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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本文节选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01期 作者：李鹿 原题为：说话伤人吹捧大跃进不一样的钱学森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被人们称为是追随
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张大字报张并没有在意，但是据张的后代讲述，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对张伤害很深。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指钱学森）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
延伸阅读：伯乐张爱萍 作者：罗旭 刘逢安 来源：光明日报岁月流转，如今人们对张爱萍的认知，往往仅限于共和国的开国上将。事实上，张爱萍不仅在军事上功勋卓著，而且还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两弹一星”大协作、大会战的领导者。
今年2月26日，“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逝世，人们在痛别这位杰出科学家的同时，可能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前，正是因为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张爱萍，拜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核物理专家朱光亚为师，系统了解了原子弹知识，从而确定了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战略目标，揭开了“两弹一星”的伟业鸿篇。
3月11日，记者专访了张爱萍的秘书邓德江，听他讲述了张爱萍在“两弹一星”事业中慧眼识英、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故事。
开国上将拜科学家为师1961年，当中央向张爱萍交待原子弹研制领导任务时，他快人快语，“我文化低，不懂原子弹，得找个有文化的人帮着我！”于是他找了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刘西尧作他的副手。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张爱萍的目光是极具有战略意义的，刘西尧很好地完成了交给他的各项重要任务。
搭档找到了，但自己对原子弹也总不能一无所知吧。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张爱萍一直要求自己，先当学生，再当领导。他特地到坐落在北京花园村的核武器研究所，找到该所所长、核专家朱光亚，向其请教。
冷不丁见到配戴着金光闪闪的肩章的开国上将时，年仅37岁的朱光亚还真有点不知所措。没等张爱萍开口，朱光亚就说，我把所里工作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但张爱萍说：“我不是来听你汇报的，我是来向你请教的。请你给我讲讲原子弹。我只知道皮蛋、鸡蛋、山药蛋，不懂什么是原子弹。不懂它又怎么去摆弄它呢？”
朱光亚深为张爱萍这种执著的精神所感动，遂向他系统地介绍了相关知识。从此，朱光亚和张爱萍结为挚友，在后来“两弹一星”的道路上，他们携手走过了30年。
随后，张爱萍还在很短时间内，把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陈能宽、于敏、周光召等许多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网罗到一起，共同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献计献策、披肝沥胆。
发挥科学家的积极性，尊重科学家，和他们做知心朋友，是张爱萍的专长。他常说：“我们一辈子都成不了科学家，但科学家也绝对离不开我们的。他们要做实验、要住房、要吃饭、要协调各方面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来组织完成。”
“张爱萍将军对”两弹一星“战线上的科学家的关心是很感人的。”邓德江回忆道，当年邓稼先患癌症住院治疗都是张爱萍亲自出面安排，第一次治疗的专家组是为余秋里副总理治病的专家，第二次为邓稼先手术主刀的是我国医学泰斗吴阶平院士。“如果不是张爱萍出面联系，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邓德江说，“邓稼先做手术时，张爱萍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在医院等候了好几个钟头。张爱萍对科学家的信任和关怀，极大地调动了科学家们的工作积极性。”
“大字报遮不住优秀干部”
1974年底，经历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曾经身陷囹圄的张爱萍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兴业之要，人才为先。张爱萍马不停蹄地开始重新组建国防科研尖端领导队伍。1975年元旦前的一个晚上，张爱萍敲开了陈彬的房门。
惊喜之余，陈彬却羞愧难当。原来，文革中他曾违心地写过一张批判张爱萍的大字报。一直深感内疚的他一见面就说：“首长，我对不起您！那年我贴了一张您的大字报。”
“算了算了，我知道你那样做也是不情愿的。”张爱萍打断了话头，向陈彬说了叶帅让他“出山”的事情，请陈彬立即参与到卫星发射工作中来，并让他推荐可以马上投入工作的人才。陈彬推荐了后来担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马捷。
其实当时起用陈琳还真是有些阻力，有人对陈琳颇有微词，但张爱萍却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以前就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在张爱萍与陈彬的交谈中，他还问及原国防科委秘书长张震寰的情况，陈彬为之吃惊。因为张震寰曾贴了三张攻击张爱萍的大字报，而当年张震寰从地方转入部队是张爱萍推荐并给予重用的。
张爱萍却明确表示：“那是形势所迫，不少同志都是违心所为。几张大字报遮不住张震寰这位优秀干部。”“后来张爱萍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邓德江说。
很快，张爱萍就组建了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尖端团队，出色地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组织科技工作者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在1975年11月成功发射了返回式卫星“尖兵”。
启用34岁的大军区副职
张爱萍常说：“我向来主张任职不在年龄大小资历深浅，而在能否胜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82年，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嘱托张爱萍配备国防科工委的班子。张爱萍大胆创新，采取群众推荐的办法，进行干部选拔。
在群众的选票中，科工委核工业局副局长伍绍祖名列前茅。张爱萍建议把他列入科工委副主任人选予以上报。这就是说把一个34岁的副师职干部，跨越正师、副军、正军三个台阶，提到大军区副职的位置上来。
这让不少同志倒抽了口凉气，意外、吃惊又不解。
张爱萍说，首先他的选票多这是个基础；其次我对他已经做过近两年的考察，他符合党关于年轻干部的标准。
原来，时任国防科委政委的刘有光，曾对张爱萍提出因年事已高，需要找一个接班人的要求。经过多方比较，他们都觉得伍绍祖是个人选。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伍绍祖，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到国防科工委后，无论任参谋还是副局长，工作都很出色，讲政治，顾大局，有组织能力，群众关系也很好。张爱萍故意给他压过几次担子，他都挑得起、走得开。所以，张爱萍建议先把他任命为科工委副主任加以锻炼，等成熟了再接政委的班。
对这种走一步看两步、梯次安排的战略做法，大家无不赞成。但有人还是认为伍绍祖的年龄和资历尚浅，这样“太突破了！”张爱萍说，没有突破。现任军委领导哪一个不是三四十岁担任兵团级领导了？本人不才，也是个例子嘛！为什么战争年代能突破，和平时期就不能突破？要提防“打起仗来用人才、不打仗了用庸才”的陋习。我历来主张能干的就上，不能干的就下；有志不在年高，用才不分长幼。
张爱萍重点推荐的还有一位女同志聂力，时任国防科工委船舶工业局副局长。张爱萍说，聂力在远洋测量船队的建设上是立了大功的。群众的选票和她本身所具备的条件都符合我们推荐的标准。我们把她作为一名半边天代表推荐。52岁的聂力就此担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3年，她晋升为中将，是中国军队中职务最高的巾帼女杰，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记者罗旭通讯员刘逢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