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战将韩先楚 李云龙似的将军》，作者：张正隆，出版：重庆出版社
韩先楚道：“天下文章一大抄”，变来变去还是抄来抄去。你就抄吧，还有我呢。
夏承祖放下手中笔：我给福州军区两任司令当过秘书，写呀写呀，也算“著作等身”了。回头去看，除了有关军事、打仗的外，有几多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呀？
韩先楚叹口气：你写了，我认了，就是我的了，就由我负责任了。
夏承祖紧逼一句：你认了，你负责任了，就能立得住吗？
无论如何，以往那些讲话、报告，多多少少还有些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今这“自我批评”的“检查”，不就是瞪着眼睛说瞎话，把他的人格，连同军人的尊严和将军的荣誉，一股脑儿地使劲地糟蹋、蹂躏吗？
更让他万箭穿心的，是三中全会以后，9号文件已经撤销了，有人仍然死死抓住这个“检查”不放，仍然要把这个屎盆子死死地扣在他头上。
1982年7月，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后，关于这次“检查”，韩先楚和老四卫平，父子俩有段挺长的对话。
儿子：如果那次真的是开展自我批评，你会检查些什么错误？
老子：一是“独断专行”，二是看人用人上有问题，三是老乡观念，对老战友、老部下感情色彩太浓。当然，这也属于用人上的毛病。
儿子：“独断专行”？你说你“独断专行”？
老子：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造反派和“四联会”上有人说我“独断专行”，甚至说我是“韩霸天”，同样不认。比起“许老板”和许多人，我的人权、民主意识、作风是较好的，在党内军内应属前列的。但是，中国封建专制几千年，党也好，人也好，大环境如此，谁能一下子脱胎换骨？再加上我这种性格，所以对这个“独断专行”，也不能不仔细把摸一下。结果发现，一是我确实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二是凡是能够成就些事业的人，都免不了“独断专行”。
他说，战争年代，上级、同级、下级，不管多少人说我什么，实践证明我对了，这不叫独断专行，和平时期就难说了。像前些日子兰州来人，见面就讲这讲哪的，我说你先说说我那个战区作战方案怎么样了吧。换了两任司令，有的还说我这也不对，那也不是，但都肯定了我的那个方案。可军事科学是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在没打仗、没经过战争检验之前，谁敢断言那就是最佳方案？可我就认为自己的对，非常自信。你说我独断专行，我还说你胡搅蛮缠呢。打仗打惯了。而且没打过败仗，总是对的，就难免自以为是，自以为非的时候就少了。
但有一个问题，我不但独断专行了，而且感情用事了。福建与上海历史上有比较密切的经济协作关系，总理、先念都讲过福建经济基础差，要与上海协作，我也不是没协作，但有的事情就顶回去了。像龙岩的烤烟，国家计划要调一部分给上海，我就不干，还说“我们不当上海的殖民地”。发展本省经济没错，但是全国一盘棋，要服从这个大局。“四联会”上说我是“对抗中央领导”，我确是对那个“鳝鱼眼”有气，对上海那几个人气不打一处，可上海并不是他们的嘛。
还有，我有时对领导、对部下发脾气，骂“妈卖×的”。
儿子：你向人家赔礼道歉了吗？
老子：这个，好像……
这话还真不好说。有时那话说得没错，那也不能发脾气呀？过后后悔了，是领导，有机会主动去人家那儿坐一会儿，唠唠什么，或是杀一盘。是下级，就去跟人家套近乎，或是抽空去家里看看，给老人、孩子买点水果什么的。1936年西进甘肃迎接2、4方面军，与刘懋功意见不合，不听他的，他要枪毙刘懋功。晚上部队在个沙坨子下宿营，10月天气挺冷的，刘懋功那件大衣可能是给伤员了，他就把自己的一件羊皮坎肩脱给他。刘懋功还没消气，不要，被他踢了一脚。刘懋功接过去，说你不冷吗？他说少啰唆，穿上！这就是赔礼道歉认错了。
儿子：毛泽东好像从未向谁认过错，你们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枪林弹雨中不皱眉头，赔礼道歉这支小曲却是好唱口难开，面子特别金贵，拉不下来，是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