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庆典何以如此淡定？
作者：金满楼
2009年的“五一”前夕，笔者北游京城，在路过XXX广场时，不经意间抬头一看，咦，一块巨幅的人物像坐落在偌大的广场之上——不过您别误会，这不是毛主席像而是孙中山像——“国父”与“伟大领袖”隔河相望，大眼瞪小眼，倒也相映成趣。
每逢重大节日“五一”或“十一”，有关方面就将孙中山推出来示众，这个做法据说是XXX广场成为敏感词的后一年开始的，但究竟是与不是，笔者暂时没有权威信息可供发布，这里姑且存疑。笔者特别有兴趣的是，在本年度的国寿日，朝中诸巨子在“十一”当天亲赴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圈圈，而据笔者的印象，孙中山像应安置于英雄纪念碑的前面（正对毛主席像），那天换台时不慎误入《新闻联播》的画面，屏幕中似乎没有看到孙中山像。通过事后的网络查证，孙中山像在本年度的十一期间是有悬挂的，有网友拍照为证，至于“十一”那天，大概献花期间因其碍手碍脚而被临时放到哪个角落了，这个却不是笔者所知的啦。
辛亥百年，地球公转了一百圈，受益的徒子徒孙们是应该好好庆祝庆祝、热闹热闹，这也是国之常理、人之常情。记得数月前，首义爆发地的湖北当局曾高调宣布要搞盛大的辛亥庆典，因为怕别人自己穷，所以急吼吼的声称要砸进200个亿，但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事惹得上头不太高兴，今日果然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想必一个亿都没用完。事实上，有关方面并不希望辛亥百年庆典搞得太拉风，恐闹大了不好收场，正如人民大会堂的辛亥百年庆典放在10月9日举行而不是正寿日（10月10日），其中的玄机不言而喻。
据《文史参考》杂志编辑的统计，今年出版的辛亥类图书不下80本，而这还只是专写辛亥的，如果算上丛书、汇编及各种文史资料类，恐不下200本。这种热闹劲，在近年来的出版界并不多见，以至于出版当局在四五月份即对各出版单位悄声喊停，严格审批，要求尽量减少类似题材的出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云云。
不过，辛亥毕竟百年，话题摆在那，无可回避也不必回避，图书界风头已过，其他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体也都憋足了劲，力争要出一起有新意、有深度、好看又好吃的辛亥专刊，事实上，早在数月前甚至年前，各媒体早就把版面、节目准备妥当，就等上10月10日的专刊，届时“辛亥”概念铺天盖地，可想而知。
但太热闹了也不好。势头搞得太大，再收回来亦属不易。因此，上边似乎又让各媒体要淡定一点，不要搞集中爆发，若是平面媒体，已经安排好了版面的姑且从旧，新兴媒体如爆发力强的网站论坛等就要有所收敛了，譬如已经排好的“辛亥专题”提前在辛亥前播发分流。上影集团投下巨资打造的大片《辛亥革命》，按说，这种同属《十月围城》之类的打鸡血片，本应大力鼓噪宣传，以多赚点无知冲动好革命的年轻人的鸡血钱，但何以在发了条新片公映的消息后即杳无音讯，宣传全无，其迹颇为可疑（按惯例，类似的鸡血大片开映后，笔者一般会写篇反鸡血的理性评论，但《辛亥革命》竟然没有任何动作，以至于笔者兴趣索然，免此一写）。辛亥虽说百年，这等“欲拒还迎，欲罢还休”的状况，还真有点“烧热锅，敲冷鼓”的味道——这又是为何呢？
细细揣摩，辛亥百年还需淡定，理由如下：
一、对岸执政的国民党大张旗鼓的纪念辛亥百年，但其打出的旗号是“中华民国百年”，这与本岸的人民共和国62年国庆有冲突之处。按当年的“九二共识”，国民党有保留的承认“一国两制”，但这个“一国”却是两种表述，本岸为“人民共和国”，对岸是“中华民国”（在台湾）。据说对岸曾向本岸发出邀请，携手共庆百年辛亥，但这事颇尴尬，因为在“辛亥”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虽然在62年前被赶到岛上，但他们才是“辛亥革命党”的一脉相承，在历史渊源上更要正宗，所以他们要大搞特稿，以为明年的选战助势，这些都情有可原。至于本岸，一来历史底气不足，二来碍于原则问题，这个热闹，不凑也罢（如细追究，“国父”一词并不正规，因为孙中山的“国父”帽子只是国民党单方奉送，本岸却未尝在正式文本中加以承认（只说是“革命先行者”，就有点“行者孙悟空”的味道，偏这猴子也姓孙），虽然“国母”宋庆龄一说常见诸公开文章，有“国母”无“国父”，这点颇为诡趣）。
二、和谐盛世，不宜鼓吹革命，更不易提倡暴力，这是主旋律的基调。辛亥革命毕竟是革命，而革命就是暴力，暴力就要杀人，辛亥革命虽说死伤甚少，但杀戮同样残酷，譬如各省起义期间对满人的杀戮乃至于屠城，起义成功之后各方为争夺权力而互斗互杀，如当权派对会党等“起义有功人士”的残酷镇压（这些江湖人士缺乏纪律，不守规矩，扰乱了革命后的秩序，得杀该杀），等等，同样是人头滚滚，虽然比不上大决战时期的几百万人死伤，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的死伤还是有的，这点不容否认。总而言之，革命是把双刃剑，它对维护合法性是有效的（国民党特别起劲的原因就在于此），但煽动过头、打鸡血过甚以至于发展成鼓吹革命思潮，这就是引火烧身，万万不可提倡了。
三、清末时节与当下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譬如清末亲贵专政、“太子党”、 官位世袭现象；譬如清末每年超过30%的财税收入急剧增长、滥铸铜圆引发的通货膨胀、“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譬如废科举后社会不公、年轻人没有出路而激发的不满情绪；譬如庙堂与朝野相互的隔阂与彼的此对立敌视，以至于清末十年民变达两千多次；清末舆论激进化、偏激化乃至于社会上各种非理性情绪的蔓延，等等，诸如此类，均可在当下找到相应的对照并令人有“恍若隔世”的观感与痛楚感——辛亥百年，原来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有些方面，譬如舆论自由度、地方自治、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议政等，甚至还往后退了一小步）。因此，辛亥庆典不宜过于热烈，辛亥研究宜粗不宜细，也就在可理解的范围内了。
需要申明的是，作为反对冒进及非理性的改良主义者，笔者对鼓吹革命的极端“民煮分子” 一向敬而远之，特别像湖北那样，打“辛亥牌”， 劳民伤财，更让人觉得其动机不存（实际上是打个人小九九，搞拆迁划地盘、大兴土木。如非要搞，第一应拆除首义广场上的孙文铜像，因为这一铜像严重不符合历史）。所以，辛亥百年庆典不搞大也未尝不可，只是，某些幕后的操作不免透出一丝怯懦与专制，这种做派，未必不是盛世表象下所透出的“小家子气”和某种更深层次的惴惴不安。
如此，泱泱庆典，热锅冷鼓，百年辛亥，淡定如初——搞与不搞，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