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新舟!”)
沙滩文化”属地域性文化现象,出现在清代后期一百余年间,其主体是贵州遵义县新舟镇的黎氏家族。黎氏世居贵州遵义新舟镇乐安江畔的沙滩村落,耕读为业。黎氏外甥郑珍(字子尹)、门生莫友芝先后迁来沙滩附近居住,黎、郑、莫三家互为师友。郑、莫二人有“西南巨儒”的美誉,黎庶昌是爱国外交官,两度出任驻日本钦差大臣,为增进中日人民友谊,推动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撰《遵义新志》,正式提出“沙滩文化”一词,引起学术界注目,研究论著不断涌现。
以茅台酒作外交的黎庶昌
黎庶昌(1837—1896),字莼斋,贵州遵义新舟人,是中国晚清时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
黎庶昌六岁丧父,家贫多疾,但却刻苦攻读,寒署不懈。十四、五岁时赋诗作文,犁然成诵,在府、县考试屡获第一。二十一岁即成为府学廪贡生。一八六一年,黎庶昌离遵义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两试不中。一八六二年,因应诏上万言书论说时事,受到朝廷重视,被赏为知县,派往安庆听候曾国藩调遣。于是,黎庶昌便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弟子”,踏上了仕途。曾署理江苏吴江、青浦知县。一八七六至一八八○年,黎庶昌以参赞身份先后随郭嵩焘、陈兰彬出使英、法、西班牙等国,开始其一生的外交活动。一八八一至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至一八八九年,黎庶昌两次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卓越贡献。离任时,日本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西方各国使臣啧啧称赞,说这是使臣返国从来没有过的现象。
光绪十三年(1887),中国驻日本大使黎庶昌,派人来到茅台镇,要购买老窖茅台回沙酒,这消息在小镇一传开,顿时使全镇沸腾起来。几家烧房的老板乐不可支,尤其是成义烧房的华联辉更为高兴。华联辉是遵义团溪人,举人出身,受四川总督丁宝祯之托来茅台开办酒业,素与本县沙滩文化名流郑、莫、黎三家往来密切,俗话说:“文人墨客诗酒难分家。”加之仁怀与遵义两县比邻,商贾往来频繁,对于“酒冠黔人国”的茅台酒,自是常常光顾求购,回去享用。可是黎庶昌要买茅台酒,却是为了运往迢迢万里之外、远隔重洋的日本国,这可非同一般。
原来,黎庶昌和郑珍(字子尹)是老表,黎庶昌的交亲黎凯是郑珍和黎庶昌虽辈份相等,可年龄相差31岁。因此,幼小时的黎庶昌曾以表兄郑珍为师,对老师的为人,治学,喜好以及对茅台酒的爱好都很了解,尤其是对老师的诗文,更是酷爱。乃至他出使西洋,东渡日本,回家探亲时,也要阅读郑珍的作品。郑珍与莫友芝合篡的被称为天下第一府志的《遵义府志》,从草稿到成书,他都曾详细阅读,书中提到茅台镇和茅台美酒,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黎庶昌在日本担任大使期间,很想用家乡茅台美酒招待贵宾,联络友谊,但苦于路途遥远,不便运送,未能实现。这次黎庶昌回到故乡,是因母新三年前病逝于上海,他卸职返国守灵;三年后黎庶昌缟服入京复命之后,以得再度出使日本。在重返东京前,他特派专人前往茅台镇,购买了一批茅台回沙老窖,打算将这批酒带到日本。黎庶昌年青时以贡生的身份,应乍上的召书,陈述国家兴革的十五件大事,由于切中时弊而被皇上赏识,分发江苏,在曾国藩手下任职。后来被派驻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任参赞,在其首都马以德里驻了两年多,因公务经常前往德、意、奥、比利时、瑞士诸国,对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民主共和的兴盛及其先进思想,作了认真的考察,写成《西洋杂志》八卷,计十四万余言,向国人详细介绍西洋各国实况,因顺应当时历史潮流而深受国内外有识之士好评。
由于黎庶昌具有外交才能,清政府特赏他二品顶戴,晋升道员,出使日本钦差大臣。当时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势日强,在军事上制定了征服全世界的狂妄计划;在外交上则横行霸道,当然不会把中国放在眼里。黎庶昌目睹这一切,心中自难平静,他想,我堂堂正正一个中国驻日大臣,岂能在小小东洋有失大国之尊。但又再三考虑,“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细节”。于是遇采取主动,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地与之周旋斗争。上溯历史,中国与日本一向“同文同伦”,黎庶昌据此积极开展非官方的民间友好活动,广交社会名流,联络情感,增进友谊。暇日诗酒唱酬,推心置腹。故日本友人岛田重礼曾著文说:“黎君公务之余,广与绅学士,骚人墨客交,每春秋佳日,选胜张宴,献酬唱和,以摅雅怀,而合欢心,一时传为佳话。”著名文人浅四常赞誉黎庶昌大使:“可谓全才之君子矣!”其品行道德,深得日本朝野的钦佩和推崇。由于个人声望的提高,中国使节所受礼遇,大大得到提高。据说,这次黎庶昌带回沙茅台到东京后,便在芝山红叶饭馆用此酒设宴招待日本人,日本人发现这是一种特殊香味,浓郁而不干焦,飘香历久不散,饮后空杯留香不绝的好酒,都情不自禁地赞扬。
黎庶昌不仅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外交官,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诗人,史学家,散文家。他一向重视学术,因见我国历代散佚的古籍佚的古籍在日本各地藩族收藏甚丰,便于出使日本之次年起着手搜集,得国内已逸的唐宋以来古籍二十六种,汇刻为《古逸从书》二百卷,其刻印之精美,超越前古,一时震动海内外学术界,被誉为近代丛书之冠。由于黎庶昌在日本卓越的外交表现,除受清政府嘉奖外,还受到日本天皇特赐一枚一等旭绶章,以表彰他在日本的功绩,为国人争了光,当黎庶昌任职期满,要回国的前斗年,“饯别宴会无虚日,惜别祝颂之词数以百计启程之日送行者盈途塞港,情谊涤笃者竟追饯至数百里外。”(引自黄万机著《沙滩文化》)西洋各国使节见此情景,无不称羡,认为这是东京设立外交使馆以来,使工臣归国所绝无仅有的盛况。黎庶昌以诗文和酒在日本广交友人,增进情谊,客观上也使茅台酒在日本赢得了声誉,为茅台酒走向世界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