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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22期，作者：丁东，原题：《邱会作之父得罪班长挨了打》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上海，露宿在街头，这是一桩载入史册的佳话。科学家竺可桢在当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解放军在路边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美国合众社的报道说：“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此前，毛泽东就作了精心布置，他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还要政治进城。陈毅将“入城守则”草案报送中央，毛泽东在来电上连批了四个“很好！”当时制定的方案是：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部队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当时正是江南梅雨季节，蒙蒙雨中，战士们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这一场面感动了广大市民。上海是有国际影响的大都市。陈毅说，“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
解放上海，军纪如此严明，因为此前解放南京时出过问题，有战士把总统府的大红地毯剪来当床垫，所以在入城前进行了认真的教育：总统府的地毯虽然珍贵，毕竟是缴获的公物，不是私人财产。
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如何解决给养，能否坚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善待沿途百姓，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久前从网上还看见有人拿出六十年前的借条，找民政部门寻求补偿未果。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无从核实，但程光撰写的《历史的回顾》，却记录了一段他爷爷邱时昕1949年的真实经历。
邱时昕是江西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贫苦农民，土地革命时他当过村里的土地委员。两个儿子参加了红军。如果不是因为二儿子邱会作留下了回忆录，历史可能存不下有关他的片言只语。
邱会作这样讲述父亲当时的遭遇：“我从四野下发的战报看，东路大军已经打到赣南，我家也应当有音信了。但是我听到家中的消息却很不愉快。南下经过我老家兴国县的是解放军四十八军，军直属队一个连的一个班住在我家。因为他们的给养一时供应不上，就强制性地拿了我家的谷，杀了我家养的猪。我父亲见来了这么一群‘老总’，不敢阻拦，只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班长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就是原来的红军。’我父亲一听，脱口而出：”我的儿子是红军！‘班长误以为父亲是在辱骂他，打了人，第二天还惩罚他出劳役，为炮兵营挑炮弹到兴国县城去。老父亲随军挑着担子走了三十多里，因为思念儿子心切，又向人打听我。营教导员问清名字吃了一惊。教导员有点文化，知道我的职务，也知道兴国县是红军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强征来当挑夫的老头说的可能是真话，于是教导员给了一块钱打发他赶紧回去。聪明的父亲立刻察觉到异常，回家再次追问，住在我家的那个连就把这件事报到了军部。军政委陈仁麒在热河时曾任我领导的东野八纵二十二师政委，对我熟悉。他一见我父亲的容貌就有了数。为了确认，又用电台询问了正在湖南作战的我，得到我的答复后，他们知道做错了事，赶紧送去了几百斤谷子和十块大洋慰问。“
邱时昕当时年纪应在六十岁左右，莫说两个儿子确实是红军，一个是烈士，一个是将军，就算没有这两个儿子，自称解放军战士的长辈也不为过。过路军队对他征了谷，杀了猪，还让他挨了打，当挑夫，挑炮弹，设身处地想一想，他该是什么心情？
好在他执著地要求查清真相，最终得到了经济补偿和精神慰问。
别的农民会不会遇到类似的不快呢？恐怕就不好说了。光是兴国县，十万人参加红军，到1949年活下来的只有一百多，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儿子牺牲了，或者联系不上，遇到类似的麻烦又找谁去申诉呢？不就是白吃了哑巴亏吗？几担谷，一头猪，对于贫苦农民来说，就是一年的生计啊！
大军南下，气势如虹。后人为之谱写了壮丽的史诗。但底层百姓为之付出的代价，往往被历史所忽略。缺少了这一部分，历史仍然是不完整的。历史应当记录革命的辉煌，也不应忽略背后的斑驳和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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