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早晨，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上海逝世。有关钱伟长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被各大媒体反复提及。
在这里，请允许笔者对这段经历，花一定篇幅进行赘述——18岁那年的高考中，钱伟长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中文和历史两个100分），通过了清华的考试。他听从钱穆的建议，选择就读清华中文系。进入历史系的第二天，“9·18事变”爆发，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毅然决定：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起初，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不愿意收他，但禁不住钱伟长的纠缠，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
这段经历，令人深思。放在今天，钱伟长中文、历史、数学、化学、物理、英语的总分只有225分，绝对连专科线也达不到，休想进入清华大学；而更不可思议的是，物理只有5分的钱伟长，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从此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钱伟长逝世之后，舆论感慨于“三钱”的陨落，对中国科技与教育充满惆怅。而有意思的是，航天之父钱学森先生去世当天，时任教育部长周济离任；钱伟长先生去世前一天，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人们总希望，中国教育的发展能走出困境，培养出像“三钱”这样的大师。
在笔者看来，钱伟长先生的教育经历，不能只是一段“传奇”，而应该作为中国教育发展的“案例”来分析。他的教育经历，至少与我国高校的招生和培养管理制度相关。在我国《教育规划纲要》中，谈到考试升学制度改革，要打破一考定终身，“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然而，每当推进高考制度改革时，统一高考、集中录取制度，都会被公众认为是当下“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大家担心，所谓的高校自主招生，会扼杀贫困家庭子女的升学机会。那么，恢复公众对高校自主招生的信心，必是改革的关键。可是，高校的表现又是如何呢？今日的清华大学，与钱伟长先生求学时的那个清华大学，具有同样的办学声誉与社会公信力吗？为何那个时候的大学能够做到，反而今日的大学却不能做到呢？
至于学生培养管理，现行学籍制度，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虽然近年来高校陆续推出转专业制度，然而转专业要求很严，要依据高考分数、大学一年级学习成绩、转专业考试成绩，才能决定是否允许转专业。而转学，则更是难上加难。可在钱伟长先生求学的时代，转专业和转学，基本上是常态，听那个时代走出的大师的求学故事，时常看到从某大学转到某大学的经历。
大师的诞生，需要有相应的环境。钱学森先生生前发出“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世纪之问；而钱伟长先生在任上海大学校长期间，提出了冲破“学校与社会，学科之间，教学与科研之间，教与学之间”四堵围墙的理念。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要走出困境，培养杰出人才，或许可从大师的求学经历中，找到现成的答案。而不是凭空臆想出什么发展教育的高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