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状元分布 [复制链接]

提　要　状元籍贯的时空变化，在历史上有自北向南推移的趋势。唐中期以前状元主要出身于北方，南方籍状元很少。唐中期以后，南方籍状元数额逐渐增加，至明清时期形成绝对优势。状元籍贯地的时空变化主要受经济发展影响，我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决定教育文化中心也由北向南转移。此外首都的位置、考试制度的沿革对状元分布也有影响。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反映我国文化与人才的历史地理特征，对今天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深远的烙印。

关键词　状元　地理分布　文化背景

1．状元在文化地理上的意义

科举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也是人才擢升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虽然包纳了一定的封建糟粕，但与以往的“世卿世禄”相比有了极大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出现，使社会各阶层人士，特别是下层文人，有进入仕途的机会，结束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世袭垄断。开科考试从隋代首兴，到1904年盛行了1 000多年，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貌的重要人文基础。

历朝考试制度的实质是依照规定的考试形式与考试科目，在基本固定的时段与地域范围内，按照考生比例与成绩优劣，擢举一定数额人选。考试内容、形式和科目以儒家经典文献的释解、诗文写作、对国家大政的策问为主。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进士乃至状元的文人，必须具有深厚的经学、文学功底，对国家大政、治国治民方略有敏锐观察力与独到见解。科举考试的前提是教育。重视教育这一观念的形成与对教育的投资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地方社会政治、经济、习俗都与教育的成功与否有关。本文即试图通过对历代状元籍贯的分析，来探讨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文地理问题。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所指的“北方”、“南方”维持了省区的完整，没有严格按照秦岭—淮河这条自然地理界限去划分。

状元指进士殿试第一名，也有的朝代略有变化，如唐代也将明经第一名称为状元。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一律采用进士殿试第一名为分析样本。隋代文献中有关内容的记载基本缺失，故本文的研究时段始于唐，迄于清，不包括隋代。在这些朝代中又以统一王朝为基本分析对象，分裂时期地方政权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参考人员大多来自地方政权所辖范围之内，籍贯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不具备全国意义。

2．状元的地理分布特征

据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共产生状元700多名，但在文献中明确著录籍贯的只有378名（表1，图1），这378名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时空变化主要有如下特征：
　　(1) 自唐至明清，状元籍贯地理分布具有明显自北向南逐渐推移的趋势。唐宋两代来自北方的状元共68名，占全国总额的61％；南方籍贯的状元仅44名，占全国总额的39％，北方籍状元占明显优势。元明清三代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前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状元194名，其中来自北方的仅26名，占全国总额的13.4％；南方状元则有168名，占86.6％，南方籍贯状元在数额上形成了绝对优势。

图1　南宋至明清时期状元籍贯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geographic origins of Zhuangyuan from Nan Song Dynasty to Ming, Qing Dynasty

(2) 状元籍贯的地理分布与时空变化在上述南北区域变化的大背景下，表现出向少数州府集中的趋势，根据文献记载，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地方，即今江苏省苏州市及其属县吴县，共出状元27名，居全国之冠，状元数额次于苏州的有浙江杭州、绍兴两地，共出过7名状元，历史上出过5～6名状元的是江苏昆山、无锡、武进，浙江湖州，福建莆田，河南开封。这些状元相对集中的州府，多数位于江浙一带，属于北方的州府只有开封一处。

(3) 古代状元分布显示家族优势，见于文献记载，出于同一家族的状元，或父子、叔侄秉承，或以兄弟相接，大概有十余对，南北各地均有分布，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仍是苏州、吴县一带，共有三对父子、兄弟。

表1.历代状元籍贯表

^{Tab.1 Geographic origins of ZhuangYuan in history} 

3．状元分布的区域经济背景

状元籍贯的时空变化显示出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基本吻合的变化趋势，随着古代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转移，文化中心与人才密集区也作相应的变动。

中国古代最早开发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不但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是古代政治、经济中心。东汉以后北方频繁的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经济受到沉重的打击，唐代前期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北方又陷入战乱之中，经济再次受到破坏。随着人口流动与南方经济区的开发，经济中心不断向江南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从唐代至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基本完成。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之下，地域人才集团的分布也出现相应的变化。唐代明确著录籍贯的状元共42名，北方有25名，约占60％。“安史之乱”前，北方人所占比例更大，755年前著录籍贯的状元共8名，其中北方人7名，占总额的87.5％。南方人才的大量出现则是唐后期的事情。大约从唐武宗会昌年间（即843年前后）南方状元人数逐渐增多，从843年至907年唐亡，64年中南方籍状元11名，约占这一时期状元人数的31.4％，与会昌年间之前北方人占绝对优势形成鲜明对比。南方各地中又以江南人数最多，在11名南方籍状元中出身今江苏苏州、吴县一带就有7名。唐后期南方籍状元数额不断增加，与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地位逐渐提高有直接关系。

北宋时期全国经济中心南移已成定局，宋初太平兴国年间规定通过汴河运至开封的南方漕粮为400万石，而整个黄河流域通过黄河、惠民河、广济河运至京师的粮食仅200万石，南方的漕粮数额占总额的66.6％。至道年间与大中祥符年间规定，南方漕粮从400万石增至580万石，后由580万石增至700万石。巨额漕粮主要来自江南地区，北宋大臣包拯说：“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在江南成为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中心的同时，浙江、湖南、湖北、四川以及福建、两淮的开发程度也得到大幅度提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南北方之间人才数额的对比更加悬殊。

北宋时期明确著录籍贯的状元共56名，其中北方籍8名，南方籍27名。自唐中期以后，虽然国家的经济中心移向南方，但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西北，天地之劲方，雄尊而严，故帝王之兴常在西北”的观念。北宋赵宋皇族与主要大臣都是北方人，尽管他们在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但政治上并没有对南方知识分子给以足够的信任，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宰相都出于北方，观念上的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北方状元数额，尤其北宋前期表现非常明显。出身陕西籍的寇准认为“南方下国，不宜多冠士”，甚至在状元人选的最后确定时竭力主张将南方籍文士肖贯中更易为山东平度人蔡齐，并为此而逢人便夸口：“又为中原争得一状元。”朝廷上南北之争从真宗朝持续到仁宗朝，这样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人才擢举的公正性，致使朝中一度“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南方士大夫沉沦者多”的现象。随着南方经济不断发展，人才集团不断涌现，面对这样的事实，朝廷再不能轻视南方知识分子的作用，南方籍官员与状元越来越多。北宋时期明确著录籍贯的状元共57名，以仁宗朝为界，仁宗以前27名，其中南方籍的共6名，占21.4％；仁宗以后30名，其中南方籍21名，占70％。自唐中期以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人才集团不断出现这一事实，不但通过状元籍贯，而且在进士籍贯中同样可以反映出来。美国学者John W.Chaffee在他所著的《宋代科举》一书中曾将北宋时期进士籍贯进行了统计，通过他的统计，可以看出北宋时期进士时空分布表现出两个特点：

(1) 时间上，北方籍进士比例越来越小。John W.Chaffee的统计中将960年～1126年的北宋时期划为6个阶段，在这6个阶段中北方籍进士数额以及在全国总额中所占比例逐段减少。960年～997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28.4％，1101年～1126年仅占0.08％。

(2) 空间上，进士籍贯最集中的地区是福建、两浙、川峡、江西、江东，这些地方除川峡相当今四川，地处西南地区，其它几路就是古人通常所说的“东南之地”，这里既是国家财富的主要出处，也是人才之渊薮，北宋时期出身于这里的状元占状元总额的36.8％，而进士则占87.6％。

江浙一带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已毋庸赘言，需要说明的是川峡与福建两个地区。川峡基本包括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这四路中梓州所辖地带即今南充一带，梓州和成都府是川峡地区开发最早，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代四川籍的状元与进士主要来自这里，其中著录有籍贯的状元60％是出身这两路的，进士则占川峡四路的92％。福建多山少地，自然条件并不理想，但沿海平原地带人口集中，交通便利，是江浙一带进入闽粤的重要通道，泉州又是全国主要的通海港口，信息灵通，交往方便，这一切都为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如福州人“其俗尚文词”，兴化人“以读书为故业”，泉州人“素习诗书”，历朝出身于这里的状元、进士都居全国前列。

明清时期南方人才比重进一步上升，明代全国著录籍贯的状元89名，南方籍78名，占87.6％。清代全国著录籍贯的状元99名，南方籍88名，占88.9％。明清时期南北方的状元数额不但相差悬殊，而且在擢取时所表现的地域偏见与北宋时期正相反。明代陕西籍状元吕楠的考卷，在会考中被陕西籍考官康海列为第一名，另一名南方籍考官王鏊却将其排在第六，康海为此与王鏊争辩时说：“吕楠的文卷没有人能比得上，只因他是北方人，就压抑他的名次，是不公平的。”清代北方籍状元更少了，因历科状元都为南方文士，1761年在阅卷大臣进呈的前十名文卷中，乾隆皇帝将排在第三名的陕西籍文士王杰易为第一，清朝一代西北诸省仅出了这一名状元。

明清时期状元集中出现的省仍然是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明代这几省所出状元占全国的72％。与状元分布相对应，进士也主要集中在这几省。明清时期在江浙、福建等地人才保持全国之冠的同时，两广人才数额开始增加，明清时期这里共出6名状元，进士人数也不断提高。珠江流域开发较晚，但明清以来开发速度却很快，明代这里已经成为与黄河、长江流域并列的又一个重要的经济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才不断涌现。清代后期，来自岭南的人才越来越多，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不但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名列金榜，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发展也起过重大影响。

交通冲要地带所经过的城邑具有经济发达，信息灵通的优势，成为孕育人才的有利条件。对于这一点广西桂林最为突出，唐代桂林曾出过2名状元，清代也出过2名状元。唐代包括广西、广东在内的岭南大部分地区都是犯人流放的地方。这种情况直到北宋时期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大部分“元佑党人”都被流放到这里。但桂林的情况却不同，首先这里自然条件有与岭北相近的特征，全无烟瘴之气。另外这里的开发程度较高，宋代这里的人口密度比广州还大，而对这里开发进程起决定作用的是交通条件。桂林正当湘桂通道的要冲，虽然翻越南岭有数条道路可行，但由湘江经灵渠，下漓江是从两湖地区进入岭南的重要通道。过客行人，来往官吏都以行经桂林为多，在这里造成一种不同于岭南其它地区的人文环境与文化氛围，为人才的造就创造了条件。

4.状元分布的文化教育背景

一个地区内人才集团的出现是以教育为前提的，而教育的成功与否与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关系。一般来讲经济发达，教育投入也相应增多，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机率增大，成才的机会也多。经济发展程度、教育、人才之间是正相关关系。经济、教育是决定人才集团出现的前提，江浙、福建、四川等地既是人才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古代教育兴办最好的地方。John W. Chaffee在他的《宋代科举》一书中将各地兴办的学校作了统计，人才出现率最高的两浙、两江及福建等地，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额以及设立学校的州县在本地区所占比例都在全国居于前列，三省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最为可观的是三省所设私学竟占全国的72％，三省之外南方各地的教育投入都普遍大于北方，州学普及率达100％，县学普及率超过90％的均在南方。

表2　宋代各路官私学校

^{Tab.2 The official and private schools during Song Dynasty} 

资料来源 :〔美〕John W. Chaffee.宋代科举 .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 1995. 6

 

明清时期除边疆个别地区，全国大部分府县都设立了官学，民间以私学形式出现的各类学校，在数额上南方仍占绝对优势。以书院为例，见于《大明一统志》记载全国有书院308所，长江流域各省达230所，占全国总数的84％，北方各省仅有书院48所，占15.6％，南北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此外各地风俗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南方各地，特别是江浙一带勤于诗书，习文重儒，早已成为民间通行的风范。这一点对于促进当地教育投入与人才培养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官方的布化，是造就南方人才集团不断涌现的关键。

 

5．状元分布的政治背景

经济因素之外，政治因素也在某些方面影响着人才的分布，国都以其自身特点，对人才分布施加的影响即属于这一方面。

国都既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与文化中心。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国家级的教育机构都设在这里，设备完善，信息灵通，制度健全，对培养人才有极大的便利。此外科举制度产生后，科举成功者往往被吸收进入官僚集团，在国都所在地任职。他们中有不少文化精英，这些人所构成的文化氛围，对各地文人有巨大的吸引力，成为人才荟萃国都的一个重要因素。唐代西京长安共有状元2人，约占唐代总额的3.85％，东京洛阳有状元3人，占唐代总额的5.7％，宋代国都开封共有状元3人，约占宋代总额的5.5％，明清时期在北方状元数额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国都所在地北京的辖区内，仍然各出一名状元，相对北方其它地区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除这些明确记载籍贯在国都者，还有一些人的籍贯虽在外省，但已几代生活在京都，所受的文化教育完全是在都城背景下进行的。具有这种情况的如唐元和元年（806年）所点状元武翊黄，籍贯本为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南），因父武元衡是朝中宰相，自幼随父居住在京中。元和九年所点状元张又新籍贯本为河北深州（今河北深县西），父祖两代俱在朝中为官，全家累代居住在京中。清代状元崇绮著籍为蒙古正蓝旗，后赐为满洲镶黄旗人，其父赛尚阿为文华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全家都在京城居住。类似这样的实例还很多，总之国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对于造就与吸引人才有着极大的优越性。

6．考试制度对状元分布的影响

中国古代各地人才分布的实际情况，比科考提名榜所反映的籍贯来源更不平衡。科举考试主要分3个阶段，即乡试、会试、殿试，参加乡试之前必须经过童试，取得生员资格，才能去省里参加乡试。乡试中取者称为举人。从宋代起南北之间人才数额相差越来越悬殊，为了保证最终所取之士不被南方籍文士所垄断，宋代规定了各地举人的名额。由于各地举人配额相差不大，而参加乡试的生员人数却多寡不一，最后就产生如欧阳修所说的那样，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的现象。为此宋人自己已经意识到“士人之盛，无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极少，不无遗才；其京东等路荐送之数太宽，滥得者众”。明清时期继续沿用此项制度，明初“京师行省各举乡试，直隶贡额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皆四十人”，以后各省名额又各有增易。清初规定各省乡试名额为：顺天府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70名，湖广106名，江西113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东90名，广东86名，广西60名，四川84名，山西79名，陕西79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后来各省名额都有增易。

除乡试中规定名额外，从宋哲宗起在会试中即实行南北卷制，明清时期同样沿用了此项制度，明代规定南、北、中卷，其中属于南卷的是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北卷为顺天府、山东、陕西、河南、山西，中卷为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滁、徐、和三州。最初规定南卷取55名，北卷取35名，中卷取10名。后来又改为南北卷制，四川归入南卷，其余并入北卷，南北均取150名。清代实行南、北、中三卷制，各地区归属的卷类与名额基本与明代相仿。通过会试的人选呈送皇帝，参加殿试，从中产生进士、状元。在这三个阶段的考试中，通过对各地取士名额的限制，南北之间人才分布的实际不平衡被掩饰了很多，如果没有这些规定的限制，人才分布的不平衡比文献中记载的更为显著。

7．结束语

综上所述，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是中国古代人才分布的基本特点。唐中期以前各类人才主要出在北方，唐中期以后人才集团大量出现在南方。造成这样人才分布特点的因素很多，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农业是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经济发达区就是农业发达区，而农业生产由于自身的特点，对自然环境有强烈的选择性与依赖性，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灌溉便利的平原河谷地带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利场所。中国古代对于这些地带基本遵循由北向南，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开发进程，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人才集团亦表现出同样变化趋势，即从北重南轻，南北平衡，到南重北轻。此外中国自然地理东西之间的差异，也同样成为人才均衡分布的障碍，以太行山一线为界，此线以西所出状元比例仅占历代总额的8.4％，大量人才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在全国构成东南人才优势。在论述历代人才形成的地理基础中，还有两点需要说明，虽然一个地区人才的大量出现与当地的经济直接相关，但地方传统与社会习俗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一个地区一旦形成某种观念与传统是不易改变的，它将以特有的惯性推动着人们不断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