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初，60岁的陈独秀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出来，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到了重庆，蜀中报刊竟相刊发消息：“共党巨头陈独秀已到陪都。”一时引得众多名流纷纷前往求见，却又一一吃了闭门羹。陈惟与北大旧友沈尹默教授相谈甚欢。沈氏说现在共产党骂你，你不认错，与共产党对骂；国民党拉你作官，你又不俯就，还写文章把内幕捅出去。——这种不懂妥协退让的脾气，哪里适合做政治家？——为今之计，还不如远离政治，找个清净地方著书立说算了。“还是沈家老二理解我啊！”一席话说得陈独秀频频点头。一个月后，陈果然在储奇门码头坐小火轮溯江而上，去了江津。但出发前他四出演讲，而且早已把自己对陪都的观感公诸报端：“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经济汉奸，买办和银行家、官僚们则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贸易，以此大饱私囊．．．．．．”这个一生八次遭通缉、四次入牢狱、历经无数劫难的过气文人，俨然还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关汉卿自况之语）。
陈独秀当年住到这里来，是应杨进士子孙的邀请，为他们的曾祖父整理手稿的。据说那进士祖宗的学问受过章太炎的奚落，杨家便刻意请出陈独秀这大名士来打工，好为祖宗挽回面子。惜乎所选非人，这位老打工仔的脾气，丝毫不见得比章太炎好，整理来整理去，竟说杨进士的手稿没多少学术价值。这样的德性，哪里讨得到好脸色。一年后，陈独秀交付了杨家的书稿，就搬到西厢房，整理自己的书稿去了。其时陈独秀的前两任妻子早已亡故，陪伴他的是小他31岁的原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工人潘兰珍。门房老头饶有兴致和我谈起陈的家庭生活，说陈早年私德不检，是喜欢逛八大胡同的，但这位潘女士短发圆脸，个子矮小，不爱说话，两人相挈既久，倒还十分恩爱。
陈独秀住在这里的时候，据说各方政治势力都来拉过他，却都无功而返。中共一方，毛泽东是认他这老师的，据说颇愿让他去延安，好把他的生活与思想都管起来，免得在外面胡闹。但有一条件，就是得承认自己走错了路。陈是何等高傲的人物，哪里会认什么错。再加上王明、康生作梗，在报上骂他是托匪、汉奸，陈觉得寒心，便断了回营的念头。 托派一方也对他期许颇多，1939年所谓“第四国际”领袖托洛茨基致函上海托派临委，称可以“同他（陈独秀）经常合作”，陈却反其道而行之，多次写信尖锐批判他们的政治主张，结果招致托派开了个中常会，形成了《关于D·S（即陈独秀）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宣称：“现在的问题，不是独秀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中间道路是没有的。”陈在中共“一大”的老战友周佛海此时尚未投靠日本，还在蒋的手下，据说也想拉他进国民参议会，陈对携礼来见的戴笠说：“蒋杀了我的同志、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看遍十来间房子里陈列的所有文物、图片，我发现与陈过从较多，常有诗词唱和的，都是些同乡亲友，或当年的文化故交。
石墙院空空的西厢房共是三间，计有木床两架，书桌一张，小木柜一只，另有几个装书和手稿的藤条箱——都是后来按亲朋和乡邻的回忆复原的。器用简陋如此，可知陈独秀的生活多么艰难。由于经济周转困难，他甚至把辛亥老革命柏文蔚送的灰鼠皮袍当了作生活开支。在去世前一年致朋友的信中，陈说：“居乡间亦月需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生活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陈并非搞不到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送他五千元，拒收；转托张国焘送来，仍然拒收。
石墙院宽宽的屋檐外面，立着独秀先生挺拔大气的半身胸像，胸像四周是碧绿平整的菜畦，宽约两亩上下。陈氏夫妇生活艰窘之时，便曾躬耕其间，收获过南瓜、茄子、萝卜、洋芋等不少菜蔬。我想象躯体远非雕塑那般伟岸，而行年却已60有余的仲甫先生在此垄亩躬耕的情形，真是与别人送他那枚闲章的说法一般无二——“独秀山民”！——不是吗？“江汉龙蛇卧，楼台云鹤舞”的时代早已云烟过眼，困居石墙院的陈独秀，实在不过是一个嚼着白菜帮子，从容对付光阴的老山民而已。但秉承一份执着的定力，陈独秀却拒绝做“万念皆非，超然物外”的隐者，而是依然保持了一个生命不息、思索不止的思想家和战斗者的姿态。他当年在此倾全力所做的两项研究，即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恐怕也由不得我们不唏嘘感叹．．．．．．
1971年，他在石墙院所著，生前未得发表的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课本》（天可怜见，那可并非小学教材），在台湾被梁实秋先生改名《文字新诠》影印出版。作为大文学家，梁实秋的评价是：“实在写得好！……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 1995年该书始得以原名在大陆巴蜀书社出版，文字学名家严学窘先生在前言中写道：“陈独秀无愧'是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王森然先生在《近代二十家评传》中更是称赞陈独秀：“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然而对独秀先生来说，如此公开的出版发行和评价来得未免太晚了些。——其时距陈的去世，已经整整过去了53年！．．．．．．
倘以为石墙院里的“独秀山民”只是做了一些文字学研究，那就大错特错了。作为五四民主爱国运动的领军人物，陈氏既为20世纪的中国民主而生，那么无论何时何地，他头脑中始终萦绕不去的，便始终是他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执着思考和不懈追寻。正是在石墙院，他最早对社会主义体制下某些独特的“民主”、“人权”现象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对苏联业已出现的“斯大林集权主义”和'克格勃’政治”作了深刻的剖析和大胆预测！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思想家晚年的论述吧：1940年，在石墙院，陈给一位从前战友的信中写道：“你们错误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宁、托洛次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这些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的．．．．．．”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一）我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即“克格勃政治”），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二）我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苏俄、德国的独裁替代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直接或间接、有意无意的助成这一退步的人们是反动的．．．．．．（五）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陈独秀故居堂屋室内合影
陈独秀睡床
接待客人的厅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