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半是外星人，一半是地球人 《黄帝内经》骇人新解 [复制链接]

　马克思曾说：如果希腊是正常儿童，中国则是早熟儿童。
　　阿拉伯世界有句名言：“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有两只眼睛的中国人，自豪地拥有最伟大的四项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造纸术。
　　我们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这些发明：哥伦布很可能会在大西洋中兜一辈子的圈子，而不会发现美洲大陆；达尔文先生的书房里会堆满腥臭的羊皮，上面写着《物种的起源》的大作；法国的风流皇后会用十辆马车拉着成捆的木片，因为上面写满热爱她的语言；当然，鸦片战争时射向虎门炮台的也不会是一发发炮弹，而是成捆的弓箭和粗壮有力的投枪。
　　但世人也许并不知道，中华民族在这四项伟大的发明以外，还有一项伟大的发明，那就是中医学，这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人们更不知道的是，这项发明它将彻底改变未来人类对生命的看法，进而影响人类的发展方向。







　不了解，往往容易产生神话。在古代的人为宗教时期，许多神仙都是这样产生的，比如，当人们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出现了雷神，一个奇形怪状的类人生物，一手举槌，一手提锣之类的东西，槌击打锣面，那巨响就是雷声。
　　在西方人眼里，东方同样是神秘的，这里有许多他们搞不明白的东西。佛学经典的奥义，许多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一根细针可以对300多种疾病产生疗效，在西方文明的词典里同样无从查考。
　　如果说，以西方人那种才智，还可以理解中国的前四项发明并加以利用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第五项伟大的发明。历史上，西方从来没有完整接受过中国的中医学，这就是证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神奇，只有在神话中才可以找得到，而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所以他们最早将针灸视为可笑的“魔针”。
　　但每一位中国人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要从中医里获益，我们就是从这一次又一次的亲身体会中走进了中医。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得了感冒，父亲带我去厂医那里看病。厂医姓李，是父亲的老友，两人见面十分亲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聊天的话题是“炸鱼”，就是用炸药抛进湖里炸鱼。
　　在聊天的过程中，姓李的厂医给我打了一针，当时觉得很痛。打完针往回走时，脚后跟就不能吃劲，踮着脚走路。回到家以后，腿很痛，但又说不上具体哪里痛。后来一检查，方知是一针打在坐骨神经上。神经受伤真不是个滋味，心里十分烦躁，站着难受，坐着难受，躺着也难受，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的医疗条件很不好，跑了好几家大医院，都说治不好，家里很着急。大约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太姥爷来访，是位祖传的中医。我母亲告诉他病情后，他对我说：“你真是幸运，过了一百天，我就没办法了。”结果开了一服中药，只有三味药，药是我自己去抓回来的。我记得此药一副0.18元，煎出来是粉红色的，极其难吃。但只吃了三服药，病就好了。这么多年以来，再也没有发过病。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中医，从此以后，中医的“神奇”就在心里扎下了根。以后，随着阅历增长，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医的“神奇”。
　　2000年春节刚过，一场罕见的流感袭击了西方国家，大约有百万人住院治疗。由于这场流感来得迅猛，而且病毒具有抗药性，一般西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一些国家纷纷从中国空运板蓝根中药。西方人使用中药毕竟少，一用之下，效果出奇的好，药到病除。此事在西方媒体曾掀起了一阵波澜。
　　以上几例，还是神奇中医海洋中的几滴水，它们只能使我们望见冰山的一角而已。中医之奇，首先在于它的诊法先进。看病首先得知道病，然后才能治病。知病的过程，就是一个诊断的过程。如果诊断错误，牙医就会将好牙拔掉，而留下病牙；外科医生就更可怕了，他很可能一刀下去，切除一个完好的器官。
　　西医诊病，一般是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的数值，并将这些数值与正常值加以对比，然后作出判断。但这种诊断方法太机械，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险，那就是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
　　法国1963年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也就是说，当一百位走进医院的病人，很可能有近一半人被误诊，误诊的结果必然是错误的治疗；27年后的1990年初，美国的一家医院又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统计后发现，误诊率依然高达40%。西医的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与技术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西医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人体数值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几个数值有出入可能并不代表器官出了什么毛病。机械地去寻找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误诊。











　西医的这种诊断方法，不但误诊率居高不下，而且只能是永远做疾病的奴隶，因为它不能预测疾病，就更谈不上预先防治了。
　　中医则可以通过脉象、手相、面相，对病情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统计资料表明，中医各项诊断准确率很高，如舌诊的准确率一般在94%左右。不但如此，中医的各项诊断方法还可以预测疾病发生。
　　《甲乙经序》记载：汉代名医张仲景医术高超，曾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有一次他遇到当时位居侍中的文学家王仲宣，此人当时年仅二十有余。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而且很深，现在属于潜伏期，如果现在不吃“五石汤”，你四十多岁的时候病会发作，发作时你的眉毛先掉，然后危及生命。王仲宣凭着自己年轻身壮，根本听不进去。等他四十多岁时，果然疾病发作，眉落而死。
　　像如此长期的诊断预测，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但它确是真实的。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那位太姥爷，当时就预测我父老来会得高血压，并开出一方以求老年平安。然而当时家父工作忙，家里人也没当一回事，此事就给放下了，此方至今犹存。到家父六十多岁时，果然患高血压，并发展成了脑血栓。可见对于古书的记载，切不可存有偏见，不能以我们已有的经验否定其真实性。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国有一个巫医，名叫桑田。晋景公得了重病，召桑田来诊断。桑田仔细诊断后说：大王呀，您这病很重，活不到吃新下来的小麦那个时候。晋景公根本就不相信。等到小麦刚熟，景公命令赶快收割，然后命令厨房用新小麦做一顿饭。但还没有等到厨房做好，晋景公就感觉肚子发胀，急急忙忙去上厕所，后来竟然死在厕所中。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曾对一病人说：你病得很重，而且病在腹部的深处，想治好你的病，就必须做手术。可是你的自然寿命仅有10年，在这10年中，病不会要了你的命，我看你还是忍着点，用不着挨这一刀。此病人果然10年后自然死亡。
　　不但在诊断技术上，中医远胜西医一筹，而且在治疗水平上，中医的发展程度及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于西医学。比如说，西医学对外损伤、细菌感染类疾病有特殊疗效，但对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医学却对慢性病，甚至某些遗传性疾病都有特殊疗效。
　　可以这样说，中医学可以囊括西医，因为中医的治疗技术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医学是相同的，比如说手术的方法。但西医学无论如何不能涵盖中医，因为在西医里根本找不到一点中医的影子。所以世界可以没有西医，但万万不能没有中医学，否则人类文明的损失就太大了。
　　有人说血液循环理论是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明的，其实不对。血液循环理论是中国人在公元前发明的，《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人体中的营血卫气“营周不休……如环无端”，英国人哈维在1700多年以后，才提出了理论假设，又过了50多年，人们才借助其它仪器，确定了血液循环概念。
　　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最早的免疫学思想和实践却诞生于中国。东晋时期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如果用疯狗的脑髓涂在被其咬的伤口处，可以防治狂犬病，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学方法。因为研究表明，狂犬病毒几乎都聚集在脑神经组织中，因而疯狗脑髓就自然具有了免疫物质。
　　说起来令人伤感，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所谓的真正认识和治愈，是指发现了疫苗，注射一次，就能终生免疫。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二十几种疾病达到了这个程度，其中天花就是一种。天花是世界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以牛痘接种术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现代人一说起牛痘，都说是英国人琴纳在18世纪发明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最早的牛痘接种技术出现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印度，但后来此技术在印度失传。大约在公元10世纪宋代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到17世纪，中国的人痘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旱苗法和水苗法之分，特别是水苗法，其成功率和安全性一点不亚于现代的牛痘术，当时此法传播甚广，俄国政府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此术，后来传至现在的土耳其，并由此传向欧美。有文献资料为证，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钦使夫人将此术带回英国，琴纳正是在改进中国的人痘术以后，发明了牛痘术。
　　此外，腹腔穿刺术、清创缝合术、止血术、麻醉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但最后发明权都没有冠以中国名字的医疗技术。现代西方国家总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但它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们自己的许多发明都是窃取东方文明成果，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侵略。
　　其实中国人在古代，曾经取得了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医疗成就，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成就，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史记？扁鹊传》记载：俞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但他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位很古很古的医师。此人医术极高，“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湔浣肠胃，濑涤五脏，练精易形”，无所不能，其中“搦髓脑”就是作开颅手术。其实，中国古代做开颅手术的不止这一例，据记载太仓公就曾打开人的颅骨将大脑重新安排，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0年。
　　这些记载真不真呢？许多人都认为它不真实，在正统的医书上没有哪一位专家认为它可信，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怎么能有如此高的医术呢？为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1865年在法国发现一片圆形头盖骨，属于石器时代，后经解剖学家保罗？白洛嘉教授鉴定，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进行脑外科手术。后来世界各地又发现了数百件颅骨证据。
　　对于这个事例人们信不信呢？大约相信的人多。因为它既有实物证据，又有专家的证词，令人不得不信。但如果法国人在石器时代可以做开颅手术，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开颅手术就不可能是真的呢？从中国古代辉煌的医学成就看，我们相信这类记载有它真实的一面。试想，一个连经络都可以在解剖学上实证的民族，做几例开颅手术还不是小菜一碟？
　　中国史籍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医案记载。例如，《稽神录》中就记载了一则治愈肺结核的病例：“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有。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以鳗黧鱼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妻，今尚无恙。”
　　以上这些记载，大多数与现代医学沾点边，为的是读者好在对比中理解。其实中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完全与现代医学不沾边，比如说，经络学就是中医里最神奇的部分，它与现代医学根本走的就是两条路，没有丝毫可比之处。世界许多国家作了许多项实验，只证明了一点：古医书记载的经络是真实的。究竟经络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说的清楚。就好像在学校里，老师拿来一道题，这道题的结论是明确的——1+1=2，只要求学生证明这个结论。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份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到了今天，大家只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老师拿来的题是正确的！












关于中医的优点，不需要专家的总结，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
　　第一、中药的毒副作用小。
　　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所以在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例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栾荆……辛，苦，温，有小毒”，“地胆……辛，寒，有毒”等。前一段时间，因为“龙胆泻肝”中的关木通，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好像中药的毒性第一次被发现一样。
　　然而，中药虽然有毒，但其毒副作用却明显小于西药，这也是事实。
　　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药”死的。
　　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即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
　　中药尽管也有毒副作用的问题需要解决，但程度是很轻微的，更不会发生上世纪70年代“反应停”那样大规模的中毒事件。
　　第二、中医治疗对人体的伤害程度小。
　　大家知道，尽管中医里也有手术，但手术的应用并不普遍，中医更多的是药物、按摩、针灸等方法治疗疾病。这些方法，一般比较温和，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而西医学却不同，许多病人都会从西医得到“手术”的建议，虽然手术的疗效可能更直接，但往往会给病人留下永久性的伤害。例如，如果有人患牙痛，中医会用清泻胃火、肝火等方法治疗，但西医一般会建议将病牙拔掉。虽然拔掉病牙，可以再装一个假牙，也不影响日常生活。但拔去一颗原属于你身体一部分的牙，总会给人留下心理上永久的遗憾，毕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病人的感受不会太好。
　　第三、对病人的心理压力小。
　　中医从其理论出发，许多病并不是一定会进一步发展到危及生命的地步，可以说，中医的思想是个圆圈，最后都可以走回健康的那一点。再说，中医师在解说病情时，一般也不会令人可怕，“肾炎”与“肾阴虚”，对病人心理的压力是完全不同的。
　　但西医不同，由于普及教育的缘故，人们对西医的病名很是敏感，“骨头坏死”、“癌症”、“病毒传染”、“老年痴呆”、“冠心病”、“心脏病”等等名词，都可以给病人心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反而可以增添新的疾病。因此许多人在检查出癌症后，迅速走向死亡，其实有部分原因是吓死的，而不是完全病死的。许多中年人也拒绝体验，因为每一次体验总会查出许多疾病，造成强大的心理压力。
　　第四、中医有“超值治疗效果”。
　　关于中医的疗效问题，一直是困扰人们完全接受中医的关键点，许多人认为中医疗效不确定，不迅速，不直接，所以对中医失去信心。其实大家并不完全了解中医。中医看病是一个系统，耳病治心治肾，上呼吸道疾病治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疗效不直观，但病人的收益却很大。
　　例如，我们花1万元钱配了副近视眼镜，许多人都会说不值得，但如果眼镜店不但给你配了眼镜，而且还送你一台显微镜、一架高性能天文望远镜，甚至还为你做了视力矫正手术。这几项加起来，是不是远远超过了配眼镜的价钱呢？
　　中医也是一样。当病人患有目赤肿痛时，中医并不只是给些眼药水消炎止痛，而是给病人清泻肝火，舒肝养肝，甚至还调和脾胃。因为肝开窍于目，目赤肿痛往往病在肝而不在目，同时，肝不舒则影响脾胃，这是一个大系统。
　　其实中国古代医学的伟大，并不在具体的操作技术上，而在于它深邃的思想，和切入生命极具特色的角度。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要具体展开，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人说中医好话的人居多，因为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说它是国粹也不为过。但光说好话其实并不客观，在中国或者全世界，指责中医的人大有人在。
　　“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这大约是对中医最严厉的指责。当然这话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历来喜欢窝里斗，文化大革命时，整知识分子最惨的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个传统。在对中医的批判中，来自国内的声音最多也最高。
　　外国人对中医的看法也大体如此，但话说得比较委婉。德国慕尼黑大学M？波尔克教授指出：“中医的科学核心和实质有被取消的危险。在验证中，十分明显地存在着‘科学标准’和‘科学方法’之间的混乱。”这一说法，代表了西方世界的普遍看法。
　　平心而论，中医确实有让人说道的地方。我们先不说它是否科学，但最现实的是，我们搞不懂它，我们最怕别人问为什么，一问就露馅。咱们举个例子，假如有人要问远志为什么可以治疗痈疾，老先生们肯定摇头晃脑地说：“苦泄热，温行气，辛散郁。”听起来好像很有些道理，可细琢磨，简直是所问非所答。再比如，如问水蛭和虻虫为什么有活血化淤的作用，他们肯定说：“水蛭咸苦，虻虫味苦，一飞一潜。”虽然言之凿凿，但顶如废话一句。
　　这就是目前的中医，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中医医理看不懂，药理无记载，诊断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医的历史是原地踏步的，上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医理论的描述依然有效，他说：“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逾病之理由喻人。”
　　其实，早在上世纪初，针对中医理论存亡，国内就有不同的意见。
　　一派人认为，医学主要看治疗效果，理论有没有并不重要。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曾这样说：“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不责其言有物，而责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先生虽然是大学问家，但在如何对待中医理论问题上显然有点强词夺理，或者说蛮不讲理。其实这也不能怪章先生，都是让这无人能解的中医理论给闹糊涂了。
　　一派人认为，中医理论实在是画蛇添足，没有它反而更省心。上世纪30年代时，有一人名陆渊雷，此公竭力主张：“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不合实理……国医之胜西医者，在治疗不在理论，《素》、《灵》、《八十一难》之理论之书，多出于古人之悬揣，不合生理、解剖、病理，尊奉之以为医学之根柢，自招物议，引起废止中医之危机，此大不智也。”
　　还有一派人就更不客气了，他们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理论。“五四”运动时，有一人名余云岫，此公是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认为中医理论是封建迷信。1917年余云岫写了《医学革命论》，说“我国旧医之理论荒唐怪诞，无可掩饰，唯有听其沦丧而已”，“国药实效应该研究，旧医谬说，应该打倒”。更荒唐的是，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碍障”的提案。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经常听到“中医理论不科学”、“中医理论太粗糙”、“应该抛弃前理论”等等的言论。原因很简单，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有真正搞懂《黄帝内经》在说些什么。
　　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呢？
　　客观地说，许多人也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只是人数越来越少罢了。其原因就是研究难度太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医师，反反复复，体会着、琢磨着、感悟着、诠释着，并将自己的感受一点一点记录下来。然而最终所有的人会发现：我们一辈子都在这座大厦中转悠，并没有为这座大厦增添一砖一瓦。








　如此一来，目前我们其实已经放弃了理论研究。《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共收医学著作7661种，其中理论性著作仅有354种，占不到二十分之一，在五十多年里没有一篇有创见的理论作品问世。198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全国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奖25项，关于中医基本理论的研究没有一项。近几十年来，一共有四百多项中医成果获部级以上奖，但理论成果却一直是空白一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近百家中医研究机构，专门设立理论研究的不足一半，而在这一半中，真正从事理论研究的又占少数，大多数所谓研究者不过是些古籍整理者，校刊一下文字，梳理一下版本。《黄帝内经研究大成》是目前比较权威的研究综述，它集中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就在这部多次获奖的图书中，释名、版本、校勘、训诂、词义、音韵、修辞、语法等占了435页之多。而在其他理论层面，综述古代人研究成果的，又占了绝大部分，现代人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具有启发性、创造性的成果几乎等于零。许多人都在“炒冷饭”，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重复。
　　据统计，全国五十多万中医药人员中，绝大部分属于临床范围，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极少，而具备全面胜任《黄帝内经》基本理论研究所必须的知识结构者，更是寥若晨星。从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中我们也可看出问题，中医名家成才的年龄平均在59.8岁，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平均年龄在37岁，人员严重老化，超越了最富有创见性的年龄。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毛主席就说过，对于中医要“继承和发扬”，后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谆谆教导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医药。我们高举着这面大旗走过了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V2火箭，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大约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从1953年第一次提出DNA双螺旋理论，到2000年人类基因图谱完成，大约用了五十多年；从爱因斯坦第一次提出相对论，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也就是五十多年的时间。
　　可这五十多年里，我们的中医药是个什么状况呢？至少很难说让人满意。我们一直在继承，但却很少发扬，就拿每年报批的中药新药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加减减，很少有发明创新。中医理论也是一样，我们还在不断注释《黄帝内经》，但对它的整个理论体系却绝少有创见。难怪有许多老中医在感叹：这继承何时是个头呢？








　　不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它们是对立的，没有互融性。英国李约瑟曾经总结说：“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他领域。”
　　“眼见为实”虽然不是一个科学观念，但它的确在科学形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这一古老的格言化为一条条科学的定律，从而构建起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知识大厦。
　　根据这一原则，现代科学认为，对人类生命的认识离不开解剖学，解剖学可以提供人体器官的准确位置和基本功能。因此，从古希腊时期，人们就重视解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不断的人体解剖，到目前基本上搞清楚了五脏六腑的准确位置，也知道心脏像一个强有力的水泵一样，不断将血液输送到全身各处。渐渐地，人们思想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体生命结构只有一种，那就是西医学证实的那一种。于是，医学界产生了这样一个戒条：凡是在解剖刀下存在的，都是真实的；相反，凡是在解剖刀下找不到的，都是虚假的。
　　但中医告诉我们的人体结构，却与解剖学大大地不同。
　　首先，中医里有西医从来没有提到的生命结构。例如经络，它是人体中确实存在的生命现象，也是人体生命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近一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想破了脑袋，也只能证实它的存在，却无法知道它的具体结构。
　　再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三焦”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书中指明三焦为人体脏器之一，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与胆、胃、大肠、小肠、膀胱并称六腑。但三焦在哪里呢？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却无论如何找不到。
　　其次，中医有些人体器官的位置与解剖学明显不符。
　　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个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
　　另外，中医发现了比西医更多的脏器关联。
　　现代解剖学在证实器官位置的同时，也在证实器官间的关联，比如心脏与肝脏就有密切的关系，胃与大、小肠也有密切的关联。器官的位置与器官间的联系，构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中医里的器官联系比西医多得多，绝大部分超出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举个例子：
　　一个人出现便秘，痛苦不堪，于是他来到医院求治，无意中碰上一个中医、一个西医。接下来的对话就很有意思了：
　　西医说：便秘嘛好治，不就是大便太干燥吗？可以搞进去些润滑的东西，就如同汽车上润滑油一样。要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用手去抠吧。
　　中医说：你这是肺火太大，我给你开个方子，清清肺火就好了！
　　西医对中医说：弱智！解剖学告诉我们，肺与大肠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肺是呼吸系统，而大肠则属于消化系统，它们根本没有关系，你清肺怎么能治疗便秘呢？
　　中医对西医说：你真是不学无术！《黄帝内经》上明明写着：“肺与大肠相表里”，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我清肺治便秘，那是治根。你润肠或手抠，那是治表。
　　结果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便秘治好了。但这个例子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医学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人体器官间更多的关系。
　　类似的例子在中医里绝非孤证，而是比比皆是，比如眼病治肝，鼻咽病治肺，口腔病治心治脾，等等。其中最典型的是耳病治肾。
　　耳与肾相距甚远，一个在上，一个在下，而且解剖学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但中医却认为“肾开窍于耳”，肾与耳关系密切。这个结论对不对呢？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医学的进步，人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肾炎和肾功能衰竭者常有爆发性耳聋的情况，肾透析、肾移植的人也常会出现听力障碍。此外，患有骨骼病的患者常有先天性耳聋；先天性肾功能不全或者障碍者中先天性耳聋的比例特别高。
　　药物反映也证实了以上的发现，例如，耳毒性药物大多具有肾毒性，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等，这些药物的使用已造成无数耳聋的病例；同样，利肾的药物也多数有利于耳，如中药泽泻为利尿良药，但它同样可治内耳眩晕症。
　　中医与现代科学格格格不入的地方简直太多太多了。例如，中医是一种捆绑式的医学，将一切关于医疗的方面，涉及内科、外科、心理等等，统统捆绑在一起，这与西医的理论原则、组织原则根本不同。
　　再比如说，西医学讲究定量，它将生命的许多现象最终变成了一大堆数字，比如血压就是我们最常见的数字，低压60-90，高压90-140为正常。甚至肥胖也出现了肥胖指标，指数18-25属正常，25以上属于肥胖，肥胖指数=体重/身高的平方。当我们拿到西药时，关于成分标注得很清楚，这个含量多少毫克，那个多少毫克。此外还有血糖数量、尿检数量、血检数量、体温等等。而中医恰恰是无法将生命数字化的医学，它不重视数量，而重视现象。当中医诊断说心血不足的时候，它所依据的不是血液流量或血压；当开出一剂药方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统计草药中的各种化学成分，因为一味草药的化学成分少则几十种，多则几百种，一个复方中往往是几味、或十几味草药。
　　中医在许多方面都与现代医学格格不入，对科学而言，这是最大的侵犯，是“异己”分子，除了否定它，似乎再没有别的路可走。





科学不能解释爱情　


　其实，最最让现代科学无法接受的还是中医理论。现代科学看中医理论，就像地球人看外星人，怎么看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们的差别竟大到如此地步：它们是水火两极，如果承认了中医的理论，必然要修改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
　　比如说，如果承认了中医精气“常先身生”的观点，那就必须修改物质第一性的原则，如果承认了“心为思维主体”的观点，那么现代科学中的脑科学就被彻底推翻；同样的，如果承认现代科学，中医就会失去它应有的价值，例如，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西医的解剖学，那么中医“左肝右肺”的理论就成了一堆废纸。
　　关于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冲突，我们只能在此点到为止。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这场冲突中，既没有胜利的一方，也没有失败的一方。目前现代科学拿中医学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说它是正确的吧，所有的手段都无法证明；如果说它是错误的吧，又无法否定中医明显的疗效。聪明的人只好对此存疑，愚蠢的人则会借此反对。
　　那么，不能用现代科学框定的东西真的不是科学吗？氧气是拉瓦辛发现的，难道在发现之前氧气就不存在吗？室女星座距离我们6000万光年，不论发现与没发现，它一直在那里，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爱情这个东西对人类的作用极其巨大，它甚至影响人类的发展及社会的稳定，一个人如果终生没有爱情，寿命肯定不长。但爱情科学吗？不科学！世界上没有一门学科是专门研究爱情的，而且爱情也不能用公式、数字、化学成分等等来表达。
　　父母亲情科学吗？同样是不科学的，但人类社会离开了它就没有办法发展，物理学家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发明一个亲情的公式。如果让人在亲情与科学之间做出选择，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亲情而不是科学。
　　因此，不能用科学框定的东西，虽然它一定是不科学的，但并不一定没有用，更不意味着一定是错误的。中医不符合现代科学原则，并不意味着中医是伪科学，更不能说明中医是不正确的，只能说明一点：现代科学体系有某种重大缺陷，它不能涵盖真正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医的不科学而骄傲，而不应该自卑。

中医学存在的价值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医学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这个口号表面看起来十分振奋人心，它勾画出一幅模模糊糊的诱人画面：如果将现代科学引进中医，中医以前无法解释的东西就会真相大白，精气、经络都可以从仪器上直接观察到。于是，任何一个外国医生都能指着屏幕告诉他的病人说：看见了吗？这就是气，这就是经络。你的气是蓝颜色的，而且聚集在这个穴位附近，喝酒过量了吧！

　　中国人历来喜欢口号式的东西，它简明扼要，富有煽动性，而且最能抒发胸臆，扯破嗓子喊一阵，大汗淋漓，痛快非凡。所以在历史上发明了许多口号，从“等贵贱，均贫富”到“打土豪，分田地”。“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让人们想起了另一句豪言壮语，那就是大跃进时的“超英赶美”，可惜的是，中医不是钢铁，并非竖立几个高炉就能解决问题。

　　什么是“中医现代化”呢？说白了，就是用西医学、或其它现代科学成果来解释、证明、发展中医，其中包括理论的现代化，也包括方法的现代化。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要让中医去钻已经成形的套套，钻进去的部分就是科学，钻不进去的部分就是非科学。这是强盗打劫，不是科学研究。 　　如果再进一步追究“中医现代化”背后的心理因素，那就更有意思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社会上有一股潮流，无聊的文人将此概括成“傍大款”，没有钱的姑娘们穷得心里发慌，找一个有头有脸的靠山，此为“傍大款”。“中医现代化”就有点傍大款的意思。

　　中医一直游离于现代科学之外，一方面她的基本原则与现行科学的冲突是如此的明显，另一方面她从理论到实际操作都无法被所谓的科学证明。这样一来，许多人心理发慌，都暗暗嘀咕：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如果它不是科学，那应该怎么办呢？一些聪明的人脑子一转，想出个主意：如果能用西医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医，不就可以证明中医是科学吗？于是有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说穿了，这些人是骨子里瞧不起自己，为了抬高身价，不惜效仿大街上花花男女，厚着脸皮硬往西医学上靠，不同的是，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高喊一声：傍大款喽！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了，“中医现代化”的口号表面看起来是出于一种对传统医学负责的态度，实际上这是一种最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在漂亮口号下的胜利大逃亡。这是一些对中医不甚了解，但又想赶时髦，又想有所作为人的胡言乱语。

　　我们认为，“中医现代化”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因为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就在不断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证明中医学，“中医科学化”并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进展；20世纪60年代，社会上又有了一个新名词——“中西医结合”，更是大规模将现代科学引入中医，但结果怎样呢？《黄帝内经》到今天还是三玄之一，基本上没有人能搞得懂。而且，中医的完整理论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她就好像是一位漂亮姑娘，正赤身裸体接受一个毫不相干人的检查。是可忍孰不可忍！

　　问题总要从两方面说。由于没有现代科学原则作支撑，中医人士心里发慌，可事实上，当眼对鼻子面对中医的时候，现代科学家也许比我们更慌，他们很可能在私下里这样说：怪事情！我们这么先进的科学，为什么就证明不了原始社会落后的东西呢？我们是真先进，还是假先进？我们敢保证，他们一定有被嘲笑的感觉。

　　事实上，中医学的存在价值根本用不着西医来证明，因为西医没有这个资格。早在现代科学产生的几千年前，中医就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在人类医学史上，最有发言权的不是西医，而是中医。目前科学不能证明中医，其错不在中医，这个现象也无法说明中医不科学，因此无损中医的清誉。 　　因此，在理解“中医现代化”口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中医与现代科学有没有可融性？也就是说，现代科学与中医是否在同一个范畴里？现代科学是否能够涵盖中医？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中医学与现代科学根本就是两回事，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方法，二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相反，中医可以包含现代科学，而现代科学简单、明快的原则却无法涵盖中医学，它们是对立的，没有可融性。

　　事到如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中医就是不科学！而且要为这种不科学而自豪。再不要心存侥幸，认为中医理论可以与现代科学相吻合，千万不要再搞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与中医现代化，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它的未来是消灭中医，而不是发展中医。

　　我们更要看到，关于人类生命的真相，现代科学有重大的缺陷，比如现代医学将生命分解成一堆数字的做法，很可能就是根本错误的，量化本身并不能代表生命的本质。

　　例如，有一个原始人，受伤甚重，但他还是气喘吁吁跑到酋长那儿报告：“老虎……两只……正向我们走来。”在这句话中如果将后面的任何一句话删去它都可以给人们提供确切的信息，所以他将“老虎”放在了最前面。如果这个原始人将“两只”放在最前面，当他说完就死去时，事情就大不妙了，酋长肯定不明白：这“两只”究竟是什么？是老鼠、是狐狸，还是兔子？可见数量并非是生命的本质，它甚至不能反映生命的存在。当我们远远看见一个人走来时，首先的印象：这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这个人的身高、体重等数量。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瞧啊！1.8米、90公斤正向我们走来。

　　因此，我们首先要立足于中医的“不科学现象”，开创一条新的人体科学道路。目前所有的事实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医要发展，必须要反科学，千万不能被科学吓倒，必须对所谓科学的结论大胆怀疑。同时我们要反对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的不科学态度，这些人在中医理论的研究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本着这样一种精神，我们首先提两个问题：科学是什么？科学以外又是什么？

　今本《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篇，各九九八十一卷，合一百六十二卷。两书侧重点各有不同，《素问》侧重于讲理论，如阴阳五行、病因、藏象、气血精液等，而《灵枢》则侧重于讲经络、针灸。

　　《黄帝内经》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当时班固在写《汉书》时，将图书目录类统归于《艺文志》下。医药类书目又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小类，共记录医学文献868卷，其中“医经”类七家，共216卷，名目如下：

　　《黄帝内经》十八卷

　　《外经》三十七卷；

　　《扁鹊内经》九卷

　　《外经》十二卷；

　　《白氏内经》三十八卷 　　《外经》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内经”一名本不专指《黄帝内经》，但由于其它医书均已遗失，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内经》就专指《黄帝内经》而言。

　　但《汉书》里没有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到了晋朝，有一位大学者名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黄帝内经》十八卷，今天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亦有所亡失。”文中的亡失是指《素问》的第七卷。现代人都认为，皇甫谧学术造诣很高，而且他生活的年代距汉代不远，故本其所言，将《内经》定为《素问》、《灵枢》两部分。

　　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认为《汉书》所载卷数18与今《内经》162篇对不上号，因为汉代没有积篇为卷的说法。据此，有人推论，当时《内经》的字数很少，大约只有今本的九分之一。其次，从内容分析，《素问》侧重理论，《灵枢》侧重经络针灸，两书用语、理论取舍均有不同之处，可证这是两部不相关的独立著作。

　　《汉书》其它子目下的著作也都与医学有关，“经方”包括方药、本草、内、外、妇、儿各科医书，总11家274卷；房中与神仙两类，也涉及医学内容，如房中类的“养阳方”、“有子方”，神仙类的按摩术、引导术等。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黄帝内经》与神话中的黄帝本无关联，冠以“黄帝”之名，是为了追本溯源。黄帝乃传说中的古帝王，曾有许多重大发明，使后人受益匪浅，故中华民族一直以黄帝为祖先，历代后人均以黄帝子孙为荣。古人由此将一切文物制度都归于黄帝名下，《淮南子？修务训》曾总结过这种归祖情结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素问》之名，始见于张仲景《伤寒论序》：“感往昔之沧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在我国正史中，《素问》之名见于《北齐书？马嗣明传》：“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为人诊候，一年前知其生死。”在目录学上，《素问》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黄帝素问九卷。”

　　《灵枢》作为书名，始见于唐代王冰为《素问》所作之注：“《灵枢经》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据学者们考证，最早时本无《灵枢》，仅有《九卷》，后改为《针经》，其后又改为《九灵》，到唐代时始称《灵枢》。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恰好说明一个问题，即古代民间相传的同一医书可能有许多不同版本，这样名称差异就较大，很可能内容多少也有区别。

　关于《内经》的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成书于黄帝时期。因为《黄帝内经》是以设问形式写成的，主要是黄帝问臣下答，也有一些是臣下问黄帝答。所以有人直观地认为，《内经》就是黄帝写成的，因此其成书年代也与黄帝同期，如此推论，成书当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但此观点现在很少有人坚持。

　　2、成书于战国时代。到了宋代，一批学者认为应该成书于战国时，始创此观点的有宋代邵雍，此人乃是研究《易经》的宗师，相传曾创“梅花易数”之法。他曾经说：“《素问》、《阴府》，七国之书也。”宋代大哲学家程颢也持此观点，他说：“《素问》书，出战国末，气象可见。若是三皇五帝典坟，文章自别，其气运处，绝浅近。”

　　3、成书于秦、汉之际。持此观点的学者众多，窦苹《酒谱》曰：“《内经》十八卷，言天地生育，人之寿夭系焉，信三坟之书也。然考其文章，知卒成是书者，六国秦汉之际也。”《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黄帝素问》，原本残阙，王冰采《阴阳大论》以补之。其书云出于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故贯通三才，包括万变。”

　　4、成书于汉代。从元朝开始，有人就怀疑此书成于汉代，元明之际的吕复曾说：“《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此后，历朝各代均有人坚持汉代成书说，现代持此说者也不在少数。

　　综合这些观点，大约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内经》的成书时间与中医理论形成的时间是两回事；二是《黄帝内经》是一部集纳本，而绝非原著，是战国到汉代期间，许多人整理上古医书的结果，但在整理的过程中，有些医学家将自己对古医书的理解加进去，形成目前《内经》文风不统一的事实。

　　由于《内经》是集纳本，所以内容、编排上都有些混乱：

　　一是本身内容混乱，比如，《灵枢？本输篇》曰：“六府皆出足之三阳，上合于手者也。”但《经脉篇》中六府之大肠、小肠、三焦均属手经，非“出足之三阳”；《逆顺肥瘦篇》说“少阳之脉独下行”，可在《经脉篇》又说此脉为上行脉。

　　再比如说，《内经》中目前读不懂的地方有许多是观点不同，表现在“黄帝——雷公”对问，“黄帝——伯高”对问，“黄帝——少师”对问，“黄帝——少俞”对问，这些人在论述医理时并不相同，比如伯高与少俞都论及五味，伯高的“五味论”是按五行来安排的，而少俞的“五味论”却不按五行。 　　二是《素问》与《灵枢》之间有不对应的情况，例如《素问》里“虚里”、“缨脉”、“胞脉”、“溜脉”、“尻脉”、“解脉”、“大脉”、“散脉”等脉名特立独行，毫无统属，与《灵枢？经脉篇》的体系完全不同。

　　三是后人添加的东西与原本的内容混杂在一起，例如《灵枢？九宫八内》说，就源于汉代人对《易经》的理解，《乾凿度》中有一段关于太一游宫的记载，读起来云山雾罩：“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也。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此理论明显是后人对《易经》的发挥，而且发挥得十分牵强。

　　因此，中医的研究应该做这样一项工作：彻底分清楚《内经》的组成，将后人属于理解发挥的东西单列出来，尽量恢复古抄本的原貌。

　　既然《内经》是集纳本，也就是说在此以前应该有大量原始的医书存在，可这些医书又在哪里呢？

　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东西往往让人感到奇怪，比如说鬼魂。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真实的鬼，如果哪个人见鬼了，那肯定会有大麻烦。孙悟空大家都感到很神奇，除了他的武功绝伦、事业崇高以外，恐怕也与他的出身有关——别人都有父有母，偏偏他没有，他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中医学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成系统的中医学——《黄帝内经》大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春秋以前找不到任何中医学来历的线索，东汉以后又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对它进行增补，在短短的20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一下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一经达到，后人就再也无法超越。这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一种医学想达到一定的程度，非经过漫长的时间酝酿不可，它就像是一坛好酒，时间越长越醇厚。而一种东西历史越长，留下的遗迹也就会越多。

　　中医没有关于起源的任何证据，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但仔细想想，好像只能如此，因为中医的历史证据难以保留。比如说中药，它只是一些天然物质，有植物也有一些矿物，让这些东西保存下来很困难，即使在古墓中挖出一些这类东西，也很难确定它一定与中医有关。因为这些东西满世界都是，只有我们确定它们是按中医理论入药的，那才是中药，才与中医的起源有关。可是这一点又有谁敢打保票呢？

　　一般来说，医学器具容易保留，可是中医的治疗器具十分简单，许多是与生活用品相互混杂，比如煮药的用具一般与煮饭锅没有两样，现在的药罐是很晚才发明的。所以即使我们出土的一个锅，也不能说此物就是用来煮中药的，并以此证明中医的起源。

　　那什么才能证明中医的起源呢？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应该是文字，最好是这样的：有一天考古队从地下挖出串在一起的许多甲骨，研究后发现，原来这就是古老的《黄帝内经》。而且甲骨上还明确记载着：某年某月在某地，有某人如此这般发明了中医。可惜这是一个梦，在已发现的15万片甲骨当中，好像没有关于中医的确切记载（据今人统计，甲骨文中涉及医药的文字有323片415条卜辞，记载病名20多种。但这也不能证明中医的起源，因为看不到理论及思维的线索，只能说当时有医药的记载）。

　　其实即使甲骨文中确有记载，我们也同样不知道，原因很简单，我们水平有限。从本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共发现15万片甲骨，人们在反复比较后确认，甲骨文中不重复的单字约有5000多个。5000单字是个什么概念呢？今天的文科大学毕业生，他们所认识的汉字约有3000左右，郭沫若曾说自己认识大约4000个汉字，再多就不敢说了。

　　实际上，甲骨文中的单字可能会远远超出现在的统计，因为在甲骨文统计之前，许多有字甲骨被当做一味药——“龙骨”来使用，中国第一部药典《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龙骨”一药，当时是秦汉之际，距离我们今天大约2000年左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龙骨都是甲骨，假定一年只毁掉1000片甲骨，那么到甲骨文被发现为止，可能有近两百多万片被毁掉了。再假如，每一千片中有两个我们现在不知道的单字，那么就有4000左右的字彻底消失了。如果再加上现在被发现的字，整个甲骨文中的单字将接近一万。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甲骨文是一个多么成熟的文字体系，大约可以和我们今天的汉字相比。

　　然而，对甲骨文的研究，虽然历时百年之久，但取得的成绩却十分有限，在5000个单字中，目前无争议的可识字仅有一千多个。准确地说，被认识的字是1056个，而其中，曾被汉代《说文解字》记录的字就有1051个。也就是说，我们用了一百年，仅仅认识了5个甲骨文，平均每20年认识一个字。如果照这个速度，现有的甲骨单字，我们需要再研究8万年。

　　因此，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医的记载，但谁也不敢说甲骨文确实不曾有过记载，也许有很多，可惜我们不认识。看来在我们研究甲骨文没有突破之前，不太可能从文字方面找到确实的证据。

　那么考古证据呢？

　　关于中医的考古证据，一百多年来基本没有大的进展。1972年，人们在河南新郑县出土了一枚石器，长约6.3厘米，一端为圆形，可作按压、按摩之用；一端为棱形，可割破肿胀、排放脓血之用，据说此物即为“砭石”。这可以说是中医起源的唯一考古证据了。关于砭石，史料中多有记载：

　　《山海经？东山经》记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也。”我们本不知箴石为何物，幸而有唐代颜师古注云：“箴，所以刺病也。石谓砭石，即石箴也。”看来此箴石就如同刀一般，是一种医疗器具。

　　《素问？异法方宜》中也有记载：“故砭石者，亦从东方来。”恰好我们在山东微山县出土东汉画像砖上，发现了半人半鸟人手持针具，好像佐证了上述记载。

　　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将这枚“砭石”作为中医经络存在的证据。按摩并不是中医所特有的医疗手法，在不同民族的医学文化中，按摩几乎是一种最寻常的医疗方法，只有当证明此“砭石”确实是对经络穴位进行按摩时，它才可以作为中医存在的证据。同样，如果此“砭石”仅当作割破肿胀、排放脓血之用，那也只能是件很普通的医疗器具，西医里也多有应用，并不能作为中医起源的证据。事实上，《灵枢？九针十二原》中明确记载：“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针灸用的九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明显可以看出“砭石”与针灸用的九针不同，“砭石”的使用范围不在中医经络系统，故确不能作为中医起源证据。

　　文字记载无证据，考古学上也无证据，那么中医起源还有什么呢？只有远古的几条神话和传说：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远古的时候人民常常患病，但当时还不知道如何治疗，病人只好在痛苦中挣扎，呼天号地，凄声惨惨。有一位名叫炎帝的人或神，实在于心不忍，决心解除民间病痛。他开始尝试用草药来治病，但又不知药性，只好以身试药，拿来各种草药吃下去，以此来确定药性和疗效。是药三分毒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据说炎帝有一天中了七十多次毒。文中的炎帝即为神农氏，这大约是中医起源于神农氏——“神农尝百草”的最早版本，以后许多史籍中都延用了这个版本。《史记纲鉴》记载：“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

　　其实神农发明中医药还有一个版本——“神农鞭百草”，说神农不是用嘴尝出中药药性，而是用一条特殊的鞭子打出来的。《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神农以赭鞭鞭草木，尝百草，始有医药”。赭为红褐色，“赭鞭”大约是条红褐色的鞭子，第二个“鞭”为动词，意思为鞭打、抽打等意思。从文看，这位炎帝是先用“赭鞭”抽打草木，确定哪些有药用价值，然后再去品尝一下药性，这比盲目品尝植物要合理许多。这条“赭鞭”确实非同小可，我们以后还会提到它。

　　《搜神记》中还有一条更加详细的记载：“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谷，故天下号神农也。”看来神农用这条“赭鞭”打出来的不止是中草药，而且还有农作物，所以他才号为“神农氏”。据说“神农鞭百草”并非人们的想象，而是确有其事，《述异记》就记载：“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

　　神话传说中除了神农发明中医以外，实际上中医古代有名的大神都与中医的发明有关联。比如说黄帝，他是中国神位最高的一位神灵，拥有许多项发明权，比如农业、渔网、水井等，其中也包括中医学。《黄帝内经》一开篇就是黄帝问岐伯，看来他也参与了中医的发明，所以书以黄帝命名。《帝王世系》曰：“岐伯，黄帝之臣也，帝使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伏羲实际上比黄帝更古老，由于“层累递加”的神话，反而将他排到黄帝之后，神绩好像也不如黄帝伟大。其实真正的中国祖先应该是伏羲而不是黄帝，几乎所有的早期神话都说是伏羲和女娲创造了人类，汉民族如此，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也是如此。伏羲不但创造了人类，而且学问也大得了不得，据说《易经》八卦就是他的发明，几千年来居然没有人能够真正读得懂。这样一位伟大的神灵，按照“医源于圣”的法则，伏羲氏也是中医的发明人之一，《帝王世系》记载说：“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

　　在神话里还有一位神人与中医的发明有些瓜葛，那就是燧人氏。“燧”是一种石头，击打时很容易迸出火星，古人也将它称为“阳燧”。《韩非子》中记载说：远古的时候人们不讲卫生，随手从树上摘几个野果，从地里拔根萝卜，或从河里抓条鱼、捞几只螺蛤都直接放到嘴里吃下去，这些东西恶臭而伤腹胃，当时的人体弱多病。有一位聪明的圣人出现了，他用击打燧石的办法发明了火。火在生活中可太有用了，有了火人们就可以吃上熟食，并通过高温消毒，减少了许多疾病的发生。人民为此高兴，将这位圣人推为首领，并给了他一个尊号——燧人氏。

　　以上几乎是关于中医起源的所有资料了，但这些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有加更聪明的人，反正我们从以上资料中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事实上现在的研究者们，虽然在论到中医起源时都引用上述资料，但他们并不真的相信。在一般人看来，神话只是原始人幼稚大脑中的虚幻印象，不能认真对待。所以结论是：美丽的神话传说固然具有永久的魅力，但“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终究只是故事而已。

　　如果神话不能用作起源的资料，那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资进行研究的凭证了，因此到了现在，中医的源起依然像一团谜，它来得很突然，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尽管在汉代以后也有一些关于中医源起的具体记载，但它们都很晚，不能用作第一手资料，例如，魏晋时的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记载：“夫医道所兴，其来久矣。上古神农尝百草而知百药。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这则资料虽然比以上任何资料都具体、明确，可惜的是魏晋离中医的发明期相隔太远了，这种记载基本上没有价值。

　　中医起源没有证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目前人们想到的原因有以下几条：

　　第一、一开始我们曾提到，由于中医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中医起源的证据难以保留，或者说难以鉴定，大量的资料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中国的考古学还不发达，考古的范围有限，甚至人们考古的重点也有误（中国的考古将大量精力放到了中原地区，这可能是个战略上的失误，我们认为，考古的重点应该在西北部地区，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起源地），大量关于中医起源的资料还深埋于地下，只要假以时日，人们可能突然会从地下挖出一部古书，上面明确记载着中医的起源，而且随同书发现的还有大量实物证据。

　　这只是一个推测，也是一个愿望。我们也希望奇迹会发生，希望中国的考古界能在不远的将来，将任何形式的证据摆在人们面前。

　　第二、由于文献传承的原因，使中医起源的资料丢失了。首先我们断定曾经有过大量的资料，由于当时文字不发达，记录的比较有限（这不可能，中国甲骨文目前所知有五千多个不重复单字，证明它是一个相当完善的文字系统，不可能发生记载困难），而这些有限的资料又在无数天灾人祸中丢失了，所以证据消失。

　　文献资料确实存在传承过程中的毁灭情况。世界上的古埃及、印度、巴比伦都曾因遭受外来侵略而中断了文化，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说，秦始皇就曾焚书坑儒，使大量的文献资料失传。至于虫咬、水淹、腐烂……等自然原因更不用说了。然而，中国也有过保存相当完好的文献资料，比如说《易经》，它在西周时被保存于兰台，一直完好，西周时还有《尚书》、《三礼》也被保存下来（《三礼》虽然经过后人的整理，但原始文献在整理时必然存在），为什么会单单丢失了医书呢？

　　第三、事实上，在上述两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医起源本来就没有任何资料。

　　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春秋以前的《易经》、《尚书》、《三礼》、《左传》等重要文献里，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中医的资料，因此可以推断：一是这些书的原始作者们没有见到有关中医任何东西，所以没有反映到他们的书中。二是这些人曾经见到过中医的相关典籍，但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反映到他们的著作当中。我们倾向后一种可能性。

　　但不论是哪一种原因，“中医起源无证据”几乎是一个定论。

　　不要认为我们上面的提醒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进入中医迎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医与解剖学的问题，你要拿出背叛自己的勇气，才能登上我们祖先曾经到达过的高峰。
　　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的科学，而要研究人体生命现象，就离不开解剖学。心脏在什么位置，肝脏起什么作用，肺叶又有什么功能，食物是如何消化的，甚至大小便是如何出来的，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解剖学来得到。一般的规律是：解剖学越发达，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就越准确，所建立的医学也就越高明，它达到分子的水平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基因医学。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离不开尸体解剖，各医学院都有解剖课，修不够学分是不能毕业的。
　　中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医学，那就是中医学，但我们是否也有相配套的解剖学呢？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研究者。
　　从社会生产方式而言，中国应该有丰富的解剖学。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只是一个约数，实际的时间可能更长），开天辟地的伏羲氏终老归西了，但他与女娲创造出来称为人的小动物却欣欣向荣，东一伙，西一伙，聚成无数个小团体，大者有几百人，小者也有十几个人。他们成天漫无目的地在高原上游荡，在茂密的草丛中寻找着可以食用的东西，有些是植物的根、茎、果实，还有可以捕到的所有动物。
　　其中一个部落的小头领特别聪明，发明了许多好用的工具，如犁头和犁柄，带着他的小团伙开始了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的产量比较稳定，不太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所以这个小部落开始人丁旺盛，由小渐大，他也从小头领变成了大统帅，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农氏。
　　实际上，农业与养殖业一直是分不开的，早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在漫长的半游牧生活中，中国人已经开始养殖业，驯化了一批家畜。原始农业产生之后，养殖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养殖业就有屠宰，人们从不断地屠宰和分割动物当中，早已对动物的内脏结构了如指掌，炒肝尖总要知道肝在什么部位，否则会将熘肚片当成肝尖来炒。
　　也许有人会说：宰杀动物与解剖人是两回事。其实不然，在远古时代，杀人与杀动物根本没有两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落后的游牧民族经常入侵先进的中原地区，因为在这些民族看来，杀人与捕猎一只鹿、一只狼、一头野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才会如此之高，往往打败许多所谓的先进民族。
　　实际上，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中都曾有过猎头的习俗，即将战俘的头颅砍下当战利品，甚至他们猎杀任何外部落的人作为口粮。上一个世纪，一位玻利维亚的老酋长曾介绍说：白种人烤熟之后，就像是成熟的香蕉，味道十分好。但斐济人却常抱怨白种人的肉太咸太粗糙。看来猎头习俗渊源流长。德国学者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曾描述过上个世纪印第安人的猎头习俗：
　　“这种习俗在以人头为战利品的希给罗——印第安人中，得到高度发展。只有杀死一个敌人并曾以矛染过敌人血的战士，才有制备这样战利品的特权。牺牲者的头发是细心分开的，从前额到颅切开，把头皮全部剥离头骨，仅留下眼睛和舌头，然后将其柔软部分用植物纤维缝在一起，嘴唇用竹片固定地连接起来。把这‘皮袋’放在水中加热，在达到沸点前取出。这时它们收缩为大约原大的三分之一……把热沙从颈部开口倒入，填满后的头又以热石使之铁化。”
　　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同样有过猎头习俗。考古挖掘证实，在邯郸涧沟龙山文化一处房基址发现过四颗人头，有砍伤痕迹与剥皮痕迹，显系砍死后又经剥皮，其作用是为了祭祀。

　　甲骨文中的“囟”字就当头颅讲，一般是指战俘的头颅，如“……用危方囟于妣庚”（《类纂》明续669），意思是说：用危方（商代一个部族名）敌人的头颅来祭祀老母；“羌方囟其用，王受又”（《类纂》甲506），意思是：用羌方（商代一部族名）人的头颅来祭祀。
　　西周金文中也有大量关于战争中猎获敌首的记载，例如出土的《多友鼎》记载：“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文中“执讯”乃捕获敌人俘虏之意，“折首”者，斩首也，砍头也。
　　当然，古代祭祀并不是将头颅当作唯一的祭品，随祭祀内容不同，人的五脏都可以作为祭品的。甲骨文也有类似的记载，如“羌百……”（《类纂》续2？29？3），的意思是肢解，“羌”指羌方的战俘。一次肢解上百人，真是残忍之极。但在肢解的过程中，古人对人体生命构造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周边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尚有此习俗，《魏书？獠》记载说：“獠者，盖南蛮之别种……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祠。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杀俘虏以祭祀的历史现象，持续了近千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中，即使不是有意去积累，人体解剖的知识也相当丰富。甲骨文的心字说明，中国人不但知道心的确切形状，而且知道心与血液循环有关，甚至知道有几条血管出入心脏，故有“心有七窍”、“心有四支”之说。
　　很可能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要远胜于今天，《灵柩？经脉》曰：“夫八尺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气之多少，十二经络多血少气，皆有大数。”当代的解剖学有一些就无法证明，比如关于“气”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气”究竟是什么，可是在这则记载中，当时的人却不但知道“气”是什么，更知道“气”有多少。经络我们也无法证实，但文中却明确记载，经过解剖可以知道经络的长短，真是不可思议。可见中国的解剖学十分发达，但它的解剖方法、手段肯定与今天不同，它能解剖到我们今天无法证实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以量化，即“皆有大数”。
　　不但如此，中医古代的外科手术也相当发达。相传黄帝手下有一名医，叫俞跗，此人能依据五脏腧穴，割裂皮肤，解开肌肉，将人体的经脉调理顺畅（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经络的），他还能打开颅骨治疗里面的疾病，甚至可以培炼病人的精气。至于疏理膈膜，冲洗五脏六腑，更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位名医叫伯高，更是一位解剖学专家，他曾仔细测量过人体各部位骨骼标准尺度，并以此计算经脉的长短。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向黄帝详细讲述了人体各消化器官的大小、长短、部位和容量，他提出的消化道与食管长度的比例数同现代解剖学得出的结论基本相等。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有它自己的脉络，新知识总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看看物理学的发展吧，我们从平面几何，发展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哪一次的进步不是站在历史的肩头？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认为违背这一规律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然而，当我们以这种思维来看待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冲突将无法表述。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有极为发达的解剖学，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套医学理论，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怪就怪在，我们的祖先居然将自己辛苦得来的知识弃之不用，他们建立起来的医学竟然与解剖学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一、中医人体脏器与解剖学不相符。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更有甚者，中医里还有在解剖刀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器官。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腑，不论是用CT、X光、彩超，还是剖开肚皮看一看，保证找不到三焦，在这些手段下它根本不存在。
　　第二、中医脏器间的联系与解剖学不相符。中医的各脏器是一张相互关联的大网，因此它的脏器功能比解剖学要大得多。例如，心与肾各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解剖学上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中医偏偏说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肺与大肠，一个管呼吸，一个管消化，但中医却要说“肺与大肠相表里”，治疗便秘可用清肺的方法。

　　第三、中医的人体组织结构解剖学无法证实。在人体已有的组织结构中，中医与解剖学不对称，除此之外，中医还有解剖学无法证实的人体组织。例如，中医的经络遍布人的全身，主宰人体的生命状态，但这样一个重要的生命组织，在解剖学上硬是找不到，西方科学家曾花费了老大的气力，动用了各种仪器，也只证明了经络是存在的，最终也没有做到实证。
　　第四、中医的人体能量形式解剖学无法证明。解剖学证实，人体需要从饮食中获取能量，而且科学技术能够识别这些能量的化学形式，比如维生素、低浓度脂蛋白等等。而中医说人体需要精与气，可精与气并不是我们所知的任何东西，比如说气，它绝不是我们每时呼吸的空气，而是另外一种我们完全不知的能量形式，因而解剖学也没有办法确知它们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气”没有解剖学意义，它在解剖学上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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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像类似违反解剖学之处比比皆是，从头到尾。“中医不是建立在实体解剖基础上的医学”，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正是这个事实却透着古怪，让人不可思议。中华民族有丰富的解剖经验，而为什么中医恰恰不是建立在实体解剖基础上的呢？传统研究就这个问题提出以下两种解释：
　　一是观察，从细致的观察中总结出了中医。这派学者认为，古人通过生活、生产活动，对生命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观察，大到天体运行、气候寒暑、地域方位高下对人体的影响，小到情志喜怒、饮食寒温、劳逸动静给人体带来的变化，这些都成为认识内脏气血活动机制、状态的信息，例如“藏象”中的象，就是通过长期观察生命活动外观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征象，并与解剖脏腑相联系，再经整理、归纳，使之规范化而固定下来的。这种象的实质，是生命活动中的综合信息，很难与单一解剖内脏实测的生理功能相对应，从而使“藏象学”与西医生理学从形式到内涵均有显著差别。
　　观察导致中医的产生！这可能吗？
　　经络的源起一直是个谜，如果说古代人可以仅凭肉眼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创造经络学，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再说，气在人体内运行，人们如何观察得知？“左肝右肺”又如何去解释？中医认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精神之所舍也。”这一结论仅仅用观察能够说明吗？
　　观察是古代人类最普遍的方法，从世界范围看，限于当时人类的总体思维水平，古人的观察只能直观地针对“原型”，并反映“原型”，比如说。古代的天文学就直接源于对天体的观测，但观察的结果要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否则观察就是无效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在同等历史条件下，要求我们的祖先在对“原型”观测的过程中，得出一个与“原型”完全不相干的结论。我们在此解释的是中医的特殊性，它从理论、观点、方法，甚至哲学都是极为特殊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超出了普遍性的范畴，所以我们不能用普遍性来解释它。
　　再说，既然观察是古代人最普通的一种方法，那么相同的观察就应该可以得出相近的结论，例如世界范围内的对一年四季变化的观察及结论都差不多。如果中国可以通过观察生命外在现象得出中医理论，那么世界任何民族都可能得到中医理论。但为什么在全世界里唯有中国人的观察得到了中医学，而其他民族没有产生类似中医的医学理论体系呢？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二是思维，通过高度的抽象思维，创造了中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是思维模式医学。
　　大约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觉得仅仅用观察来解释中医的起源和中医的特点远远不够，事实上观察的解释确实属于白日说梦。所以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中医不是“物质模型医学”，而是“思维模型医学”。这派理论认为，《易》与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易经》属于“象数符号模型”，受此启发，中医一开始就采用“思维模型”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医学体系，包括藏象模型、经络模型、气血模型等。模型不等同于原型，它是建立在事物之间的统一性、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人类思维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概括的反映。思维模型医学有许多优点，比如，西医解剖学的内脏只不过是一种物质原型，并不能从中反映出功能和属性；而中医的五脏作为一种思维模型却能形象、简单地反映相关脏器的功能特点。
　　这个解释很有启发性，它不同于传统简单、呆板的解释，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中医的起源做了有益的探索。我们应该鼓励这样有创见性的研究。中国古老文化的研究，如果跳不出传统学术的圈子，我们只能在同一平面反复重复，炒炒冷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虽然教授、专家一个接一个，但对整个学术研究难有重大贡献。

　　但我们对“思维模型”的理论也有一些疑问，藏象、经络、气血等，它们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
　　我们应该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医的经络、藏象、气血……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验证，但不能否定它们的客观真实性。比如说经络学，虽然目前尚无法实证，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证实，经络现象是人体内的客观生命现象。也就是说，现代解剖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完全反映人体的真实存在。
　　如果承认了以上这个事实，那么中医的源起可能并非思维模型医学，它应该也是“原型”医学，只是这个“原型”与解剖学揭示的“原型”不是一码事。承认这一点，也就必然要承认另外一个推论：中国古代有比现代解剖学更先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全方位展示人体深层次的生命结构。提出“思维模型医学”的学者，大约是不想承认后一个推论。
　　以上的两种解释并没有说服我们，相信也没有说服读者。因为解释者们没有涉及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中医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按上述解释者们的本意，中医依然是以解剖生理系统作为研究对象，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这事实上还是按照现代西医理论来解读中医。无数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如果我们敢于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果我们敢于做一个怀疑论者，如果我们敢于挑战自己的思维，那么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即承认事实。中医不以解剖生理系统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恰恰说明中医的研究对象很可能根本不是解剖生理系统，而是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真实系统。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系统究竟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