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争鸣)中国被清朝整整耽误了300年？还是清朝发展了中国文化 [复制链接]

其实自辛亥革命后，各种声讨、贬低、痛骂大清的东西多得数不胜数，人们的耳朵早已磨出缄子了。倒是近些年随着国家的开放与进步，人们开始以一种更冷静和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各种历史定论被重新评价，其中也包括对清朝的反思和部分肯定，我知道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余秋雨先生写的《一个王朝的背影》（你可以自己从网上搜索出来，如果需要，我也可以在这里贴出来）——我建议你以及“中华汉人”等读一读，毕竟一个有名望的汉人作家写的反思和肯定清朝这段历史的文章，比那种只会哗众取宠的狗屁教授写的贬低少数民族王朝的东西要难能可贵得多。 

所有这些反应了一种社会的进步，以及这种进步带给人们的理性和胸怀。然而，给武则天、潘金莲平反容易（因为她们都是汉人嘛），给清朝平反则难上加难，尤其是近几年，更有不少粪青无耻地跳出来，对清朝横加指责。可说来说去，不过还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些陈词老调，没有什么新意（“汉家衣冠”的贴子就表现的很明显）。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满脑子的陈腐和偏见。很简单，不过是很多汉人潜意识里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在作怪，而近年来的民族主义的猖狂更为这种思想互为提供了发作的动力。 

下面我简单的就大汉族主义者经常提到的观点给以答复： 

1.清朝耽误了中国的发展？ 

如果你是中学生，持这种可笑的观点还可以原谅。但如果你已经中学毕业了，还这样认为就只能说你太愚昧了（如果你不是故意这样认为的话）。这种观点即使在亲手推翻了清朝的三十年代的中华民国都站不住脚。当时面对日本侵略的压力，许多严肃的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观点（还真没有把中国的落后简单地归罪于清朝的），当时北大有一个叫寿生的人写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很流行的一种观点：中国的落后是由于中国的文化积垫太深，包袱太重，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尽快接受先进的西方思想，但只要假以时日，中国定会发展起来。不过这个观点遭到了胡适先生的强烈反对，胡适先生指出正是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文化）中太多的糟粕妨碍了中国的发展。日本向中国学习了上千年，并没有实现富国强民，然而明治维新后不到一百年，日本就挤身世界最发达国家行列。读读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可以看到日本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正是在以福泽喻吉等启蒙人物的领导下，通过彻底和尖锐地批判中国文化（主要是汉文化）实现的。 

回到清朝的问题。清朝的建立意味着少数民族对汉族战争的胜利，然而与此同时，满族和清朝也成为了汉族文化的俘虏（汉人总说汉族的同化力强，就是指的这个），除了衣冠外几乎全盘接受了汉族的封建礼教文化。在初期，清朝统治者对汉族文化还能保持拿来主义的态度，注意保持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吸收汉文化中的优秀东西，并以明朝为鉴努力革除汉文化中的糟粕，还通过开明的民族政策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大交流，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开明治理，为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的稳定和繁荣时期，人口也从明末的一亿增加到了四亿。不过，随着清朝及满族统治者被腐朽的汉文化毒害程度的加深（“汉家衣冠”说乾隆“他大概忘了，他们满清自己就是蛮夷”——没错，乾隆是忘了，因为乾隆已经被腐朽的汉族文化毒害至深，以致于自己都不自觉地用汉族的思维方式来思维了；至于说满清的封闭自大，恐怕“汉家衣冠”也忘了，这也是继承汉人的“优秀”传统——明末反清暴徒顾炎武就曾说过：清取代明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汉人自古就认为中国即天下），中国的发展再一次地受到了腐朽汉文化的羁绊，错过了跟上世界潮流的机会。 

所以从深层次看，真正耽误了中国发展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王朝、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腐朽的汉族文化！（如果对此感兴趣，可参考忻剑飞著《世界的中国观》中近代日本的中国观部分，不过不知道这本书在国内能否见到） 

2.清朝耽误了中国科技的发展？ 

我想问问你，中国在古代有什么科技？竺可桢先生早就指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别跟我说什么四大发明：指南针只能算是发现，而且在中国古代最大的用途就是作为道士装神弄鬼的道具；火药就更是歪打正着了（我就不用说了吧，也不好意思说）；造纸和印刷术虽然比西方早，但西方是独立发明，并没有使用中国的“专利”。其他的能拿上台面的那点东西也都是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中国发展了几千年还能没点经验的积累？），根本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公理、定理体系（这一体系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在西方建立起来了），更别说建立在这一体系上的科学了。在传统汉文化中，一切与科技有关的东西只能算是拙虫小技，文章才是千古大事（这也是我上面所说的腐朽的汉文化对中国发展的羁绊的一个例子）。相反，倒是清朝在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方面比起其他封建王朝更进一步。康熙就非常精通数学（现在汉语代数中的“元”“次”等术语就是康熙发明的），许多西方的经典科学著作也是在清朝时期引进中国来的。可惜，由于腐朽的汉族文化的局限（如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科举制度），清朝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没有走得更远。 

前面的贴子中还提到了火兵器在军事中的运用。火药起源于汉人，但最早把火药在军事上充分利用的是金人——满族的先祖：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模仿出了"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至于明朝，其军队的火器装备水平远不像你们吹嘘的那样，更确切地说，是远远夸大了：明朝后期虽设有使用火器的作战部门——神机营，但只是一个很小的单位，火器在明军中并不普及，在明朝的内战及对外战争中，并没有多少使用火器的记录。那个狗屁教授说什么明朝的火器制造是世界水平，其实明朝本身自造的大炮很落后，后来通过打捞沉没在珠江口的葡萄牙战舰获得了佛朗机（即西洋舰炮），照猫画虎地仿制了一些，过一段时间又落后了，以至于袁崇焕守山海关时，为了抵挡勇猛的八旗军，不得不紧急进口8门（又说是12门）西洋大炮，称红夷大炮（“红夷”是明朝对西欧人的蔑称，后清朝避讳“夷”字，改称红衣大炮）——不知这种靠进口得到的世界水平该不该算在明朝头上。事实上，清朝在火兵器的利用上远较明朝发达。在关外作战时，努尔哈赤曾被炮火所伤，故对大炮这种现代兵器非常重视。并在投诚的明朝将领帮助下学会了使用大炮。统一全国后更是积极仿造、研制，当时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为了得到中国朝廷的接纳，都以朝廷感兴趣的东西作为敲门砖，而西方科技、历法、炮术（造炮与用炮的技术）成为他们得到朝廷重用的最有效武器——可见当时清朝政府对火器的重视。从雅克萨到准噶尔，大炮都在清军作战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后来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远征舰队从虎门到镇海，凡登陆作战无不遭到清军海防大炮的回击——可见当时大炮在清军中的普及程度之高。只是由于中国科技的落后（如我前面所阐述），清军的大炮不如英军先进罢了。 

3.清朝破坏了汉族文化？
　　清朝变更了汉族衣冠，这是事实(不过在关外时，满汉大臣是各着自己的民族服装的，据说是后来入关后，一位投降清朝的汉族大臣建议变更衣冠——我没有自己考证过)。不过要说清朝破坏了汉族文化，那我倒要详细请教一下：清朝到底破坏了哪些汉族文化(“汉家衣冠”用词更吓人——“民族灭绝、文化灭绝”——既然已经民族灭绝了，那你“汉家衣冠”肯定是哪来的野种了，哈哈)？是唐诗宋词？还是四书五经？是太监黑帮？还是你们的裹小脚文化？有人说清朝编四库全书，胡乱删改中华古籍的内容，这是一个大罪过——对这样的无耻言论，我只有两个字答复：放屁！(不好意思说了赃字，但这是发表这种言论的人应得的)清朝编四库全书，挽救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古籍，并整理汇总，使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文化形成一个系统，这不仅在当时得到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全力拥护，也给现代的古代文献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如果四库全书没有价值，干脆你们建议党中央把现存的四库全书都烧了岂不干净，也算是为腐朽的汉文化“拨乱反正”了)——应该说是清朝对中华文学文化的一个巨大贡献。清朝有没有改动一些古籍？有，但不是乱改。清朝主要是将一些古籍中歧视少数民族的词汇——如：胡、虏、夷等(典型的汉族糟粕)——改为较为中性的词汇。这样的改动，我只能说：好！！！！！！不仅我会说好，所有少数民族同胞以及有良知的汉族同胞都会说：好！至于你们这些大汉族主义傻逼越是气愤，我们也就越是高兴。其实，四库全书编委中大部分是汉族文官，其中很多是汉族儒学大师，如果四库全书真的破坏了汉族文化，我想他们首先是不会答应的。如果大汉族主义者认为这些糟粕不能改动，那依他们的逻辑，民国政府也不能命令战败的日本政府不得使用“支那”这一歧视中国人的词汇(这可还有干涉内政之嫌呀)。

　　最后说说日本入侵中国与清朝入关的问题？
　　大汉族主义者常常把清朝入关与日本入侵中国相提并论，言外之意是满清是与日本一样的侵略者，是应该打倒、批臭，并贬得一钱不值才显我汉族之伟大。更有画外音是：只有我汉族才是中华正统，才能统治中国，即使汉族再无能、再腐败、再颓废，也必须由我汉族来当皇帝，别人来当皇帝统治我汉族，即使再开明也是大逆不道。。。。大汉族主义者把这奉为不可怀疑的圣经，就像罗马教廷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一样。然而，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中国也不是只有汉族才能统治的。三国里曹操的谋臣对曹操说过：天下应该是有德者居之——这是针对刘姓的汉室而言，那么在打破了姓氏正统之后，为什么不能打破民族正统。要我说，不仅是清朝可以入关当皇帝，如果日本能够把中国看成与日本本土平等的自己的国家，而不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殖民地，如果日本能够在占领中国后平等善待中国的百姓，而不是当成奴隶抓到日本做苦力活活累死，如果日本愿意把自己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相融合，那么中国的反抗不会那么强烈，200多万伪军说明了什么？！

　　人类世界的历史本来就是相互征伐也相互融合的历史，其他的文明古国如希腊、印度、埃及等都在历史上多次被入侵、征服、统治、融合，连英国也曾早期被维京人入侵，后来又被法国人占领。中国占地理优势，阻挡了来自西方的入侵，只有北方民族有机会进入。以相互征伐开始，以相互融合，进而相互学习结束，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形式，中国历史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人们发现“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乱为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条件：汉朝的强盛正是建立在先秦分裂混战，然后统一融合的基础上(那时还没有形成汉族的概念，不同诸侯国可以看成不同的民族)；唐朝的强盛也是建立在南北朝时期的南北分裂，北方民族大量进入中原与汉族融合的基础上(所以隋唐是建立在汇入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北朝基础上，而没有与外来民族融合的纯汉人的南朝则糜烂衰败)；清朝入关为腐朽的汉族的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见《列强的兴衰》(美国))，所以清朝前期的强盛也不足为奇。有时候我感觉这与生物学上的“杂交出优势”有点类似，现代的阿拉伯民族可以作为一个反例：

　　“现代阿拉伯各国都形成了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和单一信仰，对异国文明缺乏最起码的包容力的封闭社会。仇外排外、歧视妇女和拒绝现代文明成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阿拉伯人或许还记得他们历史上的辉煌，但肯定已经忘记了这种辉煌形成的原因。当年是来自欧洲的哲学、来自中国的技术和来自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哺育了后起的阿拉伯文明。是多民族共存、多文化交流产生了阿拉伯人的创造力。如今，这些创造力随着单一文化的称霸而被扼杀了”。
 
　　早在19世纪一位英国的社会学家就通过对美洲和非洲的土著民族的考察，以及与欧洲民族的对比得出一个结论：文明不是某个民族的发明，而是所有民族相互学习的结果(见《文明与野蛮》(英国))。

　　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不过估计对“汉家衣冠”等这样的大汉族主义分子恐怕是对牛弹琴了，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想面对事实去思考什么，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他们只愿意抱着大汉族主义这种早就臭大街的腐朽东西意淫，而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已经进入21世纪。不过，我还是奢望他们能客观的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思考(最好能先假定自己不是汉族)。

　　最后我想借一段摘录的话(忘记了出处，好像出自台湾的一位学者)来重新强调一下我的观点——是腐朽的汉族文化，更准确地说，是汉族文化中的腐朽糟粕，妨碍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教诲，因此没有昏庸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梓材》。其有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范围所指，仅仅是周人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而已。至春秋时，“中国”之涵义逐渐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嗣后，又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展拓，“中国”亦不断向周边延伸，而最终成为当今雄据东方的泱泱大国之名。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为夏朝。其时，黄河流域所居之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之语。唐孔颖达疏云：“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者，美也，夏者，大也，连缀而用之，其词义雍容至美。

所以说，古时的“中国”与史书记载的“华夏”、“中土”、“中原”、“中夏”、“九州”、“神州”、“中华”一词的含义是相同的。
　　
　　总之，“中国”在古代是泛指历史上华夏或汉族所建立的政权，《史记》、《汉书》中此类称谓不胜枚举。自汉代始，朝野上下和文人学士习惯于将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
　　
　　“中国”一词之本义，当为中原各诸侯国，中者，居中之意也；国者，诸侯之封国也。华夏诸国分别将南北东西四境诸民称为蛮、夷、戎、狄，而自称为“中国”。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中国”本来是属于华夏或汉族的专有名词，与少数民族没有直接关系的。
　　
　　因此，当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由于本民族文化落后，为了便于统治他们不得不继续沿用中原汉文化，便也多以“中国”自居。但是，这实际上是属于僭越，盗用汉族人对“中国”一词的版权。少数民族政权这么做实际上也是为了淡化被征服的中原地区人民的反抗精神的一种策略。
　　
　　如鲜卑人建立北魏，自称“中国”，而将南朝称作“岛夷”；同一时期汉族所建之南朝虽迁离中原，却亦仍以“中国”自居，称北朝为“索虏”，称北魏为“魏虏”。又如在宋辽金对峙时期，辽与北宋、金与南宋彼此皆自称“中国”，且互不承认对方为“中国”。因此，在古人心目中，中国既有地域之定位，又有文化之传承，同时兼有正统之含义。
　　
　　之所以说中国既有地域之定位，又有文化之传承，最主要的是中国与汉族的传统文化有巨大关联。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儒家与道家思想都曾经深刻影响传统的中原王朝，他们学说十分强调的一点就是“夷夏大防”思想。即强调华夏是的正统说法，强调华夷次序，中国是相对于夷而言的，这里的“夷”当然就是指少数民族而言。在“夷夏大防”思想基础上，孟子更是进一步完善它，并提出以“华（改）变夷”的说法——这也是后来汉族为什么能融合那么多“夷”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民族的原因了。

所以，“中国”的称谓少不了传统文化中的“夷夏大防”思想的内涵，并不是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一自称“中国”就可以轻易改变的了的。
　　
　　满清入关以后，吸取了历代胡人入主中原失利的原因，特别是蒙古马背武功之强也依然要返回草原的教训。满清以为汉人之所以屡次能复兴关键在于其传统的“夷夏大防”思想，不在精神上瓦解汉人的抵抗意志满清难以持久统治。
　　
　　所以，有清一代满清大兴“文字狱”，迫害有反抗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故意曲解误导甚至歪曲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的核心“夷夏大防”废弃。这样，传统儒家经过满人的改造后也就变了味道，“奴才思想”替换了“夷夏大防”意识。
　　
　　俗话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满清通过故意曲解和歪曲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和培养一系列的文化奴才，使得老百姓在历史观和国家观的认知上出现了重大偏差。
　　
　　满清的恶毒还在于他们也祭祀孔子，也自称是黄帝的后裔，乾隆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嫁给孔氏后裔以拉拢汉族士大夫，其工夫可谓做到了家。
　　
　　不难想象，满清近300年的统治文化奴役使许多中国人的历史观和国家观发生了重大偏差，我们已经有许多人开始认同了满洲人也是中国的“合法”主人的说法。
　　
　　但是，满清混淆的再好也不能掩盖真相，毕竟事实是不容质疑的。即使原来处于中华朝贡体系中的邻国日本、朝鲜与安南（即越南）看到满清代替了明朝后，也都不再尊奉中华。他们也认为满清是胡人，并非正朔。比如，从这个时候开始这几个国家也纷纷自称“中国”起来，在他们看来满洲人可以代中国而自称，他们又有什么不可呢？
　　
　　特别是日本，不但自称“中国”，僭越中国之名，对此时清朝统治的中国改称呼为“清国”而不同于明朝时的“中国”之称呼，而对满清时期的中国百姓则统统蔑称为“支那”的贬义性称呼。
　　
　　日本的实际最高掌权者幕府也自称为“征夷大将军”——这里的“夷”就是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国家，其思想来源就在于儒家的“夷夏思想”，不过，此时日本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夏”。因为中国被胡人的满清给灭亡了，现在只有日本才继承了真正的中国精神，可以堂而皇之的取代之了。这也是后来日本为什么有野心进犯中国大陆的跟班原因，你既然是“夷”，是“支那”，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以“中国”之名义征讨之呢？
　　
　　说这么多，只是想强调一点，“中国”是与汉族和汉族文化有深刻联系的，不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就可以轻易僭越的。中国在过去虽然是汉族的专有名词，今天它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包括了56个各族同胞在内。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一词不能因为包括进了更多的少数民族而被曲解并偏离它的本义太远。
　　
　　是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华夏族”和“汉族”一家的了，今天许多少数民族同胞也被包括在内了。但是基本的“夷夏之辩”精神还是不能丢弃，我们很难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一个非炎黄后裔的民族却可以自称是中国的合法继承者。
　　
　　不是说少数民族就不能当国家的领导力量，如果少数民族取代了汉族的领导地位同时继续沿用“中国”之名，显然是名不副实的。其实仔细想一想日本人的历史观也有其客观之出，满清统治下的中国称呼为“清国”一词更合适一些，任何非汉族统治下的中国再沿用“中国”这一名称显然是不合适的。

实际上本人并不是说少数民族就必须得完全臣服在汉族之下，余以为，少数民族如果要想取代汉族现在的统治地位而代之，那么就不应该生活在前任领导者的阴影下。比如，少数民族统治下再继续沿用汉族对自己国家的传统称呼“中国”是不合适的。显然，使用区别于中国这个称呼的新名称来给胡人统治下的国家命名才是正道理。否则如满清所为有欺世盗名鸠占雀巢之嫌，大丈夫既然敢于立世创天下何必又生活于别人的荫蔽之下呢？
　　
　　这点，我到是佩服西班牙人。他们可比满清光明磊落和自信的多了。
　　
　　西班牙人在征服了美洲大陆灭亡了印加帝国后，就没有沿用印地安人原来的国名，因为他们要做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们认为自己的土地是上帝赐予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给各个被征服的殖民地命名。不管西班牙人的手段是否合法，但是他们确实是按照自己的天主教文化来经营美洲的，他们没有生活在美洲土地前任主人的影子之下。

说起来，什么是中国人这个问题看似乎没有必要，似乎凡是生活在中国的公民都可以称呼为中国人了。但是，这仅仅是简单的身份户籍上的认定；其实，要做一个中国人，更少不了文化上的认同。
　　
　　什么叫文化上的认同？——余以为，所谓认同，其核心本质就在于“夷夏之辩”，没有“夷夏之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中国观和中国人是可以任意曲解的。不认同“夷夏之辩”而妄称“中国人”者是可笑的，是对传统中国概念的僭越。
　　
　　“夷夏之辩”是儒家（具体点讲是儒家公羊学）的重要思想。所谓夷夏之辩，就是要辩明夷与夏的不同。夷是指周边少数民族，即四夷(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夏是指诸夏，即中国。中国是礼仪文教之邦，四夷则是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夷秋野蛮成性，时常侵挠中国，故儒家自圣王孔子以来无不重视“攘夷”、“治夷”。夷夏之辩正是儒家攘夷治夷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一思想可以说是两千年来历代王朝处理文化问题和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它闪耀着儒家政治智慧的光茫，透显着王道政治所独有的文化道德情怀。
　　
　　夷夏之辩的根本原则是不能以夷变夏，所谓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以中国为本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的自性，反对用夷狄的文化来改变中国文化。因而，夷夏之辩说是典型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它所要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本位性与不可取代性。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这种文化本位主义思想是通过“尊王攘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这里的“尊王攘夷”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忠君”和“排外”，更不是种族主义意义上的等级观念，而是一种文化本位主义思想和文化民族主义情怀。
　　
　　“《春秋》所谓尊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尊中国文化，因为王在《春秋》中负有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移风易俗的使命，因而王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蒋庆《公羊学引论》），在儒家公羊学看来，文化高于民族，高于国家，亡文化甚于亡国。
　　
　　所以坚持“夷夏之辩”才是衡量一个中国人的最重要标准，“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孟子·腾文公》），这正是先哲孟子提出的精辟言论。如果当某个人自称是中国人而不行华夏之礼仪，不守中华之文化，这样的人能称为中国人吗？
　　
　　另，孟子还告诉我，“夷夏之辩”的核心是什么？——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是啊，这句话在当今理解就是以华夏文明以汉文化为核心去教化，去化育“夷”，而不是恰恰相反。
　　
　　由于满清入关以来，异族统治者大肆诋毁禁锢“夷夏之辩”，特意割裂“夷夏之辩”与我们传统文化的纽带。其结果就是我们在异族的统治下做顺民，没有民族危机感，出了许多汉奸，因为我们已经不知有“夏”。满清拼命扼杀“夷夏之辩”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清以来中华民族汉奸文化诞生的附带效应吧！？

据冯玉祥说：“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
　　
　　他们说：“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即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 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 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摘录自《冯玉祥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