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反差，这就叫反差，一般人很难承受，魏文侯也不例外。他顿时大发雷霆，任座一看不好，起身就跑。轮到翟璜，他说：“您确实是仁义之君。”魏文侯说：“何以见得？”翟璜说：“我听说君主仁义，所以大臣刚直。如果您不是仁君，刚才任座怎么敢于直言呢？”魏文侯回过神来，立即命令翟璜请回任座，然后亲自下堂迎接，把他奉为上宾。
跟移木建信一样，又是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我们更熟悉的主角，是唐太宗、魏征和长孙皇后。时代的真伪暂且不说，同样这个故事，还有两个版本，翟璜和任座依然是主角儿，只不过互换了角色，类似反串。唐朝人李翰，就是“芳树无人花自落、空山一路鸟空啼”的作者、诗人李华的儿子，编了一本介绍历史知识和典故的发蒙童书，类似今天的小学课本，叫《蒙求》，原样记载了这个故事，但直言的是翟璜，巧言的是任座。它的出处，应该是汉朝刘向的《新序杂事一》。直言也罢，巧言也好，极权扭曲的官场，必然会造就极权扭曲的人性。这样的直言和巧言，并不值得提倡，但是适者生存，只有适应那种气候的人，才能进入中枢，实现自己的梦想。翟璜无疑有此功能。
李悝的回答更有意思。
李悝曰：“子之言悝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相于悝，悝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比也！”
就是说，您对我列举的这些您为国君做的事情，难道都是为了换取大官的职位吗？国君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这么说的：之所以应该任用魏成，是因为魏成的千钟俸禄，九成用在外边，只有一成家用，所以得到了东边的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为老师；您举荐的五个人，国君都任用为臣。您怎么能跟魏成相比呢？
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翟璜也不是棒槌。他立即回过神来，说：我真是鄙陋无知。我愿意终身当您的学生。
一般而言，这个事情里，大家都佩服李悝的眼力。这没什么不对，但只是浅表层。内里的实质，在于魏文侯的雄才大略。如果按照田文，或者说魏武侯的逻辑，此时是而且只能是任用翟璜。不是么？
落寞奔楚
当不了丞相，那就继续在边疆干自己的军区司令吧。不过吴起的功劳名声不断叠加，逐渐引起了一个人的不安。这个人是谁？继任的丞相公叔。
吴起争相的事情，几百年后的太史公司马迁都知道，当朝丞相公叔怎么可能毫不知情？这个人，很快就把吴起当成了假想敌，处心积虑地想除掉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田文确实算得上贤相。可惜，他当时已经死去。
怎样拔掉这个眼中钉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公叔嫉贤妒能，手下自然少不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之徒。这就是气场的选择。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再说大一点，就是历史学中的自然选择原理。人们经常怒骂奸臣与宦官，比如赵高刘瑾魏忠贤，其实如果没有糊涂昏庸的皇帝，又何来卑劣阴险的阉宦。
公叔的妻子是魏国公主。他根据下人的计策，先请吴起过来吃饭，故意让老婆轻慢自己，然后找到魏武侯，说：“咱们魏国不过是侯一级的小国，东边又有强秦的威胁，恐怕只能留住吴起的人，留不住他的心。”
这话不完全是虚辞。魏国立为侯国，是典型的先上车后买票，逼迫周天子承认的既成事实。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伯，瓜分了他的土地，晋国名存实亡，可直到五十年后的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才正式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估计当时，他们都有点今天日本的暴发户心理：实力强于名声，名不正言不顺，心里总是别扭。魏武侯说：“那你看怎么办呢？”公叔说：“把公主许配给他吧。如果他接受，就说明他没有二心。”魏武侯立即照准。吴起是什么人，当时年事已高，而且功劳盖世，怎么会随便接受一个空降的公主，来当自己的婆婆？
吴起拒绝的不是魏国公主，而是自己的前程。当然，也算不上前程，不过是眼前的职位。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即便继续留在西河，也不会有什么建树。他守西河，各国不敢来攻，他哪里还有再度立功的机会？只能吃老本。可过去的积蓄再多，也顶不住坐吃山空：一个嫉贤妒能的丞相，破坏能力之强，当量之高，恐怕吴起自己，都想象不到。
很快，魏武侯就派人传令，从西河召回吴起。君命不可违，吴起只有立即动身，车子载着他缓缓离去。出了城门，他吩咐停车，自己下来回望西河，不觉泪湿战袍。仆人感觉很奇怪，说：“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仆人的意思是，我看您志向远大，舍弃天下不过像舍弃一只破鞋，如今离开西河竟然掉了泪，怎么回事？吴起说你知道什么。如果国君信任，让我充分发挥才能，我一定能灭掉秦国，西河这里就足以称王。可惜国君听信谗言，不肯信任我。西河很快就会插上秦国的黑色军旗，魏国的好日子到头了。
《乐府诗集》里有很多首《长歌行》，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据说运用的就是这个典故：吴子泣河。
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史料记载，谗害吴起的不是公叔，而是大夫王错。钱宾四先生认为，这个说法比《史记》更可靠。
不管是谁的迫害，反正魏国没法继续待，吴起捆起包袱卷，又到了楚国。楚国的国君楚声王为“盗”所杀，当时掌握政权的是楚悼王。他问吴起：“你在魏国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吴起说：“如果魏文侯在，我当然不会走。可现在当权的是魏武侯，我跟他合不来。”吴起名声显赫，他来投奔，楚悼王当然不会拒绝。然而老板对跳槽来的新员工总会怀有本能的疑虑，楚悼王还是要观察观察，于是就让吴起去镇守宛地，防备秦韩，挂职锻炼，以观后效。这个宛地，大致就在今天的河南南阳。这是《淮南子》和《说苑》中的说法，与《史记》不合。司马迁说的是：“至则相楚”，就是一去就当了类似相国的令尹。
在西河当了那么多年的军区司令，治理宛地，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吴起下令，禁绝纵横家，就是战国时期那些靠耍嘴皮子谋生的说客，来宛地蛊惑人心，就是所谓的统一思想；裁撤多余的官吏，就是所谓的精干队伍；鼓励耕战，精选士兵，组织平民农闲参加训练，革命生产两不误，就是所谓的充实基层。没过多久，他就把宛打理得有声有色。
一年之后，楚悼王召吴起前往国都郢，提拔他做了令尹。当时的楚国，早已没了陈兵周疆问鼎中原的心气。屈、景、昭这三大家族实力雄厚，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枝强干弱，国势衰微，否则楚声王也不至于死于“盗”。所谓的“盗”，想来不过是流民，堂堂国君竟是这种死法，确实有点跌份。
楚悼王之所以任用吴起为令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渴望重写辉煌。而且吴起是外来户，不是王公贵族，不会进一步扩大贵族的势力。多年的夙愿成真，吴起自然无比珍惜。接过相印，他随即针对楚国的积弊，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些措施，很像跨国公司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捐不急之官”，就是把那些可有可无的职位，全部撤掉，相当于裁员；二是“废公族疏远者”，对于那些跟国君血缘关系比较远的贵族，减少他们的爵禄，“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相当于减薪；三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禁止纵横家利用如簧之舌蛊惑人心，让百姓安心耕种训练作战。命令关系远的“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去地广人稀的地方开荒拓土，相当于变相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强度，所谓的内部挖潜。
节省下来的钱干什么呢？很简单，养兵。组建训练军队，这是吴起的老本行。但自古以来就是吃粮当兵。你得有足够的军费，保障他们的作训和日用才行。魏国有盐池，可以靠盐业垄断经营的暴利，支撑武卒的开支，楚国可不行，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没有现成的银子，那就只好挖贵族的墙角。谁让他们有行动不便的浑身肥肉呢。
吴起改革，是怎么狠怎么来，招招不离后脑勺。楚国贵族太多，他们占据大量的良田，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收入；附着在良田之上的，必然有大量的人口，遇到战事，国君也无法直接调他们作战，必须通过其贵族领主。不仅如此，贵族都是世袭的爵位，类似八旗子弟，从小养尊处优，能力蜕化，不能为国效力，只是纯粹的消费者。所以吴起不但要减少他们的爵禄，甚至还要釜底抽薪：“封君子孙三世而收其爵禄”，就是爵禄只能享受三代，不能无限延长。剩下的子孙怎么办呢？很简单，去支边，开发边疆。因为楚国疆域广阔，不缺土地，只缺百姓。开发蛮荒之地，让那里的居民进入楚王治下，人尽其力，地尽其用。当然，殖民主义搞得好，也能建功立业。
经过这番整顿，楚国国力大增。《史记》的说法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南边平定了百越，大体就是今天的广西，柳宗元诗中所谓的“百越文身地”；北边剿灭了陈国和蔡国的残余势力，遏止了三晋向南渗透的势头，向西讨伐秦国，各个国家对楚国的崛起和强盛，无不忧心忡忡。《史记》列举的这四个大动作，只有向西讨伐秦国，在《战国策》等典籍中找不到相应的印证资料，其余三项，都有佐证。其中“却三晋”一事，尤其值得一提。因为那时吴起的对手，是他的老东家魏国。这一下，就有戏看了。
无论如何，魏文侯对吴起总有知遇之恩。昔日的袍泽，如今要刀兵相见，吴起将会如何应对？过去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国外，一路颠沛流离，处处吃闭门羹，十有九人堪白眼。可到了楚国，楚王却以国君的规格接待他，吃国宴，住高级宾馆，然后礼送他去秦国。重耳答应楚王，日后假如在战场相遇，他将“退避三舍”，以报楚恩。后来晋楚争霸，已经成为晋文公的重耳，不食前言，退避三舍，就是连续退兵九十里，最后利用楚军的骄纵，将其击败，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现在的吴起，又会怎么办，他会报答魏文侯的知遇之恩吗？
会，不过方式比较特别。
公元前383年，赵国在今天的河南清丰西南筑了一座城邑，叫刚平，以此为跳板，大举进攻卫国。卫国赶紧向盟友魏国求援。魏武侯出手助拳，大败赵军。没占到便宜，赵国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又兴兵攻卫。这一回，魏国自己动手不说，还拉上了齐国。战到最后，顺利拿下刚平，然后兵锋直指中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璧西部。赵国的河东之地，一时间命悬一线。赵国看看形势不好，赶紧申请外援，向楚国求救。出不出兵，楚悼王有些犹豫，但吴起的意见十分明确。他一定要报答魏国一把。他是这么报答的。
吴起说：“即便赵国不求援，总有一天我们也要跟魏国开战。现在的形势，等于赵军主动帮助我们，送上门来的机会，怎么能不打呢？”楚悼王茅塞顿开，立即派出大军北上，与魏军“战于州西，出梁门，军舍林中，马饮于河”(见《战国策·齐策》)。
自从楚庄王问鼎中原以来，这还是楚军第一次饮马黄河。楚国的老规矩，大军出征，令尹是主将，司马为副将。因此可以肯定，吴起是实际的组织者和执行者。捷报传来，估计楚悼王和吴起，都很得意。赵军得到有力的策应，趁机组织反击，先后攻占了魏国的棘浦和黄城。这两个地方，分别在今天河北的魏县南部，和河南内黄的西北。
既然谁也灭不了谁，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互相妥协。围棋界有个说法，叫报答老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棋盘上战胜他。魏文侯和吴起是君臣关系，不妨类比师生。吴起这个报答方式，战败后的魏武侯一定印象深刻。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他也许会说：“还是公叔聪明，料事如神。早知如此，那时就该灭掉吴起，真不该养虎为患，让他活着跑到楚国！”
名将之死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和资源的再分配。资源总体有限，锅里只有一块肉，你多吃一口，我就要少吃一口。所以从来都是屁股决定脑袋，而非脑袋决定屁股。就是说，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态度。对于改革也是这样，就像挤公共汽车：未得利益者希望快点挤上去，既得利益者呢，则回头这样安抚他们：这趟太挤，你别着急，还是等下一趟吧。
问题是吴起不想让大家等。大家等不起，楚悼王等不起，他自己也等不起。怎么办？只好从车上硬往下拉。
楚国一直是贵族当权，吴起一个外来户，突然间鸠占鹊巢不说，还凭空一刀，割去贵族的许多血肉，你想他们能高兴吗？他们对此“皆甚苦之”，无不摩拳擦掌咬牙切齿，整天算计着如何搬掉这块拦路石。
吴起好对付，但他的大后台楚悼王不好对付。那些变法措施之所以能得以施行，关键是有楚悼王的支持。只要他对吴起的看法不改变，贵族们再恶心吴起，也只得暂且隐忍不发。
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手里，终归不会安全。楚悼王是人不是神仙。即便能对吴起始终信任如一，他的生命也有限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一命呜呼，吴起的命运也随即天翻地覆。那些蓄谋已久的贵族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联手行动，攻杀吴起。吴起当时已经年逾花甲，突然遭遇枪林弹雨的围攻，狼狈可想而知。不过他到底是个身经百战的将才，危急关头也没忘记兵法。他不跟敌人纠缠，径直向楚悼王的灵堂逃去。进去之后二话不说，一下子扑倒在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所谓投鼠忌器。吴起的如意算盘，是希望那些人能稍微顾忌一下，停止攻击，至少给他一个喘息思考的机会。可是，贵族们忍耐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哪里还有软着陆的余地？他们丝毫不管老国王尸骨未寒，刀光剑影接连不断地朝吴起飞去。一代名将，就这样被他们活活射死。刀枪不长眼，可以想象，楚悼王的尸体，少不了也要挨它几下。
楚国有条法律：“丽兵王尸者，必加重罪，灭三族”。就是说，用兵器侵犯国王的尸体，要抄斩三族：自己，父母和儿子。楚悼王的太子熊臧，对吴起也没什么好感。他不动声色地办完父亲的丧事，眼看着那些不解恨的贵族对死去的吴起又施加了车裂的刑罚。等事情平息下去，他自己的位置也坐稳了，再回过头来收拾那些贵族。他的手法比起吴起毫不逊色，一口气就灭了七十多家。罪名么，当然不是射死令尹，而是兵犯王尸。
有句俗话，叫“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时期的大权臣大奸臣和珅，后来势败抄家，据说家产价值十一亿白银之多，而当时全国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七千万两。这个数字的真伪暂且不辨，吴起之死给楚国，确切点说就是楚肃王，带来的实惠，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当然，都是无形资产。道理很简单，楚国当时最大的弊端，就是贵族势力太大。吴起想削弱他们，也只能慢慢来，而楚肃王利用吴起之死的政治遗产，正好可以快刀斩乱麻，大开杀戒。
阳城君也参与了对吴起的攻击。后来楚肃王挥刀霍霍，他见风声不对，赶紧逃往他国，寻求政治避难。当时有一帮墨家子弟在阳城——墨家不是善于守城吗。墨家的组织非常严密，其首领称为巨子。当时的巨子是孟胜，他跟阳城君的关系非常好。阳城君逃跑之后，楚国要收回封地，孟胜无力阻止，竟然带领一百八十五名弟子，为之殉难。这事记录在《吕氏春秋·上德》中。原文如下：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人之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后，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巨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于孟胜前。因使二人传巨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二人已致令于田襄子，欲返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巨子于我矣。”不听，遂返死之。
阳城君把封国暂时托付给孟胜，折断一块玉璜作为信物，就像兵符那样。孟胜说：“我拿了这个符，受托保护人家的国家。现在见不到阳城君的符，又保护不了他的国家，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叫徐弱的弟子说：“您死要是对阳城君有益，那不妨去死；对他无益，还要绝掉墨家的流传，何必呢？”孟胜说：“账不能这么算。我跟阳城君，不是师徒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君臣。我如果不死，以后谁还会请墨家弟子当老师做朋友为臣子？我死，就是要行墨家之义，传墨家之业。我已经将巨子的衣钵，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是贤能之辈，不必担心墨家会失传！”徐弱说：“既然这样，那我愿意死在先生之前，为先生开路。”于是首先自杀。孟胜死后，一百八十三名弟子相继殉难。有两个门徒作为使者，传令给田襄子，交接之后，也要返回楚国自杀。田襄子说：“别别别，现在我是巨子，你们得听我的。”但那两个人不听，到底还是回去抹了脖子。
戊戌变法失败后，大家都劝谭嗣同赶紧逃走，但谭嗣同没有。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吴起之死，正可以作为“变法必流血”的论据。谭嗣同用自己鲜血浇灌国土，可国家依然未见昌盛。那么吴起呢，他的死，可有价值？
莫须有，最多也就是个莫须有。
《史记》上记载的四个大动作，“南平百越，北并臣蔡，却三晋，西伐秦”云云，很难说是楚国国力的象征。因为吴起变法，当时不过两年，如果采信他先守宛地一年的说法，那还要更短，只有一年。一年的时间，国家政策刚刚调整，统计数据肯定积极了，GDP也肯定提高了——军费开支增加了么——但国家的总体实力，很难说有明显提高。治理国家可不是吹气球。能够立竿见影的只有数字。至于打了几个胜仗，开拓了一些土地，不过是军力暂时有所增强罢了。即便不考虑编练的新军，吴起自己的将略，肯定也能让楚军的综合实力临时提高若干个百分点，打点胜仗并不出人意料。难道不是么？
历史的外壳是如此坚硬，我始终无法进入它柔软的腹心，看清它本来的面目。历史上，有很多人是当之无愧的名将，但算不上军事家，比如李广；有些人是军事家，但又不是名将，至少没有直接统军，比如孙膑。而吴起绝对是双料人才。实战经验暂且不说，论军事理论，他与孙武齐名，所谓“孙吴”。他的著作《吴子》，《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四十八篇，现在流传的只有六篇，这六篇说是字字珠玑，毫不为过。它跟《司马法》一样，都是《武经七书》之一，李悝当初的评价，可见没有失误；论政治才干，他又与商鞅齐名，变法措施引人注目，“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样样精通。无论《左传》跟他有无关系，文武兼备这个词加于其身，总之不算虚夸。
但是细品历史，我始终无法喜欢这个人。
唐朝末年有个叫周昙的人，曾经担任过国子直讲。他写了八卷《咏史诗》，在《春秋战国门·公叔》这一首中，提到了吴起：吴起南奔魏国荒，必听公叔失贤良。这话不够准确。吴起这人，“贤”字庶几可当，“良”字却相差甚远。司马迁确实高明，对笔下的人物，喜怒不形于色而暗寓褒贬。年轻时读到吴起，总是摸不清太史公的真实态度，直到近年才弄明白他对吴起的厌恶。他把两段轶事写入《孙子吴起列传》，不着一字，而褒贬全出。那两段话，一段是鲁国人攻击吴起的，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另外一段，则是士兵母亲的眼泪。
现在看来，杀妻求将更为恶劣，但在历史上，人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另外那条罪状，母丧不归。至于道理么，非常简单，不必细说。比如名将白起的后裔白居易，写过一首《慈乌夜啼》：“昔有吴起者，母殁丧不临。嗟哉斯徒辈，其心不如禽。”他把老乌鸦死后小乌鸦夜间悲哀的啼鸣，跟吴起并举，作为对照。白居易的声讨，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恐怕很难赢得现代人的完全赞同。母亲去世，毫无疑问应该奔丧。但那时交通不便，噩耗传来时，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吴起即便能骑匹快马跑回家去，母亲也肯定早已下葬。他无论如何也见不到慈颜的最后一面。这也是孔子提倡“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
那时人们攻击他的，当然不是不见母亲最后一面，而是不为之守丧。那是当时极为重视的礼仪。唐朝时宰相杜佑写了一部史学名著《通典》，它和南宋郑樵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一起，合称“三通”。《通典》总共两百卷，分为九个部分，其中讲“礼”的，就有一百卷之多，正好占了一半。这其中，最见功夫、贡献最大的，又在于凶礼中的丧礼。人们对于丧礼丧服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是维护门第制度的需要。宋代以后，大的贵族和门第逐渐消失，人们对丧礼，也就没了那么多穷讲究。到了现在，不管什么礼仪，都在慢慢消解，所以这些攻击，不会有致命效果。有些人甚至能从这里看出吴起身上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未可知。而杀妻求将完全不同。人命关天，且是结发妻子，即便有那么一两个没心没肺的自私自利之辈，心里不以为然，嘴上也肯定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直接说出来。
但是，我并不想拿这个武器攻击吴起。并非因为这个武器太过常规而且陈旧，而是因为我在薄情无义之后，看到了更加恶劣的一面：虚伪。一个为了功名而不惜杀掉无辜发妻的人，竟然会去为士兵吮吸脓血。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反差过于强烈了吗？历史在这里，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
换用管仲的话就是，一个不孝顺母亲珍爱妻子的名利狂，指望他会真心爱惜士卒，岂不是痴人说梦？
吴起这样做，包括卧不铺席行不乘车，与士兵同吃同宿自己背干粮，统统都是作秀。蓄谋已久的作秀，绝对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可惜，那些士卒们年轻单纯，没看清吴起的面目。而在那样的时刻，总是血肉相连的母亲最为敏感。她的眼泪，实在是对吴起虚伪的变相声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愿意向那位无名的母亲致敬。
绝对的平等从来都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甚至相对的平等，都很困难。只有精神上的平等，可以追求。将军和士兵，要承担不同的压力，自然要享受不同的待遇。至少，过度的疲惫会削弱将军的体力，也会损害他的敏锐判断。士卒判断失误，至多自己丧命；将军判断失误，动辄丧师辱国。如此简单的道理，吴起这样的将帅之才，岂能不懂？再说他在一线带兵时，已过盛年，而魏国的武卒，估计以青壮年为主。他有必要这样跟年轻人较劲吗？当然，带兵打仗是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举，得有点手段，不能一味忠厚老实，像宋襄公。但是不管什么手段，总要有个度，不能那么下作。
杀妻求将固然丑陋，多少还有一点恶人的坦白——我就是极端自私自利；可再添上一条为士兵吸脓，就会令人无比恶心。当然，令人恶心的并非脓血，主要是吴起。因为他明明极端自私，偏要作出满怀爱心的虚伪样子。通俗点说，就是明明当了婊子，还非得立块贞节牌坊。没人质疑他的将帅或者宰辅之才，文能安邦，武可定国，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厌恶。在台儿庄战役纪念馆，我看到了张自忠将军的照片。那真叫一个帅。我想象不出，还能有谁比他更加英姿勃发。我心目中的名将就是这个样子的，绝非吴起。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起将略，他身上的政客面目和手腕儿更多一些。
在传记的最后，司马迁这样评论吴起：“‘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就是说，会说的未必能做，能做的未必会说。吴起提醒魏武侯地形之险不如恩德，可是到了楚国，却因为刻薄寡恩而身首异处。真是悲哀。吴起难道不明白恩德的重要么？当然明白。问题是他已过知命之年，按照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估计活不了多久。时不我待，他着急，他必须只争朝夕。他出过将，但还不曾入过相。一个被功名利禄牢牢控制和驱使的奴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往往会使出全部的筹码，放手一搏。可结果无情，等待他的，早年是破产，晚年是破身——刀砍箭射之后，贵族们还不解恨，又对吴起的尸身，施行了车裂之刑，大卸五块。
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