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三月，甲午海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个71岁的老人--清朝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战战兢兢地东渡日本，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使中国从此走向更加深重的灾难。
一、《马关条约》及其后果
李鸿章代表大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①中国承认朝鲜独立；②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③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自此日益软化和饱受欺凌。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多年。
日本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朝野对此欢欣鼓舞，外相陆奥宗光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甲午海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了深重民族危机和面临生死存亡。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
对这场战争，后人本应理性地分析原因和吸取教训。但是，长期以来，一些论者从力量对比的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是日本及其支持者实力强大，中国不具备赢得反侵略战争的条件，由此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奋发图强，提升国力，才能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个观点自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甚至容易陷入"武器决定论"的误区，应该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析。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说明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从军事上看，日本在甲午战前的一二十年里，竭全国之力提升军事实力，尤其重视海军建设，到1893年，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很显然，中日军事力量对比，不像鸦片战争时大刀长矛对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军事力量上。
那么，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哪些教训？这对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强国防建设有哪些借鉴呢？
二、甲午海战是一场军力差距最小、结局反差较大的战争 1．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
据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满清驻日 本领事姚锡光在描述北洋舰队年开支时说，"其俸饷并后路天津水师学堂及军械、支应各局经费，岁1768000余两"；这还仅仅是北洋舰队的官兵饷项及后方开支等项。另有统计说，清廷支付的舰船购造费便已超过3000万两。再加舰船上各种装备器材的购置维持费、舰队官兵薪俸、舰队基地营造费及维持费、后路各造船修船局厂及官衙的开设维持费、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费等等，合而计之，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约在1亿两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2．北洋水师是一支危机面前可以一战的舰队
北洋水师建立之初即参考西方列强海军规制，制定了一套较为严密的规程。从表面看其组织制度已经完备，对各级官兵都有具体详尽且十分严格的要求。舰队的训练也曾经十分刻苦。琅威理任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刻不自暇自逸，尝在厕中犹命打旗传令"；"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严格的要求和训练，使舰队官兵在文化素质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评价道："其发施号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舰队而论，诚非轻心以掉之者也"。3．北洋水师是武器装备一直保持优势的舰队
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设计时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它加速造舰计划，搞出所谓"三景舰"对付定、镇二舰，但直到战时，它们仍未达到如此威力。黄海大战中，定、镇二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据日方资料记载，黄海海战时双方舰只装甲情况是：日方似将既使金属构造但未加装甲防护的舰只，皆归入非铁甲舰只一栏。据我方资料记载，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看来即使日 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4．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与武器威力到底如何？
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如何？"定远"级战列舰共二艘，即"定远号"、"镇远号"， 一八八五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七千三百三十五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三百五十六毫米，舷侧为 三百零五毫米，甲板为七十六毫米，舰桥为二百零三毫米，装甲共重一千四百六十一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 四门三百零五毫米二十五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两门一百五十毫米副炮三具三百八十毫米鱼雷 发射管（携带二十一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
相比之下的日 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 "桥立"、"吉野" 都是五千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 本 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一百五十九发，死十七人伤三十八人。"镇远"中弹二百二十发，死十三人伤二十八人。 "定远"、 "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 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 "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北洋水师的武器威力如何？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三百零五毫米炮四门，两门一百五十毫米副炮，"济远"双联二百一十 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两门二百五十四毫米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炮，"经远"、 "来远"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两门，"致远"、"靖远"三门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 "平远"一门二百五十四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日 本舰队的主力舰队"松岛"、"严岛"、"桥立"各设一百 二十毫米速射炮十二门，毫无用处的三百二十毫米固定炮一门（这是日 本舰队的最大败笔，后面会有介绍）"比睿"、 "赤城"、"扶桑"为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西京丸号"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奇袭舰队"吉野号"一百五 十毫米速射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浪速号" 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高千穗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 炮六门，"秋津洲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六门，"千代田号"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十门。
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 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5．北洋水师并非败在军力对比和武器装备的优劣上。
北洋水师战败的流行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是，从我们看到的资料可知：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是不会在这篇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甲午战争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主要战役来看，都不是败在军事力量对比和武器装备优劣上。以黄海海战为例：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靠近中朝边境的大东沟一带海域相遇，一场震惊中外，对甲午战争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大海战爆发了。投入这次海战的中日舰队情况是：中国舰队的军舰总数为14艘（含鱼雷艇4艘、铁甲舰6艘）、重炮21门，轻炮141门，总排水量3.5万吨；日本舰队的军舰总数为12艘（含铁甲舰1艘、半铁甲舰2艘）、重炮11门，轻炮209门，总排水量4.1万吨。
由此可以看出，双方舰队的实力不相上下。北洋舰队的优势是铁甲舰和重炮较多，其中定远、镇远两艘主力舰无论装甲、吨位、火炮口径都是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战舰。日本舰队的优势是舰速较快、机动性强。单纯从军力上看，中国舰队还略占优势，但海战的结局却是相反。北洋舰队被击沉5艘军舰，受到重创；而日本舰队未失一舰，只有几舰受伤。黄海海战的胜利使日 本举国上下欣喜若狂，天皇颁布敕令嘉奖有功官兵，还亲自谱写军歌《黄海的大捷》，歌中唱道："忠勇义烈之战，大破敌之气势，使我国旗高照黄海之波涛。"而北洋舰队在此之后更不敢出海作战，完全失去应有的战略作用。
6．北洋水师黄海海战的战败原因之传统说法
北洋舰队黄海的战败按传统说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①指挥失当，陷入混战。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挂错信号旗，二说部分军舰未能及时到达预定位置。开战不久，旗舰定远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坍，海军提督(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而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个致命的疏漏使中国舰队一开始就失去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
②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在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4艘鱼雷快艇有3艘慑于敌威，一直躲在远处不敢参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③炮弹不足，质量不好。这次战斗只打了5个小时，但竟然不可思议地发生了炮弹不够的情况，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
④技不如人，水平低下。北洋舰队的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竟然未能命中（鱼雷从舰底一米处划过），使敌舰逃逸，而日 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船上督战，失去了绝好的歼敌机会。
黄海之战虽然失利，但相比还算是甲午战争中打得最好的一仗，其余大部分战役、战斗，要么一触即溃，要么望风而逃，根本不是武器优劣、装备好坏、兵员多少的问题。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 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 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
三、甲午海战警示：武器装备不是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唯一因素
军队战斗力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直接因素，但战斗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于武器装备，还有军队的指挥、管理、训练、精神状态，战略和战术等。甲午战争的情况也是这样，把战败单纯归于武器装备说不过去，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认识误区。
1．是偷袭还是决战？
让我们看一看丁汝昌小传里是怎样描述的：十二时五十分，双方相距五千三百三十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十七时四十分，日 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这场战争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从上文看就很清楚了。"定远"、"镇远"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他不开炮谁开炮？清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七月二十五日中日已经开战，九月十七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五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五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2．炮弹真的不足吗？
让我们看一看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七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三千四百三十一枚。其中，供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四百零三枚，二百一十毫米口径炮弹九百五十二枚，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炮弹一千二百三十七枚，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炮弹三百六十二枚，六英寸口径炮弹四百七十七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三百六十枚开花弹，其中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一百六十 枚，二百一十、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炮弹各一百枚。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共发射一百九十七枚十二英寸（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半数是固体弹。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十二英寸口径钢铁弹三发、两发。
呵呵，一艘战舰带了一百零二发三百零五毫米炮弹。光"定远"上面的炮弹就足够把两国所有的舰艇给报销了。还说什么弹药储备不足？
3．“冲锋枪比狙击枪命中率还高！” _
定远”和“镇远”装备的三百零五毫米主炮穿甲弹和 通常弹均重三百二十九公斤，抛射火药九十一点九九公斤，初速五百米/秒，射程只有三海里（五千五百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一百六十五公斤，命中速度三百米/秒，一枚就可以把四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五小时战斗中有十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但是，如此大武器的命中率只有二十分之一，这还是双方在两三公里内直瞄射击的结果。
让我们看一看双方舰炮的攻击效果："定远"、"镇远"的三百零五毫米舰炮发射了一百九十七发钢弹，其中有十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四百八十二发炮弹，只有五十八发炮弹击中日舰，而五十八发中有二十二发击中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号"。而日 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三至六倍。清舰队一分钟射击三十二点八发炮弹，命中三点二八发；日 本舰队发射一百九十三点三发炮弹，命中二十八点九发"。想不到命中率低的速射炮居然比命中率高的重炮效果还要好？就象冲锋枪的命中率比狙击步枪还要高？
鱼雷是新型的水下武器，威力比同重量的炮弹要大好几倍。日 本海军充分发挥了鱼雷的作用，效果不俗，"吉野号"发射的鱼雷一发就导致"致远号"瞬间解体。那么中国的海军在做什么呢？日舰"西京丸"指挥作战的日 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回忆录》文中写道："'福龙'号鱼雷艇全速冲向'西京丸'舰首，发射出一枚鱼雷。当时逼近敌舰约三十米，两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谁知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呵呵，原来清军发射鱼雷的时候忘了给鱼雷定深！
4．为什么实战射击不准？
北洋海军平时进行军事演习时，无论是用舰炮还是用鱼雷进行实弹射击，都能在行进间命中目标。李鸿章在光绪十七（一百九一年）年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阅海军竣事折》中就说：“四月二十一日，开赴大连湾，北洋各舰沿途分行布阵，奇正相生，进止有节。夜以鱼雷六艇，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兵舰整备御敌攻守，并极灵捷，颇具西法之妙。次日，驶往三山岛，调集各舰，鱼贯打靶，能于驶行之际命中及远。旋以三铁舰、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鱼雷，均能中靶。”
这就怪了，如此高的命中率，怎么到了时实射击时就不准了呢？根据下级技术军官战后披露舰队炮术训练的真相："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原来这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是个欺下瞒上的豆腐渣舰队啊！究竟是哪个庸碌无能的指挥官，把国家栋梁的北洋水师当作豆腐渣来建设的呢？恐怕志大才疏的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难辞其究。
5．“武器决定论”思想导致悲观、失败
在近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作用远比古代更为重要。在晚清的政治家、军事家中，李鸿章特别重视武器装备。由于他的大力倡导和运筹，推动了洋务运动，组建起北洋海军和新式陆军，有利于提升军事实力。但是，李鸿章把武器作用极端化、绝对化，由"武器决定论"导致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
朝鲜战场失利，李鸿章在向朝廷汇报时陈述他的观点：“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纯悬殊。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是守口，实难纵令海战。平壤之败，因由寡众不敌，亦因器械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力。海战之艰危，较陆军尤甚。海上交战，以船行之迟速，船之新旧，炮之大小分强弱。我国快船不敌，故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李鸿章的结论是“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强于我"。所以中国的武备"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李鸿章此论一出，立刻就有朝臣对他予以反驳：洋务运动搞了30年，花费了国家巨额资金，为何尚不能一战，与英法德俄不等相抗也还罢了，为何连日本都不能一搏呢？光绪皇帝十分恼怒，训斥李鸿章"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要求北洋海军集中兵力，迅速出战。但李鸿章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命令海军"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
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军事力量对比，这是一般规律。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需要特定的条件，不是普遍现象。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之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也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这场战争直接导致了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在军力相当的情况下，胜负又取决于什么呢？这就不是"唯武器论"所能解释的了。作为战争的主要指挥者来说，头脑中总有打不赢的阴影，必然会对战局产生消极影响，恐怕这也是部队士气低落、一味溃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军风腐败使北洋水师成了不堪一击的“海上长城”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当北洋水师面临的是战场而不是操场、面对的是敌舰而不是靶舰的时候，这支"节制精严"的北洋舰队却变得毫无节制、混乱不堪，活象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总不会是武器的原因吧？
1．海战中的北洋水师——舰队布阵即乱，作战效能低下
我们先看看北洋水师的舰队布阵情形：丁汝昌与洋员汉纳根、泰莱商定“分段纵列、掎角鱼贯之阵”，到刘步蟾传令后竟变为了“一字雁行阵”；接着针对日方的阵式我方又发生龃龉，接战时的实际战斗队形摆成了“单行两翼雁行阵”。临战前短时间内阵形如此变乱，致使今天很多人还在争论考证，北洋舰队用的到底是什么阵形。这种勉强之阵形维持时间也不长，“待日舰绕至背后时清军阵列始乱，此后即不复能整矣”。再加上定远舰一炮震塌飞桥，丁汝昌摔成重伤，首炮之始北洋舰队就失去了总指挥。据泰莱回忆道：“此桥之名甚佳，而其竟飞，而丁与予亦随之飞。鸭绿江之战以是开始”。这场命运攸关的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旗舰仅于开仗时升一旗令，此后遂无号令”。刘步蟾、林泰曾二位总兵，无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指挥。战斗将结束时才有靖远舰管带叶祖圭升旗代替旗舰；升起的也是一面收队旗，收拢指挥残余舰只撤出战斗而已。
我们再看看北洋水师的作战效能情况：先击之不中，后中之不沉。在有效射距外总兵刘步蟾就命定远舰首先发炮，首炮非但未击中目标，反震塌前部搭于主炮上的飞桥，重伤了丁汝昌。战斗掉队的日舰比睿号从我舰群中穿过，来远舰在四百米距离上发射鱼雷，不中，其侥幸逃出。火力极弱的武装商船西京丸经过定远舰时，定远发四炮，两炮未中；福龙号鱼雷艇赶来向其连发三颗鱼雷，最近的发射距离为四十米，竟也无一命中，又侥幸逃出。仅六百余吨的赤城号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前炮弹药断绝、大樯摧折居然也不沉，再侥幸逃出。李鸿章夸耀北洋海军的“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发十六炮，中至十五”之说，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烟消云散。
2．海战中的北洋水师——“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在战场上的北洋水师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支未加训练的舰队。这支花费较大，历六年合操实战尚不能成一阵，而组建时间很短的日 本联合舰队，在整个作战过程中队形不乱，“始终信号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据统计，黄海海战中，日舰平均中弹11.17发，而北洋各舰平均中弹107.71发。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九倍以上。双方舰队的实力与战绩相较是极不相称的。“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就是为了用。为什么如此庞大的北洋水师，正如清臣文廷式所指：“糜费千万却不能一战”？
其实，在英国人琅威理任北洋舰队总教习时，监督极严，北洋舰队的军事训练相当刻苦， “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舰队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舰队发施号令之旗，全用英文，各舰官兵皆能一目了然。
然而，北洋舰队虽然披坚执锐，威风凛凛，但从骨子里说这是一支旧军队。舰队内部明目张胆的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比比皆是。海军官兵大半是福建人，水师提督、淮系将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刘步蟾同样看不惯致远舰管带粤人邓世昌，“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以至于在战场上见死不救，“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
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致了。总教习琅威理走后，北洋舰队的军纪废弛、军风涣散简直令人吃惊！
自从战争与人类社会相伴以来，还没有哪一种力量像海军这样，尤其检验一支军队的整体实力。也没有哪一种兵器像军舰这样，每一个战斗动作的质量都是全体成员战斗动作质量的总合。战场决定胜利，战场却不能孕育胜利。胜利只能孕育在充满单调乏味训练的承平。同治年间有人仔细观察过西方海军训练：“……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
这就是战斗力。只有这种由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匹夫之勇已不足贵。现代战争之勇，必须以高超的作战技能为基础。必须借助精确熟练地操纵使用战争兵器来体现。一支连舰炮都能用来张晒衣裤的舰队，战时再勇，对形成有机合力来说也为时晚矣。
3．装备精良的北洋水师如何变成了不堪一击的“海上长城”？
据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初建时真是威风凛凛、傲视东方。但是，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却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成了一支不堪一击的舰队。让我们来看看有关的资料：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曾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籍；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
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二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做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
北洋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
如此军风，真是令人冷汗如浆！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成为战争进行中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
五、北洋水师弄虚作假、谎报军情、军心涣散使优势化为乌有
1．北洋水师在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
北洋舰队的腐败风气蔓延，很快发展为平时训练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十二英寸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
北洋水师出现如此情况，是上级不晓，还是下级不报。据记载：“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此时，战争已迫在眉捷，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二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二舰到底有几枚12英寸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当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北洋水师的官兵如此对待平时战备，即使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占优，又能如何？兵马未动，粮草行行。而北洋舰队的“粮草”有多少，储备如何？官兵不知晓，也无忧患意识，在一片歌舞升平中虚虚假假地活着，还谈什么舰队优势。如此将帅如何能指挥好战争？
2．北洋水师在战火硝烟中谎报军情
在丰岛海战中，“广乙”舰沉没，“济远”舰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是，丁汝昌却报李鸿章说“风闻日 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在黄海海战中，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黄海一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5舰，日舰一艘未沉。而李鸿章却电告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曰：“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循，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至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消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3．北洋水师在海战后期，军纪全面崩溃
艰难的处境最考验军队，而北洋水师平时虚假、战时谎报，使得战事越来陷入被动，也致使参战人员看不到胜利的一线曙光，严重地影响的士气。事态发展到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被大清吹嘘的神武之师军纪全面崩溃，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临战先逃；而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尤为可耻。
其次是单个、小规模的溃逃发展到有组织、携船艇的大规模循逃。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与北洋舰队王平等人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鱼雷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炳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
更令人愤怒的是一批贪生怕死的官兵唯恐激怒日本人，据不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舰队的军风、军纪至此，真是自毁长城，这样的军队不灭亡真是没有天理！
4．北洋水师的将帅昏庸无能
丁汝昌，这个抱着李鸿章大腿走红的舰队司令，其军事指挥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当时，日 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而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十五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
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 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一八八六年八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定远”、“镇远”两舰是1885年才交付，舰龄不足十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可能有不少人崇拜丁汝昌的手下邓世昌，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军舰快被击沉的时候指挥战舰向“吉野号”撞去，被“吉野号”的鱼雷击沉，致使他和他的狗一齐被淹死了，可谓之悲壮！这就怪了，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带着狗来干什么？看样他和他的狗的感情上还很深，说明人和狗之间相交时间不短了，可能邓世昌将军平时经常喜欢在军舰上遛狗了。可能有人不以为诧，反以为是风雅。这事放到今天，如果哪位省长、市长们到那里开会时，敢牵着两条狗去，恐怕官职会马上不保吧！而在他丁汝昌大人的眼里，却见怪不怪，如此带兵军纪能好到哪里去？
5．北洋水师“混”战黄海，方伯谦“逃跑”了
在黄海海战中，有一个学术界争议的人物——方伯谦。他的主要罪状就是在丰岛海战中挂白旗“逃跑”和撞沉“扬威号”。说方伯谦临阵“逃跑”，是战败推卸责任，还是方伯谦真的怕死，至今还没有公论，更多的可能是方伯谦成了丁汝昌的替死鬼。在黄海海战中，方伯谦带头逃跑和撞沉“扬威号”的罪状，除撞沉“扬威号”是自摆乌龙外，“逃跑”纯属海战规则。
在海战中，打白旗和撤离战斗是常有的事情，不能算投降。因为一艘军舰造价昂贵，形成战斗力很不容易。例如，美日中途岛大海战中，日 本比美国多损失了三艘航母，导致了日本海军元气大伤。因此，在海战中一直有这个不成文的约定，如果战斗中受了重伤，可以打撤退旗。就象现在打仗不攻击野战医院的道理一样。当时“吉野号”为了要求停止攻击，连大清龙旗都挂了出来。而在黄海海战中，战线拉的很长。主将受重伤，基本上都各自为战。日本当时也跟着运兵船。中国的“平远”、“广丙”及“福龙”艇尾追日舰运兵船，打的早就不知去向。大家都在混战，没法联系，“济远”撞沉了，“扬威”号后来自己也受了伤，和“广甲”一齐脱离了队型也是可以原谅的。日 本的“比睿”、“赤城”、“西京丸”也在战斗不久撤离了战场。“来远”、“靖远”受重创后撤退到浅滩，战场一度仅余“定远”、“镇远”两舰与日舰“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扶桑”激战。
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日本唯一的失误就是为了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在其主力舰“松岛”、“岩岛”、“桥立”上装备了固定式三百二十毫米的主炮。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败笔，无法移动的火炮在这种作战中毫无用处，反而降低了行进速度和徒增危险。后来“定远”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库导致大爆炸，使得日军旗舰也撤离战场。
六、甲午战争——精心谋划的日寇与不以为意的大清
战争是实力的竞赛。有不少认为，甲午海战是弱不禁风的大清败于所向无敌的日 本之手。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当时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 本差。但是，为什么实力相当的中日甲午海战，为什么中国惨败了呢？我想有一个因素是应该考虑的：日寇的“老谋深算”和大清的“不以为意”。
1．甲午战前的中日实力对比
第一，经济实力方面：甲午战争前日 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这说明当时日 本的经济实力和中国一样并不强盛。
第二，海军实力方面：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了清廷“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海防目标，并历年购船。1888年，北洋海军组编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６位，日 本海军排在第16位。史学家唐德刚说：这支舰队就是“摆在今日的台湾海峡，也是一支可观的钢铁长城。”
直到大战爆发前，北洋水师的两艘吨位达7335吨的铁甲舰“定远”、“镇远”仍是亚洲最具威力的海战利器，仍然是亚洲国家最令人生畏的军舰，日本人“畏之如虎豹”。两舰是当时世界比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各装十二英寸大炮四门，装甲厚度达十四寸。两舰在黄海大战中“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这都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日 本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虽然它加速了造舰计划，搞出对付定、镇二舰的所谓的“三景舰”，但就其海军整体实力而言，直到战时也末获得达到此二舰威力的军舰。北洋舰队的装甲水平普遍超过日本舰队。定远、镇远的护甲厚14寸，经远、来远的护甲厚9.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之间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比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比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 p}+/4i"lB 在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的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八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舰本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因此，就射速和船速方面的差距看，北洋舰队也远没有到不能一战的地步。相反，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北洋海军前总教习琅威理在英国发表谈话，大谈北洋舰队不容忽视。
第三，陆军实力方面：据当时英国军事情报局资料，清陆军总数60万，此外有多达100万的民兵。而日 本常备军仅7.5万，在战时可动员至25万。甲午战争中，日方投入作战17万多人，中方投入约25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当时清军使用的是欧洲毛瑟枪，有的部队还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连发枪，如赵怀业部“皆系一色快枪”，火炮多用克鲁勃大炮。而日军主要使用国产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其全军拥有的野炮不过300门，武器性能和数量均不如清军。据日方统计，整个甲午战争中，日军在牙山、平壤、九连城等地，一共缴获大炮607门、枪7394枝、炮弹267万发、子弹7746万发；其后在牛庄、营口、威海卫等地缴获火炮数百门，枪、弹不计其数。而日军仅消耗子弹124.18万发，炮弹34090发。无怪李鸿章惊呼“令我寒心”。这也证明了陆军战败不是装备问题。
罗列了一大堆数据，我们不难看出，论物质条件两国当时互有短长，差别不是很大。然而，战争严格地讲是综合实力的较量，综合实力应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因素在内。如果综合实力比国家的政治动员，比军队的组织力，比军人的素质和斗志，那么，当时的中国比日本相差甚远。
2．日 本的战争准备——扬长避短，精心策划
日 本精心策划了这场战争。但碍于北洋海军的强大威慑，它没有必胜的把握。伊藤博文首相在丰岛海战后对同僚说：“似有糊里糊涂进入(战争)海洋之感”；日 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其外交记录中也写道：“……英国亦自始与其他列国同抱最后胜利将归中国之臆测，中日开战后，彼之东洋舰队司令长官斐利曼德之举动往往不少可怪之处；今亦不能辩其是否出于有心的运动”。其实，日寇也不“糊里糊涂”，其大本营制订了三套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最坏打算为日军惨败、清军在日本列岛登陆，可见此次战争是日 本的一次豪赌。
第一，日寇的清醒认识。
从中日海军的客观条件看，双方实力各有优劣，没有哪一方能够稳操胜券。日方更是倍加小心与紧张，当双方在黄海相遇、将拉开大战序幕时，为缓和其官兵的紧张情绪，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甚至下令“准士兵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为了这场“豪赌”，日方有着清醒的认识，日寇知道自己海军力量有三点不足：
①日 本海军的投入少于满清海军。据统计，日 本从1868年至1894年3月，海军拨款只相当于同期清廷对海军投入百分之六十。
②日 本联合舰队的组建时间仓促。1894年7月19日丰岛海战前六天，日 本海军联合舰队刚刚编成。此时距黄海海战也只剩下六十天时间。其主力战舰多是1890年以后下水，舰龄短，官兵受训时间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军自1888年成军后，舰队合操训练已经六年，多数官兵在舰训练时间达十年以上，这是仓促成军的日本联合舰队无法比拟的。
③日 本联合舰队的舰支混杂，战力较弱。据日方统计，联合舰队12艘军舰参加关键的黄海海战，共计40840吨；北洋海军14艘军舰参战，共计35346吨（我方大多数资料统计北洋舰队参战舰只为10艘，皆不算开战后赶来增援的“平远”、“广乙”两舰及两艘鱼雷艇）；日方在总吨位上的优势也是貌似强大。例如“西京丸”，排水量4100吨，只有一门120毫米火炮，日方称其为“伪装巡洋舰”，实为一艘战前刚刚改装的商船，根本不适合作战。该船在黄海海战中由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只为观察战况。战斗一开始它就躲在日舰战斗队形的外侧，企图靠其它军舰掩护其安全。又如“赤城”号炮舰，排水量仅622吨，航速10节，被安排在尾随西京丸之后，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西京丸”和“赤城”两艘日舰，战斗力、防护力均较弱，被形容为“羁绊手足、老朽迟缓之二舰”，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比睿舰则是一艘1873年购自英国的全木结构老舰，首尾三根高耸的木桅杆使它看上去像一艘海盗船，完全不像一艘现代军舰。这些舰均被安排在编队侧后，依靠别的舰支躲避北洋舰队的直接炮火，日方在海战中根本不依靠它们的战斗力。
第二，日寇的精心策划。
日 本觊觎我中华已久，侵略中国是其既定国策。远在明治维新以前，就有人狂热地鼓吹侵略中国，吉田松阴(1830―1859)即是其中有名的一个。吉田是明治维新的先驱者，时日 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日 本开国元勋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他的门徒。日本当时同中国一样，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但吉田主张以邻为壑，鼓动日 本积极侵略周围的国家。伊藤博文曾经为吉田讲学的松下村塾题诗，表达对吉田的敬意，诗称：“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神明，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足见吉田对当时日本影响的之深巨。
明治维新后不久，日 本立刻着手实现吉田等人的遗愿。1871 年6月，日本提出凡别国在中国享受的各项侵略特权，日 本都要一体均沾，遭到清政府断然拒绝。1874年，日军3000余人侵略宝岛台湾，遭到当地军民坚决抵抗，日 本侵台企图没有得逞。但仍然讹诈了清政府50万两白银的军费，并获得了对琉球的实际控制权。清政府的无能助长了日 本的扩张野心。1876年，它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又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由此吉田侵略邻国的思想部分地成了现实。
日 本此后在朝鲜接连制造事端，日 本认为要夺取朝鲜，与中国迟早必出一战，于是积极从事对华作战的准备。
1886年，日 本军部首脑山县有朋提出了名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主张在1892年前完成对中国作战准备。1889年，日 本颁布帝国宪法，山县任第一届内阁首相。次年，在帝国议会里首次发表施政方针，强调“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提出所谓“守卫主权线”和“保护利益线”的问题，明目张胆地把朝鲜看作日本的利益线。1891年，沙俄宣布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便加强对远东的控制。山县等人认为这对日 本在大陆进行扩张不利，力主在通车前，击败中国，夺取朝鲜。
日 本把北洋舰队看作日 本海军的假想敌，认为夺得制海权是取胜的关键。为加速完成造舰计划，日 本睦仁天皇从王室经费中拔出专款赞助，以示倡导。甲午战争前日海军“桥立” 号、“松岛” 号、“岩岛”号、“吉野”号、“秋津洲”号等先进战舰相继入役，甲午战争前，日海军有大小军舰三十多艘，排水量近六万吨，陆军亦有七个师团。
1892年伊藤博文上台后，接连解散两届议会，压制反对意见，但第六庙议会复会后又于1894午5月30日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伊藤内阁面临总辞职或者再一次解散议会的抉择。为了摆脱困境，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走上了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
此时的日 本，犹如一只潜伏的恶狼，磨刀霍霍，兵锋直指清政府。而清政府却仍然醉生梦死，几乎浑然不知。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以中国为看好。当时日寇大本营制定了三种作战方案，为胜败皆做好准备：
方案一：歼灭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则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
方案二：未能歼灭对方舰队，不能独掌制海权，则只以陆军开进朝鲜；
方案三：海战失利，联合舰队损失沉重，制海权为北洋舰队夺得，则以陆军主力驻守日 本，等待中国军队登陆来袭。
这三套方案充分考虑了自己的海军力量不足，皆围绕制海权进行，皆视北洋海军之命运而定取舍。
3．大清的战争准备——纸醉金迷，不以为意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对殖民地更加激烈地争夺。列宁分析道：帝国主义列强“除了对已经被分割了的世界来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争夺半独立国的斗争就不免要特别紧张起来。”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一块肥肉。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来没有停止过，但1884年中法战争后，由于列强之间忙于争斗，相对平静了大约10年，中国政治家的神经松弛了一些，在人们对西方列强的“友善”感到庆幸的时候，东边的一个邻国正在虎视眈眈。
侵略并战胜中国，是近代日 本的既定国策。早在1855年，日 本的改革派政治家吉田松阳子就主张：“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当开拓虾夷。晓喻琉球，使之会同朝觐；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之岛，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弟子，后来成为日 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参议院议长)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维新初期，日 本奠定了大陆政策，大臣田中义一在奏折中说：“明治大帝遗策是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如果说这些议论还是一个“蓝图”，到了1887年就非常具体了。日 本政府制定了《清国征讨方略》，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7年后，日 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路线图发动侵略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目的。
日 本在几十年里将上述国策一以贯之，进行各方面的充分准备，前后实施了8次《扩充军备案》。甲午战前的几年，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这笔钱虽然不算很多，但表达了最高统治者的决心，势必对全国产生很大激励。果然，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纷纷捐款，一年就有100多万元。这不仅增加了军费，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日 本一面扩军，一面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制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与之相比，清政府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就显得很不到位，对遭受侵略缺乏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一些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对国防负重要责任的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 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甲午战争开端于朝鲜。19世纪后期，朝鲜一直是国际政治力量角逐的重要舞台，也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热点。日 本不仅要在朝鲜争夺权益，更将其视为侵略中国的前沿阵地，一直在寻找机会，1894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当时朝鲜发生内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兵支援(历史形成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就在中国向朝鲜派兵时，日 本军队也大举入朝，战争拉开了序幕。这时日 本还打着保护在朝侨民的旗号，照会中国政府“日 本政府必无他意”。实际上，正如外相陆奥宗光所说：“发动战争的决心，在帝国政府派遣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日 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6月2日，日 本组成战时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随即进占汉城。还如陆奥宗光所说：“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直到这个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_
为了外交上的主动，避免先开第一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紧的是不能因为抱有幻想而不作切实的临战准备，使敌军从容调兵遣将，占据险要。直到日军将中国在朝部队围困于牙山时，才匆忙派兵从海上增援，已经为时太晚，完全来不及了。导致陆军在牙山大败，仓皇退守平壤。海上运兵也遭到日本海军伏击，运兵船被击沉，近2000名将士葬身海底。紧接着平壤战役也因为漫无准备而惨败，遭受重大损失，残军一口气溃退500余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刚刚开始就蒙上了失败的阴影。
朝鲜战场的失利，极大地影响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战争往往就是这样，一方有备而一方无备，就会必打、早打、大打；而被侵略方如果头脑清醒，准备充分，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对侵略者必然产生威慑、遏制作用，就有可能改变战争进程，甚至把战争中止于初起阶段。但是，中国丧失了这个机会。其根源就在于对侵略战争缺乏预见性而放松了警惕，造成战前缺乏准备，初战举措失当，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认识原因，也是需要认真汲取的深刻教训。
4．“处世不惊，临危不惧”的满清政府
满清同治年间，清政府接连剿平了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和云南等地的叛乱，与此同时，一些学西方的措施也在进行。与咸丰年间（1851～1861）烽火连天的状况相比，统治基础相对稳固了，满清统治者沾沾自喜地称之为“同治中兴”，对身外之事却茫然不知，沉醉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然而，这看似波澜不惊的平静水面之下，却隐藏着可怕的暗流，危险来自身边的“恶狼”——日 本，但满清朝野却浑然不觉。让我们看一看，满清的君臣们此时都在干什么营生：
第一，“大清佛爷”老慈禧
当日 本天皇在磨刀霍霍、战争将至时，太后老佛爷却在挪用海军经费，耗资巨万要过生日，要显摆显摆：“我的生日排场大，就是我大清强盛，省得被洋人看不起”。（《走向共和》的台词）。1894年11月7日，大清国逃得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大连城陷落了。风雪中日军开始疯狂的屠杀中国百姓，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融化了河面上的薄冰。可就在这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隆重庆祝大清国老佛爷的６０大寿。内务府的账本上明确记载着清廷为此花费1000万两白银。皇太后还要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挪用海军军费，加上各省解缴、户部拨发、官员敬献，那个叫做颐和园的地方花费了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价格约为50万两，北洋舰队鼎盛时军舰也仅为25艘左右，这样算来，4000万两的白银足以让大清国拥有3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
第二，“年轻有为”光绪帝
光绪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主战的傀儡皇帝当年的婚典花费亦为500万两之巨！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第三，“改革主将”李鸿章
清朝末年，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求自强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李鸿章是靠一支地方武装淮军起家的，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出类拔萃，得到清廷的赏识，官至北洋大臣。在当时的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海军几乎已成为李鸿章的个人资本。满族中央权贵对这个手握重兵的汉族封疆大吏的疑虑与排斥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要削弱李鸿章，就要削弱这支舰队。在这种情况下，说李鸿章经营北洋海军是为了“大清江山”，未免太高尚了。北洋海军却实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李鸿章的政治资本。北洋海军在这场宫廷斗争夹在中间，吃了大亏。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添船购炮”的工作完全停止了。李鸿章向户部要钱，满族权贵大手一摊：“嘿嘿，没钱！老佛爷要用。” 李鸿章找慈禧太后诉苦，慈禧也为难。
可叹！国家危亡之秋，铁甲舰和颐和园，我们的老佛爷孰轻孰重都分不清，只顾自己享乐，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玩臣子于掌股之间。直至北洋舰队黄海战败后，慈禧才从梦中惊醒，指令户部拨内帑银300万两，但为时已晚！你“老佛爷”也没哪个“力挽狂澜”的本事！
七、甲午海战——放弃与丧失制海权是战争惨败的战略原因
毛泽东说：“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清政府避战求和，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在忽视和放弃制海权的战略失误，这是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
在近代战争中，掌握制海权非常重要。所谓制海权，简单地说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敌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权取决于海军的实力和正确的战略。甲午战争的制海权主要指黄海海域。黄海关系到三个半岛，即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所以黄海的制海权至关重要。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一侧，日军属于跨海作战，补给线很长，必须从海上运输。中国虽是内线作战，但扰乱和切断敌军的海上交通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军主力，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必要时进行决战，对敌方海军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当时也有这个力量和可能。1893年，中国海军居世界第9位，排在英、德、法、俄、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日之前。如果战略正确，指挥得当，应该能够取得一定的胜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日 本政府和军方对侵华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甲午战争前，日 本“战时大本营”和海军部长桦山资杞针对可能发生的三种情况制定了上、中、下三策。一是如果海战获胜，取得制海权，陆军就长驱直入，进攻辽东、山东及北京；二是如果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只占领朝鲜，海军尽可能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三是若海战失败，则撤退朝鲜陆军，海军协防日本沿岸。**的战略思想非常明确，把整个战争基点放在制海权的争夺上。相反，清政府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的认识却很模糊。朝鲜开战后，日本海军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主力寻找中国舰队决战，而中国海军却尽量避免与敌军在海上相遇，没有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和军事准备。一旦海上遭遇，后果可想而知。
在黄海海战之前，李鸿章电令北洋舰队“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保船勿失，只在渤海湾游弋”。光绪皇帝一度要求北洋舰队出战，但李鸿章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的支持下，拒不执行主动出海决战的上谕，北洋海军一直蜷缩在渤海门户，向朝鲜运送物资也不敢走海上捷径而从陆上转运。日军则“纵横辽海”，运输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畅行无阻。
黄海战后，中国海军虽然遭受损失但主力尚在，可是李鸿章更加保守，甚至对海战完全失去信心。他命令：“海军舰队，必不远出”，只能“靠山巡走，略张声势”。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旅大战役时，海军提督丁汝昌建议主力出战以援旅大，李鸿章斥责说：“汝善在威海守汝的数艘船匆失，余非汝事也。如出海，即令战殁，亦不请恤。”此后，舰队只是困守港口，北洋海军作为一个战略军事力量，拱卫渤海的使命就此不复存在。
制海权的丧失使沿海陆战孤立无援、极为被动，突出表现在两次反登陆作战的失利，使得日军轻松实施两次登陆进攻：
第一次，日军登陆旅顺。当时日军兵分两路攻打辽东半岛，一路从朝鲜跨过鸭绿江入侵，一路从海上进犯，在花园口登陆，如成功即可直捣旅顺后路。但日军此着也是一步险棋，花园口不是一个理想的登陆地点，此处沿岸海滩很浅，大船不能靠近，军队与物资需换汽艇和舢板转运。日军36艘运兵船在军舰的护送下，2.4万人及大量军马辎重，从10月23日至11月7日整整登陆了15天。清政府事先得到了这次日军行动的情报，如能派一支劲旅凭险扼守海岸，海军攻袭敌舰，则可对敌形成两面夹攻之势。但奇怪的是，岸边小股清军放了几枪便了无踪影，海军根本没有出动。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得以从容登陆，打开了进攻旅顺的大门。很快，清政府经营20多年，耗银数千万两的重要军事基地旅顺陷于敌手，大量船只、武器、装备、粮食被敌缴获。日军兽性发作，残忍地进行屠城，旅顺数万军民被杀害，全城仅有36人幸免于难。
第二次，日军登陆威海。日军成功登陆旅顺后，清廷并示吸取教训，致使荣城和威海重蹈覆辙。山东荣城距北洋海军基地威海仅有30海里，是日军袭击威海的最佳路线。1895年1月29日，日军联合舰队掩护50艘运兵船共3.4万人，用5天时间在荣城登陆。中国陆军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海军近在咫尺，但李鸿章命令“以舰队全力坚守刘公岛”，伏匿于威海坐以待毙。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享后来承认：“如丁汝昌率舰队前来，用鱼雷艇对我袭击，我军岂能安全上陆？”荣城既失，威海门户洞开，很快失守。北洋海军困守刘公岛，成为瓮中之鳖。军舰大部分被击沉，剩余镇远以下十舰被日军俘获，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自尽捐躯。变节将领率众投降，计5124人。2月17日上午，日军举行受降仪式，旗舰松岛军乐队高奏日 本国歌“君之代”，全体官兵齐集甲板，欢呼雀跃。清政府经营20多年的北洋海军，李鸿章钟爱备至的嫡系部队，就这样灰飞烟灭了。面对中国近代海军的覆灭，怎不让人扼腕叹息，沉思不已。
登陆和反登陆作战，本是最为惨烈的作战类型，一般来说，反登陆方都会依靠防御体系——包括岸边阵地和海上袭击，使处于不利条件下的登陆方腹背受敌，遭到沉重打击，甚至登陆失败、全军覆没，中外战例中不乏此种情况。但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的登陆都几乎没有遇到抵抗，而在安逸平静的状态下得以完成。除了中国陆军作战不力外，关键是放弃制海权所致。
放弃和丧失制海权，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战略原因，教训十分沉痛。但我们对此不要苛求于古人，因为中国长期形成的大陆意识根深蒂固，在国家安全战略中树立起海权意识需要漫长的过程，甲午战争交了学费，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在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内涵也扩大了，延伸到制水下权、制空权，甚至制太空权。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作用更加重要，而牢固树立制海权的战略思想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
反思历史，就是为了不忘历史,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回顾甲午战争的历史，一定要吸取落后就挨打的教训，要更加奋发图强，把国家建设好。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