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
教科书在清末民初拥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新式学堂的涌现、民间书坊的流行、个人编撰出版新教材的风尚，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地渗入新式教科书。辛亥革命后，数次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的新教科书可谓功不可没。
教科书为时代亮起明灯
1911年6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廷举办了一次旨在改革教育的“中央教育会议”，新旧两派在会上吵了40天之久，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男女是否可以同校，二是小学是否废止设置读经讲经课。此时，距离废除科举制已有六年。
最终，教育改革大会在吵闹中闭幕，新旧势力达成了12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可这12条决议尚未付诸实施，辛亥革命的洪流就已淹没了清廷。
当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可谓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自戊戌变法失败、仕途失意后，张元济将心血投入文化出版事业。早在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全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修订，这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数字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该教材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并影响了其后各种新教材的编撰。
同一时期，张元济掌门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现代教育的各学科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书中全无“忠君”内容，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为辛亥革命前“震旦暗晦”的时代亮起了许多盏明灯。
“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无非启蒙自《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然后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摧枯拉朽，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随后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教科书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号召下面世，特意聘请了当时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编辑部长，明确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这套顺应了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加之内容新颖，使得中华书局很快站住了脚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又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倡明“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以“共和”命名的教科书甫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张元济是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
▲中华书局出版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
白话文登陆教科书 清末时期，上海棋盘街有家彪蒙书室，主人是个钱塘人，名叫施崇恩，他主持编印了大量的白话小学教科书。时人记载，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教材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可惜用白话文译经书触怒了清廷，被下了禁令，彪蒙书室就此夭折。
从清末个人自行编制白话教材，到1920年全国范围推行白话文教学，教科书的变革在新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演进。
1917年，吴研因为中华书局编制的《新式国文教科书》1至8册，其中已有白话文附课。第一套系统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新体国语教科书》则是在191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读本》相继出版。此后，白话文教材一发不可收拾，众书局竞相编制的小学白话语文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希冀借由白话文的平民性和大众性，更广泛和便利地普及国民文化，而白话文课本在短时间内大量涌现，也反映了白话文学的成熟。白话文进入教材使得新文学白话语言拥有了“合法地位”。
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国民学校令》，这是中国废弃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同年4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发出通告：国民学校文言教科书分期作废，逐渐改用语体文。
1932年出版的叶圣陶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使用了明白晓畅的现代白话文，一直到70多年之后的2011年，仍然一度成为热销读本而断货，“民国教材被热捧”一时成为报章新闻。
【专家点评】教科书带来的新观念 近代史专家、学者傅国涌认为，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着关键的作用，教育转型就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的旧式教育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式学堂遍地开花，新编教科书风行海内外。像1912年4月出版的风行一时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包括此前共和国教科书系列中的“新修身教科书”在内，共印刷了上千万乃至数千万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
来源：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