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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转型中国：1924年度事件：联俄容共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辞中说：“此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稍后，具体操作这两件事的方式，则是向苏俄学习，与苏俄合作，让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跨党进入到国民党里面来，即所谓“联俄容共”。
孙中山晚年的精神分裂
孙中山一手包办的“联俄容共”战略，使得经历陈炯民之变而濒临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迅速恢复了生机，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取得空前的成功，也使得四分五裂的中国，终于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短期的正面效应，可谓相当可观。但长期的负面效应，则一直延续到1949年。
这种长期的负面效应，可以简单概括为“国民党的精神分裂”——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来是祖自欧美的“三民主义”；出于“联俄容共”的现实需要，孙中山强行将“三民主义”和祖自苏俄的“共产主义”作了许多嫁接，也默许共产党对“三民主义”作了许多倾向于“共产主义”的解释。这种随意的嫁接和解释，直接导致了国民党人对“三民主义”的认知混乱，进而导致“国民党的精神分裂”，最后，终于搞到国民党员人人谈三民主义，人人都不信三民主义的地步，于是只好败退台湾。
孙中山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建构者，也是使得国民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始作俑者。
为获取苏俄援助，孙中山不惜代价
【一、渴求获得苏俄的物质援助，不惜出让国家利益】
1920年代的孙中山，在国内政治势力的连横合纵中，已彻底失去了市场，而且因其无原则地与列强如日本合作、与军阀如张作霖合作，已被国内舆论普遍视作与旧军阀并无区别的陈旧人物，其“革命领袖”的光环已相当黯淡。1922年的陈炯明事变，则使孙氏失去了广东最后的地盘；事变后第七天，孙氏已确认得不到来自英、美和日本的支持，遂向苏俄释放出了这样的信息：“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孙氏愿意以牺牲中东铁路权的代价，与苏俄结盟，换取其对自己革命事业的援助。这年9月，孙氏告诉苏俄，他希望利用苏俄的军火，在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力量；这年10月，他又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希望苏俄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由孙氏来指挥，占领新疆成立一个新政府；12月，孙氏给苏俄代表越飞写信：“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你们的政府能通过库伦支援我们吗？”
1923年1月26日，孙氏与“苏俄派至中国特命全权大使”越飞发表宣言。宣言共四大要点：1、孙氏认为共产组织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国，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越飞对此完全赞同；2、越飞表示苏俄“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3、孙氏认为中东铁路问题目前只能维持现状，待以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越飞对此表示赞同；4、越飞向孙氏强调苏俄无意策动外蒙独立，孙氏表示理解，认为俄军暂时不必从外蒙撤退。
从字面意思来看，似乎苏俄对中国革命充满善意。但宣言的实质则是：苏俄从孙中山这里得到了许多在北京政府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1、孙氏承认了苏俄在外蒙驻军的合理性；2、孙氏愿意在中东铁路问题上朝着有利于苏俄的方向妥协，这种妥协，被推给纸面之下的“适当之中俄会议”。而孙氏所得到的，只有越飞的一个保证：不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
从之后“联俄容共”的史实来看，越飞的这个保证毫无约束力。整个“联俄容共”期间，苏俄及其支部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将国民党同化乃至吞噬为共产主义政党的努力；而且这种针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输出，一直都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而为了获取苏俄的资金和军事援助，孙中山又不得不接受这种公然的意识形态输出。
孙氏的积极让步，终于换来了莫斯科的“投桃报李”。1923年5月，越飞接到了苏俄政府转发给孙氏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二百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五万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物质援助数额很小，最多只能有八千支日本步枪，十五挺机枪……”
在俄援的帮助下，濒临出局的孙氏重新在广州站稳了脚跟。但孙氏的积极让步，让正在与苏俄展开外交谈判的北京政府，陷入了困局——1922年8月，苏俄代表开始在北京与顾维钧等中方代表就中苏建交问题进行谈判，因在苏俄非法驻军外蒙及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中方拒不让步，而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西方世界遭遇普遍抵制的苏俄，在东方也不能打开局面，其外交陷入极端被动的状况。但孙氏的介入，立刻扭转了苏俄在谈判中的被动，谈判结果也可想而知。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这段历史，仍愤恨不平：
“通电指责外交部，拥护协议草案等等，显然都是在苏俄使团、王博士（王正廷，谈判代表，国民党人）的同伙、以及在北京的国民党信徒们的煽动下干的。他们的行动肯定出于某种更加重大的政治目的，即推翻北京政府，夺取政权。……几十年来，特别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将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混为一谈，一直是中国的灾难之源。”
【二、渴求获得苏俄的“革命技术”援助，不惜拿国民党的组织安全冒险】
在物质援助之外，苏俄告诫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要获取成功，不可须臾离开广泛的政治思想准备工作。孙氏自然不可能体会不到，这告诫的背后，是蠢蠢欲动的意识形态输出的冲动，但他仍在给越飞的复电中如此说道：
“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
所谓“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实则意味着孙氏同意将苏俄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以此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孙氏曾特别指出改组国民党的用意，就是要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此前的国民党，接近欧美式政党；孙氏认为这样的政党组织松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希望借助苏俄的“革命技术”，将国民党彻底改组。
稍后，苏俄方面向广州派遣了大批政工、军事人员，国民党方面则派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考察。12月15日，代表团回国抵达上海，团长蒋介石很反常地没有继续前往广州，在将自己的《访俄报告书》托人转呈给孙中山后，坐船回了浙江奉化溪口。
蒋氏的这份《访俄报告书》，迄今未见公开。其中内容，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曾有所提及：“我在报告书里，陈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并向国父面陈我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具体意见如何，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其大意是清楚的——蒋氏去世后，其子蒋经国在写了一书《沉思于慈湖之畔》，其中提到：
“父亲在上国父游俄报告书中说：‘在这三个月的期间……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
蒋氏对三民主义有很深入的钻研，这是其能迅速得到孙中山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恰恰因为这个原因，蒋氏能够很清晰地看到，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很难被简单地嫁接在一起的。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蒋氏既有这种认知，又深知孙中山“联俄”之心已决，且寄希望于用自己的访俄亲历去说服党内的反对派，既不愿违心称赞苏俄，又不愿忤逆孙氏意旨的蒋氏，也就只好选择半路“逃回老家”了。
孙氏给隐居溪口的蒋氏发了急电，“兄此行责任重大，望速来报告访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蒋氏遂于1924年1月16日回到广州，向孙氏就访俄见闻作了口头汇报，但其意见并不能说服孙氏中止“联俄容共”——“国父认为我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国父深信并言此时只有使中国共产党分子能在本党领导之下，受本党统一指挥，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来妨碍我国民革命进行”——蒋氏在其《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如此回忆道。
在蒋介石看来，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不但靠不住，而且苏俄的真实用心，是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1924年3月，他曾致信廖仲恺说：
“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若神明，天下宁有是理耶。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蒋介石的判断是正确的。若干年后，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转引自刘统《共产党的崛起与国民党的清党》，新华网）
孙中山并非不了解苏俄及共产国际的这种用心，但他似乎自认为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可以在获取苏援和抵制“赤化”之间达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刘成禺，曾提醒孙氏：“联俄容共”之后，共产主义在党内渗透，“党员恐不能持定吾党义”、“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意在吞并消化国民党”。孙氏以“吾自有处理之法”为由，呵斥了刘氏，劝其“此后党务，可不必问”。
但孙氏真的“自有处理之法”吗？
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辗转腾挪，精神分裂
【一、屡屡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
事实是：孙氏并没有任何的“处理之法”，只是身心俱疲地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来回奔走，妄图在理论上将二者阐释成一种“既彼此融合又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是孙氏和他的三民主义同陷精神分裂的困局。
这种精神分裂，自《孙文越飞》宣言在中国公布时始，就已注定不可避免。宣言第一条——“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固然可以“洗刷”孙氏在国内舆论心目中的“赤化”形象，但国内舆论所不了解的是，该宣言在苏俄公开发表时，是把这段话删掉了的。
虽然在稍后一些时候的1923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在任命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时，也有这样一项公开决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但鲍罗廷的这段非公开的工作札记，显然更能代表莫斯科的真实意见：
“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确实，孙氏一直盯着的是“自由民族”，而不是“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但孙氏也很希望通过鲍罗廷，把俄共的组织模式、动员模式一并移植过来，孙氏将这种移植视为让溃散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恢复战斗力的命脉之所在。如此，他既需要说服党内同志接受鲍罗廷的改造，又希望将这种改造限制在组织模式上，而不碰触本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于是只好在党内学习会议上如此说道：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迟迟不能成功。……因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换言之，孙氏希望国民党人诚心去接受俄共的“方法论”，同时又不受俄共“价值观”的影响。但孙氏显然也明白：对一个政党而言，其“方法论”必然是由其“价值观”决定的，不但俄共如此，国民党也是如此；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着能够接受怎样的“方法论”；于是，为了消除国民党的党员们对俄式改造的抗拒心理，孙氏不得不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成一个东西——“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无别也”。
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无论如何阐释，都不会在事实上变成同一个东西。鲍罗廷控制的国民党外宣机构在1924年1月6日公然喊出“世界革命”的口号——“广州政府正与帝国主义国家相见，非以和平态度，而以剧烈态度”；孙中山却在同一天会见了“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公使舒尔曼，请求美国出面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
【二、苏俄控制了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此无能为力】
事实上，孙中山欣赏的，只是苏俄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党组织、地方党组织、以党治军、军队党代表制等组织手段，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一直相当抗拒。随着鲍罗廷将国民党改造成共产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抗拒也越来越明显。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联俄容共”政策成为现实，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在给齐切林的信中兴奋地说道：“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正是国民党对我们的威望充满尊敬和崇拜，正是这个党，它如此驯服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加拉罕所谓的“驯服”，指的是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几乎完全采用了共产国际的意识形态。加拉罕说：
“我寄给您的（国民）党的宣言、纲领和章程很有意思，它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对以前工作的批评和对中国相互争斗的军阀集团的批评；第二部分是最重要的，这是以最概括的形式提出的国民党的原则，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民权主义也以共产国际的同一项决议为自己的根据。……至于民生主义，它也是以共产国际决议为依据的，但是根据本地情况加以改头换面，以便使它能够为党的右派所接受。”
加拉罕的描述是精准的。国民党一大所发表的宣言，确确实实是一个彻底被“共产主义化”了的宣言。但加拉罕错判了孙中山对这个宣言的真实态度，他告诉齐切林，“孙逸仙本人准备完全接受它”，只是对决议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更多的是文字上的让步”。但事实完全相反：孙中山拒绝承认这个宣言。
宣言的起草，处于鲍罗廷的控制之下，鲍氏一手操控，用共产主义将孙氏的三民主义作了彻底的改装和偷换。孙氏见到宣言草案后，于1924年1月23日，紧急约见了鲍氏，要求收回这份草案，而代之以孙氏自撰的《建国纲领》。最终，鲍氏击退了孙中山的要求。在其工作札记中，鲍氏如此记载：
“我再说一遍，当孙向我提出是否最好取消宣言的问题时，我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时出现了维系着国民党当前命运的危急时刻。这个关头，孙应该决定，是坚持自己的纲领，从而转向右派，还是接受宣言，同左派一起前进。在长时间的交谈中，我不得不使用各种各样的论据，这以后孙为了把他的纲领也印出来，作出了对宣言有利的决定。”
孙中山选择了妥协，因为他不能没有苏俄的援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自己以三民主义为基石的《建国纲领》，他要求在国民党一大上，同时印发鲍罗廷的宣言和自己的《建国纲领》。鲍罗廷策略性地同意了孙氏的要求，但仅仅是“策略性”的，因为最终，在鲍氏的控制下，《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国民党一大的会场上。孙中山失去了对国民党一大的控制。
【三、国民党党员信仰发生混乱，孙中山不得不起而对马克思主义作系统批判】
一大的“坐而言”，鲍罗廷靠卢布取得了对孙中山的压倒性胜利；接下来的“起而行”，则轮到孙中山打太极拳。按照一大“共产主义化”的宣言，鲍氏要求通过苏俄式的激进的土地革命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孙氏则用“暂缓”、“推迟”一类的字眼一而再，再而三地搪塞，其真实意见则是根本不打算推行，因为孙氏看到：
“俄国近来实行政治革命，同时又实行经济革命，一面把皇帝和贵族推翻，同时又把资本家推翻。现在俄国人民所受的痛苦非常的厉害，结果到底如何，今天还预料不到。”
直到孙氏去世，国民党都没有颁布鲍氏所期待的俄式土地革命法令。相反，孙中山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不断讲演，大谈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不能搞俄式土地革命，“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为了挽回一大宣言彻底“共产主义化”对国民党党员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孙氏在一大之后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1924年2月9日，当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生们问及“国民党施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时，孙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否定：
“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
1924年8月到24日，孙中山在广州持续系统地讲演民生主义，在努力维系自己“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调和论的同时，对苏俄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猛烈批评。孙氏说：马克思说物质是历史的重心，这不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思认为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是倒因为果；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克思只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家”；马克思的学说颠倒因果，所以从他的学说出世之后，各国所发生的事实便与他的学说不合，有时甚至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发达了之后便要互相吞并，自行消灭，但时至今日，各国资本家不但不消灭，并且更加发达，没有止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的。
孙氏总结道：“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意思就是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
孙氏如此公开而系统地批判马克思主义，引起了鲍罗廷和苏俄的强烈不满。但孙氏必须这样去做，因为他的国民党的党员们，此时已然发生了信仰混乱。
结束语
关键词：国民党 共产党 苏俄 三民主义共产主义
孙中山的努力是徒劳的，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在信仰层面的精神分裂；更不能改变共产党以小搏大，逐步同化、吞噬国民党的趋势。当孙中山在1925年3月去世，国民党内无人能够与苏俄及中共进行理论抗衡，这种分裂、同化和吞噬，就进一步加速了。最后，终于发展到“容共”逆转成“容国”，共产党大有将国民党架空的趋势，这种架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垄断了中下层组织，国民党空有一个最高决策层，无法将任何决策贯彻到基层中去。比如1926年8月，广东国民党召集全省各地农运积极分子开会，其中竟有80%是共产党员。国民党人顾孟余载1927年总结说：“现在可有一种危险，是国民党差不多专做上层的工作，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都是国民党的同志多。至于下层的民众运动，国民党员参加的少，共产党员参加的多，因此形成一种畸形的发展……”
二是共产党“包办”了国民党的党务工作。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这样一种结局，既是孙中山“联俄容共”之时所想象不到的，又是孙氏无原则地拿“三民主义”融合“共产主义”进而导致国民党信仰层面发生精神分裂后的必然结果；自然，更必然导致1927年的国共分裂。【pdf版本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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