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童培植“中国心”——蒋庆先生谈少儿读经
提要：“一个民族没有了经典，就没有了文化、没有了历史、没有了根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没有了未来与希望。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就是‘亡经典’的时代，最紧迫的文化任务就是复兴经典。复兴经典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步则是少儿读经。所以，当代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就具体落实成了少儿读经。”
经典体现民族的灵魂
晶报：蒋庆先生，刚出版的由你选编的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内容囊括从《孝经》、《诗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832课，且有拼音注音，真可谓洋洋大观。如此浩大的工程，是你一个人完成的？
蒋庆：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选编的。所选内容都是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精华，每课约100字，并用汉语拼音注音，便于儿童诵读。我力求做到“宝中探宝，金中拣金”
晶报：那么，什么是“经”？究竟什么样的典籍才能称作“经典”？
蒋庆：按照中国文化对“经”的理解，“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但“经”又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即体现“常理”“常道”。我认为中国文化意义上“经”，就是历代中国人所公认的各种儒家经典，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灵魂。
所谓“经典”，就是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等内容、以其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的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课本教材。
晶报：我们注意到，你的选本中没有把《三字经》、《老子》、《兵法》等典籍列入，这是为什么？
蒋庆：不祖述孔子，不阐发儒家经义的个人撰著，都不应该称为“经”。如将文学作品称为《离骚经》，将兵书称为《虎钤经》，将权谋书称为《长短经》，将修炼书称为《黄庭经》、，以及将识字书称为《三字经》，将法律书称为《法经》等等，都不符合传统经典教育与少儿读经对“经”字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厘正。我们在这里只是不得已随顺世俗如此称呼，这个“经”字仅仅指某一方面的重要书籍而已，不具备上述“经”的含义与功能，二者不可混淆。
《三字经》是古代识字课本。这类蒙学教材固然是按照儒家义理价值来编写的，也具有教育儿童的正面功能，但毕竟不是“圣贤经典”。在少儿读经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恐怕会占用儿童的宝贵时间，所以不宜将蒙学直接选入少儿读经的基本教材,只能作为少儿读经的辅助教材。如果儿童在诵读《五经》《四书》等“圣贤经典”（基本教材）后仍有余力，当然可以选择诵读《三字经》等蒙学辅助教材。
《老子》不适于儿童教育，理由有二。首先，《老子》贬仁，只以旁观的阴冷之智看世界，退处无为，全身远害，不去积极实践善的价值，不能培养出儿童为善去恶的道德心；其次，《老子》尚权谋，重机心，凡事要观察到利害究极处与对方无能为力处方出手，不能培养出儿童的诚心与直道而行的品格。这是新儒家大儒马一浮先生的看法。所以，我们还是保守一点，不让自己的孩子在幼儿阶段背诵《老子》为好，等儿童长到１８岁有文化理解力与道德鉴别力后，则可以让孩子自主地去选择诵读《老子》。
《兵法》虽然可以学，但不是正道，不适于儿童学。古人言：“兵者，诡道也”，兵法崇尚权谋诈力，儿童需要培养的则是道德诚信，故不适于让儿童背《兵法》。凡是涉及到权谋诈术的书都不适于儿童读，儿童只能正面教育。
晶报：有些家长为了迎合应试教育的需要，把外国经典拿来让孩子背，美其名曰“中西文化经典诵读工程”。这种方法可取吗？
蒋庆：少儿读经活动的宗旨是背诵中国文化经典，在儿童心中进行中国正统文化的长期储蓄，以待将来取用。如果把西方经典也引入，哪里还谈得上传承中国文化？又哪里还能叫“为往圣继绝学”？这样发展下去，少儿读经活动会慢慢蜕变成纯粹训练记忆力与证明某种诵读法优越的活动，与中国文化不再有实质性的关联。因此，外文绝不能选入少儿读经教材。这并不是盲目排外，只是少儿宝贵的时间不能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少儿读经活动不能媚俗，不能迎合时尚，更不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变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
少儿读经是开文化储蓄所
晶报：你选编的经典诵本，把对象定为3至12岁的孩子，他们能理解其中的微言大义吗？
蒋庆：“读经”有两重含义：一是背诵经典，一是理解经典；背诵经典就是少儿读经，理解经典则是成人读经。
少儿读经，是指3岁至12岁处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儿童背诵熟记中国文化的经典。在此年龄段的儿童，处于语言摹仿期，有摹仿成人语言的本能倾向，背诵记忆不像成人是痛苦之事，完全符合儿童学习语言的天性。如果在记忆力强时不能记住经典，长大了哪能理解经典？
少儿读经对中国文化的复兴非常重要，牟宗三先生说“少儿读经是中国文化的储蓄银行。”中华文化最好的货币是经典，幼年时把最好的货币存在他们心中，他们长大后一定受益无穷。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文化之根潜移默化地注入到儿童心中，我们就培养不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以说复兴中国文化也要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就是从“娃娃读经”抓起，娃娃长大了再抓经典教育就来不及了！
晶报：少儿读经需要强制吗？
蒋庆：儿童之所以是儿童，是因为儿童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自主性甚差，自觉性不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觉地进行经典学习。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
晶报：强制教育会不会压抑孩子的本性？
蒋庆：少儿教育好比种果树，预定的目标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对幼树不剪枝、不整形，果树长大后徒长枝乱生，必不能结果。少儿读经教育肯定有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要实现这一预定的目的，教育者就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使儿童经过强制达到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至于强制的方式，当然不能过分，不能沿用古时所谓的“扑教”——打棍子体罚。强制必须是适当的、合情合理的、儿童能够接受的强制。没有这种强制，少儿读经根本不可能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了对人性的理解，而人性是所有教育理论的基础。从儒家思想来看，人性有善之潜质而不一定成为善之实，犹如禾有米之质不即是米，也不一定成为米。要通过人为的教育教化，人性善之质才能成为善之实。而教育教化和栽培加工都具有某种强制性，否则，人性徒有善之质，就象禾不经过栽培加工永远不能成为米.
西方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天真地认为，不经过外力的强制约束人可以按照其本性自然向善，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这实际上就是取消教育，用一句中国俗语概括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树大自然直”。既然“树大自然直”，还要教育干什么？还要园丁干什么？
晶报：你是从事高层次学术研究的人，现在抽出两年时间来为少儿选编读经诵本，可见你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焦虑。那么，我们的文化现状究竟如何？
蒋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是我对文化现状的基本看法，这怎么不令人焦虑。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西方文明？不是。你说中国现在的文明是中国文明，又不像。陈寅恪先生说得极形象，说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这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亨廷顿的问号”。
中国人得了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是百年来西方文化全方位挑战的结果。中国近现代史上，我们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几次大的回应：晚清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企图守住中华文化之本位，学习西方技术。但体、用在儒家传统上是不可分的，张之洞的这一分，把中华文化的内在义理给解构了。后来戊戌变法时，康有为表面上打着“孔子改制”的旗号，其实改成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君主立宪制，不自觉地把西方的“体”偷换成中国的“体”。到了孙中山，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西方的了。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中国文化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儒家文化从“体”沦落到“用”的地步。1949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和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和“用”都是西方的了。可以说，百年来我们保住了种，保住了国，却没有保住“教”，中国文化式微衰亡到需要抢救的悲惨境地，中国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独特的“无教”的国家！
“无教”就是无经典，无文化，无道德，无精神，无理想，无希望。所以，当代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亡文化”的问题，中国当代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腐 败丛生都是“亡文化”的直接结果。而“亡文化”最致命因素的就是“亡经典”，“亡经典”则一切文化均没有了根基，没有了源头，成了无根无源的文化。一个民族不能从文化上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就不会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
用中国文化启蒙中国人
晶报：看来，“亡经典”是中国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直接原因。这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有关系吗？
蒋庆：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奏请淸廷停止科举，自隋1300年来盛行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自此读书人不再读经，经学从此式微。但更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1912年，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从此小学读经制度被废除，儿童不再读经，“经典教育”从此断绝。以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典被当作封建主义的罪魁祸首，打倒在地；文化大革命又破四旧、烧古书、批孔子，经典遭到了灭顶之灾！
晶报：掐指一算，当今9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受过经典教育，难怪你在高层次研究和基础教育“两个战场”上同时奔命。那你认为中华文化还存在吗？
蒋庆：还存在。残存在民间，残存在隐形的社会心理积淀层面。在这些层面，文化记忆还没有丢失。
晶报：所以你想通过积极的行动，通过推动少儿读经运动来唤醒人们的中国文化认同感，培养有文化教养的新型君子。你心中理想的中国人或者说新型君子究竟是怎样一种人？
蒋庆：我认为最根本意义上的中国人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而不是法律意义、人种意义、语言意义上的中国人。“内圣外王”就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内圣”是内心有很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要求，“外王”是能从事各种实际的事业。儒者加专家，“华魂”加“洋才”，就是理想的中国人。我的教育理想是培养“内圣外王”、“华魂洋才”的经世人才。
晶报：看来，你在参与和推动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运动，让中国人知道何为中国人、中国文化。少儿读经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吗？
蒋庆：“五·四运动”进行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但却把儒家经典给解构了，其结果是中国人现在只知道西方文化而不知道中国文化。“五·四运动”对中华文化而言，是有破没有立。现在我们要说，新的文化启蒙运动已开启。这次启蒙是用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进行启蒙，具体说就是用中国文化的经典启蒙和教育中国人，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再启蒙。如果这次启蒙成功，中国百年来“亡教”的历史就必须改写，中国会重新成为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国家，即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要做到这些，就必须从儿童读经做起。
晶报：在当代“技能至上”、“财富为先”的社会大背景中去推动少儿读经，家长和老师会响应这种看来不能带来直接经济利益的活动吗？
蒋庆：少儿读经活动其实很有号召力，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自1993年牟宗三的学生王财贵先生在华人圈中发起“少儿读经运动”以来，10年来大约有400万儿童参加。这不是个小数字，更多的儿童在步入读经行列。家长们也会终究明白，将中国道德准则存乎一心的孩子们会更健康地成长，让大人少操很多心。
晶报：看来你对少儿读经和文化启蒙充满乐观，估计你一定有个梦在导引。这个梦是什么？
蒋庆：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写了一本《中国经学史》，在该书的结尾处，本田成之对中国经学的前景抒发了无限的感叹：“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的学问在其本国已亡掉了，希腊的学问在其本国也已亡……像经学这一学科，将来或失于中国，而被存于日本，也未可知。我于此有无限的感慨了！” 今天我们读本田成之的这段话，也有无限的感慨。事过七十多年，中国文化正走出低谷，处于“一阳来复”的状态。我今天敢断言，本田成之的“遐想”不会实现，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广泛开展少儿读经活动，而少儿读经活动正是中国经典复兴的开始，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开始。于是我也有一遐想：在未来的中国，经典将会全面复兴，中国文化将会全面兴盛，中华民族将重新成为一个有“教”的民族，重新成为一个有经典、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希望的民族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晶报：从你的著作《政治儒学》中看，你的思想蓄含着保守主义力量，你也认为自己是老儒家。你如何看待？
蒋庆：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今的文化潮流中力量虽不够强大，但已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文化保守主义要保守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共守的基本道德价值，要保守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共奉的文化经典，要保守源于人类心灵的“常道”“常理”，所以这种“保守”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相信，文化保守主义会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会引导中国人完成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作者：蒋庆 :华夏复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