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大概最危险、最残酷、最不确定的领域要属战争领域了。
战争是最危险的领域，交战双方的行为是残酷的，充满了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曰：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三十一章》）
正因为战争的危险性和残酷性，也就决定了胜者是爷爷，失败者是孙子。"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句俗话用在战争领域再合适不过。谁抢占了先机，谁取胜的把握就大。在战场上，往往是一步慢，步步都慢。一步主动了，以后的行动就好办了。从战略上讲，抢先采取行动者，即便实力弱，也可以因速度快而弥补实力的不足。德国名将赫尔穆特·毛奇是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的创建者。1870年，他率领德军进攻法国，从巴黎背后打了一个漂亮的"右勾拳"，进而取得了胜利，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然而，从双方实力对比来看，法国并不占劣势。法国之所以输掉这场战争，实在是输在速度上。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打的那个"左勾拳"真是从老毛奇那里学来的。
因此，为了抢占最为宝贵的战争时间，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几乎所有的名将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重结果，不重过程！
许多名将认为，军人过于重视过程，很容易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如果军官对部属重视结果，不看重过程，会逼着部属放弃复杂，而选择简单。美国名将巴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作战中鼓励部属偷汽油的事例，大概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巴顿作战强调的是快速致胜。"抓紧时间狠狠地打……"，"用手中的一切手段，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敌人造成最大的伤亡和破坏……"，"迅速、无情、勇猛、无休止地进攻，是致胜的秘诀……"，这些话经常出现在巴顿的嘴边。
1944年8月底，巴顿的第三集团军离开解放了的巴黎，向莱茵河快速推进。然而，油料供应越来越少，他的部队的推进速度越来越慢。巴顿急了，他认为这不仅仅是汽油问题，而是战争理论问题。美军渡过莱茵河时间越早，那么付出的"生命与弹药"就越少。
后勤处长沃勒尔·马勒天天对巴顿诉说缺油的事儿："各种部队进攻都很快，都需要油，我们需要想点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巴顿急了。他只说了一句："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哪怕是去偷，也要让我的装甲车开起来。"
巴顿这句"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哪怕是去偷，也要让我的装甲车开起来"，就是典型的"不要过程，要结果"。
"不要过程，要结果"，用环境心理学解释，是利用人有"走捷径"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让你的部属通过简洁的思维过程一下子得到思维结果，进而突破传统观念，直接解决问题。
优秀将领的这个领导特点，是战争的残酷性逼的。在战场上，不允许军人四平八稳地考虑问题，军人必须具有直接和快速、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而，战争还是最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用老百姓的话讲，是最没有"准"的领域。这就决定了带兵打仗的人，需要特殊的领导能力。
什么样的特殊能力？
我想岳飞的"十六字诀"最能说明问题。
岳飞是中国宋朝时期的名将，刚参军时任秉义郎，也就是下级军官。后来，在京城留守、大将宗泽处任职，抗击金兵，实施防御作战。宗泽看这位小他43岁的后生能打仗，会带兵，非常高兴，夸奖岳飞是"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也"。老将军有意要培养这位年轻的军事人才。不过当时，他最为担心的是岳飞在性格上出毛病，打起仗来凭性情行事，乱了阵法，甚至根本不讲战法。于是，传授岳飞战阵图，让其牢记，并烂熟于心，教导他作战时要有章有法，不要孟浪莽撞行事。
岳飞非常感谢恩师的教诲。但是，他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说：
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
岳飞的这两句话道出了高级将领能力的特殊性，即没有打仗的理论不行，但是完全照着书本上的东西打仗也不行。战争中，将领过于理想化，太死板不行，而是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战法才行。千万不能死心眼，战争最忌讳死心眼，一根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打仗的大忌。这就叫性格影响大局。
孔子是大学问家，他的学生非常崇拜他，认为他至少没有以下四大人格缺陷：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
说的是孔子是一位不凭空乱揣测、不绝对偏执、不拘泥固执和不唯我独尊的人。
孔子学生说的这四大人格缺陷，恰恰是为将之人也不应该有的。因为，如果高级将领打仗死心眼，一根筋地不会转弯，几匹牛也拉不回来，那么，这位将领等于自己把自己送到风险最大化的地方，他倒霉的时候很快也就要到了。孙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为将者的"五不要"，即不要"死打硬拼"、不要"贪生怕死"、不要"性情暴躁"、不要"好名自尊"、不要"溺爱民众"。孙子的原话是：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篇》）
一、必死，可杀也
孙子眼中为将之第一不要是"必死，可杀也"，即不要"死打硬拼"。
在"为将之五要"中我们讲过，勇敢与胆量是军人的基本素质，怕死是当不了兵的。然而，"勇"也有"大小"之分。孔子讲的"勇者不惧"，指的是"大勇"，"大勇"才是真正的勇敢。与"大勇"相对的是"小勇"，这种勇敢的基本特征：上来意气，只顾自己的心灵感受，而不考虑后果，特别是不考虑整个客观实际和所具有的具体形势是不是对自己的行动有利，进而强行去做，只要自己痛快就行，而不考虑其他。
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其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临城日军宪兵队队长松尾化装成叫花子到苗庄要抓芳林嫂，结果被识破，如果不是芳林嫂急迫中忘记拉弦就把手榴弹扔出去，松尾就没命了。松尾回去越想越气，越想越怕，立即集合大部队对苗庄进行报复性清剿。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看到乡亲们受难，心如刀绞，决心与鬼子打阵地战，阻击扫荡的鬼子。副大队长王强有些担心，提出："咱们这样打正规战行吗？是不是与政委李正商量一下？"
刘洪红着眼睛说："怎么不行？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脸面见湖边的人民呀！你再派一个队员去集合各个短枪队，湖边还有长枪，都换长枪来参加战斗！"
结果，兵力占劣势的铁道游击队如同一瓶蜂蜜，吸引得鬼子像蜜蜂一样越来越多，情势越来越危急。而刘洪却抱着一个心眼：为受苦的老乡报仇，哪怕是死在阵地上，也在所不惜。
这时，政委李正上来了，他立即意识到再这样打下去，游击队就会全军覆没，让刘洪撤退。可是，刘洪打疯了，根本不听，手中的机关枪还在咆哮着。最后，李正以党的名义说："老洪，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就在这一瞬间，李正身负重伤。这样，刘洪被迫后撤。后撤不到二分钟，他所坚守的阵地全部被日军炮火吞没。
在这段故事里，刘洪的行为就是"必死可杀"，即死打硬拼，意气用事，逞一时之痛快，结果几乎葬送了整个部队，包括他自己。
刘洪在这场战斗中的"勇"，就是匹夫之勇的"小勇"，而不是真正的勇敢。这种勇敢不仅不能带来胜利，而且会招来灾难性的后果。
就这个问题，战国时期另一大军事家吴起也有深刻体会。他说：
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吴子兵法·论将》）
用今天的白话文解释是："一般人理解的名将，通常看他是不是英勇果敢。其实，所谓勇气，只不过在将领素质中占数分之一罢了。如果只依赖勇敢，很容易离开利害的权衡，这样便缺乏了为将的资格。"
二、必生，可虏也
孙子眼中为将之第二不要是"必生，可虏也"，也就是不能"贪生怕死"。
这第二大不要似乎与死心眼关系不大，其实，我理解，孙子在这里讲的是士气问题。
古人认为，"大勇"的背后是"大义"。而"义"的内涵很多，但是不管"义"的内涵怎么多，说白了，就是有"义"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见得了阳光，拿到哪儿说也硬气。古人盛赞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就是一种"大义"。
作为高级将领，一般都是高薪水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至少是社会中等以上。他们享受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远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这一切都应该是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性也很可能产生负面效应，造成一些将领贪图享受。这些将领希望国家为"用兵一时"而花费的"养兵千日"的成本越大越好，但"用兵一时"的可能性越小越好。这种状态的将领越多，国家的安全风险越大。因为，他们是带兵的。如果将领都时刻想着怎样舒服过日子，怎样把风险留给他人，他们带的兵士气能高吗？如果士气不高的军队与敌人作战，即便有胜利的条件，会有多大用呢？
我讲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故事。
刘裕是南朝第一个政权"宋"的开国皇帝。这个人的高祖就是刘邦的四弟楚元王刘交。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富不过三代"。刘交的子孙刘歆收集整理了《孙子兵法》等书籍后，刘家就败落了。到了刘裕这一代，就几乎一贫如洗了。所以，刘裕幼年种过地、打过鱼、卖过草鞋，什么都干过。后来参加东晋军队。晋安帝司马德宗时期，因平定孙恩起义有功而成为东晋掌握军权的大将。403年2月，晋明帝的外孙子、东晋大将桓温的儿子桓玄废掉安帝，自立为皇帝。刘裕率军讨贼。404年4月，沿长江一带展开几次大会战。
当时，刘裕所率的义军仅有数千，数量上绝不是桓玄军队的对手。不过，桓玄军队的将领们是东晋社会中特有的士族出身，这部分人内争是行家，打仗是外行。平日里游猎无度，骄奢淫逸，享受惯了，都深怕打败仗。许多人还没有和刘裕的军队交手，就已经准备预防万一的退路了，所以部队的士气当然不振。
刘裕看到这种情形，认为桓玄军队的兵虽多，将虽广，但是弱于草鸡，闻战即逃。于是，率军身先士卒，拼死一战。在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以北的舟山，双方展开大战。当时正刮东北风，刘裕下令趁风放火。一时火光冲天，战鼓齐鸣。刘裕抽刀率军从北面借风势进攻。桓玄手下的将领本无战心，又见火势炽烈，赶紧逃命要紧。桓玄见状，虽高声叫骂，但是兵败如山倒，再骂也无济于事，只得放弃建康向荆州根据地逃跑。而刘裕则是穷寇更追。于是，双方在峥嵘洲，也就是今天湖北的鄂城县再次大战。
这时，桓玄军队中的将领已是被刘裕打怕到极点，哪有心思听从桓玄的命令。桓玄军再次大败。
桓玄军队与刘裕军队作战的故事，可以说是孙子的"必生，可虏也"最好的写照。将领们贪生怕死，没有应战的意志，士气能高吗？士气不高，能打仗吗？
孙子"必生，可虏也"，对我们现实生活也是一个提醒。人们如果对一种事物的态度到了"必"的程度，也就是说，到了"非什么什么不可"的地步，就很危险了。做事要看客观条件。谁都想过好日子，但是要分时候，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情况下，再想着自己过好日子能行吗？桓玄败就败在他的部将在大敌当前时，还一味想着自己如何保住性命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
对于一个企业的员工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总想着加薪过好日子，而不关心企业的发展，不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地对待，等到企业垮了，你还能有高薪吗？恐怕连现有的薪水都没地方领去了吧！
三、忿速，可侮也
孙子讲的为将的第三个不要是"忿速，可侮也"，即不要"性情暴躁"。
在孙子为将之道的思想体系中，很强调高级将领的性情。他多次谈到为将者，一定要沉着冷静，不要性情急躁。例如，他说：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
作为带兵打仗的将领，一定要时刻保持沉着冷静的头脑，让人感觉你幽深不可探测。同时，还要端庄持重，有条不紊。
为将者应沉着冷静到什么程度？孙子做了解释：
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九地篇》）
冷静到，即便敌人进攻了，都要像处女那样沉静而不慌乱。直等到寻找到敌人的破绽后，再像脱逃的野兔一样，行动迅速地反击，让敌人来不及抗拒，进而夺取作战的胜利。
孙子一再告诫：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篇》）
作为君主，千万不要为一时之怒而发动战争；作为将领，千万不要为一时之气而出兵打仗。因为，在孙子看来，逞一时之怒气作战，会使人抛却理性，而非理智状态下做出的任何决策，都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今天的人们大概不熟悉姚襄这个人了，然而在1700多年前，姚襄可是大名鼎鼎的。
姚襄生于331年，家在今天甘肃的陇西一带。他是羌族人，雄武盖世，好学博能，也就是说，文武双全，在本地区有很高的名望。后来，他起兵占领许昌，准备谋取关中。这个人对老百姓特别好，即便连年打仗，老百姓也愿意跟着他，非常得人心。
后来，他的军队被前秦的军队打败。他率军民撤退，然而，前秦大将苻坚率军紧追不舍，一直追到陕西的三原地区。苻坚与姚襄是老对手，深知姚襄性情急躁易怒。于是，便命人到阵前挑战，辱骂姚襄是胆小鬼。
这时，姚襄兵力很弱，不能与敌人硬拼，最好的战法是以静待动，待援兵来时再作打算。可是，姚襄被苻坚骂火了，马上就披挂上阵应战。他的谋士是个叫智通的和尚，见主帅这样，力劝姚襄不要硬拼，要稳住阵脚，恢复战力，寻找有利时机再战。
可是，姚襄却说："二雄不能并立，希望上天不抛弃有德之人来救助黎民，我已下定决心与他们死战，你不要再劝我了！"
姚襄真是有德的将领，出战前不仅抱一死之决心，而且连后事都交待好了。但是，他这个决策却是大错特错，因为，这个决策是建立在一时之怒基础上。结果，他很快被苻坚杀了。那一年，他仅仅27岁。
性情急躁易怒的人，一定不要逞一时之气，影响了大事儿。日常生活有许多这样的人，一生气，做起事儿来，就不考虑后果。结果呢？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事情越变越坏。特别是一些人为一点小事，头脑发热，甚至做出激情杀人的事情，足以让当事人感到"为一时之气，成终生之悔"。孔子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四、廉洁，可辱也
孙子讲的为将之道的第四个不要是"廉洁，可辱也"，即不要"好名自尊"。
如果从现代白话文来看，这句话字面上没有错，并且是难能可贵的品质。然而，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事情走到极限，很可能就向相反方向发展了。孙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指出：一个高级将领如果过于在乎自己的个人感受，过于自尊，就有可能让人利用这一弱点，故意羞辱他，进而让他失去理智地行动。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一个非常在乎与结义兄弟关羽、张飞情义的人。关羽被孙权部将马忠俘获后遇害，刘备听后，如丧父母，痛不欲生，决心亲自率兵向东吴宣战为弟报仇。诸葛亮认为，这样意气用事，会破坏国家"联吴拒曹"的既定战略，会被曹操利用，力劝刘备忍一时之辱，等待吴国与魏国不和时，再趁机进攻东吴。诸葛亮这是大智慧。在这个问题上，他智慧就智慧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在众将的苦苦劝说下，刘备稍微平息了一些心中的怒气。不想，这时来了一个比刘备还不能容事、点火就着的人，这就是张飞。张飞见刘备迟迟不发兵征讨东吴，飞马从阆中到成都，不顾君臣之礼，抱着刘备的腿哭着责问："你今天当了皇帝，就忘记了当年我们在河北涿州桃园结义所发的誓吗?你为什么不给二哥报仇？"
张飞所说的桃园的盟誓，最为关键的就是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要遭到"天人共戮"的报应。
张飞的话对于讲求名节，也是靠着名节成为当时天下"大鼎"三足中一足的刘备，起了根本作用。顿时，他为名节而战的决心定下了，谁也劝不了。学士秦宓不知趣，跪在地上不起来，他对刘备说："现在为此事征讨东吴，是'小义'，而不是'大义'。"劝刘备以大局为重，接受诸葛亮的建议，等待时机成熟再起兵征讨东吴不晚。
可是，失去理智的刘备听了后，像疯了一样地大喊道："云长与朕犹一体也，这是大义，你竟然认为朕是为了'小义'而战。拉下去，砍了！"
秦宓在众人的力保下，捡了条命，但是再也没有人敢劝为履行桃园三结义誓言而出征东吴的刘备了。结果，这次出征成了刘备的不归之路。75万大军让东吴一书生出身的陆逊火烧连营700里，几乎全军覆没。最后，视名节如生命的刘备不得不在白帝城挥泪托孤给诸葛亮。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他才后悔地说："想当初真是太顽固了，没有听丞相的话，乃遭今天这样的惨败。我真是肠子都悔青了！"
中国有句成语叫"忍辱负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告诫人们：真正有力量的人应该具备"忍受屈辱，承担重任"的素养。
与刘备相比，魏国的名将司马懿就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人。司马懿同诸葛亮对阵五丈原，司马懿接连失利后，决定闭寨不出。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都没达到让司马懿出战的目的后，心生一计，命人把一套女人的衣服送给司马懿。诸葛亮在写给司马懿的信中说："如果你不出战，就不是个男人，那么你就把这套衣服穿上；如果你是个男人，趁早出战！"
司马懿何等聪明，他一眼就识破诸葛亮想用羞辱他的方法，达到激怒自己出兵一战的目的。他不仅不生气，还欣然留下了诸葛亮送来的女人的衣服，并好好地款待了送来衣服和信的人。
司马懿没有上诸葛亮的当，结果用耐心等到了诸葛亮病重去世的机会。最后，还是司马家族灭了刘氏家族的政权。如果司马懿闻辱大怒，"不蒸馒头蒸（争）口气"，失去理智地出战，其父子三人很有可能为诸葛亮所擒杀。如果这样的话，还有后来的晋朝司马政权吗？
"受辱而不怒"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西汉初年的大将韩信曾受胯下之辱而不怒，最后肩负起立百年霸业的重任。
五、爱民，可烦也
孙子讲的为将之道的第五大不要是"爱民，可烦也"，即不要"溺爱民众"。
这话从字面上看起来让人感到奇怪，爱民有什么不好？怎么爱民了，就会惹来麻烦？
其实，我理解孙子在这里不是讲将领不应该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民众，而是讲的"大爱"与"小爱"的关系。
所谓"大爱"，就是从根本上"爱"，想着大局地"爱"。战争不是医院，不是救人的，而是杀人的。在充满风险的战争领域，有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做出局部利益的牺牲。解放战争初期，面对蒋介石军队的全面进攻，陈毅与粟裕的部队主动放弃江苏解放区，后撤到山东。我们军队与民众是鱼水关系，怎么能放弃解放区，不管曾经帮助、支援我们的老区人民而自己跑了呢？
这是为了民众的全局利益或者说是根本利益。暂时地放弃解放区，恰恰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力量；而保存现有的力量，正是为了最终消灭敌人，夺取更大的解放区，建立民众真正当家做主的政权。
这就是"大爱"！
如果陈老总和粟裕将军在敌强我弱情况下，还放心不下解放区的民众，行动上因为"恋恋不舍"而迟迟不动，这种爱则是"小爱"，是妇人之爱，也就是婆婆妈妈的爱。战争不是儿戏，如果不懂这个，该定下决心时，还在患得患失地犹豫不决，那一定会自讨苦吃，麻烦不断了！
孙子在他的为将之道的思想体系中，有一个重要观点：一切取决于战场的实际情况。他说：
战道必胜。（《地形篇》）
掌握了战场的实际情况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用什么方法保护民众的利益，要根据战场实际态势而定。陈毅与粟裕将军放弃江苏北部解放区，而没有带着解放区的民众一起北上山东，就是因为他们通晓孙子所说的"战道"！而通晓"战道"的高端军人，才真正是国家的宝贵人才，用孙子的话，他们才是"国之宝也"。
孙子所提出的为将的"五不要"，是高级将领容易犯的错误，这"五不要"会给用兵打仗带来灾难般的后果。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将领被杀。所以，为将者一定要牢记，千万不要犯犟脾气，一根筋地想问题；千万不要人家给几句好话，就高兴得不知道北在哪儿了，讲几句不中听的，就怒气上升，肝火旺得烧死谁；千万不要患得患失，分不清主次，什么都想要，最后弄个什么都没有，万事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