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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常熟老街上的“状元坊”，是一座始建于明代、于今已历五百载沧桑的旧宅院。这里曾居住过多户名门望族，到了公元1833年，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醵资买下，成了新的主人；其后，他的儿子翁同龢又高中状元，成了两朝帝师、晚清重臣。现今此处已辟为“翁同稣纪念馆”，从而使这一典型的江南宅院，地以人传，成为常熟人的骄傲。
就翁同龢来说，这里可说是梦想起飞之地，其间留存着他青少年时代的诸多美好记忆，记载下了他奋发读书、科举中第、走向仕途、青云独步的闪光历程。不过，最终这一沉酣美梦还是悚然惊醒了，他以垂暮之年，怀着一颗被残酷的政治撕得破碎的心，从荣名爵位的峰巅跌入惨遭贬黜并且永无出头之日的命运深渊，凄然回归故里。可是，却又未能重返这一深宅大院，只是在虞山脚下营造一个被他称作“瓶庐”的寒舍，苦熬着生命的最后时光。
在“学而优则仕”这条士大夫前赴后继不懈追求的路上，翁同稣前半生走得十分顺畅。家学渊源，颖慧天资，再加上刻苦努力，使他27岁即巍科高中，之后，春风得意，一路亨通，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显赫要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曾先后做了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他46年政治生涯中，做光绪帝师即达21年，对于这位冲龄践祚的皇帝的知识系统与政治取向的构建，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绝大程度上影响了光绪帝整个的人生观，堪称其“精神保姆”。
在政治上，翁同稣始终是坚定的主战派，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反对求和，主张抗击。在变法问题上，他的作用也非同小可。但是，“高处不胜寒”，最显赫之处往往也是最危险之处，正如他在诗中所言：“琼楼玉宇有风霜。”尽管他竭忠尽智，时时处处审慎行事，最后也仍然未能全身避祸，远离灾患。变法一举招致了西太后的强烈不满，“戊戌政变”失败后的第五天，翁同龢即被逐出政坛，“开缺回籍”。他的厄运并未到此为止，西太后仍然不想饶恕他，半年之后，又将其彻底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这样，就在政治上宣判了他的死刑。
梦碎了，人也被抽空了。再回到故乡常熟，已经是物是人非。“状元坊”依旧威风凛凛地矗立在显赫的位置上，“綵衣堂”还是那样雕梁画栋，庭院深深。但是，被贬官员怎么可能在这最显赫的老宅里安然地过活呢?几经周折，栖身无地，最后他走向虞山，在这块清凉之地遣送其孤寂愁苦的晚岁生涯。
虞山范围不大，由西向东，形似卧牛，如在北方，简直算不得一座山。但罢官后的翁同稣还是在这里蛰居下来了。怀抱委曲求全的深心，他在白鸽峰下建了一处简朴的院落，自号“瓶庐居士”，取守口如瓶之意。身在陋室，闭门谢客。满是无奈与心事重重。
官场是热闹的、显赫的，也是冷漠而残酷无情的。在台上，前呼后拥，风光无限，光宗耀祖，鸡犬升天。一旦离去，宾朋散尽，人走茶凉。更可怕的是，遣散回家却并不能摆脱控制，孤寂但不清静，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使他罪加一等，人头落地。此中险境，翁同龢是深知熟谙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地悬在头上，那位阴险诡诈的慈禧太后，随时随地都会索去他的老命。为此，他潜行韬晦之计，自订五条规则：不赴宴会，不管闲事，不应笔墨，不作荐书，不见生客、僧道，自诩为“五不居士”。并且在便门外开凿一井，名日“渫井”，作好了一朝问罪，投井自裁的准备。不难想象，一个时刻感觉着性命不保的被贬之人，其内心之悲凉与紧张会有何等深重!
翁同铄不仅在精神上承受着重压，经济上也拮据起来，断绝了财源，穷困潦倒，无所依傍。“叹息无家老逐臣，只余两膝拄孤身”，除了靠着典卖自己收藏的名贵字画维持生计外，只能从一些门生故旧那里得到一些接济。而给予他帮助最多、最大的是江北的另一位状元——张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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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出生于长江北岸的海门。在翁同稣被难时期，他已离开朝廷，弃官从商，当上了声名卓著的状元实业家。他所兴办的大兴纱厂，后来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傲。同时，他还办学校、修铁路、兴水利、办慈善……俨然成了近代中国的一个神话。正如胡适所赞誉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张謇所走的这条独特之路，无疑是成功的抉择。我们不妨设想，如果他不做实业，而是同历代的其他状元一样，浮沉宦海，终其一生；那么，以他所处的晚清的险恶政途和风云变幻、百孔千疮的社会环境，纵令他有再大的本事，最终也会嗒然无成，而且还将历经重重风险。而他所走的却是一条任何前人也没有走过的新的路径，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从而在创办实业方面成就一番惊天伟业。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的成功并不完全是源于一己的胆识和能力，也和他特殊的身份、地位有着直接关系。如果他没有状元的身份作依托，在“官本位”的封建体制下，又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他之所以能够高中魁首、独占鳌头，又得力于他的状元师傅翁同龢的倾心举荐与全力提携。
比起老师翁同稣，张謇的科举之路就显得十分艰难曲折了。由于他的祖上无人考取过功名，按照科举制的定例，属于不得人试的“冷籍”；无奈之下，他只好冒充另一户张家的子嗣参加考试。哪里料到，这户张家人从此竟然处处以此相要挟，诈财索物，甚至将张謇告上衙门，使全家人受到牵连，债台高筑，苦不堪言，张謇的心灵也因此受到极大伤害。幸有一些爱才之士竭诚相助，费尽周折，才得以了结此案。经过六七次的赴考，张謇终于在乡试中得中举人。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一个偶然机会，使张謇引起了翁同稣的注意。那一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作为首席幕僚，随清军首领吴长庆入朝，并为吴长庆起草了《条陈朝鲜事宜疏》，撰写《善后六策》等报告，主张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翁同稣看到文章后，十分欣赏。求贤若渴的他开始寻找各种机会加以提携。一次次的会考中，他总希望能识别出张謇的试卷，使其高中魁元；但阴错阳差，命途多舛，张謇竟一次次名落孙山。此后，翁同稣曾三次致信张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窃为国家惜，非为诸君惜也。”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翁同稣的苦心栽培终于有了结果。这年慈禧60寿辰，特开恩科会试，张謇本来无心再考，在父亲催促下勉强应试，考了个一甲第11名，翁同龢冒着很大风险，亲自把他提到第十名，从而获得了殿试资格；同时，向收卷官交代，要坐着等待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他的手里；评阅之后，他果断地把张謇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这样，历尽崎岖的张謇，终于在41岁的不惑之年成为晚清的一名状元，按照惯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官为六品。
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实权在握，势力庞大；以光绪、翁同稣为首的“帝党”因积极推动变法、推行新政迫切需要人才。由于张謇与翁同龢的政治改革的见解与立场
一致，师生情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翁同稣钦佩赏识张謇的德才，在赠诗中有“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读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启予”之句；日记中也留下“此君是霸才”的评价，极力予以提携，并希望因此而壮大改革派的力量。 但是，变法维新活动导致“帝党”与“后党”发生深刻的矛盾，翁同龢最终被以“误国”罪名开缺回籍，交由常熟地方官严加看管。这一处置，引起了张謇等人的极度不满。时人都看得清楚，这是慈禧在玩“杀鸡儆猴”的把戏。就此，张謇曾预言：“朝局自是将大变，外患亦将日亟矣!”在黑云压城、寒气逼人的恐怖气氛下，张謇和其他门生四五十人，怀着无限的悲凉为翁师送行。张謇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一首：“兰陵旧望汉廷尊，保傅艰危海内论。潜绝孤怀成众谤，去将微罪报殊恩。青山居士初裁服，白发中书未有园。烟水江南好相见，七年前约故应温。”重提七年前翁师曾约定“若圣恩放归，秋冬之际，当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的旧话，以此劝慰恩师从容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于“烟水江南”静度晚年，安顿伤痕累累的破损心灵。
翁同觫回到常熟后不久，张謇也匆匆告别了京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而返回家乡。看得出张謇的毅然决然抛开仕途，弃政从商，显然与翁师的遭谴有着直接联系，一则恩师一去，他也无意飞黄仕路；二则险恶无比的宦海，早已令他夜半惊心，不寒而栗。“此心正似江潮涨，一到前滩便却回。”前人的诗句，刻刻在念。堪资告慰的是，海门、南通与常熟隔江相望，登上狼山之巅，江云缥缈之中的南岸虞山，屹然可见。此后，这一对相知相重的座师与门生，有了更多机会相亲相近，两颗心可以进一步地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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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到家之后，便再题《寄呈松禅老人》七律一首，表达他们共同归隐的志向：“楼台无地相公归，借住三峰接翠微。济胜客输腰脚健，忧时僧识鬓毛非。尚湖鱼鸟堪寻侣，大泽龙虾未息机。正可斋心观物变，蒲团饱吃北山薇。”虞山“三峰”清凉寺曾是翁师借居之处，“尚湖”亦在虞山脚下，“正可斋心观物变，蒲团饱吃北山薇”，道出了张謇自己的情怀，也是对翁师的劝慰。
只要有时间，张謇便过江拜望恩师，随时将自己在南通开办纱厂及开发地方事业的情况详情告之。翁同龢甚感欣慰，特意为大生纱厂的开工书联一副：“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上联借《易经》“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之意，赞新兴工业的神奇力量；下联借用《道德经》中“衣披万物”这一成语，实写纱厂之纱惠及百姓，亦张扬其所起的巨大作用。翁师对张謇表现了高度认同，在夸赞的同时寄寓着自己的理想。显而易见，在灰暗、悲凉的日子里，门生张謇事业的成功也让衰年遭贬的恩师平添了几分豪气。
松禅老人末路崎岖，不仅心境悲凉，生活也相对显得困窘。张謇便时时给恩师以多方面的实际帮助，除了经常派人送去米、面等生活用品，还及时汇款，以解其燃眉之急。连翁师居住的瓶庐中的五间楼舍，也是张謇出资帮助建造的。
1904年5月。张謇最后一次到常熟探望恩师，之后没过几天，就传来恩师去世的噩耗，怀着难以抑制的悲痛，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十八日二日耳，遂成千古永诀。追维风义，岂胜怆痛!”几天后，张謇得知翁同稣自拟挽联，嘱张謇为之书写，联云：“朝闻道夕死可矣，今而后吾知免夫。”回顾恩师的一生，张謇写下了深情悼念之词：“有宋名臣以文学政事显者，日欧阳修、日司马光，求之近今，足以媲匹者，其为吾师翁公。”给予恩师以极高的评价。
翁同稣死后葬在虞山的白鸽峰下，1921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张謇冒着料峭春寒专程前往拜谒翁墓，并写诗记之：“停舆入墓庐，空庭冷花竹。亟趋墓前拜，眦楚泪频蓄。”在虞山之巅隔江望见南通五山，遂心生一念，扫墓归来，就在马鞍山东岭卓锡庵旧址建造“虞楼”，以期透过江烟雾霭，看到虞山，作为对恩师永远的纪念。“虞楼”建成后，他题写了“匾跋”和“山根拟改丹砂井，江上唯瞻白鸽峰”的对联。在“匾跋”文中叙述了建楼的原因和意图，并感叹：“悲人海之波潮，感师门之风义，殆不知涕之何从也。”
同年10月，张謇为修缮“瓶庐”再次过江，感念之情尽在诗句中：“凄惶病榻语，万古重丘岳。”“宁知三日别，待坐更不续。期许敢或忘，文字尚负托。平生感遇处，一一缭心曲；缅想立朝姿，松风凛犹谡；九原石台前，随武不可作。”回家后，张謇给翁师后人寄去500元专款，作为修缮“瓶庐”费用。
在以后的日子里，张謇曾多次前往“虞楼”瞻谒，并留下了一些诗文。恩师去世20年后，他写下了《宿虞楼》七绝：“为瞻虞墓宿虞楼，江雾江风一片愁，看不分明听不得，月波流过岭东头。”
永远的缅怀、无尽的哀思，融于月波江雾，绵绵不绝。
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情义才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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