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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国府打赢的。
图:1943年6月6日,与日军激战的国民党军队。 
图:1941年,驻守潼关黄河前线的国民党军队。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 作者：王超群 原题为：两岸和平融合需填平抗战史论鸿沟
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真相是什么？两岸分治的岁月中，一直各自有不同的说法，如今随着两岸交流日渐频密，对这段中国人血泪交织的历史，也似乎到了重新梳理、确定论述的时刻。
今年七月七日抗战爆发纪念日，台湾关于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和抗战史研究，分外热闹。
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和中山堂，就这段抗战史都在进行相关的图片文史展览。中山堂推出“七七事变特展”；而国父纪念馆展出的“随军记者镜头下的对日抗战真相展”，将一直到9月20日止。来台湾访问的大陆观光客，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历史真相。
马英九七月七日当天一连参加三场抗日战争史料展开幕仪式。他说，目前抗战的历史，在台湾被淡化，在中国大陆又被扭曲，处于非常不利的情况，希望能有更多中国大陆年轻人来台，了解这段史实真相。他说，在中国大陆，抗战被认为是中共打的，尽管中国大陆已有些民间历史学家开始说明这个真相；但如果问台湾学生，跟中国大陆同学相处得怎么样？台湾学生都答说蛮好的，大家很谈得来，唯有一点无法接受，就是中国大陆学生认为“抗战是中共打的”。
马英九说，抗战8年国军牺牲322万人，将领206人，其中204人是国军，另2名是当时的“八路军”；民众死亡人数无法精确统计，一般估计至少2000万人，损失4800亿美元，可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惨烈、影响最深远的一场民族御侮圣战，“历史的错误可以原谅，但是历史的残酷不能忘记，否则就会重演。”
两岸不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要和解，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的诠释上也要和解，才能让历史回归真相。马英九建议，“在抗战的历史上要实话实说，就事论事，才能够真正地让炎黄子孙弄清楚到底那8年，甚至于14年，从‘九一八’算起，发生了什么事。”
退役上将坚称：抗日战争是国府打赢的
2011年7月7日，台湾的国防大学举办“庆祝建国百年抗日战史学术研讨会”，由“国史馆”馆长吕芳上担任主题讲演人，前“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到场致词，发表论文与观点者多为军方人士。其中退役上将、中华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文燮的讲话，完整地陈述了中华民国政府迄今从未改变过的对中国抗日战争真相的论述。
王文燮这套论述有几个层次：首先是对日抗战的领导者究竟是谁？其次，中共是如何看待抗战呢？俄国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美国人又是如何的地位角色？台湾始终主张，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下，赢得抗日战争。他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是国府打赢的。
王文燮认为，任何对此论述的改变或扭曲，都是不合史实的。原因是，国府在领导抗战的过程，即使有太多可检讨之处，但此主轴是不变的。只有合乎此，所做的论断评说，才是诚实面对真相的。
他说，八年抗战，国府的目标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这是一场中国人死中求生的战争，蒋介石宣示“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东西南北”，“一致抗日，绝不中途妥协”，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野心。即使蒋在决定抗日前有过这样那样的考虑，但宣示抗日后，他抗战到底的决心则从未改变。
在国军退守西南之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日子里，国际通路几乎全被封锁，国军精锐战略预备队进入缅甸支持英军作战。民国33年春，日军倾全力孤注一掷，发起强烈攻势，攻占独山威胁重庆。面对危局，蒋介石领导全民抗日到底，不屈不挠，终于击败强敌，得到最后胜利。
在这场让千万中国人失去生命和家庭的痛苦战争中，有上千万的中国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背信的盟友可耻的面目也不能忘记，但最重要的是，抗战让国力耗尽，百废待举，国家正要休养生息之际，却因为苏联占领东北，阻止国军进入，而美国则由亲共的马歇尔调停内战，因此连手摧毁了击败日本的国军，造成今日两岸分治的局面。
王文燮上面所述，正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一贯的主张。它既不是国民党的主张，也不是今日台湾绿营的民进党人所关注的，而是今日台湾的政府当局，从中华民国这个政治法统所延续下来的历史论述。“否定这个说法，等于否定过去；没有了正确的过去，谈何未来。”他说，这史观是基于史实而来，如果对过去的真相都能扭曲编造，改变说法，那么今日的协议、承诺，又怎么可以相信呢？
两岸和缓，中共开始肯定国府抗战
有别于国府以上论述，大陆史学界的抗战论述，侧重于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敌后战场，以与国府领导的正面抗战相区别。
根据他们的说法，抗战初期，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直接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下来的忻口会战中，八路军第一二零师在雁门关伏击日军，第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敌机20 多架，均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战。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开始在华北敌后实施战略展开，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则挺进长江南北，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此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到1940年底，共产党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加上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共拥有1亿人口，抗日武装发展到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这一年，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调集100多个团共20万人，在华北敌后进行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声势之大，震惊中外。
大陆官方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和“反扫荡”开始取代正面阵地战，逐渐成为对日作战最主要的作战方式。敌后战场先后有左权、杨靖宇、赵尚志、彭雪枫等高级将领以身殉国，还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可歌可泣的民间抗日英雄，以至于如今大陆民众最熟悉的说法，是共产党抗日，国府假抗日；在充斥大陆的很多影视节目中，国军将领多是废物，共产党才是在敌后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地杀鬼子。
不过，近年来中共也在逐步修正自己的抗战史观。大陆的主流论调以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为基础，“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为主体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虽然此前胡耀邦曾在内部会议中提及，但至此中共才算正式官方表态，肯定国民党执政下的国府，在领导抗日时有贡献。
近来两岸关系和缓，在两岸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共已经愿意对国府在抗战中的角色给予正面肯定；但中共始终不曾放弃的是，共产党领导抗日。这与台湾岛内的抗战史论述仍然存在很大分歧，也与国府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抗战真相相去甚远，不同的历史认知成为横亘在海峡两岸间的一个巨大鸿沟。
22次会战，国军抗战立下汗马功劳
事实上，相对于共产党敌后战场，国军正面战场的战绩，载在史册，有据可查。
国父纪念馆展区正中央以整面墙壁的宽度将日本降书放大展出，可以清楚见到“何应钦”与“冈村宁次”的签名。根据现场展出资料，在八年抗战期间，总共发生会战22次，全数是国军部队立下的汗马功劳，而共军的平型关与所谓百团大战，不过是众多会战之外的两次战役。
国军备役上校、中华军史学会龚建国《对日八年抗战三次长沙会战》为题的研究论文，为确认国军是抗战主力提供了有力佐证。
龚建国说，1939－1942年间，中日双方均处于战争的长期相持阶段，日军为解除中国第九战区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和策应“南进”（指向南洋）和太平洋方面的作战，先后发动了三次攻略长沙的作战行动。中国方面则为配合盟军作战，积极向日军进击，使日军无法抽调军队向外发展。因此，国军长沙会战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必胜决心，同时也发挥支持盟军太平洋作战的作用。
龚建国文章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3日。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日本大本营面对美国废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新情势，为巩固占领区，调集10万兵力，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遭各路国军有力阻击，伤亡2万余人，被迫撤退。
第二次长沙会战则是1941年9月7日至10月19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部队，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日军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却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目标。
第三次长沙会战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久，日本趁其驻防广州的廿三军进攻香港机会，第十一军调集约10万兵力，分两路进兵长沙，目的是争夺要点，牵制国军不致转向广州、九龙和缅甸。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兵力，全力防御，重创日军，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分官兵的必胜信念”。
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不仅令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牵制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展，从而打破日军“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幻想，还重建民族自信，进而促成不平等条约废除，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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