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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八大胡同》，作者：高阳，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1月 出版
主客四人在“便宜坊”吃完了一只烤鸭子，酒醉饭饱，余兴盎然，心里都在转着同样的念头，但没有人开口。
三个客人都是“灾官”，薪水欠了四个月。只有做主人的吴少霖，虽跟客人一样是个科员，但在众议院这个“衙门”，经费充足，不但不欠薪，而且额外加班，常有津贴；这天就是吴少霖奉派到天津去请几位议员回京，出差旅费连津贴，弄了有一百多元的好处，所以打电话约这三个好朋友来“叙一叙”。已经叨扰了一顿，不好意思再让他花“盘子钱”了。
吴少霖心想，这样子“不欢而散”，有违联谊的初意；反正是“外快”，不如痛痛快快地花一花，也是一乐。
于是，霍地站起身来，“走吧！”他说，“逛胡同去！”
唤了跑堂来结账，一共三块八毛；吴少霖给了四张盐业银行簇新的一元钞票，挥挥手示意，不用找了。
“谢谢您哪，吴二爷！”跑堂单腿着地“打”了个“扦”；起身向外猛喝一声，“外赏！”
语音未落，里里外外同声答应：“谢——”
“有好几个月没有听这一声儿了！”在教育部当科员的杨仲海笑着说；不过笑得有点凄凉。
同是做客的单震与刘一鹤，亦有同感；一个在陆军部，一个在司法部，都是穷衙门，一夏天没有上过馆子，所以听不到这一呼百诺的一声“谢”。
吴少霖当然很得意。肃客前行，自己跟在后面，故意将距离拉长一点；一路行去，穿蓝布大褂，肩上搭一块手巾的跑堂，无不站住脚，哈着腰，含笑招呼：“慢走！”
洋车在观音寺街东口停下来，往西南走，就是“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又称“八埠”。是哪八条胡同？说法不一。但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王广福斜街，是一定有的——清朝禁官吏宿娼，不禁狎优；因而梨园兴起，男色大行，文人笔下，称之为“明僮”；一般人叫他们“像姑”，意思是“像个姑娘”；有的像姑不爱听这两个字，于是用谐音称之为“相公”；至于市井中人，就毫不客气地直呼为“兔子”了。
像姑的寓所，名为“下处”，集中之地便是“八大胡同”；而以陕西巷、韩家潭为最盛。每家门前都有块小金字招牌，上书堂名，“春福堂”、“盛安堂”等等，或者再加姓氏于堂名之下。大门里面，悬一盏明角大灯笼；这是有别于妓院的一个标志。
到了“老佛爷”掌权，不大讲究基层“纲纪”，大小官员，只要不造反，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逛窑子的风气渐渐流行。同时有些洁身自好的伶人，尤其是旦角以外的各行，觉得“出条子”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儿孙；最委屈的是，见了窑姐儿得请安，叫“姑娘”或者“姑姑”，倘或礼数有亏，有那凶悍的窑姐儿，一声：“兔儿崽子！见了姑娘大剌剌地，你要造反呐！”这张脸往哪里摆！所以摆脱副业，力争上游；八大胡同渐渐不兴“老斗”——小旦的恩客——这个名称了。
代“下处”而起的，是作为窑子别称的“小班”。歌妓本来集中在内城口袋底砖塔胡同一带；庚子之乱，天翻地覆，野鹜流莺，劫后重来，看到八大胡同好些精致的下处，“兔去堂空”，正好作为小班。类聚过多，自然而然地分出等级，顶顶上等的只有两家，称为“清吟小班”，意思是“卖嘴不卖身”；其次才是小班；再次是茶室；末等称为下处。到得清末民初，八大胡同又是一番沧桑了。两家清吟小班，摘牌歇业，小班跃为头等；茶室与下处，水涨船高也升了级。不过最大的变迁，还是南朝金粉压倒了北地胭脂。本来石头胡同、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这四条最大的胡同，是“本帮”与“旗帮”的天下，“苏帮”、“扬帮”以及其他各省总称的“外江帮”，只能局促在李铁拐斜街等地的曲径小巷；只以姑苏女儿，肤柔如水，声美于莺，加以应酬功夫高人一等；起居饮食，样样精致，北帮相形见绌，以致南风西竞，北妓东撤，韩家潭、陕西巷、百顺胡同逐渐沦失，如今连石头胡同也怕保守不住了。
四个人一路逛到石头胡同北口，吴少霖站住脚说：“不是我小气舍不得花钱；小班都出条子到甘石桥、长安饭店那些地方去了。不如二等倒还有人可挑。而且，”他又看着刘一鹤笑道，“一鹤兄宝眷不在京里，孤阳独亢；如果想作一飞冲天之计，也比小班干脆得多。”
“罢了，罢了！”刘一鹤自嘲地笑着，“穷气未退，岂能色星高照？”
“有我！”吴少霖拍拍他的肩，又问，“如何？”
“反正走马看花，无所谓。”
杨仲海对“逛胡同”也很内行；接着单震的话说：“逛二等就该往南走；由石头胡同转到王广福斜街，那里有几家不错。”
于是吴少霖带头，折往石头胡同；一眼望去，昏黄的灯晕加上小吃摊子揭锅盖冒出来的热气，一片雾蒙蒙中，人影幢幢，随处流连；四个人不由得都把脚步放慢了。
到达一家叫做兰柱堂的门口，突然有人大吼一声——名副其实的吼；发音是个“候”字，通知楼上楼下，前后各屋中待客的姑娘，有机会被挑中。
原来茶室的规矩，生客上门，先引入堂屋；然后，指名地点，没有客人的姑娘，便须赴选，一个个搔首弄姿地在客人面前走过，茶壶便在旁边报明花名。挑中何人，指出名字，便让到这个姑娘的屋子里去“打茶围”；倘或全不当意，不妨扬长而去，不费分文。
吴少霖选中的姑娘叫翠玉。于是客人都让到翠玉屋子里，卸了马褂坐定，老妈子献茶，翠玉一一应酬，最后到了主人面前；吴少霖拉着她的手说：“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
“我也觉得在哪儿见过二爷。”翠玉问道，“二爷招呼过小阿凤？”
吴少霖吓了一跳！听她的口气跟小阿凤是手帕交，来头可是不小。但怕是别有其人，便即问说：“你是说，嫁王总长的小阿凤？”
“那还有第二个小阿凤？”
果然不错！吴少霖不由得将她重新打量了一番，看不出她跟小阿凤真的是同等人物，还是借此往自己脸上贴金？
“我第一次见小阿凤，她已经是王总长的如夫人了。”他接着便问，“你们是一起在顾太太那里的姐妹？”
“顾太太不就是王逸塘的继配吗？”刘一鹤插嘴问说。
问题都集中在翠玉身上；而对这些问题有兴趣的，也还有杨仲海和单震。因为他们曾从报上看过一则不承认继母的启事；而刊登这则启事的人，正是“安福系”首脑之一，别号逸塘的王揖唐的子女。
于是在众目所视之下的翠玉，娓娓谈起往事——当然王揖唐与安福系的一切，她是不会知道的。
王揖唐是安徽合肥人，两榜进士出身，又到日本留学，先是习武，只为受不了“三操两讲堂”之苦，改学法政；回国以后，由于“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段祺瑞是小同乡，便在段祺瑞那里做了一名“执事官”。
民国诞生，政党林立；王揖唐发现了一条升官发财、名利双收的捷径，就是收买议员，包办选举，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一直有他在议会兴风作浪。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夏天，黎元洪受“辫帅”张勋胁迫，解散了国会；及至“辫帅”入京，搞出一场复辟的把戏，黎元洪辞职，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职权，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这时，王揖唐又看出一个发大财的苗头来了。
原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北洋政府的国会成立，袁世凯在这年十月十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任期五年，到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双十节届满。袁世凯称帝，八十三天的春梦醒时，大限亦至，黎元洪以副总统接位，以至此番辞职再由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补选出来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事实上都是享的袁世凯无福享受的五年任期。到明年秋天，非改选不可。
可是国会已经被黎元洪解散了，看不惯北京乌烟瘴气的议员，纷纷南下；集中在气象一新的广州，为护法而奋斗。如今要选下任总统，当然以召回被解散的议员，重开国会，才是正办。哪知有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表示反对。
此人就是保皇党的巨头，马厂复辟的元勋，段内阁的财政总长梁启超。
他反对恢复旧国会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说，各省督军蓄意要破坏国会，辫帅张勋虽已无能为力，其余的督军未动，如果恢复旧国会，他们仍旧要反对；大局会发生动荡。
再一个理由是，即使疏通各方，使得督军团不反对旧国会；但一定要求保证，旧国会重开，必须制订一部宪法。这又有谁敢保证、谁能保证？因此，他主张组织临时参议院，来改组国会
其实，他是存着私心；因为他的党派——研究系——在旧国会中的势力不大；希望趁改组的机会，能够多弄几名议员出来。
可是，梁启超毕竟是还带着些书生味道的君子，这套把戏搞不过王揖唐。当南北各方，函电纷驰，还在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已经悄悄与段祺瑞手下第一大将，外号“小扇子”的徐树铮商量妥当；联络福建的政客曾云霈、梁众异，在宣武门内安福胡同，组织了一个安福俱乐部，以“买鱼”为隐语，招兵买马；因而王揖唐得了个外号，叫做“鱼行老板”。
安福虽以胡同为名，其实已标榜得很清楚，是安徽、福建政客的大结合。其时“北洋三杰”中的“虎”与“狗”——段祺瑞与冯国璋——意见不合；段祺瑞已辞去国务总理。改由一“龙”王士珍组阁。这个内阁，当然是过渡内阁；因为若非王士珍，任何人来组阁都会遭遇段系的杯葛。
段祺瑞虽已下野，却是安福俱乐部主持人心目中的下一任总统。在徐树铮的筹划之下，段祺瑞与“关外王”张作霖取得了联系；奉军兵精粮足，冯国璋不能不忌惮三分，于是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三月间，又把段祺瑞请回去当国务总理。
其时临时参议院已在上年十一月间成立；王揖唐早着先鞭，所以新国会议员选举，安福系占三百三十席之多，成了第一大党；其次是“财神”梁士诒的交通系，得一百二十席；而另一梁的研究系，只有二十多人当选。
这一来，段祺瑞好像当定了大总统了，如果他当大总统，预定选张作霖作副总统；组阁自非徐树铮莫属。众参两院议长，当然顺理成章地由王揖唐、梁士诒担任。
一切都说好了，不过冯国璋提出反对。他本来有恋栈之心，看到新国会操纵在安福系手里，料知无望；退而求其次，不愿昔日同袍、今日政敌的段祺瑞快意。结果鹬蚌相争，便宜了“东海”渔翁的徐世昌，得以脱颖而出。不过也花了好几百万；安福俱乐部中，仅是王揖唐一个人就发了七十万的财。
就在他这最得意的时候，认识了“顾太太”——那是仿照清朝初年，秦淮四大名妓之一的顾眉生，嫁了落水名士龚芝麓以后的称呼。顾太太本来是人家的童养媳，不曾圆房，死了丈夫；听说婆婆要把她卖入妓院，一逃逃到上海，佣工为生。她婆婆追到上海找着了她，亏得亲戚调解，献出微薄的积蓄，还了她自由之身。
这时的顾太太不过二十一二岁，四顾茫茫，迫不得已走了一条邪路；但她很有打算，自己并不下水，刻苦攒钱，买了个雏妓折向妓院，自己名为“娘姨”，实同鸨儿，这在上海妓院中，有个专门名词，叫做“带档娘姨”。
其时北京的国会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有闲又有钱，八大胡同的花事正盛；顾太太迁地为良，托足韩家潭，以一朵奇葩小阿凤作号召。不想王揖唐倒念了“雏凤清于老凤声”这句诗；情有独钟在这个“带档娘姨”身上。
在顾太太，先是拉拢买卖，知道他是“鱼行老板”，议员老爷的嫖账，都归他付，少不得屈意奉承。相处日久，有了感情，竟愿屈居小星，王揖唐自是求之不得。她倒也真有志气，跟王揖唐识字读书，居然也能作首把七言三韵的绝句；举止更是落落大方无半点风尘气息。
于是由段祺瑞做主，将顾太太扶正，成了可以周旋在贵妇名媛之间，分庭抗礼的王夫人。这是“爬上枝头作凤凰”，无奈王揖唐的子女不肯承认有此继母。
王揖唐的子女，一方面向着故世的母亲——王揖唐的发妻，十分贤淑；当王揖唐游学宦游时，含辛茹苦，上侍舅姑，下抚子女，使得寒士出身的丈夫，能无后顾之忧；等到丈夫既贵，没有能享几天福，即便下世。做子女的一直为母亲委屈；照他们的想法，父亲应该报答母亲的恩情，且不说“今日俸钱过十万，为君营奠复营斋”，至少应该将“正室夫人”的名分保留给发妻。这不但是最起码的一种还念着夫妇之情的表示，而且也是件“惠而不费”的事——他们并不反对父亲纳妾；只是想不透为什么非续弦不可。
如果说，续娶的太太，身家清白，门第相当，也还罢了。不道竟是将出身青楼的一个所谓“跟妈”扶正；换句话说，是把这个出身不正的妇人，与发妻同样地看待。在王揖唐的子女看，是父亲侮辱了死去的母亲，是恩将仇报，是恩尽义绝、不可原谅的负心行为。
因此，在事先一再请求、苦劝，继以抗议而终归无效以后；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不承认有这么一个来自八大胡同的继母。
不过，顾太太对王揖唐的事业，确是有帮助的。本来王揖唐组织安福俱乐部，原以“俱乐”为号召，升官发财是一乐，声色犬马更是一乐；顾太太是名鸨，能使脾气高傲的姑娘帖然就范，安福一系的政客，自然揖王称臣了。
这众多的风流功德中，最大、最圆满的一场是，说服了小阿凤，下嫁王克敏做姨太太——王克敏字叔鲁、杭州人，他的父亲叫王存善，是个候补道，分发广东，是有名的“能员”；在谭钟麟当两广总督时，红极一时，王克敏幼承庭训，精通做官理财之道；本人是举人，做过驻日本的留学生监督，所以又因熟谙洋务的资格，当过直隶交涉使。
到了民国，王克敏由于联络了各国在华银行的洋大板与华买办，专门为财政部、交通部介绍借债，因而又转入财政金融界。当冯国璋与段祺瑞“府院不和”，段祺瑞辞职，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改组内阁时，由于杭州小同乡、东京老朋友的关系，王克敏脱颖而出，一跃而为财政总长，并兼中国银行总裁，娶小阿凤就在这飞黄腾达的时候。
王克敏生平有两好，一是赌。北京官场中有两个大赌徒，一个是做过盐务署长，后来也做过一任财政总长的张弧，一个就是王克敏。两人都以豪赌出名，一掷数十万，面不改色；不过在赌场中矫情镇物的功夫，王克敏又胜张一筹。
再是色，滥赌继以狂嫖，斲丧过甚，大损目力，以致不能不经年戴一副墨晶眼镜，所以得了个外号，叫做“王瞎子”。
“王瞎子”这两年不甚得意，一直靠“鱼行”的“王老板”接济，不过，小阿凤的手帕交表示：“总长快要转运了！”
王克敏早已不是总长，但只要曾是总长身份，他的家人部属，永远都叫他总长。
听完两王的故事，已经坐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原是走马看花，已嫌逗留得太久了。吴少霖向同伴使个眼色，一面起身；一面掏出一枚簇新的“袁大头”，丢向空了的镀银的高脚果盘中，“当”的一声，十分响亮。这就是“盘子钱”。
又走了两家，一无足观；到了第三家，闻声便知是北班，因为称呼不一样。那“柜上妈妈”四十已过，梳个名为“燕尾”的旗下发髻，擦一脸红白分明的脂粉；看见杨仲海，满脸堆笑地离柜出来招呼！
“唷！我的二爷，哪一阵好风把你给吹来的？前儿个我还跟大金子谈起，杨二爷怎么老不来？只怕回南去了。谁知道念着曹操，曹操就到。”
杨仲海却无心听她后面的那几句话，急急问道：“大金子又回来了吗？”
“回来两个月。杨二爷也不来看看她，枉为是相好。”
“我不知道她回来，要知道早就来了。”
见此光景，吴少霖便说：“那就不必挑看了。在你贵相好屋子里坐吧！”
“还是在原处吧？”杨仲海这样问了一句，领头就走。
柜房妈妈便抢在他前面，领着路说：“二爷先在楼下歇歇腿；我马上给你腾房子。”
这就连不大逛胡同的单震也知道，大金子的“本房”有客，得先在空屋中闲坐等候。这一坐，抽完了一支烟，尚无消息，杨仲海便有些坐立不安的模样了。
“少安毋躁。”胸有成竹的吴少霖说，“我看逛了这一家，也就差不多了。”
“嗯，嗯！”杨仲海神思不属地答应着；忽然起身招招手，“少霖兄，咱们说句话。”
吴少霖便起身相就；单震、刘一鹤很知趣，两人不约而同地转脸向外，装作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好让杨仲海无所顾虑地说私话。
“少霖兄，”杨仲海嗫嚅着说，“不知道你身上方便不方便？”
第二个“方便”还未出口，吴少霖已一双手按到他肩上，“我替你预备好了。”他低声问道，“二十元够了吧？”
“够了，够了！”
杨仲海喜出望外——二等茶室的度夜资，大洋四元，加上杂项开支，有“袁大头”六枚，便可一夜销魂；额外加给两元已是阔客，原意只想借十块钱，不料多出一倍；自然精神倍增。
但等吴少霖悄悄将两张十元新钞票塞到他手中时，掌中却感到沉重；他的月薪一百二十元，“灾官”只能领到两成半，或者三成。三成只有三十六元，如今手里握着的，是半个月以上的衣食之资。
“怎么？”吴少霖倒奇怪了，不知他何以有不愉之色。
“少霖兄，这笔款子，我得分两三月还你。”
“小事，小事！”吴少霖拍着他的肩，在他耳边低语，“这年头儿，遍地黄金；只要你会捡！别愁，痛痛快快去找个乐子再说。”
听此一说，杨仲海的心境便又开朗了；紧紧地将吴少霖的手握了一握，感激之意，尽在不言中了。
等转过身来，却好“大了”——二等茶室对鸨儿的别称，也就是姑娘口中的那个“柜房妈妈”，来请“进本房”。
一推门帘，客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住了。大金子的那双眼睛特别亮，就像黑丝绒上的两粒金刚钻；怪不得！吴少霖心想，杨仲海一听说是她，就会有那种渴盼一叙旧情的神态。
“二爷！”她甜甜地一笑，拉着杨仲海的手说，“替我引见吧！”
一一引见已毕，杨仲海便问：“今天嗓子在不在家？”
“伤风刚好，不知道行不行。”说罢，大金子咳了两下，亮亮嗓子；喉间似有痰声，显然不怎么畅顺。
“她学刘鸿声，很有几分神似。”
“不行，”大金子接口说道，“今天嗓子不痛快。”她略想一想又说，“这样吧，我刚学了几段落子，唱给各位爷听听，看有那么一点味儿吗？”
“好呀！”吴少霖是落子馆的常客，首先赞成，“来段儿《马寡妇开店》，你总有吧？”
“我只学了四段，有一段就是《马寡妇开店》。”
店是客店，年轻的马寡妇开客店，中宵思春，孤帏难耐；这一来，后事如何，不言亦可分解。大金子的这段落子，虽是初学乍练，只为嗓子好，先占了便宜，唱得颇为动听；尤其是烟视媚行的神情，令人回肠荡气，吴少霖倒觉得比在天桥的落子馆里听得还过瘾。
见此光景，杨仲海便说：“你学了四段，索性都唱了，请吴老爷给你指点指点。”
“不敢不敢！”吴少霖说，“再烦一段吧！”
于是大金子唱了一段《摔镜架》。
一鹤与单震很知趣，双双起身，预备辞去。
“怎么？”大金子问道，“两位凳子都没有坐热，就要走了？”
“客去主人安。”吴少霖说，“你们久别重逢，不知道有多少掏心窝子的话要说；我们别在这儿讨厌。”
“其实还早得很。”杨仲海尽主人留客的道，“很可以再坐一会儿。”
“再坐一会，不如再走一家。走、走！”吴少霖一手一个，将钱、单二人，推着就走。
留下的杨仲海，不用说，当然是“住局”了。照规矩得“大了”点个头；大金子便先问一句：“二爷，你今儿不走吧？”
“不走。”
大金子不做声，转身出屋，到柜房向“大了”低声请示：“杨二爷今晚上想住下，不知道行不行？”
照常例，生客须两回以上，方能住局：杨仲海虽然绝迹已久，到底不是生客，又当别论。“没有什么不行。”“大了”停了一下又说，“李五来过了，要找你说话，我说有客在屋里怎么行？他磨了好一会儿，看看没指望了，才走的。看光景又是输干了。”
一听这话，大金子脸色阴郁。“唉！”她叹口气，“真不知道哪天才得出头？”
“要想出头也容易。不现成有个人在？”
“他？”大金子摇摇头，“要成功早成功了。如今的官儿个个穷。”
“不见得吧？”“大了”手往外指，“你看，胡同里又热闹了，多时不见的人也照面了。”
这句话很有力量！杨仲海以外，另外三位也是“官儿”；酒醉饭饱，来打茶围，做官的境况，必是变好了。大金子想了一下说：“就好也有限，千儿八百的，一下子哪里拿得出来？”说着，她悄悄抬眼，偷窥“大了”神色。
“大了”没有做声，眼望着别处，是在盘算着什么？大金子便又把头低了下去！做出那种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自己拿主意吧！”“大了”看着她，平平常常地说，“总好商量。”
大金子心中一喜，却不敢摆在脸上，“等我想一想。”说着，腰肢一扭，一只蝴蝶似的飞走了。
新秋天气，出过一身风流汗，竹簟清凉，罗衾温煦，杨仲海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舒服过了。
但双眼虽微有涩意，心里却有种莫名的亢奋；因为大金子在上床之前，说过一句话：“我有件事要好好跟你商量。”及至纵体入怀，丁香微发，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到得此刻，才是“好好商量”的时候。
“你好了没有？”他向在后房抹身的大金子问。
“不就来了吗？”
人随声至，大金子换了一身衣服，玄色洋纱的散脚袴，细白夏布的对襟短袖褂子，隐隐透出绿色的肚兜；松松地结一绺辫子，斜搭在肩上，进得房来先捻小了灯焰，然后掀开帐门，睡在外床。
“你睡到里面来。”杨仲海说，“你的脸要朝外，我才看得见。”
“倒像是没有看够似的。”大金子一面笑着说，一面扳着他的肩，从他身上滚了过去。
“你不说有件事跟我好好商量。什么事？”
“你说呢？”
“是终身大事？”
大金子不答，自然是默认；脸色却慢慢阴郁了，使得杨仲海有莫测高深之感。
“我不知道打那儿说起？”她的表情越发凄苦了。
杨仲海慢慢明白了，必是遇人不淑。于是他回想着去年春天的情形；原本是打得火热的，不道他出了一趟差，在南京住了一个月回来，重访香巢，人去楼空，说是“摘牌子”从良了，嫁的什么人，住在何处，一概不知。
于是杨仲海说：“你就从去年春天送我上火车说起好了。”
大金子点点头说：“送你上火车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来了个客人，一连招呼了我五天，第一天开盘子，以后一直不是打牌，就是摆酒——”
“那好啊！”杨仲海插了一句嘴，“是个阔客。”
“阔客！”大金子苦笑道，“当时谁不是这么说？”
“怎么？是虚好看？”
“你别打岔！听我说。过了有半个月，他跟我说，他在王府井大街的德国洋行做事；原来在上海总行，为的这里的洋行，买卖不好，洋人派他来看看，为什么不好，毛病出在哪儿？大概有半年耽搁，是个短局，所以把太太留在上海。如今跟我投缘，看我还能持家，打算把我接回去，可又不是娶我——”
杨仲海又插嘴了：“那是怎么回事呢？”
“算是包月，每月给我三百元，家用另给。他又说：也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家不方便，为的是舍不得我，不过天天到胡同里来看我，怕洋人不高兴，说他荒唐。所以要把我接回去。将来如果彼此觉得合适，正式把我接回家也行，只要我乐意。他又说，他太太很贤慧，身子也不好，常跟他说，该弄个人也好替替她的手。我想，能过个几个月的安闲日子也不坏，就答应他了。原想等你回来跟你商量；柜房妈妈说：反正不过半年的事，不如先瞒着杨二爷。不然，万一杨二爷上门去找你，两虎相争，闹出什么事来倒不好了。我想这话也不错，就听了她的。”
“以后呢？”
“以后才知道，什么在德国洋行做事？是个小拆白党，在上海欠了一屁股的赌账，混不下去了，才到北边来的，他们管这叫‘开码头’。”大金子略停了一下，接着又说，“也不知道是听谁说的，我手里有好几万现款，搁在东江米巷外国银行里生息，把我接了去的第二天就跟我提，说是哪一国有一批颜料，能运了来，一转手就能赚大钱。便宜不落外方，不如咱们自己来做；不过他的钱在上海，调了来自己做买卖，洋人知道了不合适。好不好先把我在银行里的款子提出来垫上？我说，我哪儿有七万的洋钱？有点首饰，至多也不过值个千把块钱。他一听我说这话，脸色就变了，往后去，我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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