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小脚文化
小脚文化是中国的特产，但不是中国的光荣，而是中国的耻辱。女人裹小脚，大约起始于五代时，至宋代成为风气，明代则不裹小脚即不配作女人。清兵人关，清人本无此陋习，但他们进了中原，很快成了中原文化的俘虏，虽是胜者，犹如败者。便也学着汉人妇女的样，裹起脚来，尽管大清皇帝亲自下令禁止，也不能全然禁住。小脚文化有这等伟力，令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
小脚文化直接受害的是女人，最终受害的是社会。小脚文化又是一种残忍的愚昧的文化现象，它的实质是封建等级制。封建等级制是个无形的大网，凡人一入此网，便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或为尊者，便为卑者，或者尊者也是卑者，卑者又成尊者。尊卑之变，因为彼此对象不同。知县见了知府，自称卑职；面对衙役，就是太爷；见了百姓，就是民之父母；见了王公贵族，就是芝麻官。奴才在主子面前，连人都不配作，但大奴才见了小奴才，又成了小奴才的老爷。中国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千变万化，其基本特征没有变化，就是“三纲五常”，尤其是“三纲”，君为臣纲，皇帝的权威高于一切；父为子纲，父亲就是家中的皇帝，儿子就是家中的臣子；夫为妻纲，夫是天，妻是地，再没有出息，没有品行，没有才能，没有志气，屁都放不响的男子，在老婆面前也如同皇帝一般。封建体制，离开等级就没了灵魂，好像孙悟空丢了金箍棒一样。小农经济需要专制，专制需要等级，结果最倒霉的成了女人。小脚文化虽然不是儒学的发明，但二者一拍即合，越是儒学大家，对小脚越有感情，诚所谓“儒虽未曾伤仁，仁却因儒而死。”
小脚文化以最残忍的方式体现了儒学的贞节观。宋儒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看来，把女人的一双天足弄成残废实在算不得什么！而且好像是对女人的一大恩典。女人贞节，未可厚非。问题是男人也应该贞节，否则就不公平，但这是现代人的看法——但愿现代人都能这么看。令人万分沉的是，在儒学的熏陶下，即使是封建时代的妓女，尤其是那些才艺出众的妓女，如柳如是一样的大才女，也要为意中人守节。妓女守节，今后人思之顾之，欲哭无泪。中国女人作出的牺牲，真是太大太大，其对后人的精神震撼，一时竟无以言之。
封建等级制不止小脚一端，至少还有清代的辫子文化可以和小脚文化媲美。小脚文化反映的是男性压迫，辫子文化反映的是民族压迫。说来说去，祸根还是一个：封建等级制。这等级制可以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彻头彻尾，无所不在。封建等级制扭曲人性，从而使人性的异化，要么成为人上人，要么成为人下人。人上人，不能算人，人下人，没资格算人。封建制最缺少的乃是平等，小脚文化的覆灭只是平等的一个小小开端。
2、妻妾文化
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大优点，是它的一夫一妻制。古希腊时代已然如此，基督教时代，又使这个婚姻形式得以强化。中国则实行多妻制，而且，妻子也有尊单，正室为妻，侧室为妾。妻、妾成群，才显出中国男性的威风和财势。而且，娶女人的数量，正是人格等级的反映。皇帝的权力最大，所娶女人也最多，公、侯以上，依次减少。而且还有法定的人数，超过法定人数，就是越礼，越礼便成一行大罪，很可能因此而失官罢职。
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视家庭，家庭的功能远不止婚姻爱情而已。婚姻固然需要，与家庭的重要性相比，就成了次一等的事。婚姻事小，家庭事大，这在现代人看来，不合逻辑，西方人闻之会莫名其妙。而中国的家庭”妙”就“妙”在这里。中国人夫妻间虽然没了感情，但家庭还在，夫人的地位还在，她一样主持家务，一样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同样对她保持尊敬。
妻妾文化是男人主导下的家庭文化，而这种家庭文化与封建王朝是完全同构的。所谓封建时代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王朝，没有这样的文化作支点，它不可能长期存在。实际上，封建时代的家庭，远不止于仅仅包括它的血亲成员，还包括它所雇佣的奴仆。就像《红楼梦》中描写的四大家族，论其血亲成员，本也没有多少。但将奶妈、童仆、男佣、女佣、马夫、护院、园丁、杂役、厨师、管家、大小丫环，统统算在其内，也就有了几百口人。而这几百口人，代表的就是它那个大家庭。虽然家庭很大，但是等级差异更大。所以小丫环犯了错，平儿就可以作主拿她的嘴，而风姐无辜打了平儿，平儿却说没什么，“也没打着”。
家族文化的外延便是亲友文化，一般家庭倒也罢了，所谓“贫在闹市无人问”。有权有势者，就不一样了，所谓“富在深山有远亲”了。林冲是何等的一条好汉，但碰到高衙内，立码没了脾气。高衙内是个什么东西，要文没文，要武没武，要德没德，要才没才。高衙内虽然什么东西也不是，但他老爸却是个东西，而且不是一般东西，而是官居高位、掌握大权的太尉。太尉的儿子可以横行霸道，皇室的奴才就可能翻云覆雨。国家庭文化又引出外戚文化，外戚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屠杀和仇恨，而且所采取的手段，让任何人听了都会发指。
家庭是中国封建文明的堡垒。以致于对一个人的惩罚，封建逻辑下，必定株连他的家庭，严重的还要灭门三族，灭门六族，灭门九族。汉代开国元勋韩信是被灭门三族的，明代方考孺灭门十族，连他的师友也一同杀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之一，是向旧的婚姻文化开刀真正是选对攻击点。
3、祖宗文化
中国传统，敬重祖先，讲究孝道，本来是好事。但好事做过了头，正如真理错过一步便成谬误，中国的祖宗文化，至少有三大谬误。
一是孝道成了打杀青年的大棒。中国古有《二十四孝》，鲁迅先生对其极为不满，专文予以批判。但与实际情况相比，二十四孝不足道哉。汉代讲孝，正于社会发展有益，明代讲孝，已然与社会发展方向不符。因为时代变人时代变了，孝道不变，孝道就成了历史文化的负面现象。《红楼梦》中贾政与贾宝玉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人性大异化，如此作父亲，不但伤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也成为社会文明的阻碍力量。
二是为了祖宗，便拼命要多子多孙。生儿子是为了传宗接代，否则便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对不起列祖列宗。孔夫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妻子不能生育，就可以将她休掉，另娶；另娶还不能生育，还可以再休掉，另娶；另娶还不能生育，还可以再休掉。正妻不能生育，便觉得对不起婆家，于是赶快给丈夫张罗娶妾，这个才算贤慧。儒学传统不喜欢科学当然无法弄明白，不生育不见得就是女人的问题。为着儿子不借倾家荡产，有了儿子又把她看成自己的奴隶。遗憾的是，直到今天，为着儿子而奋斗的中国男男女女，还真不算少哩！而中国的人口压力，真如泰山压顶一般，全国大大小小的超生游击队，正是现代化的对象，又是现代化的“大敌”。
祖宗文化转化为儿子文化，而且转化得如此自然，如此疯狂，近乎黑色幽默。中国人推崇男性，拼命想要儿子，男儿不免心理负担太重，终于因为心理负担太重而走向自己的反面。男人者，雄性也。但中国男人最怕肾虚，又最容易肾虚。一闻肾虚就紧张得出汗，但偏偏十个男人九个肾虚。据说，大陆的中药，凡与补肾壮阳有关的，在海外华人中都十分好卖。甚至在西方的某个地下室中，警察一次发现的“虎鞭”竟有一麻袋之多——虎鞭如此之多，吃了也是白废。有人说，中国人肾虚，是因为营养不良，饮食结构不合科学。华人久居西方，再贫困也不至于营养不良，更何况能买能吃虎鞭者，没点经济实力怕也不行，何以换了环境，改了吃法，肾还是总虚。据我看来，中国人的肾虚，至少一半原因，不在生理方面，而在心理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的男儿，特权固然特权，威风自然威风，然而，面子太大了会压坏肚皮，性角色畸形会使两只腰子不堪重负。
三是祖宗成法，不容更改。孔夫子讲孝道，还有个期限，说三年不改为父之志，可谓孝矣。但在后儒眼里，祖宗成法，根本动不得，动一动就是不敬祖先。反映在儒学本身，就是儒家然人才济济，但是最少创造精神。两汉儒生一心经学，只知读，不问他事，以至皓首穷经，百无一能。明清儒生，只要中之五十岁中举，胡子都白了，牙都掉了，还高兴得发疯。中华民本身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君若不信，有史为证。但中国儒学的创造无多，对于先人的著作，不敢非议，只会注释。孔丘在公元前六世纪，教育学生用的是《六经》，程朱理学出现在公元十二、三世纪，教育学生的只剩《五经》，朱熹摘取《大学》、《中庸》与《论语》、《孟轲》合成“四书”。直到民国时代，许多私塾在教《五经》、《四书》。甚至连教《五经》、《四书》的本事也没改成《三字经》、《百家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其间经过二千四百年之久，儒学依然这样几部经典，这是《五经》的光荣，却是儒学的耻辱呢？
4、太监文化
太监文化并非中国独有，但在中国的历史很长，发展极为完备。太监文化是一种十分丑恶的令人厌恶的文化现象。太监文化折射的社会文化内容也多，大略言之，可有四个方面：
太监文化体现了男人的特权。宫廷中为什么要太监，因为女人大多，而劳务又太重，没有男性服务不行，有了男性又对皇帝的性垄断形成挑战。现代人常说，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往往超出女人对男人的嫉妒之上。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性嫉妒，男人，至少封建时代的男人才是无以复加的。太监是男人特权的牺牲品，而太监也是男性，于是太监本身就包含了双重悲哀，他们既表现了男性压迫的悲哀，又表现了等级压迫的悲哀。
太监文化体现了皇帝的特权。太监的历史早于皇帝，大约更古老的时候，它刑主要是一种刑法，但在有了君王特权之后，受它刑的人又有新的用场。太监本是刑余之人，但服务对象只是王室，因此它不但体现了男性的权力，而且体现了皇帝的权力，唯皇室才能使用太监。太监本身又有了双重身份，它在皇帝家中自然是头等奴才，但在臣子面前，却又有了另一种脾气。中国俗语“宰相面前七品官”，七品官比起皇帝驾前的太监，依然不过是芝麻一颗而且。大凡看过《法门寺》的人，都可以体悟一下宫中太监的厉害。虽然如刘瑾一般的太监，历史上确也不多，但如贾桂一样的没性别的混混，却是历朝历代，屡见不鲜。
太监文化是对皇帝文化的反证。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人的生命，所谓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头发是不能随便剪的。因为头发不能随便剪，清人入关，头发才成了与头颅等价的大问题。封建文化最重视身体，因为最重视身体，所以对人的惩处才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让你身体受苦、受伤，乃至残缺不全，直至零割碎剐，锉骨扬灰。中国古有五刑，五刑的内容，历代皆有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总是与伤害身体有关。而贯重的刑是把身体剁碎，甚至烹成肉酱，送给各位大臣传看。比死刑轻一级的就是宫刑，宫刑无论男女，男性宫刑为割势，女性宫刑为幽闭。宫刑是对生命的反动，它不像死刑一样反动的极端，却比死刑使受刑人倍受屈辱，让他们失去男性或女性，成为不男不女不配作人的人。
太监文化又是奴才文化的典型表现。太监属于超等奴才，不但皇帝对他们无所避讳，而且后妃对他们同样无所避讳，因此他们最易成为皇家的鹰犬，最易成为恶势力的帮凶。宫廷政变少不了他们，宫内自相残杀更少不了他们。正如唐玄宗少不了高力士，西太后少不了李莲英。太监文化很容易使转化为特务文化，在明代尤其如此。他们以变性的方式扮演了特务角色，会比一般特务来得更凶恶、更兽性。明代的廷杖，没有太监，不能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那么惨无人道。唯其如此，中国宫廷若没有太监参与其中，血不会流得那么多，也不会那么腥。
太监文化对人性的异化，罪责不在太监，而在被阉割了的历史文明。
5、面子文化
中国人重视面子，有时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所谓不可理喻，即面子有时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外国人和中国皇帝打交道，首先碰到的是礼仪问题。中国人见皇帝要下跪，外国人也得下跪，如果不跪，则一切无从谈起。中国古成语中有一句“嗟来之食”，一个人饿得半死，有人招呼他吃饭，但说话不礼貌，于是这人坚决不吃，宁可饿死，不吃“嗟来之食”。现代人不明此理，说他态度不好，先吃了他的饭，再打他一顿行不行？这实在是不明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子理论。面子即是礼制，没有面子，比没有命更可怕。
这其实在孔夫子时代，已然有之。孔丘最讲究礼仪，他老人家礼的学问极大，礼的规矩也极多，举凡吃、穿、住、用，没有一样不讲“礼”的。单是吃饭，已经十分麻烦，别的不说，且税九大不食。
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
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沽酒市脯，不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中国人重面子．所以多多少少有些害怕批评。一听批评就不高兴，而且想方设法要对批评者的态度、批评者的资格、批评者的动机、批评者的背景等方面大找原因。你说我屁股不干净，但态度不好，这不行；你说我屁股不干净，你的屁股也不干净，也不行；你批评得对，屁股也干净，但动机有问题，还不行。即使这一切问题均不存在，就因为你的背景不对，比如你的朋友是我的对头，或我的朋友是你的对头，又不行。
中国人害怕批评，虽然有很多极有哲理的格言，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这些美好的信条，长官大人如能实行一半，既是下属的大幸；皇帝老爷如能实行1／3，则是天下人的万幸。但其实际，也不过说说而且。说的人兴高采烈，听的人心悦诚服。但腚还没有坐热，便一闻逆言，大发淫威，不给你来个五马分尸，已经是格外开恩矣。
中国封建文化，因为以等级制作为最基础的文化体制，因此，人的独立人格很难存在。君有君格，臣有臣格，官有官格，民有民格，民格与官格相比，则不成一格，官格与君格相比，更不成一格。缺少独立人格的一大表现，即没有主见，不能也不敢自己为自己作主，对周围舆论最是重视不过，所谓“人言可畏”，在我们中国人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我们——尤其我们的祖先，对外界的臧否总是特别的重视，而在收听别人的意见的时候，耳朵特长，眼睛特亮，心眼特小，报复心特重。因为一言不慎而成灭门之祸的事情，历朝历代，皆有发生。
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信条，认定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不吃不行，两利相较取其大，该吃还吃；祸从口出，不说可以，两害相比取其轻，不该说的不说，该说的也不说。中国官僚中点头先生、划圈先生、叩头先生、没嘴先生、哼哼先生、是是先生甚多，这是一个基础性原因。
事实上，面子再大，哪有科学更大，面子再重，哪有事实更重。不管你是谁，只要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过来，并迅速改正。比如中国人古有随地吐痰的毛病，别人向你提出来，且不管这人是国人、是洋人，是学者、是无赖，是打过你亲爷的仇人、还是救过你亲娘的恩人，是抢走你女朋友的“坏人”、还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这个都不去管他，只问他说得对不对。如果有人请你生吃癞蛤模，即使这是孔夫子的建议，也该坚决顶住，或请他老人家吃个样子给你看。反之，如果有人当面提出癞蛤模生吃不得，指出者即使是秦桧，也应该立码照办。先把癞蛤模放归大自然，然后再去与这奸人理论卖国之事。
6、乡井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本，以土地为本。中国人重视土地，超过任何一个民族；但是这土地的概念，不见得是国家疆土，而是赖以生存的田地。拼命保护田地的不见得是政府，而是依靠这土地，祖祖辈辈存活繁衍的老百姓。
中国人重视土地，热爱土地，衷清热土，土地比任何东西对中国老百姓都有吸引力。这种文化心态，无论农民也好，无论地主也好，无论官僚也好，无论帝王也好，无论儒家也好，无论道家也好，甚至佛教、道教也好，大家都没有意见。中国封建时代唯在这个问题最容易取得一致，也最有共鸣性效应。
统治者最怕流民，因为流民乃是天下大乱的祸根。农民守土不流，则是国家大幸，所以中国人的理想乃是国泰民安，国家要太平，百姓要安居。不但国泰民安，还要安居乐业。安居则是国家之福，不安居则会酿成社会动乱。不论哪个时代的皇帝，但有一点头脑，或者说没有昏庸到一塌糊涂程度的，对于流民无不重视，对于无法遏止的流民浪潮，无不大伤跤筋，大感头疼。
对中国农民而言，有土地则有生活的保险．失去土地则失去生活的依据。老百姓到了卖田卖地的关头．或者表明这个百姓确实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或者说明这卖地者乃是个败家子。
中国人热爱土地，更热爱劳动。劳动不怕辛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对蓝天，年年月月，终生不息，但没有怨言，没有更高的企盼，只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中国人依恋土地，在土地中能找到无尽的乐趣。中国人的房子，不像西方人那样，向上发展，而是呈平面状态。靠山依山，近水依水，千变万化只依自然。中国人的娱乐，多与土地相干，斗蟋蟀，玩蝈蝈，驾鹰牵犬，走马射猎，以至五牲六畜，离开田舍，马上失去原始依据。
中国人热爱土地，专注于家庭，正是儒学本意。儒学在朝言忠，在家言孝。
中国人热爱土地，依恋土地，终于成为极富特色的乡井文化。美国人也曾寻根，但那只是研究，中国人的寻根问祖，则近乎宗教情感。荣耀不归乡里，不是真荣耀；落叶不能归根，不唯死者难瞑目，生者亦永不安心。
中国的乡井文化，优点在乎它可以并已经成为中国人相互依存的强大凝聚力。其缺点，则是缺少开拓性，缺乏应变力。中国封建文明二千年终于未能顺顺畅畅进入近、现代文明，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小农经济如海洋一般，要改变它确实大不容易。其乡井文化心态，也是造成中国人历久难变的重要原因7．生存文化
孟轲论王道，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轲的王道理想，不期然而然地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文明的不懈追求，其中之甘苦艰辛，非华人子孙怎能体会深深！
中国封建文化真正的依靠就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能有什么大作用，有饭吃有衣穿，鸡鸣猪壮，儿子能有孝心，老人能够吃上几顿肉，就是理想的田园生活。为着这生活，多少人劳累，多少人忙碌，多少人战风沙场，多少人血洒田原。
中国人有吃的传统，朋友礼遇，非吃不可，所谓杀猪宰羊，以待贵人；所谓“草食壶浆，以迎王师”；所谓通宵达旦，歌舞升平。总而言之，没有酒喝，没有肉吃，就不能算真朋友，就不能算真快乐，就不能算真庆典，就不能算真富贵。
中国重视吃喝，吃喝必据之以礼，本质是重视生存；所谓“食色，性也”，并非一味好吃好色。吃是生存的保证，色是传衍的保证，有食有色才能传宗接代。不但活着的人可以生而无虞，而且瞻望未来，可以后顾无虞。
一个农民，一年辛苦，所得无几，除去为儿子的婚事，女儿的嫁妆，扣除必要的积蓄之外，余下的无非穿衣吃饭，过节过年。好的年景，或有结余，差的年景，便成亏歉。
一个王朝，一年收获，大抵如是。除去国家开支，就是皇家的开支，皇家的开支也是国家的开支，丰年则有结余，歉年必定亏空。
中国农业经济基础，本身极为孱弱，其原因在此。它既禁不起自然灾害的打击，也经不起内乱外患的冲击。外患冲击，可能使国力衰竭，内乱的打击则可能使王朝倾覆。
中国小农经济基础。机生存为第一要求，视生命为第一要素，视家庭国家为第一要事，视“三纲五常＂为第一要义。而对个人信仰、个人价值、对理论的要求、对真理的探索，则是其次再次的事。中国人不喜欢抽象，不大强调信仰，也没有多少理性要求，宋明理学虽然是儒学中最重视理性思维的学说，但依然不脱传统儒学大规范。理性固然理性，还是更重视礼教的作用，在“三纲五常”上下功夫最大，对忠、孝、节、义最是着迷。
中国自古以来，有为国献身的人，有为家献身的人，有为民献身的人，有为父母、儿女献身的人，有为礼教献身的人，也有为爱情，为技艺，为某种癖好献身的人，但绝少为信仰献身的人。
儒学文化本质上不属于信仰文化。虽然它也重文明，讲理性，但它以规范为核心，而不以逻辑思维、抽象理念为特色。
8、清官文化
清官源于何时，广义言之，自商秦以来，便有清官赃官别。狭义地说，则是宋明以后大行其道的文化现象。清官中典型人物，如包拯、如海瑞、如孙安、如刘墉。史上虽有其人，事迹则多为编撰。有些人物，史书上不过三言两语，小说中则掀起滔天巨浪。有些人物，虽然于史有证，也绝对不会如小说写得那般神通广大，能力通天。
中国人盼清官，是无可奈何中的一种企望，是荒原大漠的一池清水，是久旱无雨时的一块乌云，是饥渴欲死时的一千饼。中国人盼清官，因为清官太少，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中国人依赖清官，因为没有法制；中国人想象中的清官具有无边法力，因为自己缺少伸冤报仇的能力，只好含冤，以待他人。
清官多出于宋、明时代，由此可知，中国封建文化已经走到末路。因为皇帝乃一国之主，又有假天命而御万民的无尚权威，百姓有冤，应靠万岁爷作主，不靠皇帝而寻找清官，可见皇帝的威信开始衰落了，王朝的威信开始衰落了，于是人们寄希望于有一个清官出来为民作主。大凡明、清时代的小说、评话，没有几个皇帝是有作为的。唯有文武百官中或有一个、二个出类拔萃，不同凡响，有能力拯救黎民于水火，拯救国难于危亡的忠臣良将。但这不过是一个幻想或者一出悲剧而已。到头来，不是清官不清，就是清官成了皇帝淫威下的牺牲品。清官梦的真正破灭，正是现代文明的开始。然而，中国文化却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对清官的迷梦，千呼万唤，恁地难惊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