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穿插在这对父子之间，那时有一件不幸的悲剧，就是毛夫人在溪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那年冬天，经国本来已经托他的母舅把母亲顺路接到赣州来。哪知，他的母舅在上海多玩几天，不幸就碰上大劫了。毛夫人死的日子，正是12月25日。那日子，正是蒋先生西安脱险的日子。
他（蒋介石）西安被困时，毛夫人曾祷告上苍，愿以身代。她死的日子，又是这么巧合。他闻讯大恸，为之两日不见客。这对于他们父子之间，情感的加深，也是有关系的，蒋先生也正是中国人！那位宋美龄也是最现实的人，对于政治动向，她也是很敏感的。经国起而代替她，成为蒋先生晚年的手杖，其间并没有多大的矛盾！
本文摘自：《蒋经国论:披露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过往史》，作者：曹聚仁，出版：人民出版社
蒋先生与经国之间，关系究竟怎样？这倒是颇有趣的课题。经国，他是毛夫人的儿子，他的父亲与毛夫人的关系，在形式上已经解除了。毛夫人依旧住在溪口的老屋中，吃她的长斋，有了这样一个儿子，她的老境颇不错了。经国一向对蒋先生的政治路向作何种看法？也有种种说法。
他曾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那是无疑的。那位俄国太太（蒋方良），她是铁工厂女工，也是共产党党员，也不算什么秘密了。但他在俄国那十四年中，正当苏联政治中心变化最多的时期，这笔账一直也算不清。说经国的左右，有许多托派（托洛茨基派）的人物，也可以这么说的。可是，究竟托派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是否同一模型？也是一个问题。
以我所理解，托派并不如史太林派所渲染得那么可怕，也不如一般所想像那么开倒车。留俄的中国学生，究竟有多少变成了托派，谁也弄不清楚。所以，泰和人说“赣州赤化了”的话，并不曾在重庆引起什么反应。
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此：一切政治、主义都是幌子，抓实权才是真正的动机。经国至少懂得“宁为鸡口、毋为牛后”的粗道理，他想自成一种政治势力，宁愿替自己的父亲摇旗，不想替中共呐喊，那是显然的。
这位吃俄国汤长大的专员，他穿起了长衫，拿起筷子吃起中国菜来，照样顺手得很。他并未搬出马克思，也很少讲孙中山。他时常喊的口号，是“蒋委员长是中国的太阳，人类的救星！”搬出来的神像是王阳明，造了一所阔大的阳明堂。父子之间若干步调，显然很调和的。那一时期，凡是蒋先生想试一试的政策，都把赣南当作试验所，看看政治的后果怎么样。蒋先生虽说没到过新赣南（直到胜利后第二年，才到了一次），对于新赣南的种种，却很挂心的。
有一回，高理文到重庆去找经国，恰巧经国夫妇都不在，就在客厅上坐等了一回。一回儿，蒋先生回来了，看见这个矮矮的客人，问左右：“这是什么人？”左右说他是从赣州来的。也就请他进去，交谈了一番，主席（蒋介石）自己先介绍自己的姓名，高理文也自己通报上名去，于是从萝卜菜问到猪肉、鸡蛋，连赣南的人情风俗都问到了。蒋先生对经国的宾客，是刮目相看的。我时常说：“中国人总是中国人，烧成了灰，也还是中国人！”我们不要忘记经国正是中国的人。
穿插在这对父子之间，那时有一件不幸的悲剧，就是毛夫人在溪口被日本飞机炸死了。那年冬天，经国本来已经托他的母舅把母亲顺路接到赣州来。哪知，他的母舅在上海多玩几天，不幸就碰上大劫了。毛夫人死的日子，正是12月25日。那日子，正是蒋先生西安脱险的日子。
他（蒋介石）西安被困时，毛夫人曾祷告上苍，愿以身代。她死的日子，又是这么巧合。他闻讯大恸，为之两日不见客。这对于他们父子之间，情感的加深，也是有关系的，蒋先生也正是中国人！那位宋美龄也是最现实的人，对于政治动向，她也是很敏感的。经国起而代替她，成为蒋先生晚年的手杖，其间并没有多大的矛盾！
经国格外把父亲的地位：捧得高，喊起来，“委员长”、“主席”、“我们的领袖”，和其他部属，用着同样的口吻；蒋（介石）的生辰，那狂热庆祝的情況，不仅是空前，而且是绝后的。蒋先生什么时候才开始注意这一儿子的作为，我也无从揣测。
大概到了1940年，蒋先生已经注意到他（经国）的政治观点了。有时，把他找到重庆去，作短期间的家庭团聚。那时期，宋美龄不在重庆。他就成为蒋先生可以敞开来无所不谈的唯一的人。他每一回到重庆去，赣州就有一种传说，说专员就要升官，不再回来了。这正代表了那个社会失去了势力的人们的愿望。他们总是一回一回地失望，专员依旧回到赣州来做他的专员，而且做得很起劲。一个三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好像一辈子要在赣南做下去了。
依我的推测：最初经国也有那么的打算，先把这一区弄好来，再推广开去，及于附近几区，再扩充到全省，这可以扩充到全国。所以他口口声声把赣南当作“政治”的“黄埔”。假使他肯那么耐着性子做的话，今日大陆也就不会像今日的样子了。也许东南一带，也还是他的天下了。然而，他也还是中国人，终于变成了政治急色儿！
他在赣南的初期，有他那番理想的：这番理想，那个社会环境，容不得他标新立异的。他只能提出新的政策，这政策就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去推行。有人说他是用右手行左政，有点对；有人说他的口号和政策，近于费边主义，也有点对；有人说他所说所做的，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有点对；毛泽东自以为做的是真三民主义，经国的心头，也这么想。
有一回，吴鼎昌（主黔政以后）写了一本《花谿闲笔》（大公报版），说政治只有逐渐的进步，并没有突变的革命。经国便不以为然，他承认政治有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到了质的变化的阶段，便是革命了。他还是和他父亲一般，自以为领导革命的。
好在那一时期是战时，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下，可以推行统制经济的政策的。他就在赣州设立交易公店，把日用必需品统制起来，由政府定量出售。他明明白白说是为民谋利，必须与商争利。（他的统制经济政策，颇近于王莽的新政。）那时，赣南的范围小，政府金融机关，又在他的控制之下，那些豪绅畏首畏尾，没经几回合，便退却了，这和后来推行金元券时期，大不相同了。（赣南十一县，只有百六十万人口，赣州全城不过八万人口，许多供求问题，都容易解决的。）
交易公店用经济力量来平遏市价，和一味依靠政治力量来推新政，又不相同。单就火油市价这一项来说，公店控制了足够的油量，能够不计成本来定量出售，这就把商人囤积居奇的企图打破了！其他粮食、布匹的供应，便迎刃而解了。
经国打击豪绅的第二件手法，便是清理公产。这笔公产的数字是可观的，虽不像中共那么彻底，地方事业经费，就有了着落了。当然，有少数人诅咒他，一般老百姓却赞颂他了。他倒不是实行共产主义，对地方豪绅说，却是“挖公产主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