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清末洋务派和湘军首领。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操办团练，旋扩编为湘军。次年发布《讨粤匪檄》，攻击太平天国。1860年升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与李鸿章创办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奏请派遣幼童留学美国。1870年查办天津教案，惩办民众，对外妥协，受到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有《曾文正公全集》，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不能说他没有情感，只是他的情感深藏不露。他一旦学了理学家或道学家记日记，那么他所做的就是掩饰个性、灭掉人欲，成为“无我”。他在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后，他反躬自省，以为过失涤除未尽，且越来越多，是故举意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吟诗作赋，寻章摘句，未将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以为病症在好名，“可耻”；给地方官吏写信，亲切一些，则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重写一函，“作疏阔语”；喜清谈，争口头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性事，“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到
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不免激动，说了几句笑话，回家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陪着夫人在家闷了，也立马警觉：“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此，何以为人！”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终于有成，据说他在四十岁前后灭掉了人欲。但关于他的人生之谜中有一则是，在他五十一岁，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至于他仍改不了讲笑话（今天叫讲段子）、爱论人是非的毛病，大概是灭人欲后的圣人仍需要转移升华的缘故。这样的圣人只能以变态来解释了。
但这个资质中等的人用传统中修身齐家的办法获得了治国平天下的平台，在这平台上他也确实获得了圣王的眼光，非凡的战略感、大局观和见识，正是这种眼光使他平定了太平天国，为清朝补天成功。这种眼光还使他看到了社会上层的真相，他更知道上层能生人死人的权贵们有什么样的德性和才能。他从理学起步，但他却知道理学家们不成器，“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 (仁)，然才薄识短。”他也知道传统是不行了：随着时代的变化，“艮相 (即倭仁 )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他跟两宫太后有几次谈话，印象中非常一般，认为慈安和慈禧的才地都很平常，跟他这样的国之栋梁难得见一面，却无话可说，只是应酬。掌握时局的军机大臣有亲王奕?、文祥、宝均，但奕太
聪明，想法多变，是小聪明，文为人正派，却气量狭隘，不会用人，宝更提不起来。因此，可以说，当时国中，曾一人而已。“朝廷乏人，如李鸿章评价的：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也因此，当时人都看出了他问鼎的能力，汉族士绅们尤其寄予了某些猜想，帝王学的大家王闿运甚至奔走其间。据说，左宗棠曾题神鼎山一联：“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左将此联派专人送胡林翼转曾氏，请共同删改，试探胡曾二人意向。胡拆看后，一字不动，加封转曾，曾将“似”改为“未”，原封退胡，胡拆阅，在笺尾加了两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以一字之改表明未有问鼎之意，这个儒生不愿捅破天空，一味自保。
有论者说，曾在打败洪秀全后如一鼓作气再夺天下，其一生恐怕也将困于战事不可能再于洋务上有所成就；但是，曾的事功，包括推介西学洋务的成就主要集中在战时，战后他反而处处受制，什么事也没有干成。而当时最了解西方的悲剧人物容闳曾在回忆录里对他寄予了大希望：“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说，谋中国进化，对曾来说，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他谦抑太过，过犹不及，他成全的只是他自己。
政治方面的作为已经不可假设。更重要的是，他这种谦退自律，使得他只是做了儒家的好学生，而没能突破传统文化的藩篱。也许是他的知识太旧了，即使他看了徐继畲、林则徐们拿来主义的工作，但他依然不愿思考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作为。他不是一个有思辨能力和原创能力的人，他的思考停止在跟列强平等交往以及以诚待人的基点上，再也没有前进半步。他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是否“弘道”，或“遵礼”。章太炎谓曾国藩之起兵“平洪杨”并非“赞清”，而是为了扶持“名教”。在曾国藩看来，一切治国活动，上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下至河工、盐漕、赋税、国用以及“平洪杨”这类军事活动和“曲全邻好”的华洋交涉活动，均属“礼”，即道德实践活动的范围。
比较日本同时代的社会精英，如福泽谕吉们，致力于掉转船头，启蒙同胞，“脱亚入欧”，曾国藩们本是我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变中做启蒙的最佳人选。但曾却宁愿沉默以保守某种清白，在铁屋里享用圣王之威福，也不愿告诉国人真相，甚至不曾如老、孔、庄、韩那样思救周文之弊。而这种启蒙工作最终要人来做，曾不做，他的幕僚和
朋友如郭嵩焘、冯桂芬、容闳们做得不如意，直到又一个世纪开始，到孙中山政治革命之后，陈独秀、胡适、鲁迅们才差强人意地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完成了对现代转型的某种注解。这是历史的悲剧，当然也是一种衰败文化的宿命。
曾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
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据说曾的子弟兵们有拥戴之意，他却写下一句“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来回应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