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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众说民国）章立凡：民国范儿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雪封山：这几年我们不管是从民国戏还是从话题里面谈的这种民国范儿越来越多，这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在当下的中国没有这个民国范儿。但章先生也说了，就是可能是从1949年以后这种文化的教育这种背景已经不一样的模式，有一点断层了，章先生怎么看？
章立凡：再有就是实际上。
大雪封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是不是现在没有这个范儿了，仅仅是教育吗，文化的断层吗？
章立凡：当然最主要的是政治，就是政治或者艺术形态对于文化对于教育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干预，因为原来我们是有空间的，比如说皇权他是不下县的，那就是说县以下它是一些读过书的。
五岳散人：士绅阶层。
章立凡：士绅阶层在那儿在一种社会自治的方式下生活的，所以他有些东西是有传承的，但是后来这套东西随着土改等等，随着农业合作化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系统的把原有的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了，全部置换成一种细胞了。包括你说的那个比如说民国的黑社会也好，或者说秘密社会也好，也不存在了，这个是存在了，应该说是存在了上千的东西也没有，所以这套东西太厉害了。我们今天说叫斯大林主义的这套东西太厉害了。
五岳散人：它是把这个社会变成原子化，你知道什么才能够整体控制社会吗，就是把社会原子化，尽量小化让你个人就是个人，其他没有联系，你只能向上联系，只有纵向的联系没有横向的联系这个社会，这种社会是最容易管理的社会，所以建国以后我们做的是这个工作。
章立凡：而且它把你变成一个个均等大小的颗粒。
五岳散人：就是原子化嘛。
大雪封山：我是说粉末化。李刚老师。
李刚：我想民国范儿这个话题，还是涉及到一个，大家在心目中感觉到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形象一种气质。中国人习惯去托古改制当然是，在民国这里可能是比较靠近，比较能满足人们心中的那种诉求在文化上还有在精神追求上的一种诉求，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思路。
大雪封山：现在知识界、文化界互换这种民国范儿，是不是有点，中国我们也喊，口号也喊五大复兴啥啥啥的，这种民国范儿能救中国吗，或者说重新重塑我们民族的本身的这种气质吗，有效果吗，这个民国范儿，它不是万能的。
李刚：我认为民国范儿这个东西，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在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大概春秋战国时期能够发现它的踪迹。
大雪封山：这个是散人兄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倒是第一次听说。
李刚：很有意思其实这个，可以做比较。现在它毕竟属于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一个形象气质的东西。无论是如果现在的思维来说，当时的中国是那样的一种情况，现在思维来说应该是西方人外国人造成的。事实上中国当时好也罢，血性也好、专业也好、自由也好，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和外国人一块去造成这个东西。我想说的就是现在面临的内外环境跟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可能最关键的一点是还是最开始我说的那个，要有那种气在有正气、灵气和那种义气在里面。
大雪封山：章先生。
章立凡：我想还是王国维先生讲的独立之精神，不是王国维，陈寅恪先生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他在王国维这个纪念碑上这句话。实际上所谓的民国范儿，我觉得如果用文化的词来概括，可能就是这样。但是这两句恰恰，我们历经类似的政治运动，整肃以后，我们不但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甚至一般的老百姓也不讲究这个了，就是过去还是讲点老理的，就是你作为一个老北京来讲，他们还是认一些老理的，就是做人应该怎么做，现在是没有底线了，现在可能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几十年的教育和运动，哪怕以及后来突然一下子开放让大家发财，最后再变成做人做事全无底线，这个东西你想再造这个东西，一个毁掉的东西，一个被你打的粉碎的东西，你想把它再捏合成原来的样，我觉得很困难，我对此很悲观。
大雪封山：在大陆边上那个岛，那边应该还是有一些传承的，对他们来说。
五岳散人：这样，台湾非常不幸，就是至今还没有去过，可能我国内没有走过的只有台湾了，但是我去过很多次日本，喜欢日餐，经常去哪儿跑那边吃饭去。我一到日本就感觉，这应该是我心目中的中国，你说不上来它为什么这么像，就是那种特别微妙的那种文化基因里那种残存的东西，到那地方就有一个共振，说这就应该是中国。而我原来的公司也有很多台湾的同事，还有或者是香港的同事，比如梁文道、陈冠中我们这都是原来是同事。
去那边或者是朋友，就是他们那种感觉，就让我感觉跟在国内交往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异。
李刚：气质不一样。
五岳散人：气质不一样，再往前追溯，就是从书里得到的只言片语，就感觉他们那个气质更接近于我们当年这些前辈们的那种气场，可是你要说回去，怎么可能回去。我们社会情态本身改变了，这种改变又不像香港、台湾，它是一个渐变式的，由这个基础，然后有了基础在这儿，我其他东西加进来我来渐变，然后终究来保留了这些东西。我们是整体打碎，像章先生说的，整个社会基础不存在了，我们就在也培养不起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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