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理段祺瑞论治国：蒋介石只是二等人才 [复制链接]

 核心提示：段祺瑞接着说道:“中国的事情太过复杂，人才太缺。现在中国无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蒋先生是沾二等边上的。就治军论，蒋先生是个人才，但历时数年，将兵数十万，还未将江西肃清，则中国事之难可知。”

文章摘自《人民政协报》2007年1月4日 作者：贺伟 原题：《段祺瑞庐山论治国》
曾经两度主政中国的段祺瑞，人生的最后三年在上海度过，其间常来庐山避暑。

段祺瑞的庐山官邸被称为“段公馆”，石构一层，大门处有半圆形的敞式外廊，木栏杆上方有精美的雕饰，别墅右侧为宽敞的草坪，左侧有一条清澈的泉溪。“段公馆”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庐山空军疗养院的高级招待用房，现名为“听泉阁”。

1934年8月14日，正在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专程采访了段祺瑞。69岁的段祺瑞“着蓝绸长衫，面容瘦削，精神仍甚矍铄；耳略重听，应答毫无钝滞。”

当王芸生向段祺瑞询问对国事的感想时，段祺瑞不假思索地说道：“吾觉得治国之道很简单，‘维持人民，提倡商业’八个字足以尽之。中国传统文化轻视商业，这不行，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没有商业怎么行？蒋先生几次来信问我治国之策，我寄给他一首诗:‘忧乐与好恶，愿尽与民同。三章法定汉，民足国不穷。兴邦用顺守，世民竟全功。提倡兴百业，四海扬仁风。’其大旨便是吾方才所说八字的意思。”

段祺瑞接着说道：“中国的事情太过复杂，人才太缺。现在中国无一等人才，二等人才也很少，蒋先生是沾二等边上的。就治军论，蒋先生是个人才，但历时数年，将兵数十万，还未将江西肃清，则中国事之难可知。”

王芸生又询问段祺瑞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段祺瑞说中日关系阔大，牵扯多个国家，富有世界性，并非局限中日两国之间。王芸生又问道：“中日关系将推演至何种地步？”段祺瑞答道：“中国本无亡国之理，而目前的情形却向亡国之途以趋。中国吃亏在‘大’字上，日本却得力于‘小’与‘穷’。日人的妄念太重，当然有碰钉子的那一天，不过中国人若长此池沓，前途实难乐观。”

段祺瑞在庐山并不喜多见记者，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下围棋上。段祺瑞一不贪财，二不好色，除了喜欢搞政治，就是酷爱下围棋。蒋介石去见段祺瑞时，先要问门房“芝帅”（段祺瑞字芝泉）正在干什么，如果正在下棋，便要门房晚些通报，蒋介石静静地等段祺瑞下完一盘棋才入室看望。蒋介石在保定军官武备学堂读书时，曾留学德国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兼任该校总办，虽未直接为蒋授业解惑，但也算有师生之谊。段祺瑞晚年不再参与反蒋活动，又坚决不为日军所用，故蒋介石对他还是十分恭敬的，对他提出的生活及其它要求都尽量予以解决。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执政。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鲁迅为此写下沉痛的悼文。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

1926年3月3日（实际应为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

在西城区新文化街45号的鲁迅中学校园内，有一座高约2米的石碑，这是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师生为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本校学生刘和珍与杨德群烈士而建立的。两位芳存千古的英雄，永远代表着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她们那"沉勇而友爱的，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似乎正在向人们讲述着70多年前那段血腥扑面的史实。 /

1926年3月12日，日本侵略者的两艘军舰侵入大沽口，驻守大沽的国民军为了防卫海口，立即布雷封锁了大沽、塘沽河口，阻止敌舰。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炮击大沽口国民军阵地，守军随即自卫还击，导致天津至大沽海口交通完全断绝。日军受到损失，便援引《辛丑条约》，纠集七国共同提出最后通牒，要北洋政府撤去大沽口炮台，并道歉赔款。这个侵犯我国主权、领土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一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1926年3月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西城境内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现鲁迅中学）、中国大学、师大女附中、艺文中学（现28中）、志成中学（现35中）等校的师生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游行集会。广场北面，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他撰写的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


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同志都参加了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八国最后通牒支援奉系军阀，助长中国内乱。它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但它的苛刻程度，又远远超过'辛丑条约'。它要求双方停止战事和撤除障碍，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还手，'辛丑条约'哪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求政府坚决拒绝最后通牒，还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广场上与会民众群情沸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抵制最后通牒"等口号此起彼伏。大会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按预定路线，由天安门出发，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执政府（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门前广场请愿。临时执政段祺瑞不仅对游行请愿队伍避而不见，还命令执政府内的预伏军警对三千多名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年仅22岁的刘和珍当时剪了发辫，由于留短发的女生并不多，因此她成为敌人射击的目标。子弹从刘和珍背部射入，斜穿心肺，她对前来救护的同学说："你们快走吧，不要管我。"这时，反动军警又用木棍猛打，致使刘和珍英勇牺牲。她的校友杨德群见她倒下，便不顾一切前来抢救，也被子弹击中，残忍的敌人又向她头部、胸部猛击两棍，致使她当场牺牲。

惨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大为震惊，无不为段祺瑞执政府的兽行而发指。在这次惨案中，军警放枪前后均以吹哨为准，所有死者都是弹从背部或脑后穿入而至死。由此可见，这是一次有有计划、有预谋的屠杀，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充当临时执政府临终前对爱国群众的一次大屠杀。"三．一八"惨案是人类世界的大耻辱，就连当时帝国主义的报纸--泰晤士报，也称之"兽性"的"惊人惨案"。北京各学校停课，为死难的烈士举行追悼会。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执教的鲁迅先生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怎么做。"次后，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