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说起“袁世凯”三个字，就变成了四个字：窃国大盗！不错，他的确先窃夺了清朝代之以民国，后窃取了民国代之以洪宪王朝。袁世凯至少是结束了一个时代又开拓了一个时代的著名人物，这是历史事实！政治文化中有一组量化模拟词语叫做：“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四六开”（六分成绩四分错误）；“五五开”（五分成绩五分错误）。到了袁世凯的名下是“零十开”（零分成绩十分错误），岂止是错误？简直是十恶不赦！一百年来，人们似乎习惯了袁世凯那种僵硬的、漫画式的丑化脸谱，而事实上是不是还包含着许多傲慢与偏见？历史真相不能“还原”，只能探讨。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袁世凯。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县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辈多为清朝显贵。贬袁史书袁世凯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和动荡环境的影响，养成了一种浮嚣的性格，读书心不在焉，经常托词逃课，经常纠集一帮恶少追欢逐乐，附庸风雅，淫邪愚昧，好谈鬼神，或结伙逞强斗殴，或逛大明湖、坐戏院，对戏剧尤“乐观不倦”。因早年科举不第，便弃文投军，22岁那年在养父袁保庆的“铁哥们”、淮军将领吴长庆手下当了一名营务处的杂差。
1882年７月，满清“藩属国”朝鲜发生了失势的“亲中”贵族策动的“兵变”，赶走“亲日”权贵，袭击日本使馆，处决了日本教官堀本礼造等。日本政府乘机派兵侵朝，以武力勒索更多的权益。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也派兵到朝鲜。但清军不是去支持“亲中派”，而是去镇压反对日本的“兵变”。可见，清末的外交是一种混账政治。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树声即奏请清廷派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领清军六营赴朝鲜。吴长庆指令某营为先锋队立即登陆。这位营官表示士兵不习航海，多数晕船，请求稍缓。吴大怒，当场将该营官撤职，派“前敌营务处”的袁世凯代理。这分明是吴长庆有意给机会让袁世凯“出位”。袁世凯奉命后，马上部署登陆，两小时内完全就绪，吴大加夸奖。进入朝鲜后，有少数清兵掳掠乡民。吴长庆厉声责问袁世凯：“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答：“我当时已请出令箭正法七人，现有七个首级在此呈验。”尽管是先斩后奏违反了军规，吴长庆还是连声说：“好！好！你不愧为将门之子。”袁世凯治军严的名声由此而起。吴长庆用袁世凯之计诱捕了“兵变”的主要策动者后，下令清军各营围攻“兵变”者。袁世凯率先带领清军冲锋，杀死数十人。“兵变”很快就寡不敌众失败了。原本默默无闻的袁世凯在镇压“兵变”中初显身手，不但深受吴长庆的信任，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1882年10月，清政府奖赏镇压“兵变”的有功人员。袁世凯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获赏戴花翎。
毁袁者讥讽袁世凯是一个“不读书、读不好书”、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但从袁世凯少年时所写的“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九云霄。我欲向天张举口，一口吞进胡天骄”等颇有工整、豪气诗句，可见封建者常常以科举“学历”去衡量一个人的“学识才华”。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通常指的是连饭都没得吃的平民百姓，而丰衣足食的官宦子弟投笔从戎为的是出人头地。袁世凯立志在军队中伸展，主要是他看到曾国藩崛起于湘军、李鸿章崛起于淮军。清末民初是一个十分动荡的乱世，所谓“乱世出英雄”，难以被制服、没有好名声的英雄往往都是枭雄。
镇压了“兵变”后，清军留下三个营继续驻在朝鲜，其中一个营由袁世凯节制。为强大军队，巩固统治，朝鲜国王清求政府派人帮助训练新军。清廷决定“选派教习，代购洋枪，为之简练诸军”。李鸿章命令吴长庆筹划实施，吴长庆指派袁世凯等办理编练朝鲜新军的事务。袁世凯受命后，着手训练朝鲜军队，先练五百，递增到一千，编为“新建亲军”，分为左右两个营。所用武器装备，铜开花炮十尊、来福枪一千枝及弹药等，都由清政府赠给。在袁世凯的组织和推动下，新军训练进行得很迅速，仅三个月，朝鲜国王于春塘台检阅左营时，发现该营“步法颇正，放枪亦熟”，称赞袁世凯“教练之有法”。这是袁世凯第一次技术层面的练兵尝试。那时他想都没想到后来就是靠练兵起家。
两年后，朝鲜再度内乱，日本军队支持叛乱并挟持了朝鲜国王。这时，吴长庆已回国。驻朝清军的临时主将吴兆有拿不定主意，驻朝清军“参谋长”袁世凯趁机出谋划策，并亲率清军打败了日军，抢回了朝鲜国王。此举得到了李鸿章的特别赏识，亲自挑选袁世凯出任驻朝鲜的总理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不但“救驾”有功，而且足智多谋。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朝鲜国王在一段时间曾经邀请袁世凯入宫代其主持内政、外交、军事。朝鲜文武大臣每日必会袁世凯议事，听其指挥。这时的袁世凯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
在驻朝十二年期间，由于袁世凯头脑灵活，办事机敏、干练，表现出较高的外交、军事才能，颇为清廷朝野瞩目。他曾多次上书给北洋大臣，认为朝鲜国王庸懦无能，必有大乱。建议清廷选派一个监国代朝鲜国王执掌政柄，或彻底收拾朝鲜，建成为清朝的一个行省。李鸿章虽然很赞赏这个意见，但这时的他，正陷入忙于处理中法之间战与和的苦恼，怕在朝鲜出乱子，所以搁置了袁的建议。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揣测，如果这一意见被采纳的话，他就是朝鲜的最高长官。
“甲午战争”爆发前，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一再向李鸿章请示对策，要求增兵。李鸿章除了指示袁世凯坚守岗位外，没有任何应对方略。战争一天一天逼近了，袁世凯又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畏惧，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公然派兵把大炮架在袁世凯的使署门前。幸得他娶了一位朝鲜佳丽闵氏做三姨太，在她的帮助下偷偷潜出朝鲜回国。1894年4月，中日宣战，清朝四路大军进入朝鲜，在平壤同日军决战。结果清兵大败而逃。黄海之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毁袁者指责袁世凯“临阵脱逃”。试想，区区的一个“通商道台”，能够扭转驻朝军队的败局？如果白白丢掉了性命“以死明志”去报效一个腐败堕落的封建王朝，那才是真正的傻瓜！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朝野掀动了一股“变法图强”的热潮。1894年李鸿章保举袁世凯为驻朝总理大臣。但李鸿章因“甲午战争”失败连同“洋务运动”也泡了汤，在清廷政坛上随即失宠。袁世凯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迅速亲近靠拢李鸿章的政敌、三朝阁老李鸿藻。当时李鸿藻是光绪皇帝十分倚重的主战派、军机大臣，他同慈禧太后的亲信、总理衙门大臣荣禄的关系密切。当清廷有了“强兵”的打算时，袁世凯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天津小站的练兵权。1895年，袁世凯受命以道员衔赴天津督练“新式陆军”。袁世凯仿造欧洲的军制训练军队，把北洋军办成近代化的新型军队，并培养成为“不知有清皇帝，只知有袁世凯”的私家军。同时在此基础上，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终于成为清末可以左右朝政的一大政治派系。从天津小站练兵出来做过民国总统的，除袁世凯外，还有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
毁袁者说袁世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然而在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始终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没有这一“改换门庭”，袁世凯有条件缔造中国第一支近代化的军队进而“窃国”吗？不“吊死在一棵大树上”，说明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军旅政客。这无疑是一种政治野心、手段的使然，但也要有卓越的见识。
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密锣紧鼓练兵之际，有意无意走入了“百日维新”的纠缠之中。据传，袁世凯答应过维新派：只要有光绪皇帝的圣旨，他就刺杀慈禧而拥护“维新”。真实与否，不得而知。但光绪皇帝也下不了这个狠心，却是事实。“戊戌政变”前后，慈禧和光绪都几次召见过袁世凯，这对于一个副二品的工部石侍郎来说，几乎是破天荒的。而袁世凯却把握了这罕见的机会“攀龙附凤”。随后，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立即以铁腕手段镇压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并将其逐出了山东。慈禧等老朽派力挺“义和团”，不惜向英、美等十一国“宣战”，结果连北京也遭到八国联军的洗劫，还签了丧想辱国的“辛丑条约”。可见，义和团不是“反帝爱国”，而是“反帝乱国”。在应对“义和团”的问题上，袁世凯虽有违慈禧太后的意衷，却未被惩罚，反而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从1901至1908年主持“新政”期间，一是以天津小站练的兵七千为主干扩编新军六镇，然后由八万兵力增至二、三十万；二是创建了中国第一支警察部队，巧妙地从洋人手里取回天津的管治权；三是联合张之洞奏请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制，倡拓近代新式教育。四是鼓励国人开办实业。毁袁者指责袁世凯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慈禧扶植的皇帝在慈禧活着的时候都是傀儡，这是公认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墨客要折腾，只能应了一句古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此时的袁世凯既“羽毛未丰”，又不是“维新运动”的主导者，无论是得手还是失手，他也只是个刽子手而已。这种“只赔不赚”的买卖，只有傻瓜才会做！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从表面上是维护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实际上是向民众显示自己“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魔力。欲取先予，这是一个很古老的道理。它说明的是事物反向的蕴涵，但是其中的理性根本，不止于简单的辩证，从而揭示了事物相对完整的独立性。
晚清王朝虽腐朽，也不是所有贵族重臣都愚不可及。摄政王载沣就看出了袁世凯的狼子野心，但在众权贵反对下，只好让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既没有采取任何分化瓦解北洋军的举措，例如冯国璋就是个保皇分子。也没有派杀手把袁世凯收拾了。这叫做“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第一步是抑制并保留鄂军的存在，提高向清廷索权的筹码；第二步是由自己的亲信统领禁卫军，把整个北京城控制在手里。第三步是将北洋军迅速扩至五十多万人马。满清王朝与革命党是“天敌”，袁世凯左右开弓，以“君主立宪”同革命党讨价还价，拿“民主共和”威胁清廷。
1911年12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举行。北方代表是唐绍仪、杨士奇等；南方代表是伍廷芳、温宗尧、王宠惠等。还有一个特邀代表是刚从北京监狱出来的汪兆铭。早在“南北和谈”前，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兆铭，就认定当时中国能推翻清廷的，非袁世凯莫属。他盛赞袁世凯是“一言足以安天下”的中国“华盛顿”。
南北和谈共举行了五次正式会议，双方除讨论军队的具体停战措施外，主要争论焦点在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体选择。伍廷芳和唐绍仪既是谈判对手，又是老乡、老友、同学。会谈气氛热烈而友好，双方草约的主要内容：一是确立共和政体；二是优待前清皇室；三是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伍廷芳和唐绍仪在上海草签了协议，表明“南北议和”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孙中山的突然回国，打乱了袁世凯有条不紊的步骤。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乘轮船抵达上海。采访记者问：“孙先生是否带回来了大批捐款？”孙中山答：“我带回来了革命精神。”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做了“临时大总统”。这在袁世凯看来，是孙中山单方面撕毁了革命党承诺“拥推促使清廷退位者为大总统”的协议。于是，袁世凯下令召回唐绍仪，免去他谈判代表的资格。袁世凯自揽谈判大权，并发电责问伍廷芳：“国体问题既已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时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南方革命党人看见袁世凯发出了强硬措辞，一时乱了阵脚。其实，南方十几个省的代表选举并不具备全国性，何况这些声称“代表民意”的代表也不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只是由各怀鬼胎的都督指派的。
黄兴、胡汉民等人原以为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临时大总统”，意在胁迫、制约袁世凯按照这个样子走。当他们看出了某些苗头后，都异口同声向孙中山表示：既然答应清朝退位后由袁世凯做大总统，就不能言而无信。多年铁杆支持孙中山的汪兆铭说：“元首之位，袁世凯志在必得。只有这样，清帝才有可能退位，共和方可成为现实。否则，北洋军挥军南下，凭锐恃强，可一鼓而下南京。如此强弱悬殊，天下大势即可判。不如忍痛退让，让出总统之位，如此可促成借袁世凯之手，推翻清廷。”孙中山痛斥其背叛革命，后又感到颇有些道理，只好同意给伍廷芳发去电报说：“如清帝宣布退位，实行共和，则吾等决不食言，孙文即可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胆小怕事的醇亲王载沣在1911年12月辞去摄政王一职。1912年1月，由满族达贵组成了宗社党，坚决反对幼帝溥仪退位，公开扬言要与袁世凯同归于尽，并组织过一次对袁世凯谋杀不遂的爆炸。26日，宗社党首领良弼在家门口遭炸弹袭击，伤了一条腿，当晚被毒死在医院。原来是袁世凯通过汪兆铭收买革命党潜伏京城的杀手彭家珍干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枭雄袁世凯使出了这一招！从此，隆裕和幼帝溥仪便成了“孤儿寡母”。袁世凯在隆裕太后面前表现出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发誓绝不辜负“孤儿寡母”，又讲起了法国大革命王后被杀头的故事。袁世凯对庆亲王奕劻干脆就吓唬，大讲南军之盛，兵精饷足，力量强大。庆亲王转身便立即跑去吓唬“孤儿寡母”。隆裕终于选择了保命要紧的唯一生路：下诏退位。孙中山闻讯后，提出了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三个“必须”的先决条件：中华民国政府必须设在南京；中华民国大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中华民国大总统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袁世凯首先忌讳的是“定都南京”，那是南方革命党的地盘。革命党打仗没什么本事，而暗杀却是行家里手。就在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到半个月，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被孙中山的亲信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俗话说“日防夜防，暗杀难防”。袁世凯即便带着大批亲兵南下，在人生地不熟的南方，自己在明，对手在暗，死了都不知怎么死。袁世凯对政党政治这一套，知之甚少。他根本没去琢磨《临时约法》的具体内容，只探知孙中山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时，坚决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教仁则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他曾提议临时参议院讨论通过这一部《临时约法》，却被孙中山严厉否决了。这样一来，袁世凯就产生了两大质疑：一是孙中山原来要当永久大总统，所以不要《临时约法》；二是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却把自己不要的“紧箍咒”套给我袁大头？！
于是，袁世凯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声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不便南下。经反复思量后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云云。这个“以退为进”的招数，袁世凯用得既冠冕堂皇，又无懈可击，不但为自己赢得“淡薄名利、谦让自抑”的好名声，而且还着着实实将了南方革命党一军。
袁世凯的电报一公布，各界的舆论纷纷对“定都南京”一事表示反对，民社、国民协会等八个社团发表联合声明“定都北京乃民国内政外交之关键，倘若舍北取南，帝党势必会死灰复燃，而强敌也有乘机侵略之虞”。立宪派领袖张謇也不赞成迁都，他认为“建都北京，取其接近蒙、藏裨益治理”。2月24日《申报》更是以《去争篇》为题，攻击孙中山等人是“阳托参议院之议决，而阴以遂其胁制之私，置满蒙回藏于不顾”。风头正劲的革命老同志章太炎跳出来大唱反调，他在《致南京参议会论定都书》中宣称南京地处偏倚，备有“五害”：一是威力不能及于长城外，二是北民化为蒙古，三是日本俄国侵及东三省，中原如失重镇，必有土崩瓦解之忧；四是清帝、宗社党、蒙古诸王可能作乱，致使国家分裂；五是迁都耗费巨资，难以筹划。在舆论的煽动下，各省都督、绅商代表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对定都南京表示异议。如此可见，当时孙中山在全国的声望和感召力确实不如袁世凯。
孙中山接到袁世凯辞让不干的电报后，交与临时参议院讨论。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决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投票结果：以20票对16票否决了“定都南京”的主张。黄兴虽支持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但力挺“定都南京”，在他的大声怒吼和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等人的疏通下，临时参议院再次投票，最终以19票对17票的结果通过了“定都南京”的决议。为劝说并促使袁世凯尽快到南京就职，孙中山派出以蔡元培为团长，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王正廷、汪兆铭等人为成员的专使团，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团到北京后，袁世凯给予了盛情招待，但对于南下就职一事则模棱两可，只以“竭诚尽力，早日南行”相搪塞。
2月29日，即在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晚上。城北突然传来炮响，随即便是人喊马嘶，大火熊熊，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一路上呼呼喝喝，沿途纵火抢劫，有些乱兵还冲到专使团的住处，吓得蔡元培等人慌忙逃到六国饭店避难，情状极为狼狈。经查明，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制的北洋第三镇，他们原本驻扎在北京城外，不知何故突然冲进城内，跑到东城和前门大肆哄抢、焚烧、胡闹。下半夜，兵变继续扩大，西城、北城也发生骚乱，当地的土匪闻风而动，趁火打劫，而部分巡警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等到清晨，被砸被抢的店铺、钱庄、民居已经有数千家，还有几百间房屋被焚烧，似乎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
这次是不是袁世凯一手导演，还没有确凿证据。但即使不是袁世凯，也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所为。因为他曾对几个北洋军的将领说：“如果家父南下就职的话，到时直隶都督就要由别人接手，北洋军恐怕要被裁撤一部分，对大家很是不利；要想不让家父南下，首先是要把南方专使团给赶跑。”曹锟听后，大为恼火：“这事也不难办，只有我让弟兄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放他娘的两枪，把他们吓跑就是。”袁克定说：“只要你们一闹，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届时家父就走不成了。”
果然，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迅速做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兵力进入北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临时副总统黎元洪从湖北发布一份十万火急的通电：“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清，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其他一些省份的都督及将领如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蒋尊簋、蔡锷、蓝天蔚、蒋雁行、朱瑞等人也都纷纷表态，主张定都北京。
袁世凯也不再同专使团会面，却不时的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去，真假难辨，用意不说自明。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孙中山发电称：“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我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谓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孙中山见大势已去，只好指示临时政府北迁。
“兵变”到底是袁世凯的预谋，还是袁克定所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令革命党要袁世凯“南下”的计划破产。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孙中山、黄兴等人终于放弃“定都南京”及坚持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主张。其实，袁世凯完全可以不理会孙中山的逼迫，因为他有实力，有野心，有手腕，三者兼备。不但能够割据北方，而且可以南下打败革命党，但他更着意兵不血刃地统一南北。不战而屈人之兵，令对手即使心不服但口服。袁世凯不愧为一代枭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元帅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是日，前清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袁世凯以河南腔的北京官话宣读誓词：“民国建设肇瑞，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意，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国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接着，他即行组织内阁，并任命在“南北和谈”时加入了同盟会的唐绍仪为总理，以示信于南方党人。唐绍仪的内阁中有四名同盟会成员。但外交、内务、军队等实权均不在同盟会阁员手中。
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抓军当国”。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不同程度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1912年4月，袁世凯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以“军民分治”为名，先把全国90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袁世凯裁军的矛头直指非北洋系的军阀，而北洋系的军队却暗暗地扩大。其实，袁世凯最不放心的不是“闹革命”的队伍，而是云南蔡锷武装精良、训练有素的两个旅。因为蔡锷的恩师梁启超是坚决反对帝制的立宪党人首脑人物。
唐绍仪意图建立责任内阁，如果他不是新增加了同盟会身份的背景，在袁世凯看来，也无所谓。问题是今时不同往日，这分明是按照同盟会的主张，置总统于虚位。袁世凯岂能让一个追随了自己二十多年并一手提拔的人明目张胆地去“吃里扒外”。不用细说，可以想象，有了这种想法的唐绍仪，其内阁总理的职权还有腾挪的空间吗？唐绍仪既不能推行“同盟会”的理念，又不敢得罪袁世凯，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于是，任内阁总理仅三个月的唐绍仪于６月15日留下以“疾病”为由的辞呈，不经告别，跑到天津去了。袁世凯随即任命外交总长陆征祥为新总理。同盟会阁员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总长陈其美联呈辞职。袁世凯声称以“代表四万万民众挽留总长”。蔡元培也厉声以“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并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离岗。袁世凯批准了四人辞职。陆征祥擅长外交专业，并非内政人才，没有当傀儡的本事，受到参议院弹劾后，总理一职由赵秉钧代理。
同盟会许多会员，事实上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驱逐鞑虏后，本来就松散的同盟会更加分化了，一些人另组小政党，竖起一块招牌，发一篇宣言，拉出一个名气大的政治要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以便于进行个人的政治投机。民国元年政党林立，不到一年竟涌现了两、三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宋教仁是一个天才的政党活动家，他辞去了农林总长后，联络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策划合并成立国民党。这期间，孙中山和黄兴正在各省游览。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正在北京与袁世凯“共商国是”的孙中山、黄兴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后，被推举为理事长。此时的孙中山对政党兴趣不大，所以荐举劳苦功高的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长。不过，这时的国民党，并非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名而成的中国国民党。
宋教仁年轻力壮，能说会写，不仅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还是一位聪明的政论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他在《鄂州约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国民党成立后，算了一下，国民党党员在临时参议院中占了65席，是第一大党。但是，宋教仁更致力于即将召开的正式国会选举战中赢得多数席位，以组成大党内阁。黄兴随同孙中山到北京，他主张“不论生张熟魏，不论为敌为友，只要今天肯加入国民党，大家就是同志”。黄兴到处劝人入党，并邀袁世凯入党，还承诺推袁为党的最高领袖。还拉杨度、赵秉钧等袁世凯的亲信入党。谁知做了大总统的袁世凯对国民党毫无兴趣，鉴于唐绍仪的背叛，他还坚决反对自己的铁杆部下加入任何政党。如果袁世凯真的加入了国民党当上了党魁，又以宋教仁统率责任内阁，那么，中国近代史将必然改写！
孙中山在北京前后住了一个月，和袁世凯会谈了十三次，每次谈话自下午4时起到夜晚10时至12时，甚至谈到凌晨两点以后。孙中山每说一句话，每提一个建议，袁世凯都倾听，不反驳，给足对方面子。但袁世凯心里嘀咕：你尽管过足瘾地说，做不做在于我。所以，会谈气氛是亲切、和谐的。有一晚孙中山对袁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津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微笑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津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袁世凯果然委任孙中山做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拿了一笔数目不少的活动经费高高兴兴离开北京后，办铁路事业去了。但是资金从哪里来呢？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到处演讲说：“筑二十万里铁路，需要借六十亿外债。”但外国买办不理睬，海外华人也再不响应了。
1912年7月，袁世凯任命了全国22个省的都督。里面包括革命党人、新旧官僚和无党派统领，可算是大杂烩。按照《临时约法》，实行参议院及众议院“两院制”，还订了《国会组织法》、《参议员众议员选举法》、两院议员的职权和会议程序等等文本。参议院由来自各省选举的共计274人组成，参议员的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院由来自全国各地推选的共596人组成，众议员的任期三年。当时民主选举还在草创阶段，一切进行都很生涩，几乎是一边争吵，一边进行，因为一切既没有成规，而宪法还在争论。８月10日，袁世凯下令在全国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经过近半年时间的选举宣告完成。
不管怎么样，这在形式上是颇有民主共和色彩的。袁世凯对清朝老官僚的那一套运作很在行，由于不懂也不想懂而对民主政治不屑一顾，只知道谁折腾也奈何不了大权在握的他。历代封建皇帝如此，袁世凯如此，蒋介石如此。在封建主义幽灵不灭的国度里，任何独裁意识浓烈的政治巨星都如此！
国会选举期间，孙中山已东渡日本。主持国民党党务的宋教仁表现得尤为活跃，他由北京前往南京、上海、湖北、湖南等各省拉票，到处公开讲演，抨击时政，指责袁政府无能，是一个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他真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天才，能说会讲，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有一种天赋的魔力，迷人的活力和讨人欢喜的丰彩，任何一种群众场合，只要他一出现就能使整个场面在他控制之下。中华民国首届国会选举，由于宋教仁卓越的组织才能及四方奔走有功，选举结果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的596名议员中，国民党获得了269席。在参议院的274议员中，国民党获得了123席。也就是说，国民党有绝对票数可以影响参、众两院作出的决议。孙中山素来只对当总统职位感兴趣，而且不喜欢宋教仁那一套“架空”首脑的作法。所以，国民党代理党魁宋教仁也就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直到这时，袁世凯才若有所思地说：“我不怕国民党用暴力来夺取政权，只怕他们以合法手段赢得政权！”随后，袁世凯开始注意国会的操作。
1913年3月，全国各省的参众两院议员，纷纷北上。20日晚，宋教仁、黄兴、廖仲恺、吴仲华、拓鲁生、陈劲宣等人，行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教仁刚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用手摸着腰，大叫说：“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众人找来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途中，宋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有三件事奉托：一是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是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宋教仁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的经过：“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坚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宋教仁断气前反复说过一句话：“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中国民主政治的先驱，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与世长辞了！宋教仁这时只有33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没想到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遭暗杀身死。凶手都有名有姓了，谁是元凶呢？袁世凯首当其冲，但有充足的动机而无确凿的证据。如今有人说孙中山是“元凶”，描绘得有声有色，而未有铁证之前一切都纯属瞎编。看来，人们猜了一百年还要猜！
既然表面证据已经把袁世凯推上“杀害宋教仁”的审判台，那么，孙中山也就必然磨拳擦掌进行“二次革命”。但是，由于原同盟会中舞刀弄枪的人多数是些帮会分子，更朝换代后有的混迹官场，有的重操旧业，有的作鸟兽散。而热衷政治的，都是些耍嘴皮子摇笔杆子的文人政客。所以，国民党内部多数人附和黄兴主张使用和平手段及法律方法进行抗争。更重要是，“武力伐袁”依靠的是盘踞地方首鼠两端的新旧混合军阀。因孙中山一意孤行，黄兴等主和派只有妥协了。袁世凯早就说过，他根本不怕孙中山“动武”。于是，袁世凯“先发制人”。以曾经通电“反对国家贷款”的罪名，免去了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三人的都督职务，派北洋军第六师进攻江西。7月初，江西、江苏、安徽、上海、湖南、福建、四川、广东等省宣布独立。22日，黄兴率领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一战即败。8月13日，拥袁的桂军攻占广州。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缉，仓促逃亡日本。
宋教仁遇害后，国民党首先应当稳定党内外人心，利用在国会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同北洋系周旋。遗憾的是，在国民党领袖人物中，没有这方面的组织人才。当然，如果“二次革命”有可能胜利的话，不妨搏一搏。明知失败在所难免，图的只是革命再革命的虚名。结果，国民党当时在南方各省的军政影响力完全丧失了。当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停止其议员职务直至解散国会时，国民党已经没有任何地方实力派做后盾。更糟糕的是，政治平衡被打破后，袁世凯加快了走向专制的步伐。后来在“护国战争”中大展神威的云南都督蔡锷通电全国：“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这时，国民党变得七零八落，部分议员公开分裂，另组“相友会”、“政友会”等组织。号称“稳健派”的议员，也不敢多言，奢望制定宪法以保卫民主权利。国会中的其他党派乘机扩张势力，进步党拉去了不少原国民党籍的议员。袁世凯终于明白要想通过国会当上正式大总统，得玩玩政党的游戏。他指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出面成立了一个由北洋政客、官僚参加的公民党，并在国会议员中拉了近百人加入，与进步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10月６日投票选举总统。到会议员共759人，根据总统选举法，获得投票人四分之三者才能当选。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投票，袁世凯总算正式当选民国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随后，袁世凯以查获国民党议员曾与李烈钧“勾结谋乱”的电报为口实，下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勒令解散，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这样一来，国会不足法定开会人数，只得停止议事。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袁世凯显然是在总统选举过程及会场内外做了手脚的，这不必细述。只是毁袁者习惯以“窃国大盗”论之，从不看看这终究是在民国的旗号下产生于民主形式的结果，用的还是中华民国名义的法律，民主选举领导人，尽管袁世凯耍了许多把戏，但毕竟是中国史无前例的一个创举。
当时日本居然有一个由政府操控以我国黑龙江命名的黑社会组织叫“黑龙会”，它的宗旨就是企图把东三省从我国的版图分裂出去。“黑龙会”慷慨解囊支助我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和避难的反清义士，革命义士。表面上似乎积极鼓励他们革命，其险恶用心就是希望中国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因为革命意味着动乱、战乱，而动乱、战乱则必然导致国穷兵弱，日本侵华也就有机可乘。袁世凯当国后，日本迫不及待做了两件事，一是由黑龙会支持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二是逼迫民国政府接受由黑龙会炮制的“二十一条”。
“黑龙会”的头目内田良平是孙中山多年的老朋友。1905年，中国同盟会就是在内田良平的斡旋下凑合而成的，成立大会是在黑龙会总部召开的。“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为孙中山找到另立新党的借口。而孙中山本来就厌恶国民党“三权分立”的宗旨。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程潜、谭人凤、熊克武等同盟会元老希望能保全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如果另组新党，就等于宣布海外国民党自动解散。孙中山坚称：“国民党鱼龙混杂，必须毁党造党。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于是，中华革命党在日本隆重成立了。凡是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必须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同时要在宣誓书上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这是帮会革命以来最严厉的帮规。黄兴认为“誓词不平等”，“按指模是侮辱”。黄兴拒绝入党后，和几位也不愿意入党的同志乘船赴美。
孙中山在日本搞了党专制。袁世凯在北京也不甘落后，要搞国专制，但日本人偏偏要给袁世凯不自在。1914年9月，日军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突然对德宣战，以武力取代德国占领了山东半岛。1915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刚从东京回任的日本驻华公使突然向袁世凯抛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并威胁说：“中华革命党与日本政府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否则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日本人这一招，用心非常阴险。你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如果不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就出兵侵华；如果接受“二十一条”，必然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对。而且，中华革命党正在南方酝酿举事并不断起义。那么，结果都只有一个字：乱！袁世凯首先采取“拖延策略”，拖不下去就圈了改、改了又圈，于1915年5月签了“十一条”。6月，袁世凯则以强硬立场对待中、俄、蒙的谈判，签订《恰克图协约》，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外蒙古分裂势力被迫取消独立。从“二十一条”看，日本是要把中国变成其附属国。从“十一条”看，似乎还扯不上“卖国”，但“丧权辱国”倒是货真价实。一方面，体现了“弱国无外交”，另一方面，说明袁世凯优先考虑的是登基做皇帝。
应该说，袁世凯尝试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由皇室内阁、议会、司法三极组成。洪宪，是不是“宏扬宪法”的意思，不知道！但袁世凯当皇帝前搞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是事实。相对于以往的皇权专制，至少在形式上是先进的。当时中国正处在极其动荡的年代，连号称民主的孙中山也意识到：在一个革命党内也非实行绝对服从的独裁不可。何况是一个四万万人口的国家，新旧党派、军阀林立，纷争不休，外国列强一直对我国虎视眈眈，从不放过任何瓜分、掠夺的机会。进步的极权人物对于安邦定国，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君主立宪制作为一个国体，君主与宪政的相互作用，或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必然随着历史的进步及国情的变化而或慢或快地步入正轨，如英国、日本等当代强国，其典型的君主立宪制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试想，自“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朝独裁，中国的民主进程经历了一百年的演绎，是不是还令人黯然神伤？！
1915年12月13日，袁克定为“父皇”张罗了一次百官朝贺会。25日，蔡锷、唐继尧在云南通电发起了“护国战争”。立即响应的省份很少，观望的甚多。袁世凯将1916年定为洪宪元年，但推迟了原定在1月1日的登基大典，说是等平定“叛乱”后再举行，最后是取消了。3月24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民国”。这是不是“护国战争”的功劳？尚可探讨。但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几个北洋军高级将领心生异志，一、段祺瑞致电公开要求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二、冯国璋密谋串联北洋系直接带兵的将军反袁；三、曹锟指挥六万多人的北洋军，竟打不垮仅有三千多人的蔡锷滇军，这分明是“以拖待变”。北洋军元老们反袁称帝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眼下袁世凯做了皇帝，他们还得唯唯诺诺侍候袁世凯的子孙。如果袁世凯不做皇帝了，他们都有机会过过当大总统的瘾。在军阀和政客的心目中，没有正义，只有功利。
袁世凯“皇帝”之浮沉，是自我导演的。本来，“取消帝制”的本身是“知错改错”，颇为难能可贵。谁知，这样一来，在北洋系的广大将官眼中，袁世凯就成了一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例如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这三人都是袁世凯最信任的心腹爱将，他们都是在袁世凯宣布不做皇帝以后，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的。据说，这才气死了袁世凯。众叛亲离的痛苦令袁世凯忧愤成疾并迅速恶化，1916年6月6日，一代窃国大枭雄陨灭！
袁世凯以“和平”手段窃清朝代以民国，本来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位高权重的他为什么还要窃民国代以洪宪帝制呢？编史的版本很多，除了窃国大盗的野心膨胀外，有想当太子继承皇位的袁克文“欺父误国”之说；有想当新朝宰相的杨度“阴险煽动”之论；有想活下去的袁世凯“宿命魔咒”之惑。笔者更倾向于后者一说。在袁氏家族祖祖辈辈中，外出为官者确确实实没有一个活过六十岁的。袁世凯不想早死，试图以皇帝的“天命所归”去打破袁氏家族的这一“宿命魔咒”，无所不用其极，结果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即使以袁世凯称帝作为历史反面教材，却也还有许些意味深长的蕴涵。
如果说，“护国战争”瓦解了北洋军阀，那么，随着袁世凯一死，中国失去了强势统治，彻底打破了政治平衡。“辛亥革命”带来南北统一的短暂局面，从此四分五裂，中国陷入了直至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旧军阀混战完了，新军阀又继续混战的状态。外国列强在中国采取了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分别扶植了各派军阀作为自己“合法”掠夺的代理人，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社会长期处于动乱、战乱的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日本的险恶用心终于得逞了，日寇的魔爪逐步伸向山东、东北……。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搞了一个《凡尔赛和约》，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部转让给了日本。同样是战胜国的中国反而成了最大的失败国，从而引起中国人群情激愤。于是，袁世凯在1915年5月签的“十一条”忽然又再次变成“二十一条”国耻，声势浩大地促发了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领袖与群众基础的“五四运动”。
如果不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引发“护国战争”导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内有汉奸，卖主求荣，造成中国老百姓长期挣扎在水深火热的煎熬之中。那么，中华民国也好，洪宪王朝也罢，倘若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一旦能够安邦定国。试想，那一轮旭日何时得以东升？那一艘在嘉兴南湖蒙蒙细雨中的红船又何时才能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