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董建国 文章简介：
一直以来，君子话题便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君子之风世人景慕，君子之行日久弥新。君子一词所具有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便是贤人达士社会实践、文化追求、道德践履的力量源泉。可以说，君子文化在中国传统道德体系建设中，功莫大焉。当我们谈及“君子”，自然要与《论语》中的“君子”话题相比附。在产生之初，“君子”一词更多地是在政治学意义上为人们所使用。只有从《论语》一书中，“君子”一词才渐彰显了其道德意义。故而，笔者将厘清“君子”一词的原初含义，探讨《论语》中“君子”词义的全新内涵，从而进一步明晰《论语》“君子”文化的现实意义。可以说，《论语》中“君子”文化充分体现了一个时代的主题。
一、“君子”的初始涵义 作为独立的概念，“君子”一词何时出现？据现有文献来看，似可保守地推论，君子一词大概出现于西周初。甲骨文和《尚书·商书》中均未出现“君子”一词，而《尚书·周书》出现“君子”凡4次，分别是《酒诰》、《召诰》、《无逸》、《秦誓》四篇。《易经》（卦爻词）出现“君子”凡20次。《尚书·周书》和《易经》（卦爻词）成书时间虽无定论，但从其反映的内容看，当在西周初年。那么，“君子”一词的初始涵义是什么呢？
“君”字在甲骨文中上面手执笔，即“尹”字，与“父”近形，含有“父辈掌权’的意思，表示治事；下面为“口”，表示发布命令。故《说文解字》说：“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春秋繁露》：“君也者，掌令者也。 ”《仪礼·丧服》传曰：“君，至尊也”。郑玄注云：“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可见，“君”本指“位尊而治民者”，是对拥有土地的统治者的通称。何为“子”？最常见的解释有三种：一是儿子、子孙、后代、继承人；二是对男子的尊称或美称；三是五等爵位中的一等。
“君”与“子”合称，最原始的含义应为“君之子”。这种解释更能体现出周代的分封制和嫡长子世袭制对于语言层面的影响。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封土建君，又以立嫡立长世袭制确定政权传递的方式。世袭制维护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政权，作为统治者的儿子也因之尊贵。据此，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君子的初始涵义为“君之子”，也就是说君子得名是因为其为“君”的儿子。在分封制和嫡长子世袭制的共同作用下，君子又渐引申为“统治者”和“贵族男子”。
当然，仅具有“君之子”的内涵尚不足以让“君子”词义被广泛使用。“君子”产生后之所以广泛流行，除了其能传达出统治地位和贵族身份之义外，更在于它承载着人们对其所掌握的礼乐文化、道德修养的赞美与要求。在西周出现君子的文献中不难见到关于君子品德的描述。如《尚书·无逸》：“君子所其无逸”中的“无逸”，《易·谦》：“谦谦君子”中的“谦谦”，《易·未济》：“君子之光有孚”中的“有孚”，以及《诗经·大雅·抑》：“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中的“慎独”等。君子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君子所受的教育确实高于庶人的缘故。其时学在官府，普通黎民是无缘与学的。
可见，“君子”首先是作为统治阶级信奉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虽然在周代之际已经具有了道德的属性，但仍然是以同下层“小人”相对立的身份而出现的，普通的黎民是不敢奢望作“君子”的。此时的“君子”主要作为“位”而非“德”之概念出现。
二、孔子转化“君子”内涵之缘由 “君子”一词到了春秋时期逐渐由表示统治者的身份地位的概念转变为表示德性修养。这一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余英时所说，“这个过程大概在孔子之前早已开始，但却完成在孔子的手里”，“君子到了孔子的手上才正式成为一种道德理想。 ”据杨伯峻的统计，“君子”在《论语》中出现达105次，频率仅次于“仁”。这其中虽不免“德”“位”兼用（时或分指一义，时或兼指两义），但是就整体上来说，《论语》中的“君子”，基本上是一副“道德君子”的形象。那么这一转化的社会缘由是什么呢？
“君子”概念由“位”向“德”的转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关联。孔子生活于春秋末年，社会正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过渡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经济上，生产力不断发展，私有土地逐渐发展起来。私有土地的增多，使得昔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现象不复存在。以鲁国“初税亩”为标志的土地改革，则使土地私有制获得合法化。土地的私有化造成了诸侯富于天子的现象。随之，政治、文化等社会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上，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君不君，臣不臣”的无道现象。据《淮南·主术训》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 ”文化上，学在官府之格局被打破，文化逐渐下移，私学不断兴起，“士”的队伍不断扩大，逐渐独立成为一个阶层。
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引发了频繁的社会流动，并对社会大众的伦理价值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原先奉行的观念、信仰和生活习俗等遭到人们的怀疑。“在位者”无德和“有德者”无位的现象日益普遍，“君子”概念在现实社会面临着“德”“位”二分的窘境；另一方面，为扩大势力，各国招揽贤才，加剧了社会流动。作为在位者的“君子”也不再局限于原先的贵族阶层，庶族人士亦可凭借才能为官求仕，这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并给孔子重释“君子”内涵提供了重要契机。
此外，孔子重释“君子”另有着其特定的政治和伦理目的。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孔子对“君子”加以重新诠释，希望通过培养一批德才兼备的人“以救宗法世卿之衰”，改变“天下无道”的现状。这应是孔子重释“君子”的主要政治目的。周礼监于二代，可称美备。却在数百年之后“君微政衰”，这促使孔子思考人的内在德性修养对于社会政治制度正常运转的重要性。孔子曾感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他敏锐地发现一个国家不能光有完备的制度，而应由一批有德性的人来执行这套制度。于是，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提倡兴“仁治”之教。对于此点，孟子、荀子似乎都看到了。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孟子·离娄上》）荀子说：“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 ”（《荀子·君道》）
孔子重释“君子”的缘由，除了具有上述政治目的外，还有着伦理上的目的，即塑造理想人格，来应对价值危机。如上所述，孔子生活的时代社会变动不安，人们对于以往奉行的观念产生怀疑，精神价值领域出现危机。人们对于什么是人生应当追求的最高价值，以及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等等问题都存在着困惑。《论语》中子路等人的“问士”、“问君子”、“问成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这些问题普遍感到困惑。这些问题实际上又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精神面貌，并与社会的安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指明人生目的及意义，确立人生最高价值，并给人们标举一个人生模范，便成为迫切需要。于是孔子便充分利用“君子”这一富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大做文章，对之加以改造重释，使之成为人们行为标准的体现者及道德修养的目标。对此，胡适曾说：“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使人‘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君子’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 ”
三、《论语》中“君子”崭新的特征 孔子在使用君子概念时，虽然有时也沿袭君子作为“在位者”之旧义，但更多地在“有德者”这一意义上使用“君子”。孔子将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寄托于君子身上，将之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格典范：一个既有道德理想，又能努力实现道德理想的做人楷模。与之前的“君子”相比，经过孔子重释之后的“君子”具有崭新的特征：
第一，从“德”与“位”角度看：轻权势、重德性。
如上所述，孔子之前的“君子”主要指称“君之子”、“统治者”和“贵族男子”，主要在权势等级地位之意义上使用君子。孔子从实现“天下有道”社会之目的出发，突出“君子”的“德性”，并将之置于外在的“权势”之上。孔子虽然看到了出仕做官对于行道的重要性，但在他看来，只有德性高才配出仕做官，仅仅靠世袭或靠智术之力而获得权位的从政者是不足称道的，孔子认为那不过是“斗筲之人”。孔子对于那些看重权势、争霸夺权的诸侯和陪臣是深恶痛绝的。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因此，在孔子看来，君子并不一定要居官。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就是说，天下有道就出来行道，天下无道就独自守道保持节操。孔子称蘧伯玉为君子，其重要原因正在于他能知进退仕隐，孔子说：“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
第二，从“人”与“己”角度看：修己以安人。
孔子之前的“君子”主要就其作为贵族的社会身份和作为统治者的政治地位而言，“君子”统治集团内部固然也有道德修养的要求和政治事功的要求，但那不过出于维护“君子”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孔子重释的“君子”则是一个积极的弘道者，一方面他们需要不断地“修己”，另一方面他们在学有余力之际又出来做官以使百姓安乐，实现有道之治，即“修己以安人。 ”（《论语·宪问》）“修己”体现了孔子“君子”的道德自觉性，而“安人”则体现了孔子“君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孔子强调“为己之学”，要求君子以学习提高自己的德性修养，正是注重君子“修己”的体现，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人生志向又表达了孔子“安人”的期望。“修己以安人”作为君子的重要规定，在一定意义上又体现了“德性”和“德行”的高度统一，唯有培养自己的德性，提升自己的人格，才能化德性为德行，做出有利于百姓的不凡事功。
第三，从“文”与“质”角度看：文质彬彬。
文质相当、仁礼兼备，是孔子重释之后的“君子”之重要特点。孔子之前，人们对“君子”的尊崇，除了对“君子”所处的政治地位的羡慕外，还包括对他们作为贵族男子所体现的文化教养与服饰仪表等的赞美，这应当是贵族礼乐文化的教育结果。孔子继承了君子所具有的“教养”内涵，并将之与人的本性品质结合起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文”的概念比较复杂，相当于“文化教养”，即通过学习而得的文化知识素养和文雅庄严的风度仪容，通常又可以将之理解为以“礼”为主的礼乐修养。“质”，即内在于人的朴实本性，通常又将之理解为以仁为主的道德品质。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理想的君子应当做到文质统一，不可偏废。道德品质对于人固然重要，但没有了礼乐文化的熏陶，人还不是一个文化人。质是将一个人成为伦理人，文是将一个人成为文化人。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君子”的初始含义是“君之子”，后引申为“贵族男子”和“统治者”。“君子”由重“位”向重“德”的转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孔子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孔子对于君子所做的创造性诠释，使得君子从表示地位和身份的社会精英的尊称，转化成大众可以追求的理想人格目标，不仅提升了人能弘道的道德主体性，而且为人们的道德修养提供了动力和目标，同时也彰显了儒家以道德为本的学派特点和理论旨趣。可以说，《论语》“君子”文化体现了其时代的鲜明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