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复东(戴安澜长子):有一天早上吧大概,上午吧,还没吃中饭呢,我在那操场双杠上面练双杠,结果有一个学生跑来,他跟我讲,戴复东啊,你的爸爸是叫戴安澜吗?我说是啊,他说他死掉了。我就从双杠上面掉下来了。我说怎么回事情,他说报纸上登出来了。后来我查报纸也没查到,但是我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后来心里一直很悲伤,看到别的学生在高高兴兴的,在说说笑笑的,我心里就觉得他们都是幸福的。我说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了。
窦文涛:戴安澜牺牲的噩耗传回国内,中国人民的感觉,就像是失去了一位骁勇善战的儿子。在200师回国的路上,沿滇缅公路,所有的官员百姓一律佩戴黑纱,摆放香烛,默默哀悼。有位老华侨就站在路边等着,当时当初就是他欢送远征军出国作战的,现在他又久久地守候在路边,守候等待着戴安澜的遗骨。他看见了,他看见戴将军的遗骨装在一口木箱里,老人家当时就不行了,老泪纵横,说戴将军为国捐躯。他怎么能睡在这么小的一口木箱里,我有一口上好的楠木棺材,是给我自己百年之后预备的,我不要了,我要给戴师长,让他睡得安稳些。就在这老人坚持下,200师残部的官兵把戴师长的遗骨,放进这口楠木棺材,继续前行。
老百姓一路上看见心里不是滋味,不光是为戴师长难过,也为200师难过。就在三个月前,这出发的时候威风凛凛的部队,现在咱这唯一的机械化师都消耗殆尽了,咱们的抗战能坚持吗?戴师长的遗骨经过云南、贵州、后来运到广西全州安葬,直到1948年才迁回他的老家安徽芜湖。当时国民政府盛大公祭,追认戴安澜为中将,入忠烈祠。蒋介石在追悼大会上讲,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华军人之楷模。
解说:当时戴安澜的家人都在贵阳,作为长子,14岁的戴复东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几个月前他像往常一样送走了父亲,在他的眼中父亲总是打胜仗,总是从前方传来好消息,而现在作为英雄的戴安澜,进入了忠烈祠,作为父亲,他却永远离开了家人。
戴复东:当时还有很多东西,我父亲的血衣他们也带回来了,后来这些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我感觉很痛心很痛心。如果这些东西在的话,应该是很珍贵、很珍贵的。他那个血衣是很粗的粗布做的衬衫,外面的衣服到后来都不行了,就是里面的衬衫看得出来是血衣,那就是很普通,农民穿的那种衣服,绝不是什么所谓高级的,都没有。
解说:戴安澜这个从安徽田野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走完了自己短暂而壮烈的一生。虽然身为国民党将领,他的家里却并不宽裕,国民政府当时发给戴安澜家属二十万元的抚恤金,后来有人倡议,在广西建一所安澜职业学校。想到戴安澜生前注重教育,妻子王荷馨就把这笔钱全部捐了出去。以后全家上下六口人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戴复东回忆说,后来母亲经常到南京的夫子庙前,变卖父亲的一些遗物以维持生计。
虽然1956年,中央政府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纪念证,但到了文革的时候,戴安澜的家人仍然受到了冲击。
戴复东:解放以后他们都是变成反革命了,包括我父亲也是一样,最后都是批成反革命。
记者:您那会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戴复东: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把他当作反革命,如果不是的话,我大学可能读不下去,我读不下去,我的弟弟妹妹、我的母亲怎么办呢。
记者:那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戴复东:内心的想法很矛盾,从逻辑推理上讲,他是国民党,国民党是反动派,当然他也是反动派,这好像做那个几何推理一样。但另外我想想,他是个英雄啊,他为国家民族做了这么多牺牲啊,那我想想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是从大的道理上来理解这个事情,所以最后大家批他是反革命我也认了。历史不是人所能造得出来的。
窦文涛:戴安澜牺牲后,正准备公祭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人,对戴安澜的妻子王荷馨说,那边,也送挽联了,这那边指的就是当时的延安。原来毛泽东也专门写了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后来文革的时候,戴安澜的家人四处寻找这首诗的原稿,可是怎么也没找到。1978年邓小平专门批示对戴安澜在安徽的墓地要抓紧予以修复。1985年6月,民政部向戴安澜的家属,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解说:腾冲的这座国殇墓园,是国内唯一一座远征军墓地,戴复东兄弟这次云南之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代表全家人来祭奠远征军的英灵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到这里。
李正:1944年9月14号,腾冲收复了,收复以后呢,当时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先生,就倡议建国殇墓园,丰碑为荣,以祭先烈,然后很快就动工了,一直到1945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的时候,墓园落成了。
戴复东:这些树林都是原来。
李正:后来种的。树木是后来种的。
戴复东: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李正:“碧血千秋”这几个字就是蒋介石先生题的,这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是原来的,皆是这个忠烈祠,于右任先生写的。右任先生的忠烈祠(牌匾),后来做了一家人的床板。做床板去了。后来修复国殇墓园的时候,又把它拿出来了。这个东西是原迹。
解说:抗战胜利后,曾经在昆明修建了一座第5军阵亡将士纪念碑和安澜纪念塔。1949年后被炸毁,这座墓园埋葬的是1944年反攻时,收复腾冲的20集团军将士的遗骨,文革时这里遭到彻底毁坏。80年代初,腾冲县按照原样修复了这座墓园。
李正:这个祠堂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后来做了党校,做学校的办公室。那些名录碑等等都被封住了,用石灰。后来咱们在修复的时候呢,又重新把它给打开了。覃子斌是在高黎贡山北齐公房阵亡的了。李颐在1944年9月13日,第二天腾冲城就收复了,他就在13号那天阵亡了,湖南人。
戴复东:这些对先烈是真不尊敬啊。
解说:这里每一块石碑下面埋葬的,其实都不是碑文上的那个人,战争结束后,由于阵亡的将士太多,无法一一分辨,只有全部火化后分装在罐子里,而除了一块石碑,这里所有的碑,都是后来重新刻制的。
戴复东:过去有人跟我讲,表彰我父亲,实际上是代表了一大堆中国军人。
戴澄东:他的荣誉是跟他个人,也是跟他的部属,跟中国的所有的军队,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戴复东:很有感触,刚刚我跟李先生讲,这里只有三千个人,在这次战役当中还有八千个人牺牲,我建议应该在这个附近,或者就在这个山头上找一块比较大的墓碑。另外的五千人他们也应该长眠在这个地方。刚刚我看那个录像我也感觉,冲锋的几个人可能都死掉了吧,在他们冲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感觉到一定要把前人对后人的这种恩德,要好好地记下来,保留下来,永远传下去。
记者:您觉得隔了六十年来说这个事情晚不晚?
戴复东:不晚,一百年都不晚。
窦文涛:70年代末,为了编一本有关父亲的书,要收集材料,戴安澜的儿子戴澄东,曾经专门去北京,到杜聿明家登门拜访,本来杜聿明跟戴安澜情义很深,可这两家,解放后就没了来往。戴澄东回忆,说那次觉得杜聿明特别特别的谨慎,打量了他好久,谈话也就是跟他聊聊家常,而且说一会儿就问一句,戴安澜好像只有一个儿子吧,不到一个小时,他这同一个问题问了四遍。戴澄东也就给他解释了四遍。说当年我大哥戴复东十多岁,跟您的女儿杜致礼在一块念书,所以您记得的是他,实际上家里四个孩子呢,我是最小的一个。
可那次谈话,杜聿明基本没提远征军的事儿,也不多谈他跟戴安澜的关系。后来,戴澄东猜想,有可能当时文革刚结束,杜聿明不愿多提这些事。但也有可能,当年远征的回忆太惨痛,他不愿意触碰。实际上戴安澜殉国的同时,杜聿明也差点死在缅甸的丛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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