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新视）[时事聚焦]美国公开蒋介石日记,还原蒋介石的本来面貌（天涯转帖） [复制链接]

作者：大厦将倾快逃  


刚刚看到的,另外一种视角看过去

　　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最近，负责主持整理和研究这批文物的郭岱君教授在美国各地发表专题演讲，试图从历史事实给予蒋介石公允的历史评价。
　　
　　
　　“艰难******成孤愤 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从此，在中国大陆，蒋介石被XXX斥为“独夫民贼”、“不抗日”的“人民公敌”。直到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了蒋介石日记，一个完整真实的蒋介石才展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大陆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公正评价蒋介石的声音。
　　
　　最近，全程参与《蒋介石日记》的接收，并主持整理和研究的胡佛研究所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教授到华盛顿、纽约、波士顿等地，以“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为题演讲，帮助重新评估二十世纪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及领导人物，甚至某些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事件。
　　
　　郭岱君教授在华府“从历史事实谈蒋介石讲座”上，针对在场的听众特别讲了蒋介石对XXX和国民党区别的认识以及国民党在台湾是如何艰难地走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历程。
　　
　　蒋介石（1887～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是中华民国第1至5任总统。他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领导北伐，统一了中国，并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但在 1949年败给XXX，离开大陆到台湾执政。
　　
　　热爱传统文化 严格自律
　　
　　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杨天石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一书中说，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大多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批判态度，而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则不同。他虽然研读新思想，却并不废弃旧学。他研读王阳明、曾国藩、胡林翼三人著作，自称“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
　　
　　从日记中看出，1926年以后，蒋介石的读书逐渐发生方向性转变，即废弃新学，专读古书。儒家：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项事业的起点。道家：存天理，去人欲。他研读古籍，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作为治兵、从政的规范。
　　
　　他严于律己，不沾烟酒，不断告诫自己戒色、戒奢侈、戒贪。“欲立品，先戒色；欲立德，先戒侈；欲救民，先戒私。”“邪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1925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他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他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 “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以革除自己动辄易怒、骂人、打人的恶习。
　　
　　外界一直传蒋介石年轻时候生活浮荡，得了花柳病无法生育，以致与宋美龄没有孩子，但这是误传。蒋介石1928年日记：“耶！宋美龄怀孕啦！”他很高兴。可是那一年8月有刺客进入他家，宋美龄受到惊吓而小产：“妻病小产，其状痛苦不堪”，“妻病频做，心生郁闷……”蒋介石还特别请了五天假到上海去陪她，他非常爱她，尊敬她。


从崇共到******
　　
　　2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汇集，蒋介石与当时所有知识青年一样，受新思想吸引。他于1919年开始阅读《新青年》，日记中不断出现有关记载。如：1919 年12月4日：“看《新青年》杂志。”12月5日：“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下午，看《新青年》。”等。
　　
　　蒋介石也读过“马克思经济论”、“XXX宣言”等，并向往共产主义。1923年，孙中山派他去苏俄考查，蒋介石在船上还不停的学俄文，说：“终于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祖国了。”但是，三个月访问，蒋介石从崇拜共产主义到慢慢放弃，得出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今日中国”的结论。
　　
　　到1926年，蒋介石8月30日日记：“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恶也。”他怀疑：“XXX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革*命事业，还是只是为了扩大XXX的势力？”他“不能理解”。
　　
　　而且，蒋介石的早期革*命主要财务支援来自江浙财团，而XXX到处搞暴动、罢工抗议，让资本家很不满意，“为什么XXX到哪里，夺权和抗争就带到哪里？”各方面他都觉得难以忍受，这才决定在1927年清党。
　　
　　同时，他也读了很多孙中山的书，并流露出崇拜之意。1925年1月16日日记：“《三民主义》一书，博大精深，包罗万有。”1926年8月7日日记：“总理规画于前，中正继述于后，中华庶有豸乎？”


把XXX看得很透彻
　　
　　蒋介石的日记中，一直贯穿着大量对XXX的看法。他比较XXX与国民党的不同：第一，XXX反对私有财产，国民党保护私有财产；第二，XXX要阶级斗争，国民党要跟阶级合作；第三，XXX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国民党代表全部民众、各阶层的利益；第四，XXX讲的是仇恨，我们儒家讲的是忍，耶稣基督讲的是爱。
　　
　　他说，如果我们用“仁、爱”可以治国救国，为什么用仇恨？应该说，蒋介石把XXX看得很透彻，XXX的本质是“仇恨”治国，他在日记里好几次提到“XXX这样行不通”。
　　
　　但是，他也反思自省，在日记里问：为什么妇女不听我们的？为什么大学教授老是跟着他们走？为什么青年学生老是相信他们讲的话？他在1939年曾经拟了一个问卷，让国民党员来回答，本党为什么组织训练比不上XXX？为什么不能做基层工作？为什么不能掌握青年？那些教授为什么要反本党？
　　
　　郭岱君教授用电脑幻灯片展示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的日记手稿。
　　
　　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他在日记中写下“XXX之罪恶”：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藉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
　　
　　那个时候，他很清楚：“这个毛贼不可信，我一定要把他抓起来。”XXX的独裁、狡诈、绝不可能给民众以民主和自由。但他最后还是放了毛。


丢失山河 自责难已
　　
　　很多人以为，蒋介石离开大陆一定会骂XXX，如同XXX在大陆批判蒋介石的做法一样。但郭岱君说，他1949年没有骂XXX，我很讶异，简直不可思议。两年前，中国大陆有个领导人匿名来胡佛研究所，我们问，那么多你们要看什么？他说看1949年蒋介石怎么骂我们的？后来驻美大使带了十几个部长级干部来，我说，你们会失望。
　　
　　整个1949年，他都在自责：“平生最大耻辱”，“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遁迹绝世，了此一生”，这种话非常非常多……
　　
　　郭岱君说，我最受感动的是他的坚忍不拔。“在1948、49年，很多政治人物和将领都投降XXX，也有一些人不愿意投共，到香港、美国做寓公去了。蒋介石身边最亲近的两个人自杀了──陈布雷和戴季陶。蒋介石虽然也想到过自杀，但还是忍下来了。”
　　
　　有些西方学者不明白：1949年的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但同样一个蒋介石，同样一个被指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为何在大陆失败，却在台湾成功建立一个经济繁荣和民主政治的社会？
　　
　　郭岱君说，实际上，蒋介石一直想搞改革。抗战刚开始，曾经有两个省实行了三民主义的土地改革，陈诚在湖北省，陈仪在福建省，他们都做了二五减租，这跟后来的三七五减租很像。但是很不幸，之后又开始打仗了，所以都没有做成，没有机会，每天都在战争中。


在台湾实现改革夙愿
　　
　　郭岱君说，1949年，台湾进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由陈诚主导土改。而那时国民党还在大陆打仗。 1950年，76％的产业是国营的，政府控制的，可是10年后，计划经济就成功的转为市场经济。
　　
　　1950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实施地方自治，那时的台湾生产停滞，农业工业都落后，对外贸易连50万美元的外汇券都开不出来，失业率非常高，上百万的军民从大陆涌到台湾，吃都是个问题，到处乱七八糟，而且美国已宣布放弃台湾。
　　
　　蒋介石身边的很多人都说“这太危险了，到处都是台湾人，国民党还能有立足之地？”郭岱君说，今天回想起来都是个奇迹，怎么敢进行乡、镇、市长，县市长，省议员的选举？而且结果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台湾本地人当选为台北和台中市长，期间他很挣扎，甚至让人家退选。最后还是同意他们继续竞选。
　　
　　非国民党员当上了市长，本省人才看到政府决心实施民主，以致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候选人参加选举，这奠定了后来国民党在台湾55年的基础，不但是土地改革，而且也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成功。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说：“没有蒋介石垫下基石，台湾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民主法治，因此，以‘一代领袖’尊称蒋介石，应非溢美之辞。”尽管最后的民主政治是蒋经国完成的。
　　
　　以民生、民族为重
　　
　　蒋介石在台湾，早期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但他几次拒绝美国欲对大陆使用核武器的建议。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美国在积极考虑对入朝XXX军队使用原子弹。蒋介石12月1 日日记：“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XXX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1954 年10月20日，美国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台湾方面可以向美国申请借用“原子武器”，他表态“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影响。”1968年12月，他对美国国务卿鲁斯克说：“你们永远不应设想以核武器对付中国。”
　　
　　日记中，蒋介石崇尚“仁义”施政。在大陆遭天灾人祸时──54年大水灾，58年大跃进、74年中越海战等，都有人劝他趁机打击XXX，特别是因为本是人祸的“大跃进”而被XXX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活活饿死大陆民众3500万的那次，他却说，我的黎民在受苦，应该如何救民于水火之中，不能趁此时去反攻，否则不是仁义之士。
　　
　　1969 年，中国和苏联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派人与蒋联络，蒋开始有点动心，但他说苏俄对我们绝无好心，不愿做吴三桂，做苏俄的马前卒。1950年中国开国周年大典，国民党空军准备轰炸天安门，他在最后时刻取消：“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


用中华传统文化“反攻大陆”
　　
　　蒋介石最后的日记是1972年，“此为最黑暗之时期，但余对光复大陆之信心，毫不动摇，且有增无已，因确信上帝与真理和我同在也。”其实他早就知道，不可能军事反攻，但这时候他已提出政治反攻，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用三民主义来反攻大陆。
　　
　　60 年代，与XXX文化大******“批判孔孟之道”同步，蒋介石推行“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国土”，台湾开始从小学到大学入学考试，以及政府公务员考试，都大量强化学习古典中华文化的科目，尤其是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说，受到特别推崇。致使台湾成为今日全球华人中最能完整承继中华传统文化的地区。
　　
　　如今，21世纪的台湾，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在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下生机勃勃；而今天的大陆，政治独裁，经济发展不平衡，意识形态缺失，民怨沸腾，如同一个火药库，让人担心随时可能爆炸。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蒋介石日记》的出炉与研究，让我们有机会认识蒋介石的另一面，或许也正是历史还原真相的契机。

二、 抗日：忍辱负重 护卫国魂
　　
　　半个世纪以来，XXX一直指责蒋介石迟迟不抗日，错失时机民气。《蒋介石日记》公开之后，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深沉苦衷。
　　
　　文 ◎ 毕儒宗、孙芸
　　
　　半个世纪以来，XXX一直在指责蒋介石不抗日，批评蒋中正是因为张学良发起西安事变及XXX促使之后才抗日的。直到几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人们才知道蒋介石拖延向“日本开战”的苦衷。
　　
　　中日军力悬殊 如何打？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入中国东北，中国人群情激愤。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近日在波士顿演讲时说，蒋介石当时十分痛恨日本，在日记里一律称之为“日倭”或者“倭”。蒋介石很清楚：中日必将一战，因为“倭所要我者，为土地、军事、经济与民族之生命。”
　　
　　但他深知，当时的中国军队远不是日本军的对手，中日实力悬殊，中国要争取时间。日记中，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蒋介石时常祷告，让神给予他时间，他也一直派人去欧美寻求援助，因而迟迟没有正式向日本宣战。
　　
　　郭岱君说，918事变时，中国有什么军队？只有一些军阀割据，除了黄浦军听他的指挥外，其他军阀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队不受蒋指挥，直到1944年抗日快结束时，还是这个局面。蒋介石一生都没能真正统治中国，国民党并没有能力号令全国，军队装备也严重落后。
　　
　　他在日记写，第一，这个战怎么打，日本那么强，中国那么弱。第二，军阀割据各有所谋，军阀不见得会听他号令打这个战，第三，当时汪精卫在广州另立中央，跟南京对抗……。他不认为可以打赢这场战，要打就必死无疑：“今日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已，万一不测特令此为遗嘱。”
　　
　　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自己不能被党内人士和学生理解的痛苦。郭岱君说，满怀热情的年轻学生，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不向日本宣战，国民党左派也认为他的抗日是假。蒋介石三十年代的日记中，反反覆覆记述了他对此的愤怒和羞耻。

攘外必先安内：收复西南
　　
　　蒋介石采取的方针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他在日记中写到“不先剿共灭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平内，则不能攘外。”但这个“安内”不是指XXX。
　　
　　他认为，中日之战既然一定要打，上海是守不住的，决定迁都四川，可是南京政府进不了四川，因为四川、云南、贵州这西南都是军阀控制，他根本进不去，怎么办？
　　
　　郭岱君说，在1932、33年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把XXX放在眼里，经过几次剿共，红军不到3万人。而他故意流下一股红军，跟着后面，这样才能进入四川、云南、贵州，然后再往西北走。因此，他以剿匪为掩护，藉“剿共”收复西南，而红军，只要再来一次围剿就可以剿灭了。
　　
　　张学良坏了一盘好棋
　　
　　另一方面蒋介石积极和日本和谈，希望再有三年，拖到一九三九年，不幸的是，由于张学良的鲁莽，西安事变打乱了他的部署。他在日记里反覆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而张学良当时一定是看到了蒋介石的日记，深受感动，最后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
　　
　　然而，杨虎成和他的西北军、东北军都反对，蒋介石没有亲自写下手模脚印，绝对不能信任他。但张学良声泪俱下地说，我一定要护送委员长回去，否则中国没有人能领导我们抗战。不过，蒋介石一辈子都无法原谅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再拖延，全国仓卒抗日。他本来希望德国顾问能帮助他训练六十个德国装备师，但此时一半都没达到，同时想取得苏联、美国等列强的支持也落了空。
　　
　　然而，一旦宣战，蒋介石坚定不移。他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其中可见其对抗战的决心与态度。
　　
　　艰苦抗战 败而不降
　　
　　中国和日本第一大战为何选在上海？蒋介石说，松沪之战必须打，第一，必须把战线从北边拉到南边来，扩大日本战线，不能让他从东北直接到西南；第二，唤醒国人全力抗战；第三个很重要，要震动全世界，西方列强很多商业利益在上海，要让他们感觉到痛。
　　
　　郭岱君说，松沪战中国打得惨烈。国军三个人一支步枪，步枪有的还要用绳子绑起来，不绑就散掉了。哪天打仗哪天发子弹，每个士兵只发约10颗子弹，平时训练只能用假的。当时的中国就那么穷，士兵只能穿草鞋，可是日本是军舰，机械兵团，中国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日本的高强度火力。
　　
　　当时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郭岱君说，到了1938年，蒋介石的策略非常清楚，就是坚忍不拔，败而不降。每一仗几乎都打败了，但是绝不投降。所以日本每次有一个大的攻势，就以为中国一定投降，结果中国人败了就撤退，就是不投降。

以空间换取时间
　　
　　蒋介石在抗战时曾讲，中国人地域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一吋山河都是抗日的地方。郭岱君说，他那时确实是带着中国人这样做，他想拖垮日本，以空间换取时间，打不赢就换地方。事实上也是，直到国际反法西斯战场上出现转机，中国才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但是中国的损失惨重。抗日战争中，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军与日军大规模正规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小型战斗38万931 次。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也让日军死伤近250万人。
　　
　　可怜的大陆人，总以为日本正规军就那么喜欢专门钻山沟躲窑洞，有那么多时间跟几个土八路玩捉迷藏游戏、你躲他找，成天乐此不疲；靠几个拿着落后土枪的土八路躲在山里面跟日本正规军游击，你游走，他追击；靠八路新四军的力量还不够战胜日寇，还要发动农民和儿童妇女老人，到处埋土地雷，挖地道，张嘎子之类的儿童折腾个没完，这样就可以消灭武装到牙齿、穷凶极恶的日本正规军几十万数百万；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为“伟大光荣而且永远正确的”“抗战中流砥柱”。而总是讽刺历史书上所说的在战场上连连战败的国军不堪一击。
　　
　　半个世纪以来，两岸对蒋介石的评价，因政治立场不同，存在极大的差异。台湾难免于“完人”的歌颂，大陆则责以“罪人”之名。持平而论，蒋既不是“完人”，也不是“罪人”，然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在铺天盖地袭来的各方压力下，蒋介石忍辱负重，竭力护卫国家，实不愧为民族英雄，功不可没。

　三、花花公子张学良的忏悔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67名警卫全部被杀。对此，大陆在建政后大肆宣扬张学良为“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晚年张学良却称自己为“罪人中的罪魁”。
　　
　　当年，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毛的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了根据地。此时毛的一贯支持者苏联开始面临着东西方战争的威胁，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即在中国，要求毛要“联蒋抗日”。但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正是在苏联的指示下，毛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要与国民党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抗日和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毛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侵略中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后，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共产革*命“新阶段”。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面临着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毛为了求得生存空间，采取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联蒋抗日”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暗地里反蒋不抗日；二是国统区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
　　
　　张学良发动了西安军事叛变。1990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毛泽东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事实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毛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然而，出乎张、杨意料的是，西安军事叛变之后，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
　　
　　最让张、杨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的反应。担心同时将面临东西线作战的斯大林在事变后立即亲自拟电命令毛：绝不容许毛泽东杀蒋。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的毛只好派周恩来去说服张、杨以及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对其动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
　　
　　面对着全国的声讨和苏联“背信弃义”，轻信盲从的张学良陷于深深的懊悔中，因此决定陪同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张学良送蒋回到南京后，一直被囚禁、软禁，后来随蒋到了台湾。九十年代在美国定居，2001年去世。在其有生之年，无论大陆怎样“盛情邀请”，他都再不曾回到故土。
　　
　　1954年，张学良在见过蒋介石后，写了《西安事变反醒录》。张认为自己“当时年轻识浅，为实现抗日心愿，以致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十分后悔。”蒋的第二个儿子蒋纬国生前回忆了与张学良几次喝酒的情形：“他酒醉了之后就抱着我痛哭说，老弟啊，我这老哥哥做错了事啦！”晚年虔信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6月1日的90岁生日时，引用《圣经》中的话说：“我是一个罪人，是罪人中的罪魁。”据悉，张从来没有抱怨过蒋介石对他的囚禁。1991年他到美国后，《纽约时报》曾对其进行采访，张解释他为何决定送蒋离开西安并接受惩罚时说：“那是叛乱，我不得不负起责任。”只是张学良醒悟的太晚了！

张学良为什么在东北不抵抗？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湎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地质学家丁文江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东北失守之后，蒋介石为什么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后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么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分子，这点从无论如何都坚持“一个中国”中都可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 “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后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于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有实力又收回。
　　
　　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热河失守后，全国舆论沸腾。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 “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后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洗刷不抗日的污名，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张学良当时噎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西北割据和称王。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张学良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和军权，又加上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XXX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有了120多万军队。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XXX，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XXX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XXX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于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后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者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

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后，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后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于国民政府之法律、于中国文化之伦理、于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但蒋介石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特赦后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张学良接着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张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张学良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后悔之意。他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
　　
　　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 “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的打油诗，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可能是：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这个可以看，也可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