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郭水库距县城西北一公里,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修建水库的工地上出现了惊人的奇迹。当民工们挖掘大坝坝基时,离地表八米深的土层中,发现黑色腐植土,腐植土内有大量树木的茎、叶、根及果实。继续往下挖,又发现动物骨骼、牙齿化石。当时民工把这些化石当成稀奇玩物拿走不少。随着大批化石出土,引起了水库指挥部的重视,当即报告了县文化馆。笔者带队前往工地,开展宣传,征集收回出土化石。同时文化馆又向重庆市博物馆报告,市博物馆立即派出了古生物部的李宣民、黄蕴萍、张俊等同志来铜梁。随着施工工程向深度发展,奇迹出现了,大批器形标准的石制品——旧石器出现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清理、征集,共收集到旧石器400多件、乌木数立方米,哺乳动物骨骼、牙齿化石1000多件。当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中国科学院,中科院派出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森水、尤玉柱、董枝明、王存义等同志会同重庆市博物馆李宣民、方其仁、杨兴隆同志和贵州省博物馆曹泽田同志,对这批实物进了分析研究,并将乌木、野核桃壳送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C14元素测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玉书、于浅黎同志对孢子花粉进行了分析研究。经研究认为,铜梁旧石器文化层的地质年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相对年代为距今25450年加减850年。铜梁旧石器文化的发现乃是重庆地区的第一处,四川盆地的第二处(汉源县发现“富林文化”),全国第八处。铜梁旧石器文化是迄今四川盆地内最早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华南同时期的重要遗址之一,也是国内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
1984年3月2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世界著名的古人类专家贾兰坡先生、中科院古研室主任黄慰文、北大教授吕遵锷以及四川省文管会黄家祥等先后来铜梁西郭水库进行实地考察论证,对博物馆的实物进行分析比对。
遗址附近多圆形山丘,顶面较平,海拔350—400米,遗址在一个半封闭的谷地里,遗址上有河床底,高出文化层3米,属于全新世发育,在遗址中发现了大批东方剑齿象,印度象、中国犀、世貘、水牛、蝎牛、鹿、羊、獐、大熊猫等哺乳动物骨骼、牙齿化石。同时还发现有伴生的楠木、白楠、胡桃、毛莱、亮叶水青冈等植物化石,有野核桃、云山稠、南酸枣等果实和蕨类、菊科、植物花粉。根据对上述动植物化石进行研究的结果推断,更新世晚期的铜梁,草木茂盛,气候温暖,属于热带暖亚热带气候,虽比现在热,但当时仍是适宜人类生存的好地方。
从出土的400多件旧石器,按类型可分为石核、石片、石锤三大类。按器型可分为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三类。这些石制品的原料主要是石英石、燧石、闪长石、硅质岩、石髓、砂岩和角页岩等。其中大烁石原非当地所产。据调查,大烁石产自涪江的高阶地,距遗址北面约20公里的安居象山一带。是祖先通过人工搬到西郭水库发掘地来的。
“铜梁文化”命名,主要依据铜梁石制品的特征和特点来命名。铜梁石制品与全国同类石制品相比,有七大特点,是其他旧石器所不具备的:1、石核和石片形制原始,台面大多数是自然的,石片形态多不规整,长宽比相差不大,锤击石片的长宽指数为84;2、石片几乎没有完整锋利的边缘,常见个别打击痕迹,也差不多没有完全单面加工的石器,其石片边缘不净,石器单面加工不单的特点;3、石器类型简单,只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三类;4、砍砸器比例大,占石器的33.2%,特别是端刃砍砸器数量之多,占砍砸器的三分之一,是我国旧石器工具组合中所没有的;5、小型石器数量少,长在40毫米以下者占11%,长41—60毫米的中型石器占31.3%,长61毫米以上的大型石器占57.1%,这在我国旧石器工具组合中是绝无仅有的;6、单刃石器不多,只占28.2%,复刃石器占71.8%,占主导地位;7、石器加工方式以复向修理居首位,占43.6%,向背向加工居次,占33.2%,还有其他加工方式,石器加工粗糙,形态缺乏相对一致性,钝刃者多,却大多数石器采用陡向或垂直加工。以上特点表明了铜梁石制品代表一新的、区域性文化,因此,被中国科学院命名为“铜梁文化”。
铜梁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四川第四纪地层填补了部分空白。以前研究盆地第四纪地层的地文期,主要依靠地貌资料,而缺乏阶地内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等实物资料的证据,显得断代证据不足。铜梁旧石器遗址的发现,还对四川盆地内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的地层划分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华南第四纪洞外堆积物的研究和时代的确定也是一个贡献。“铜梁文化”进一步表明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问题。“铜梁文化”的发现,还进一步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样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从“铜梁文化”遗址第四、第五层文化导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磨制石器看,否认了原认为大溪文化是四川原始文化的代表,找到了巴蜀的上源泉,证明了巴蜀文化是从盆地内部的新石器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而将巴蜀文化考古资料向前推移了一千年左右。把重庆和铜梁的历史推到了两万年以前的原始社会。所以“铜梁文化”在国内旧石器文化和巴蜀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铜梁旧石器文化遗址的地层,也具有代表性,为此,中科院将其分为两组。第八、七层为第一组,有一定的对比意义,特命名为“铜梁组,代表晚更新世中期。第五、四层出土有新石器晚期遗物,有一定代表性的“花脸猫泥”(俗称),特命为“花泥巴”组,代表全新世早期。这对研究四川盆地内的地层划分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为了纪念铜梁文化的重要发现,铜梁县人民政府在西郭水库原张二塘处的大坝上立了“铜梁文化遗址”纪念亭,名“朔源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史主编铜梁县人郭汝瑰为纪念亭写了词:“铜梁文化、源远流长,承先启后、继续发扬。”朔源泉亭柱上刻有楹联三幅:
(1)访古发幽思想披荆斩棘瘴雨蛮烟切勿忘石器洪荒先民劳瘁。
凭栏舒望眼见锄雾耕云良田沃野更热爱铜梁文化现代风光。
县人宗泊敬撰文,由王子虞书,书体为隶书。
(2)蚕丛鱼凫远古文明能逆溯,巴岳琼水今朝富丽可探源。
由庹纯双书,书体为篆书,原人大副主任银化愚撰文。
(3)斯谷破洪荒崛起两万年铜梁文化,溯源修盛世同窥五千载华夏渊源。
由柏毅书,书体为行书,政协蔡名扬撰文。
横批“溯源亭”三字由县人张礼谋书,书体为行书。 (叶作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