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南京某大学副教授马尧海因组织换妻被判聚众淫乱罪获刑三年半。这个关注度不亚于重庆打黑的特殊案件，以这样的结果收场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尽管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在内的不少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会有不同看法。
这令人想起90年前发生于北大的一起并没有多少人了解，其重要性大过此案千百倍的教授嫖妓案。
上世纪二十年代，文人嫖妓根本不算什么大事，更不是新闻。1919年3月，报界却爆出北大教授陈独秀嫖妓行为过分的新闻。据称，陈“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指陈]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
陈乃北大文科学长，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总编。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器重，而且在青年学子中有很高威望。拥颦和粉丝不计其数。此新闻一出，坊间议论纷纷，可谓非同小可。
1919年3月26日夜晚，一个有些古怪的四人会议决定了陈独秀教授的命运。这四位与会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唯一一位名正言顺有资格讨论陈的命运的与会者。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前身）校长汤尔和博士。此人并非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另外两位是并无管理职权的北大普通教授沈尹默和马叙伦（他们后来的经历都不普通）。他们虽然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值得一提的是，此四位同为浙江同乡。会议地点也不是在北大的办公室或会议室，而是在汤尔和的家里。
这四个浙江人同乡会式的“三·二六会议”一直开到十二点，方才散去。虽然没有留下会议内容讨论情况的具体资料，但从结果看，在陈独秀的去留问题上，会议达成了共识。并且还敲定了陈独秀离开北大的具体方式。
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悄然提前，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
这个“放逐”陈的决定，除了“三·二六会议”本身的不正常之外，四人的作用也很值得玩味。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被公认为是北大最辉煌的时代，大师云集，人才辈出。蔡先生的过人之处，除了大教育家的远见卓识，至少还体现在对人才的尊重和宽厚上。不难推定，他是不会愿意“放逐”陈的。从他回复论战者的公开信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
“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显然，是有人说服了他。这个人会是谁呢？只有在学界有广泛影响力的汤尔和有这个可能。当然与之私交很好的另两位教授也帮腔汤，也是不奇怪的。因此，有很大的可能是在一对三的局面下，蔡被说服。最终统一了意见。
此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夜，陈在五四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20年初带着他心爱的《新青年》回到上海。全身心投入到马列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中。1921年，他和他的同志在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陈虽未亲自出席建党会议，却被选为领头人。
陈因嫖妓事件被北大放逐16年后，曾同为北大教授和《新青年》同仁的胡适与当年的关键人物汤尔和有过一场通信讨论。当时中共创立的红军挫败了蒋的五次围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最终到达陕北。这对国统区震动很大。胡与汤此时的争论无疑与此有关。
有人将这场争论归纳为如下两点。
（一）“胡适认为陈独秀嫖娼属于个人私德，是“私行为”；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是“外人借私行为攻击”。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既然身在教育界，作为北大文科学长，必须做到最基本的“为人师表”，嫖娼行为是不可接受的。
（二）“另一方面，胡适认为，3月26日的去陈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陈独秀此后脱离自由主义阵营而迅速左倾。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最终也会离职而去，其思想左倾同样也无可避免。”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历史进行假设式的争论，虽然于事无补，对正确评价历史、理解现实、展望未来却并非没有参考价值。
首先，顺境很容易消磨人的意志。作为北大的名教授，青年学子们的精神领袖，还有自己心爱的刊物，更不必提以胡适为代表的那么多大师级的才子意气相投。这是一种怎样的意气风发，志得意满！如果没有非常特别的打击，他有什么理由会离开北大？陈如果没有离开北大，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到胡适等人的制肘。胡与陈曾是新文化运动中志同道合的战友。请注意一个事实，《新青年》自1919年1月第6卷起，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主编，直至陈离开北大。由此可见同仁们相互的平衡和妥协。只是陈离开北大后，胡的自由主义与陈的赤色革命思想无法调和才分道扬镳的。
其次，陈离开北大，重返上海办《新青年》，才得以全身心地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了职业革命者。客观上为其认识共产国际代表（李大钊介绍），思想上进一步左转，成立共产党都创造了条件。
第三，挫折对一个人的影响则是很大的。笔者相信，在某种意义上，嫖妓挫折才是陈横下一条心将一生交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契机！才是他思想激化的最后动因。关于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从汤尔和的日记中看出端倪。两人在路上相遇，汤看到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因此，正是北大以不恰当的方式放逐了嫖娼的陈独秀这位才高八斗的风流才子，才导致中共在他回到上海后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迅速成立，从而改变了中国现代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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