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考辩
作者：孟昭连
(原刊《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 )
来源： 中国古代小说网 2007-9-19 9:08:26
摘要：“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为何？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本文以丰富的材料对《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予以考辩，说明二者有同有不同，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关键词：小说；稗官；街谈巷语；短书
中图分类号：1242.4 文献标识号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5－0000－00
研究古代小说，庄子是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人物。原因之一是，庄子著作中的不少作品，运用虚构想象，人物鲜明生动，故事完整，无论怎么看，都该算是真正的小说。所以早就有人把他视为小说艺术的最早实践者，是“小说之祖”［1］（《读诸子》）。庄子引人注目的第二个原因是，他还是“小说”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开了小说理论研究的先河。虽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庄子所说的“小说”与后世的小说艺术并不是一回事，与他自己作品中那些类似小说的寓言故事也不是一回事，甚至还算不上一个文体概念，但任何一部论述古代小说观念的著作又不能不提到它，并把它作为小说理论之始，可见其重要意义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
庄子的这段论述出现在《外物》篇，其云：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馅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已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2]
庄子以惊人的夸张笔法编织了这么一段任公子钓鱼的故事，目的在于表现他那种高深莫测、卓绝超世的人生理想。任公子显然是庄子心目中的超世高人，而他那惊天地、动鬼神的行为，恰是庄子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及狂放不羁的风格的形象化写照；而那些“辁才讽说之徒”，显然是庄子讽刺的对象。
最早出现在此处的“小说”该怎么理解？它是不是一个小说概念？与后世的小说虚构作品是怎样一种关系？鲁迅先生说：“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3]（p.1）所谓“琐屑之言”又是指什么呢？后来他又据唐人成玄英疏 进一步解释说：“‘县’是高，言高名；‘令’是美，言美誉。但这是指他所谓琐屑之言，不关道术的而说，和后来所谓的小说并不同。因为如孔子，杨子，墨子各家的学员，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3](p.269)也就是说，“小说”在这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贬斥之词，是当时的各家思想流派攻击对方时使用的。在庄子的这个寓言故事里，任公子及其行为与“大达”相对应，表示高深的理论，大道至道，是庄子的自喻；而“辁才讽说”之辈及其行为，则与“小说”相对应，是喻庄子的对手们。庄子认为儒家者流所言皆浅薄琐屑之论，日常生活中的小道理，与庄子的学说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后来的小说研究者一般都同意鲁迅先生的看法。
随着近一二十年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深入，有的研究者力图突破鲁迅所论，认为庄子在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故事性文体，而不是只言片语的琐屑言论”［4］，甚至有人认为这里的“小说”就是小故事，埋怨许慎的《说文》没标出“说”故事义是一个疏忽［5］（p.30）。也有的举出《汉书·艺文志》中诸多带“说”字的作品为例，说明当时的“说”或“小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叙事性的文体［6］（p.110）。笔者认为这个用心固然很好，但恐难能成立。本文欲就庄子“小说”的原始含义及其汉人的“小说”观作一考辩。
一、说·小说·小家珍说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小说”是一个词，其构词方式是偏正结构，中心词素是“说” 。“说”的本义是解释，《墨子·经上》：“说所以明也。”［7］《说文》：“说，释也。”［8］就是通过解释使人明了。语言学家认为“解释、阐明”是“说”的本义，其他义项都是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来的［9］(P.327)。“说”在先秦经史诸子的经典中含义颇多，其中用作动词“游说(shuì)”和“喜悦(yuè)”(或“喜好”、“取悦”等)的时候居多。以《战国策》为例，前者用了97次，如“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后者用了120余次，如“秦昭王召见，与语，大悦之。”而作为动词“讲说”、“叙述”用的时候只有3次，如“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作为名词“观点”、“道理”、“主张”用的则有30多次，如“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10］
“说”在《庄子》中出现了80余次，除13次用作人名 (傅说、屠羊说)外 ，用作“悦”解的最多，共36次。如“予恶乎知说(悦)生之非惑邪！”［2］（《齐物论》）“今长大美好，人见而说之者，此吾父母之遗德也。”［2］（《盗跖》）其次是作“游说”使用，共18次。如“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2］（《盗跖》）。其余是作动词“言说”“陈说”和名词“说法”“言论”解，共14次。其中作动词使用只有3次，如“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 而“饰小说以干县令”中的“说”显然是名词，见解、言论或学说之义。与“说”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还有“言”、“语”、“论”、“议”、“辞”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用作动词的时候是指议论、论说、论述、论辩，偏重于理论上的争辩、驳难。
“说”则说也，何以冠“小”而为“小说”呢？考先秦诸子著作中，与“小”联缀成词者颇多，除了表示客观事物之大小的含义外，多含有主观上的贬义。“小”的本义是“物之微也”［8］，在甲骨文里像沙粒形，它只是客观表示细微之物，与“大”相对，并不包含主观意识。如《诗·召南》中的“嘒彼小星”［11］，《墨子》中的“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7］，都是指客观物体之大小而言，没有什么主观上的因素。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小” 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使用的，都含有主观上的贬义。如“小人”、 “小知”、“小言”、“小辩”等，都有强烈的鄙视意味。从先秦著作中的使用频率来考察，“小人”作为一个有固定意义的概念已经确立，诸子几乎都使用这个概念，而且含义也都差不多，都是指平民百姓或道德低下者 。但“小知”、“小识”、“小言”、“小辩”等则不然，它们还只是一个缩略语。如“小知”就是小人之知，《庄子》有“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2］（《逍遥游》），而《荀子》则云：“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12］（《性恶篇》）“小辩”就是小人之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12］（《非相篇》）庄子的学说虽然与儒家有很多不同，但在君子、小人的观念上，倒有惊人的相似之点，孔子不也是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3］（《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3］（《述而》）吗？他们都认为君子与小人是两个不同的等级，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同的义利观念，所以他们的“知”也就有大小之别，他们的“行”也就有高下之分。同理，“小说”也是一个缩略语，而且它的使用更少，只在《庄子》中出现了这么一次，就是指小人或小知之说，也就是平民百姓的言论，或有异于庄子的其他学派的学说。以庄子在《外物》中所论的语言环境来看，应该是指后者，即异派的学说。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庄子的话中有个“饰”字，“小说”何以要“饰”呢？“饰”的本义是装饰打扮，后来多用为假托、粉饰，有了较明显的贬义。“饰”字在先秦的著作中颇为常用，如“饰邪”、“饰诈”、“饰智”、“饰辞”、“饰非文过”等。《荀子》：“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12］（《宥坐篇》）“饰邪”又作“饰邪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 ［12］（《非十二子篇》）《庄子》中共用“饰”14次，有褒义，如“饰礼乐，选人伦”［2］（《渔父》），“饰”作修饰义。但用作为贬义的时候更多，如“而终身道人也，终身谀人也，合譬饰辞聚众也，是终始本末不相坐。”［2］（《天地》）“且跖之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2］（《盗跖》）可以看出，所“饰”者皆为非善、非正义的言行。“饰”是手段，其最终目的可能各有不同，但都是为了掩盖真相。《文心雕龙》：“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14］（《谐隐》）以美好的言辞对昏庸的君主进行讽谏，这算是好的；更多的则是“诚饰诈欲以钓名”［15］（列传第五十二），“饰智以惊愚，设诈以巧上”［16］（《本经》），甚至如荀子所言“以枭乱天下”；而这些人按照荀子的看法大多是“小人之桀雄”。《文心雕龙》论战国文风云：“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14］（《养气》）指出战国时代因为搞阴谋诡计的需要，不少人都在研究奇策，粉饰言辞，这也形成了汉代以降追逐光艳文采的风气。刘勰说的那个时代，也正是庄子的时代，刘勰说的“饰说”与庄子的“饰小说”基本同义；只不过庄子所指的“饰小说”者是异己学派，尤其是儒家，而刘勰则连庄子也包括在内了。这也正如鲁迅所说：“因为如孔子，杨子，墨子各家的学员，从庄子看来，都可以谓之小说；反之，别家对庄子，也可称他的著作为小说。”［3］（《史略》附录）称别家是小说，当然意在说明自己是大说、大道；而被人称作小说者，要使对方相信自己的议论，就必须“饰”之。至于如何“饰”，无非也就是夸张与虚构，把小说成大，把无说成有而已。虽说这样的做法有点像诡辩术，为大雅君子所不取，所不齿，但它对战胜论敌作用很大，这是当年诸子们的基本功。
“说”之为文体，当是不错的。陆机《文赋》中就有“奏平彻而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7］之语，“奏”和“说”都该是文体。先秦诸子多有以“说”名篇者，如《储说》、《说林》等，《汉志》中也有《伊尹说》《黄帝说》的名目。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文体呢？陆机所说的“炜晔而谲诳”点明了这种文体的特征，是有文采而不乏欺诈，这正是先秦诸子的辩说文的特点。为了说明问题，说服论敌，不但要把文章写得证据确凿，推理严密，而且还要运用各种修辞手法，让文章有气势，有文采。所谓“谲狂”，笔者理解应该是指作者为文时免不了要编造一些东西作为论据，比如那些寓言式的故事，就像庄子常常随意地编造孔子及儒家的故事那样。陆机之所以把“奏”与“说”放在一起论说，当然也是因为看到了二者的不同，“奏”是一种平静的叙述，客观是最重要，不需要过多的主观感情色彩；而“说”则不然，它要以理以情感动说服对方，是一种充满主观情绪的文体。所以李善的《文选》注云：“奏以陈情叙事，故平彻闲雅；说以感物为先，故炜晔谲诳。”［17］先秦诸子所有以“说”名文者，莫不如此。所以明人杨慎云：“正是非而著之者，说也。”［18］（《珊瑚钩诗话》）清人王士禛云《蓉槎蠡说》序云：“予惟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19］（第十一卷，P.239）这很清楚地说明，“说”是一种论说文体，而非叙事文体，与讲故事为主的后世小说或小说类的文体完全不是一码事。至于有人认为既然“说”是一种文体，而“小说”就等同于“说”，所以“小说”也是一种文体［6］，就更说不通。如前所说，在战国时期它只是一个缩略语。如果它已经成为一种文体，不可能只在庄子中出现一次；即使这一次，从语境上来看，也与文体没有什么关系。
《荀子·正名》中提到的“小家珍说” ，与“小说”意义相近，也是指不同于自家学说的异端邪说，浅薄之论，含有强烈的鄙薄及讽刺之意。所谓“小家”，是与“大家”相对而言。《庄子·秋水》：“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小大之家！”［2］（《秋水》）“大家”即大方之家：“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2］（《秋水》）那么与之相对的“小家”自然应该是指那些见识短浅之人。荀子行文以“小家珍说”与“知者论道”相对，明显也是指小知者的浅薄之说。《汉志》谓小说为“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正是此义。庄、荀的“大家”“小家”除了指某个人，有时也是指学术派，把当时的各种学术流派称作“百家”。如“龙少学先王之道，长而明仁义之行；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吾自以为至达已。”［2］（《秋水》）“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2］（《天下》）庄子使用的“百家”是个中性词，没有明显的褒贬色彩，而且他能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学术流派间的分歧：“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在《荀子》中就不同了。“百家”在《荀子》中出现了四次：“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12］（《解蔽》）“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12］（《正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欺不详。”［12］（《成相》）“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12］（《效儒》）体会荀子的用意，他基本上是把“百家”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的，是指儒家以外的各种流派，并把这些都视为“家言邪学”：“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者也。”［12］（《大略》）“小家珍说”的含义也与此相类。虽是小家之言，却又珍贵己说，自以为是什么独得之秘。但在荀子看来，都是不合“正道”的乱世邪说。荀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应该是较普遍的，对以后也 颇有影响，汉代儒家独尊之后，扬雄论诸子也是不把儒家包括在内的：“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20］（《君子篇》）
二、小说家·街谈巷语·稗官
自庄子之后，“小说”再次出现已经到了四百年后的东汉。《汉书·艺文志》载189家4324篇各类著作，并于书目后考索各家源流。于小说15家1380篇之后有云：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21］
这里还第一次出现了“小说家”的说法，且成为诸子的一家。如前所说，以“百家”统称诸子各派学说始于庄子，后来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把“家”具体化，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说。《七略》不过在司马谈六家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纵横、农、杂、小说为10家而已。刘歆创“小说家”之说，与《庄子》中的“小说”是有联系的。如前所论，庄子“小说”是指小人、小知者之说，是“辁才讽说之徒”的浅薄而琐屑的言论；而《汉志》中的“小说”同样是“小知者之所及”，二者都将之定位于平民之论或异家之说，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刘歆之前，“小说”只在《庄子》中出现过一次，是刘歆借用的唯一来源，所以不能没有联系。另外，刘向整理的《百家》也置于“小说家”之内，而这部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恰恰是“浅薄不中义理”之作 。
《汉志》著录15家小说，全貌皆不得而知，但据《汉志》自注及后人考证，知其中有史书，有子书，也有志怪性质的书，内容十分杂乱。如《周考》76篇，“考周事也”；《青史子》57篇“古史官记事也”。看来这两部书有史的性质。《宋子》18篇，“其言黄老意”，该是记的宋子言论，应属子书。《汉志》著录作品，除列出书名、卷数之外，有的作品还缀有简短说明，大多是针对是内容、作者。如史家有《奏事》20篇，下注“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小学家有《急就》一篇，注“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此为《汉志》著录之通例，所以15家小说作品有14家后面有注，本不可怪。然令人不解的是，小说作品的注与他书是完全不同的。如《伊尹说》“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黄帝说》“迂诞依托，后世所加”，《师旷》“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称尧问，非古语”，《天乙》“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迂诞依托”等。以“浅薄”、“迂诞”、“依托”等否定性语言评价所著录的作品，在《汉志》中是绝无仅有的。原因何在？
笔者认为，这正说明所谓“小说家”之说，极可能是刘向父子的独创，此前不见得有这么一个学术流派。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21］歆则“总群书而奏其《七略》”［21］。所谓“总群书”就是把全部书分类编排，书目之下再探其源流、优劣，“××家者流，盖出于×官”的简要评述，就是这么出来的。可以推想，刘歆编排的结果大部分著作或经或史或儒或道，都能各得其所；独小说15家，似史者荒诞而依托，似子者浅薄而不中义理，所以只好单列为小说一家，附于九流之末，以别于其他诸家。也就是说，“小说”而为一家很可能只是刘歆图书分类的结果，置入诸子也只是权宜之计，不见得如儒、道一样早已卓然成家。换言之，小说家虽厕身于诸子，但严格说来，它算不上一个学术流派。学术流派之形成，一是要有理论主张的分野，二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而此两点，小说家都不具备。《汉志》小说家于“盖出于稗官”之后，只以“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一句介绍其内容，完全没涉及它的学术主张。何也？盖因为小说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学术主张，人言人殊，杂乱非常。正因为它没有深刻而有体系的理论主张，而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所以可观者九家而小说独不可观。孔子就看不起道听途说的东西，认为“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谓“若听之于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13］（《阳货》）听来的东西既非来自经传，亦非学问之所得，当然也没有经过核实，所以为有德者所弃。
那么，“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所造”者又都是什么言论呢？街者，四通道也，一般指城市里的大道。除此，街还有街市、集市之义。《吕氏春秋》：“百里奚归，辞公孙枝，公孙枝徏，自敷于街。”许维遹注引：“街，市朝也。”［22］（《不苟论》）巷亦有二解，一是指里中小道。《诗·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毛传：“巷，里途也。”［11］《诗·大雅·生民》：“诞置之，牛羊腓字之。”［11］《史记》：“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避不践。”［15］（《周本纪》）两例中的“隘巷”即狭窄之里弄。另一解是居处。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上》：“陋巷，谓隘狭之居，……今之说《论语》者以陋巷为街巷之巷，非也。”［23］街、巷不但是平民居住、聚集的地方，也是他们议论的好地方。这里人多，流动性强，便于信息的迅速传播。《史记》“百工谏，庶人传语”，《集解》韦昭曰：“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王。”《正义》云：“庶人微贱，见时得失，不得上言，乃在街巷相传语。”［15］（《周本纪》）至于“街谈巷语”的内容，有的是议论王政得失，张衡《西京赋》“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弹射，犹言指摘、批评。李斯说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15］（《秦始皇本纪》）也是这种情况。开明的天子会利用街谈巷语而知民意，此即所谓“先民有言,询于刍荛”［11］，“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24］（《晋语六》）。将谤言闻于天子甚至可以受到奖励，《战国策》：“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25］（《齐策一》）除了议论朝政，各种历史传闻、名人轶事之类，也应该是街谈巷语者不可缺少的话题。单从《汉志》所列的小说作品，可以看出此类内容占相当比例。
《汉志》明确说明小说是出于“稗官”之手，是他们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的言论搜集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小说；后人遂因此说，而径称小说为“稗官”。但“稗官”究竟是何等官职？他们搜集街谈巷语目的何在?这引起了后人的好奇。首先应该肯定，稗官之名虽不见两《汉书》及《汉官仪》，而《汉名臣奏》中既有“都官稗官”之说［21］（《艺文志》师古注引），近年云梦秦简又有“令与其稗官分如其事”［26］之语，可证稗官之职早在汉前就已经存在了。否则，刘歆撰《七略》是要进呈皇帝过目的，他怎能无中生有造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官职？《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稗音锻家排。《九章》‘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21］如淳的意思是说因为街谈巷说皆为琐碎之言谈，细微而零散，与细米相类，故称说街谈巷说之官就叫稗官。近年有研究者认为如淳乃是误解了《九章算术》原文，把“粺”误成了“稗”［27］。不过，像专为《史记》《汉书》做训诂工作的如淳，似乎不该如此浅学或疏忽，居然分不清这两个字一个是米一个是草。那么他为什么把《九章算术》的“粺”写成“稗”呢？
其实，“稗”与“粺”读音既同，义亦相通，所以可以通用。《诗经·大雅·召旻》“彼疏斯粺”毛传：“彼宜食疏，今且食精粺。”［11］这里的“粺”是指细米，是用其本义。但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就不同了：“今使瞽者遇室，则西施与嫫母同情；瞆者忘味，则糟糠与精稗等甘。”［17］“糟糠”与“精稗”相对，义相反，“稗”显然应该是“粺”。《文选·曹植<七启>》有“芳菰精稗”［17］之句，也以“稗”代“粺”。嵇康与曹植都是饱学之士，岂能以草代米而用为“稗”？这只能说明三国时这两个字是完全可以通用的。所以李善注曹诗云：“稗与粺，古字通。”大约至李善的时代，这两个字就不怎么通用了，所以他才说“古字通”。古到何时呢？《墨子·经说下》：“唱无遇，无所周若粺” ，后世注家皆以为此处“粺”即指稗草，而非细米也。《孔子家语》中有“若其不具，是用秕粺”句，王肃注曰：“秕，谷之不成者；粺，草之似谷者。”［28］而这一句在《左传·定公十年》里是“若其不具，是用秕稗”，杜预注曰：“稗，草之似谷者。”这几例是以“粺”代“稗”，与嵇康、曹植正相反。在以“米”和“禾”作意符的字里，类似的通假现象还有几个，如“秕”通“粃”，“穅”通“糠”，只要翻一翻常用的辞书，即可明白。
如淳的推理是：细米为稗→街谈巷议细碎如米→故立稗官以称说之。对此，余嘉锡先生《小说家出于稗官说》［29］认为是“望文生义”，他更同意把“稗”理解为小，而不是细碎，所以他称赞“师古以稗官为小官，深合训诂。”并举《广雅释诂》“稗，小也。”以说明以小官释稗官于义为长。余氏的推理是：稗草无用卑贱→小官地位卑微→故稗官就是小官。如淳以为稗官之所以称为稗官是取粺（或稗）米的细碎义，而余氏是取稗（或粺）草的卑贱义。“稗”字有卑贱义当然是不错的。“稗”带有“卑”字旁，《说文》：“卑，贱也。”［8］其象形字就是一个正在役作的奴隶，所以女奴就称作“婢”，《说文》谓“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8］作为一个自然的人，女奴与女王是相等的，并无什么贵贱之别。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女奴是卑贱的，所以才称为“婢”。稗与此同理。作为一种植物，它长在田间时颜色与高矮与稻极相似，并不比稻低矮，也无所谓大小贵贱。但作为人类的食物，也就是在人类的价值观里，稗与稻有实质性的差别，贵贱之分由此而产生。根源就在于稗的籽实比稻米小，难以加工食用，在这个基础上才引申出了无用与卑微的含义。辞书谓“稗实细小，又非谷物，故形容卑微。”［19］（第八卷P.100）甚是。不妨设想，如果稗实比稻米还要饱满，产量又高，相信“稗”字绝对不会出现卑微、无用之类的含义，也许压根儿就不会把这种植物叫作“稗”，当然也不会训为“小”。
《广雅》训“稗”为“小”固然不错，如淳“细米为稗”亦未必望文生义。“粺”之为精米、细米，其义亦是源于“小”。《说文》：“精,择也。”［8］《论语》：“食不厌精。”“精”的本义就是挑选过的好米，上等细米；而“细”的本义又是微小之义。《说文》：“细,微也。”［8］《广雅》：“细,小也。”［30］米之粗细与加工时间的长短有关。粝在米中是最粗的，而粺并不是最细的。但人们在习惯上把粝作为粗米的代表，把粺作为细米的代表。正是在“小”与“细”的意义上，而不是在贵贱的意义上，“稗”与“粺”才相互通用。如果论贵贱，稗实细小无可食用，粺则是上等细米，意义正好是相反的。其实，“米”字甲骨文作 ，罗振玉谓其“像米粒琐碎纵横之状。”［31］（P.556）就是说“米”的本义就包含细小、琐碎两个方面，细米当然也是如此。所以如淳在细碎的意义上说“细米为稗”是无可指责的。
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误解吧，如淳在以“细米为稗”说明稗官时，还有一句重要的补充，可惜为余嘉锡氏所忽略：“今世亦谓偶语为稗。”［21］所谓“今世”，当然是指如淳所在的东汉。“偶语”又作“耦语”，指相聚私语、窃窃议论，是秦汉时的常用语，《史记》、《汉书》多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15］《高祖本纪》：“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集解》引应劭曰：“偶，对也。”［15］在《汉书·高帝纪》中，“偶”作“耦”［21］。偶语之所以为稗，也是取其细碎义，即窃窃私语，闲言碎语。按照秦法偶语者竟弃市，可见所语肯定不仅是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而且也包含着攻击朝政的言论，即“谤语”。《集解》引应劭曰：“禁民聚语，畏其谤己。”［15］从偶语的性质来看，与所谓街谈巷语正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故如淳才说“亦谓偶语为稗”云。
《汉志》所记九流所出之官，皆合经传，独稗官不明。余嘉锡氏认为所谓“稗官”就是古代专掌民意收集的士。他引用了《左传》、《国语》及贾谊《新书》上所载“士传言,庶人谤”、“百公谏,庶人传语”“士传民语”等语，相互比照，认为那些“采传言于市而问谤于路”的士，其职责正与稗官所职相同。笔者认为余氏所论极是，所可补充者尚有两条。
其一，《管子》载齐桓公向管仲讨教治民之策，管仲告之曰：“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32］（《桓公问》）管仲说的是从黄帝以来，历代君王都注意倾听民意，尤其是反面的意见，这是成就霸业所不可缺少的。此处尤可注意者是“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和“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二句。明台，传说是黄帝议政、咨询之所；而尧所设立的咨询民意之所则称为“衢室”。衢，四通八达之街道也。从字面上理解，衢室就是在四通八达的街口建造的宫室。其作用是“下听于人”，即听取小民的意见。商汤的“总街之庭”与尧的衢室应该是同一种东西，只是它说得更明白，从字面上更容易理解，它也是设在街巷中心地区的厅堂，作用是“以观人诽”，也就是听询百姓的不满言论。衢室、总街之庭为什么都设在街口？这就不能不让人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联系起来。如前所论，既然庶人之议，民之诽语，都是在街市出现的，把衢室、总街之庭设在这里显然是为收集民意更为方便。
其二，无论是尧之衢室或是汤之总街之庭，不可能由天子亲自来听取民意，应该设有专门负责的官员。这是些什么官员呢？《吕氏春秋·自知》中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22］（《自知》）《管子》中“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一句，在《吕氏春秋》中变成了“汤有司过之士” 。高诱注云：“司，主也。主，正也。正其过阙也。”［22］如果这里不是巧合的话，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论，即在“总街之庭”里负责“观人诽”的官员，就是这个“司过之士”，他也就是收集街谈巷议之说的稗官。
三、丛残小语·短书·可观之辞
与刘歆同时代的桓谭也有一段有关“小说”的论述，其《新论》云：
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17］（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李都尉从军》“袖中有短书”李善注）
《新论》原书已散佚，我们难以清楚了解桓谭这段论述的语言环境。据清人严可均辑本，《新论》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有政治、哲学、文艺等。如果参照一下《汉志》有关“小说家”的论述，桓谭也可能是在论说学术诸家时谈到的。桓谭既与刘歆同时，又盛称刘氏父子为通人，故必见过《七略》。桓谭此处虽不提“稗官”之名，然其他内容却与《汉志》十分相似。《汉志》云“小说家者流……”，桓氏则曰“若其小说家……”；《汉志》云“街谈巷语”，桓氏则曰“丛残小语”；《汉志》引《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桓氏则曰“有可观之辞”。相对照之下，二者不但句式相同，用语相类，其至引语亦同出一辙。看来这不会是巧合，两段论述是有密切关系的，或竟是桓谭与刘歆相互诘难时所论。如此，则桓氏所论可与《汉志》相互印证，是对汉人“小说”观的极好说明。
桓谭指出了小说的内容是“丛残小语”，这与《汉志》的“街谈巷语”之说十分切近。《新论》中还有另一个类似的说法：“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其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云所造《法言》、《太玄经》也。”［33］（《闵友》）味其含义，“丛残小论”与“丛残小语”义同，都是比之于司马迁的《史记》和扬雄的《法言》、《太玄经》这一类博大精深之作而言。丛，丛聚也；残，剩也，遗也。“丛残小语”亦即杂乱细碎之说，它是相对于圣人之道或宏篇大论而言的。“丛残”之说在汉代可能是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王充在《论衡》中曾经专门予以批驳。这个观点认为“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34］（《知实篇》）据此，“丛残”主要是指不合圣道的附会穿凿之论。《史记》之宏大自不必说，扬雄仿《论语》而作的《法言》，及仿《易》而作的《太玄》，在当时也有极高的声价。王充就称赞《太玄经》“卓绝惊耳，不述而作，材疑圣人”［34］（《对作篇》），几乎与孔子相提并论。桓谭赞史迁、扬雄主要是出于两点，一是从思想内容，二是从形式。如他说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世”，也就是说其著作的思想深度无人可比，所以“数百年以外其书必传”［33］（《闵友》）；二是从篇幅的大小或理论的体系性来说的，他赞《太玄经》“《玄经》三篇，以纪天、地、人之道，立三体，有上、中、下，如禹贡之陈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为八十一卦。以四为数，数从一至四，重累变易，竟八十一而遍，不可损益。”［33］（《闵友》）而“小说家”正是在这两点上都无法与之相比，它的内容或者是搜集前人的残编断简、只言片语，或者是来自民间的街谈巷语、野老村妇之议，总之它非精深的理论，而是零散言谈的汇集，内容较为杂乱，这与庄子所说的“小说”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样，就对小说的表现内容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既非无所定指，也不是毫无边际。如刘向的《新序》、《说苑》就比较符合这个标准。笔者在前文中着力证明《汉志》“稗官”之说乃取其细小零碎，而非卑贱义。桓谭此处虽不提稗官，但其“丛残小语”之论可谓对稗官的最好说明。所谓“蕞残满车”、“玉屑满箧”，与“细米为稗”、“偶语为稗”何其相似乃尔，不都是着眼于零碎琐屑而不成系统吗？
桓谭所论有《汉志》所不及者，即对小说家的表现方式也说得很明白，乃“近取譬论”。《说文》：“譬，谕也。”［8］《墨子·小取》：“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7］即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来说明一定的道理，也就是“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35］（《善说》）喻体当然应该是来自身边的明晓易懂的生活现象或事物，故曰“近取”。孔子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13］（《雍也》）“近取譬”就是由己推人，由近及远的类比方法。它的特点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处理，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易懂，抽象的哲理变成了的形象性，所以更容易取信于人。清人章学诚谓“战国之文 ，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36］就是说的比喻手法中显示出来的形象性。在先秦诸子散文尤其是庄子的散文中，我们常能发现这种“近取譬论”的手法，那一个个趣味横生的寓言故事，确实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但增加了理论的说服力，也使文章的文学意味和艺术感染力更为浓厚。除了表达出小说需要形象性(部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这一特质外，桓谭所论还暗含着小说需要虚构想象这样一种思想。用以说明道理的生活现象或事物不可能都是现成的。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也许可以信手拈来，但像诸子散文中的那些情节完整人形象鲜明的寓言故事，显然需要作者的联想与虚构；事实上，先秦诸子们正是这样做的。庄子为了讽刺儒家的虚伪，就以谐谑的笔调编造了两个口含诗礼而盗掘坟墓的儒士，整个场面就像一幅笔法洗练的速写，生动形象而又简洁明快。
桓谭指出小说的外在形式是“短书”。古代用以书写的竹简有一定的尺寸，视文字的重要程度而定其长短。一般来说，经传为长者，俗论为短者。王充《论衡》：“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34］（《量知篇》）又云“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34］（《谢短篇》）据郑玄《论语序》逸文：“故知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易》、《书》、《诗》、《礼》、《乐》、《春秋》，皆尺二寸；《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也。”［13］（“附录”）据此可知简之长短约有三种规格：最长的二尺四寸，稍短者一尺二寸，最短的八寸。《后汉书》：“命终之日……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37］(《周磐传》)证之以出土文物，此说是对的。武威汉简上的《仪礼》所用简长约55厘米－56厘米，正相当于二尺四寸。长简除了用以书六经，也用来书写法律条文，《盐铁论》有“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的说法，《汉书·杜周传》又有“不循三尺法”之语 。不知道这是一种明文规定，还是约定俗成。因为出土文物说明，还存在二尺四寸简所书并不一定是经书的情况。
“尺籍短书”是指用简一尺左右者，也就是经、律以外的一般著作。有人认为是指“儒家经籍以外的书籍”［19］（第四卷，P10），其实不一定。就用简长短的本意来说，只是区分经与非经 ，并不意味着短书都被视为“小道”或“丛残”，都是不可信的。儒家虽在汉武帝时就取得独尊的地位，但《论语》既用八寸简，说明仍然属于“短书”之列。但不能否认确实有不少人在使用“短书”这个概念时偏重于它的贬义，如王充在《论衡》中多次使用“短书”，贬义就十分明显。他在《书虚篇》中说，有些儒生不通晓古今，反而为自己辩解说：“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籍短书，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也。”［34］这里的“尺籍短书”主要是指小说类作品，因为其中的“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贵”，很明显就是《汉志》“小道可观”、“小知者之所及”及“君子弗为”的翻版。
短书的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虚妄。桓谭在谈到《新论》的写作目的时曾有这样一段话：“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38］（卷六0二引）在这里，桓谭把庄子的寓言和《淮南子》中的神话传说都是“妄作”，因此，它们都属于“短书”之列。桓谭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曾因为反对光武帝的讖纬迷信而险些被处死。从历史的、唯物的观念看，“尧问孔子”和“共工争帝”显然都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者违反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所以他就把这类书视为“短书”。可见，“短书”除了形制的短小，同时也有内容上虚妄荒诞的特征。所以王充《论衡》云：“短书小传，竟虚不可信也。”［34］（《书虚篇》）如前所论，《汉志》中的小说作品之所以被置于九流之末，也是因为它内容的虚诞不实。
用简的长短，除了与内容的重要与否有关，是否还与文字的多少、篇幅的大小有关呢？笔者认为应该有关系。《尸子》：“明王之道易行也……书之不盈尺简，南面而立，一言而国治。”［39］（《明堂》）这里说的是古代明王之道“事少而功多”、“言寡而令行”，所谓“书之不盈尺简”就是指的“言寡”，也就是言语少，篇幅小。其实，庄子笔下的“小说”的原始涵义除指所论零碎、浅薄之外，也还包含有形制短小之义；“丛残”、“小语”也如“短书”一样，无不包含表现形式上的短小简单。
桓谭“治身理家”云云，是论小说的功能，相对于《汉志》又有所进步。《汉志》既置小说家于九流之末，又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其鄙夷之意已溢于言表。然刘班论诸子，颇不乏辩证观念。可观之九家，其言虽殊，好恶殊方，然作者都能家采取中庸的态度，肯定诸家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要取长补短，对封建统治都是有用处的。他认为诸家学说虽有分歧，实际上都是向最高统治者献计献策，向他们提供统治人民、治理天下的“最佳方案”，用心都是极好的。只是因为诸家职司不同，导致眼界的狭窄和学术的偏见，终于引起相互攻讦，闹得不亦乐乎，其实本来是大可不必的。作者敏锐看到在形同水火的学派争论的表象下面，隐藏着相同的或相似的目的，有“相灭相生”、“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用“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来比喻之，可谓一针见血，指出了诸子争鸣的实质。对小说的态度与此相类，也有所区别。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在《论语》中本为子夏语，郑玄注云：“小道，如今诸子书也。”何晏《集解》云：“小道谓异端。”［13］（子张）原其本意，子夏应是以“小道”指儒家以外的其他诸子。子夏视小道，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肯定其可观，又担心致远则泥难不通，所以警告君子弗为。刘歆引《论语》此语，意在表明对“小说”的态度，“街谈巷语”虽然出自庶人之口，是“小知者之所及”，不会有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但因为它有警醒天子的作用，所以有“一言可采”的价值；其实这也是它“弗灭”的原因之一。《汉志》肯定小说的价值似乎多少有点勉强，而且偏重在体现民风民意这个传统功能上。桓谭则肯定小说“有可观之辞”，则在于它能“治身理家”。《礼·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40］（《大学》）修身、齐家、治国，乃儒家提倡的人生追求目标，小说既有“治身理家”的作用，三者达其二，其重要价值自然不言而喻。虽然桓谭对小说的评价还是留有余地，并没有明确把小说提到“经国之大业”［41］的高度，但它与“治国”之间的关系已暗含其中。综观桓谭所论，虽然很简短，但相对于《汉志》来说，在表现汉人对“小说”的理解方面，显得更全面，也更明确，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文结论：最早出现于《庄子》中的“小说”，并非文体概念，是指浅薄琐屑之言论，既不是指故事，更不是一种叙事性的文体。《汉书·艺文志》在这种意义上借鉴了庄子“小说”的概念，设立“小说家”，用以指那些迂诞不实、托名古人的史书或子书，作为十家之一，置于九流之末，并对其价值予以一定的肯定。但此时的所谓“小说”，仍然只是“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3］的东西，与后世以虚构为主的小说文体并不是一回事。然而，此时的“小说”在文体上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如它的“近取譬论”的手法以及因此而显示出来的形象性，它的虚诞性，成为后世小说发展的基础 。笔者以为还是鲁迅先生所论差可近之：“至于《汉书》《艺文志》上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 这才近似现在的所谓小说了，但也不过古时稗官采集一般小民所谈的小话，借以考察国之民情，风俗而已；并无现在所谓小说之价值。”［3］（“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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