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誉为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近读颇有不同的看法。
一、鲁迅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的地位有失准确。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是《新青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以民主科学为口号，以新思想、新文化唤醒年轻人，铲除滋生军阀专制的文化和思想传统，拉开了中国新文化的帷幕。在创刊号上，陈独秀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陈独秀在上海把《新青年》办得生气勃勃引起了北京、四川及美国志同道合者的响应，胡适、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先后参加了编辑部。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决心将官气极重的北大改造成新思想的大本营，1917年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和胡适为北大教授，《新青年》也随之迁往北京。1917到1918年北京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和北大文科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此时鲁迅在军阀政府教育部任职，开始对这场越刮越猛的新文化运动并不重视，他从朋友那里听说《新青年》，特意买来看，看完后，没有多大有兴趣。
1918年鲁迅在钱玄同和陈独秀一再怂恿下，开始向《新青年》投稿。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鲁迅第一部小说，从此小说创作进入高产期，随后四年小说《孔乙已》、《药》、《风波》、《白光》、《阿Q正传》相继产生。《狂人日记》的发表，使其赢得了《新青年》编辑部同人的尊敬，邀请其参加编辑委员会每月一次例会，和钱玄同一样成为杂志的中坚人物。
从这段历史看出，不是鲁迅参加才有新文化运动，而是在新文化运动刮得越来越猛烈的时候，鲁迅还没有注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但在1920年“五四”运动发生一年多后，鲁迅仍然这样评价：“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影响，仅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态度很爱昧。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战士一样直接参加到运动第一线。1919年6月11日，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被当局拘捕。而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没有受到影响，８月购直西门内八道湾11号房产， 11月入住，生活平静如常。
从鲁迅的创作成就看，是新文化运动造就了鲁迅。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时，只是一位教育部部员，文化界也没有名气，如果没有钱玄同、陈独立等人的极力怂恿，鲁迅是不会加入新文化运动之列，不参加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狂人日记》发表，使鲁迅受到了文化界的尊重，也激发鲁迅的小说创作激情。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狂人日记》，也就没有《阿Q正传》等众多作品的诞生，也就没有鲁迅在文化界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不是鲁迅奠基的，因为在鲁迅没有参加《新青年》之前，《新青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积极的推动下，已经轰轰烈烈地宣传科学、民主已有三年多时间，没有鲁迅的参加，新文化运动同样会继续开展，但离开新文化运动就可能没有文学家鲁迅。
二、鲁迅思想家地位难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鲁迅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主张，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深层发展。陈独秀提出民主、科学，反帝反封建口号，为新文化教育运动发挥着重要的领导和推动作用；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言文学改良，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申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积极倡导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众多参加新文化运动者提出了诸多推动新文化的具体措施，没有这些具体的新文化改良措施新文化运动就不会取得实质性成果。鲁迅在《新青年》上除发表的小说，深刻揭露中国社会历史的本质，没有提出任何新文化运动的主张。
鲁迅一生都没有提出明确的思想主张，陈独秀创立中共，有“二次革命”理论，现在读来，使人感到其思想超越时空的深刻，他的民主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胡适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实行多党制，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鲁迅主张是什么呢，主张共产主义吗？不是，只是对苏俄和中共有好感，与中共结盟，但他还没有成为一位中共党员。就连研究鲁迅的鲁学家们也没找到鲁迅的主张。一个没有主张的人，从何谈得上是思想家。
读过鲁迅的文章的人就会这样的感受，虽然有鲁迅全集，但找到思想很难；鲁迅文章最精彩的是杂文，这是鲁迅骂人的文章，很难看出其思想内涵，因为他见到谁都骂，不分彼此，也从不告诉人他提倡的原则，没有原则哪来思想。被鲁迅骂过的有百人，与其论战的重要人物有二三十。只要与鲁迅意见相左、观点不一，或看不顺眼者都有被骂可能，骂胡适、林语堂、蔡元培、马寅初、章士钊、梅兰芳、李四光，也骂“左”翼郭沫若、周扬、田汉、张春桥、成仿吾，现代评论派陈西滢，新月派梁实秋等等；还有无缘无故被其骂者，如丁玲、钟敬文等人，被其错误地骂的也不乏其人；甚至还嘲笑孔子、老子、庄子。当时就有人问鲁迅，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么究竟哪个才行呢？上个世纪文化阵营骂人者有，但像鲁迅这样骂人的人，还没有第二人，林语堂曾形容过鲁迅：“不交锋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鲁迅骂人誉为“壕堑战”，或“匕首”，或“会心的一笑”，鲁迅高超的骂人技巧炉火纯青，把中国骂人文化发展到高峰。
如果把鲁迅骂人文化列为思想，只能是阶级斗争思想，这正是毛泽东一生信奉的斗争哲学，毛泽东阶级斗争哲学似鲁迅骂人哲学，搞阶级斗争从来不分彼此，共产党内还有资产阶级走资派。与国民党斗，斗倒了国民党政权；在共产党内部也斗，战争时期斗倒了张国焘、王明，建国后斗倒了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人生最后的岁月还把邓小平再次斗下台，搞得国家长期处于阶级斗争状态；在国际上与苏美斗，弄得国家四面树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毛泽东非常喜欢鲁迅的杂文，并对鲁迅高度评价，是不是鲁迅骂人哲学给了毛泽东斗争哲学启迪。
三、鲁迅的骨头最硬说法难以立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众多学识渊博的民主运动斗士，他们追求真理不怕做牢，不怕流亡，不怕暗杀，敢于直言反对专制统治，表现出了一个斗士的铮铮铁骨，这是鲁迅无法比及的。鲁迅与陈独秀年龄相仿，鲁迅参加新文化运动时，不论政治上，还是在文化界都是一位名气不彰的人物。而陈独秀早在1904年就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发表五十多篇文章，文笔犀利，豪情激昂，立场鲜明地反帝反封建，并一直参与辛亥革命和讨袁倒袁活动。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教育和影响了一代知识青年。他一生八次被通缉，五次被逮捕，1898年在杭州求学时第一次被通缉，1932年10月在上海最后一次被逮捕。因反对满清政府、反对北洋军阀、反对袁世凯复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而不断遭到追捕。他是一位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勇于冲锋陷阵的大无畏英雄。他每次被捕都临危不惧，在敌人的法庭上，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五年的铁窗生活不曾动摇他革命意志，出狱后断然拒绝蒋介石的高官厚禄诱惑，学生和朋友的资助被他一律拒绝，甘愿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艺术大师刘海粟到狱中看他，即席写下：“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晚年在贫病交加之中，他还有一种“贫士无财有傲骨，愈穷傲骨愈突兀!”使命感”。章太炎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同样也是一位民主斗士，一生七次被追捕，三次入牢狱，袁世凯称帝，他曾总统府，以袁世凯给他的大勋章为扇坠，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鲁迅何曾有陈独秀、章太炎这种民主斗争的献身精神。鲁迅早年在日本参加光复会，让他像徐锡麟那样，回国去刺杀清廷大员，临动身前，退缩了。就连大汉奸汪精卫早年参加同盟会时都不怕杀头、做牢，敢于刺杀摄政王载沣，鲁迅却没有这种献身精神，这是不是对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讽刺？他领导“左联”和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国民党加强了对鲁迅的监视，1934年书报检查机关查禁他的著作，他到上海后几乎所有的杂文集都被打上了黑叉，但还没有证据证明国民党要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许广平回忆：杨杏佛被杀后，他坚持要送殓，并不带大门钥匙，以示赴难的决心；后来传闻要抓他，还特意每天出门转一圈。这种气概是令人佩服的，这可谓是鲁迅硬骨头精神最好的表现。
如果说鲁迅骨头硬，就是鲁迅骂人，敢于骂人也是一种勇气、一种气节。但鲁迅从来没有骂过蒋介石，甚至中共领导人要求其写文章骂蒋介石都被拒绝,他只骂一些走狗和替补的走狗，用鲁迅的话说：他不是与主人作战。要不然国民党严格的文字检查，鲁迅就不会安然无事；不敢与主人斗，是鲁迅软骨头呢？还是鲁迅斗争艺术呢？不与主人斗的策略，是不是鲁迅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斗争策略在文化阵地的运用？先将主人身边的人一个个地斗倒，只剩下主人一人时，然后再与之决斗，将主人斗倒。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鲁迅与主人决斗的那一天，也无法知道鲁迅要决斗的主人是谁。
四、鲁迅小说难以成为唤醒民众觉悟的思想武器。鲁迅小说均为短篇，一生没写一部长篇小说，成为研究鲁迅学者们一块心病，因为短篇小说无论怎样也没有长篇小说艺术价值高。读过鲁迅小说的人都知道《狂人日记》、《孔乙已》、《故乡》、《祝福》、《药》、《阿Q正传》。鲁迅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描绘的人物都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要么就是落迫书生、要么就是麻木不仁的农民和愚昧善良的妇女，形象愚昧、麻木、懦弱。其实这些人物根本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当时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民主救国的道路，但我们没有从鲁迅笔下看到这些的形象。正如鲁迅所说：“一只苍蝇，即使你描写的再逼真，也不过是一只苍蝇而已。”同样，狂人、孔乙已、闰土、祥林嫂、阿Q形象描写得再好，永远都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不能代表社会的进步形象。如果说鲁迅小说是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反动统治，那么怎么样起来反抗，何为反动统治，一切都不明确。如果这种小说是在唤醒民众，还不如上街写几幅直截了当的标语帖出来效果明显。
我不敢评价鲁迅小说的艺术价值，但如果说鲁迅小说是唤醒民众的思想武器，那太牵强附会了。鲁迅小说涩晦、深奥。如果鲁迅小说唤醒的对象是民众，当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准是无法读懂其小说的真实意图，当时中国民众文盲者甚多；即使现在一部分有文化的人，如果没有注解，读过以后也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何况后人注解是否就是鲁迅原创本意；如果鲁迅小说唤醒的对象是知识分子，那么鲁迅的做法就是多此一举。因为当时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觉醒，而且他们的真知灼见要比鲁迅深刻，胡适主张“西化”建立民主制度，而鲁迅主张的“西化”，却是要取缔中医中药。如果现在有人说鲁迅小说是在唤醒中国民众，真让人怀疑其品格。
五、鲁迅难以承起文化运动领导者角色。鲁迅性格怪辟、孤独，决定了鲁迅不能担当起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重任。鲁迅一生不论政府教育机构，还是在文化界都没有担当起领导者的重任。在中山大学任教务长仅三个月，因与傅斯年聘用顾颉刚意见相左，而愤然离；后领导“左联”，也是不成功的，虽然“左联”都是革命者，由于他的不包容，搞得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左联”只存在5年多时间就解散了，对此鲁迅一直不能释怀。
鲁迅的包容性与蔡元培无法相比，蔡元培作为一位大学者，任北大校长时，其博大的胸怀，使北大成为一个各方面人才云集的地方。不仅容纳了守旧的王国维，保守的辜鸿铭，而且还聘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和胡适等人，还有其它派别人的优秀人才，如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王栗，讲印度哲学的梁漱溟等，北大在蔡元培领导下充满民主、科学氛围。
与此同时，鲁迅的胸怀也与陈独秀和胡适无法相比。陈独秀不仅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同时还创建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工作；胡适1922年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1928年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等工作。后来还担任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的职务。陈独秀和胡适至所以担任过众多的领导工作，表明他们具有领导能力和领导艺术，具备良好的性格修养，对事物具有良好的包容性。
六、鲁迅缺少政治民主思想。鲁迅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胡适评价鲁迅为：“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但鲁迅是一位缺少民主思想的作家，有学者总结鲁迅“五四”前后的民主、科学思想发现：在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数都主张建立民主政治，唯独鲁迅支持无产者专制体制，1930年参加中共组织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后又被“左翼”奉为盟主，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读物，虽然他没有加入中共组织，但他崇拜苏联的专制体制，翻译了大量苏俄作品，以为苏联是王道乐土，特别关心中共苏区，认为那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和苏俄相似的地方，其实这是鲁迅政治上的短视。
与鲁迅相比，胡适更具有民主思想和斗争精神，他主张建立“民意机关”、“国会制度”等办法实现国家统一。1929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国家实现统一。蒋介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只允许存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等到训政好了，再还政于民而进入宪政时期。胡适、罗隆基这些自由主义者便在《新月》月刊上公开表示反对，主张实行民主，保障人权。胡适开了第一炮，还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问难蒋介石。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与专制政府的第一次面对面冲突。
陈独秀虽然创立中共，但他反对专制和独裁体制，他是第一个批判苏俄独裁专制体制的弊端的人。巴黎和会只讲强权不讲公理屈辱，使陈独秀的民主思想由法兰西人权民主转向苏俄平民民主。十月革命后，苏俄迅速发展，使陈独秀看到了一条强国之路，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往苏俄革命。但陈独秀以苏联为师并不是抛弃自由人权，而是以此作为通向民主的阶梯，达到更广泛、更高程度的民主。他主张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实施的范围不同，并不是在内容上另有一套无产阶级的民主。他说： “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大众民主不能取消“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只能扩大其实施范围。
胡适、罗隆基等人倡导的“人权”、“宪政”、“法治”等等，陈独秀倡导的扩大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的“大众民主”，鲁迅是听不明白，他早年读书和在日本学医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知识，生活环境专制氛围也相当浓，日本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天皇仍拥有绝对的权威，根本没有欧美民主政治的生活体验和思想研究的经历。鲁迅虽参加了新文化运动，脑子里还是封建专制东西，一生也没有提出政治民主的思想。他和瞿秋白在《王道诗话》中仍主张：“任何一个政府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的错误思想，并有意识地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事实表明，他虽然拥护无产者专制体制，但他还没有勇气，像胡适那样敢于直言，与国民政府发生直面冲突；也没有勇气像陈独秀那样创立组织与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进行血与火的斗争。
民主必将在全球实现。自从美国18世纪末华盛顿等政治家开创民主政体始，专制体制逐步为人类抛弃，中国废除专制体制也必有将来的一天。所以有人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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