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精神的现代传承
张金明(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燕赵文化是产生于古燕赵区域,其地域范围的界定,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大致应以今黄河为其南界,以太行山和燕山山脉为其西界和北界,以渤海为其东界。张京华在《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一文中认为,燕赵文化形成于战国时期,在战国中期开始形成,到战国后期成熟和定型。这一观点基本上已成不学术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燕赵文化的内在质性特征,即燕赵文化精神已大体奠定。能够昭示燕赵文化精神内涵的是这样一些人物、意象或关键词:燕昭王、黄金台;荆轲、易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而对燕赵文化精神这一概念试图作出逻辑严密的精确界定则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内涵丰富而不贫乏,是复调而非单音。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慷慨悲歌、义无反顾、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诚信然诺、英勇无畏……都可以纳入其内涵范围。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地方文化而言,燕赵文化精神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获得了更高程度的泛化与弘扬。这是一份留给燕赵儿女乃至全体中国人的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如何认识、理解并继承这份遗产,正是本文极为关注并试图分析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荆轲与易水———慷慨悲歌、义无反顾的永恒象征
学者张京华在《地域文化的界定———以燕赵文化为例》一文中,将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归结为燕赵区域独特的文化特征,并认为这种特征在战国时期形成和成熟,在隋唐时期仍然为人们所称道,到明清时期其余音遗响依旧不绝如缕,前后持续两千余年,已形成悠久而稳定的传统。而在燕赵文化精神的这一重要侧面,荆轲与易水显然是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和意象。
关于荆轲的事迹,《战国策》、《史记》以及战国时期的佚名小说《燕丹子》都有记载,也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可以说,燕赵大地上源远流长的慷慨悲歌传统,蕴涵着一种为了特定的理想、信念而义无反顾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精神,既有古燕赵大地勇武任侠的民风背景,又植根于燕赵文化的深厚土壤,再加上荆轲、高渐离等典型代表人物的推波助澜,最终汇成了一股令后人回首频频、感喟称羡不已的文化洪流,而荆轲在易水送别时所唱的那首《易水歌》更是成为慷慨悲歌、义无反顾的永恒象征。近现代中国社会,由于外敌入侵以及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悲歌慷慨、义无反顾的燕赵文化精神再次获得极度的泛化与张扬,如抗日战争时期燕赵大地上涌现出来的抗日武装回民支队、敌后武工队、雁翎队等等,都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的历史篇章。正如清代词人陈维崧《南乡子·邢州道上作》词所言:“残酒忆荆高,燕赵悲歌事未消。”应该说,这种文化精神不仅帮助我们挽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危亡,而且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时刻警醒着我们要居安思危,成为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群体潜意识隐因。这种渗透了民族忧患意识的文化精神典型地凝聚在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细究燕赵文化精神这一重要侧面的源头,我们大致可以总结出对于现代社会的两个方面的有益启示。
首先,为了特定的理想和信念而义无反顾的道德勇气和实践勇气。这里的理想和信念是合乎个人关于“义”的评判标准的,因为“义”的本义,也就是“宜”即“正当”的意思。当然,这里的勇气又天然地包含着一种坚忍不拔的超强意志,比如荆轲的孤身深入虎狼之国而无惧色,乃是因为有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即“义”的支撑而表现出了超凡的勇气。过去我们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靠的是这样的勇气,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仍然需要继续传承和发扬这样的勇气,并且在事实上,很多人也确实表现出了这样的勇气。作为个人,他们与其对立面相比或许过于势单力薄,但他们背后依靠着民意良知,其理想与信念关联着社会肌体的健康、人民的利益福祉以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他们拥有无穷的勇气与力量,并坚信正义和真理必将战胜邪恶与谬误。毫无疑问,这是推动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个人不断走向美好明天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