝宋仁宗也主张宽厚用刑，苏轼在《刑赏忠厚至上论》中的这段话，“某亦意其如此”，似乎也将宋仁宗比作了昔日的尧帝。其手法，与当年的孔融的确差不多，只不过目的不同。后来，宋仁宗主持不定期的最高考试，苏轼被定为第三等。由此号称“百年第一人”。这也要解释一下。当时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结果分成好几等，但是，一等、二等从来都是空缺，是一个虚设。到苏东坡时，北宋开国已百年左右，在他之前，只有一个人，在皇帝考试时得过第三次等，而苏东坡得了第三等，因此，号称“百年第一人”是确切的。当然，苏东坡的才能也确实无愧于这个称号。乃至于欧阳修说，几十年后，人们会忘了我，只记得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