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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闽越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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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5-30


关于闽越文化若干问题的探讨

来源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内容摘要：文章结合相关的史籍文献和考古资料对闽、越、闽越的由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闽越族是在闽地土著居民的基础上于商周时期形成的，其主体是当地原始的土著居民；闽越国的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三个阶段，于汉代达到鼎盛，其历史文化彰显于世；闽越文化是闽越族人创造的文化，虽不排除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原、楚、吴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主体仍是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土著文化。整体言之，闽越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前闽越文化（萌芽）、闽越文化（形成与发展）、后闽越文化（融合或转型）三大历史时期，其内陆性与海洋性的文化特质贯穿始终，对后世福建文化（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闽 越 闽越 闽越文化
作者：汪征鲁，男，1947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薛 菁，女，1964年生，福建闽江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

 
闽越文化，概言之，即是闽越族人创造的文化。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自旧石器时代闽越族先民创造的上古土著文化至汉唐时期闽越土著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相互融合、互动产生的混合型文化，大致分为三大历史时期：前闽越文化，为闽越文化之萌芽阶段，时间上包括旧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闽越文化，为闽越文化之形成与发展阶段，时间上包括商周时期至闽越国亡；后闽越文化，为闽越文化之与中原文化融合及其转型阶段，时间上包括汉代中叶以后至唐末。狭义上则指商周时期至闽越国亡时期的文化，即是闽越族人形成至消亡（融合）时期所创造的文化，又可分为青铜时期和闽越国时期两个阶段，其中汉代闽越国时期，其文化达于鼎盛，彰显于世。从地域上说，闽越文化是以闽越族人分布范围或活动区域为依托，主要以闽江流域为中心，扩及浙、粤、赣等地的部分地区。本文拟结合史籍文献资料与考古出土材料对闽越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刍荛之见，祈蒙方家教正。
 
一、闽越之涵义
 
闽越是族称，系我国古代南方百越族群的一支；闽越也是国名，通常指西汉初年中央王朝在秦闽中故地对先秦延续下来的闽越政权正式册封的异姓诸侯国，历92年（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10年）。这在学术界几成定论。然对于闽越族之来源，学术界则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体言之主要有如下三种异说：其一，南迁说。此说认为东越（秦汉时代的闽越国）乃春秋时为楚所灭被迫南迁的越国遗族。1其二，混合说。此说认为闽越族是由福建的土著（闽族）和会稽南来的客族（越族）混合而成。2其三，土著说。此说认为闽越族“主要由当地原始先住民发展形成”。3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名物之辨。“名”是指古代文献上的记载，“物”是指考古发现，二者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之所以如此，因为文献记载主要以周至秦汉的文献为主，其以当时中原汉族政权所了解的情况与价值观作的记载，这里既有情况的模糊或残缺，又有价值观的偏颇；而“物”系指近代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然古物、古遗址的遗传与发现都带有偶然性与孤立性（或个别性）。因此，可能偏执于“名”或偏重于“物”，或仅偏重于一名一物或数名数物。只有将二者作一总体研究并辨证地考察，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从文献资料的记载看，“闽”、“越”出现的年代早于“闽越”。“闽”之称在先秦文献《山海经》第十《海内南经》有载：“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一曰在海中。”对这一段话后来解释甚伙，其分布地域大体在闽、浙、赣、粤地区，亦即中国的东南地区。后又有“七闽”之称。《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云：“（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此处“七闽”亦当泛指中国东南地区文化特征相近的若干部族，“七”为虚数，不惟指七个方国，4与后来“百越”义同。可见，此时的“闽”既为地称，又为族名，皆用以泛指我国东南地区和该地区的族群。

   “越”这个名称，学术界普遍认为源于殷商甲骨文中的卜辞“戊”。罗香林先生在其《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中说：“按越族之越，甲骨文作戊。”范文谰先生在其《中国通史》中亦疑殷墟出土的卜辞有关“戊”，即为“越国”。许慎《说文?戊部》：“戊，斧也。”“戊”本是石斧的一种，到了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则以金属制造而写作“钺”。殷代甲骨文卜辞中不乏记与越人有关之战事，如“□贞，戊不其来”、“□贞，戊获羌”、“□贞，戊不其获羌”等，5春秋时仍有“戊王钟”、“戊王矛”、“戊王戈”等记载。可见，“戊”、“越”相通，是中原华夏族人对东南沿海地区使用“戊”（钺）这种工具或兵器的族群的一种泛称。蒙文通遗著《越史丛考》亦曰：“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

    战国秦汉之际又有“百越”之称用以泛指东南及南方地区越族各支系。“百越”首见于吕不韦《吕氏春秋?恃君篇》：“杨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汉书?地理志》亦云：“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皆粤分也。”颜师古注引臣赞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近人林惠祥先生则更为具体指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6应该说，“百越”一词的出现，表明：一方面，随着中原汉族势力向南的延伸，其对东南及南方越族的认识水平有所提高，已经注意到了越族群不同的各个支系，对其称谓亦更加具体、准确；另一方面，随着东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分化、组合，又逐渐形成了各个具体的民族。因此，这时候在相关史籍中便有了“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骆越”等称谓。其主要依据或以越族各支系所居不同的地理方位，如“东越”、“南越”、“东瓯”、“西瓯”等；或以越族各支系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如“骆越”（垦食骆田）等。此亦“闽”、“越”等概念由泛称到确指之进化，且多以两个字出现。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文献记载中，“扬越”也曾用作对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尔雅?释地》：“扬，越也。”《尚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古扬州地区为淮河以南、东海之滨，囊括中国东南地区。《吕氏春秋?有始篇》：“东南为扬州，越也。”《史记?南越列传》：“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贾谊《过秦论》则说秦“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显然，此处“百越”即《史记》中之“扬越”。因此，《辞海?民族分册》认为：扬越是指战国以后对分布于古扬州之域的越人的泛称。

    相比较而言，“闽越”出现的年代较晚，其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后世“越族出于夏族”说即以此为本。

    窃以为，在探讨闽越族之来源与形成时，首先需厘清“闽”、“越”、“闽越”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任何民族的历史发展都不是纯粹的、孤立的、静止的，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关于“闽”与“越”。如前所述，“闽”与“越”在先秦文献记载中，一开始都是用作对东南地区及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闽”稍早于“越”。春秋时期，越人中的于越部分统一了周围的一些越族部落，并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建立了越国，公元前473年，越国兼并了与它邻境的吴国，曾一度“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7“越”大显于世，其称谓大有取代“闽”之势。殆战国晚期，中原汉族以“百越”来泛指我国东南和南方古代民族之后，“闽”作为族称的含义不再明显，而更多地表现为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包括浙、赣、粤一部分地区的地域概称。秦置闽中郡，则进一步使“闽”在地理上开始具有了其方位的确定性。汉代闽越国的建立，闽江流域成为“闽”之中心区域便基本定型，以后“闽”则用以专指福建，成为地理名称。而此时之“越”，因越国之强盛，亦具有了双重含义：其一仍旧为东南少数民族之泛称；其二则为越国之专称，是为“于越”、“勾越”、“大越”。

    关于“闽”与“闽越”。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表明，“闽越”是在当地原始先住民“闽”或“越”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作为百越族的一支，形成于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经过2000多年民族的演化，战国秦汉时期，为楚所灭之于越遗族被迫南迁，其中一部分融合到了闽越族，但是，闽越族之主体仍为土著居民。因此，“闽越”作为族称，先秦时期是指闽地（七闽地）的土著居民，战国至秦汉则是指闽地土著（闽族）与部分于越族（越族）的融合。《史记》中的“闽越”已经用来主要指福建的古代民族亦是无疑。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史籍中往往以“闽”或“越”作为“闽越”之简称，易言之，西汉时代的中原人只把福建的闽越人，或称闽，或称越。如《汉书?严助传》有“闽王伏辜”、“闽王殒命”等提法，又有“虽得越王之首”、“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尝所亡”等等，不一而足。上述表明：战国晚期，“闽”、“越”由泛称变成了专称，并有所确指，及于汉代，“闽越”则成为福建、浙南越族的专称。

    考古学上的研究亦为闽越族的形成提供了有力证据。考古学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遗存物，并通过这些物化的人类活动证据观察、研究和复原古代人类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尽管目前学术界对闽越族的分布范围或活动地区以及闽越国的疆域尚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福建的土著居民是闽越族的主体，福建是闽越国的核心。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和调查的资料显示，福建地区至迟在十几万以前就有人类生息、繁衍，其中闽中大谷地和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闽南沿海低山丘陵地带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活动区。如三明市万寿岩船帆洞、漳州莲花池山、闽西北山区清流县的狐狸洞、闽南东山县海域以及武夷山市虎山庙、宁德市霍童等地均有旧石器时代遗存。至于福建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迹就更多，其中平潭岛上的壳丘头遗址最为典型，其文化遗存被称为“壳丘头文化”，大约距今7000~5000年，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稍后的“昙石山文化”（因其遗址在闽侯县的昙石山发掘而得名）则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代表，其年代大约距今5000年左右。在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则有福清县东张中层遗存（亦称昙石山上层类型或庄边山上层类型），这类遗存主要分布在闽江中下游及沿海地区，包括福州、闽侯、福清，另外宁德、罗源、莆田、惠安、南安、厦门等地，北至福鼎、霞浦、福安、周宁、寿宁直至浙江东南的瓯江流域，闽江上游的邵武、建瓯、松溪等地都有发现，台湾西海岸中部和南部以及澎湖列岛也有类似遗物。这类遗存的文化特征主要是橙黄色和灰色几何硬陶和彩绘硬陶，年代大约距今4000~35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及商代前期。至商末西周时期，福建进入青铜时代，遍布以几何印纹硬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物质文化遗存，其族属是古代居住在我国东南地区的越族，这在学术界已无可争议。因为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印纹陶分布的地区与史籍记载中百越活动的地区基本上是重合的，从而把人和物统一起来了，也使史籍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研究相吻合。1974年在福建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发现的黄土仑遗址是这类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组织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先后发现墓葬9座和随葬品近200件，其中几何印纹陶占98%，而且火候极高，质地坚硬细密，器型丰富，有罐、壶、豆、杯、尊、盂、甗、疉等十几个品种，其造型、装饰工艺等方面承袭青铜器作风，反映出强烈的青铜时代风格。经过碳-14同位素测定，其年代为1300正负150BC年，距今3300年，大约相当于商代晚期或西周初期。根据文物普查材料，黄土仑类型文化广泛分布于福建大部分地区，包括闽北、闽东、闽西、闽中以及闽江、晋江、木兰溪流域的广大地区，已发现且较重要的地点有：福州、闽侯、政和、建瓯、光泽、崇安、福清、莆田、大田、南安、漳浦、福安、上杭诸县市。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从先秦到闽越国时代，福建地区出土的器物所存在的延续关系十分明显，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闽越族至迟形成于商末西周，其主体是当地的土著居民。

    闽越作为国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概念。《史记?东越列传》：“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元封元年）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从这则史料中我们可以断定：秦并天下之前，闽越地区已经建立了国家，闽越政权已然存在，此其一；秦并天下之后，闽越王被废为君长，原闽越国改置闽中郡，成为秦王朝下辖的一个郡，此其二；汉（高帝）五年复立闽越王，重建闽越国，是为汉统一的中央王朝正式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元封元年，国亡，此其三。兹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对闽越国的历史演变作如下论析：

    先秦闽越国是战国初年败于楚国的越人（于越）南下浙南及福建地区，与当地的土著越人（闽越）相融合建立起的地方政权。《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周显王三十五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指勾越——作者注），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亦有类似记载：“威王灭无疆，无疆之子侯，窃自立为君长。之侯子尊，时君长，尊子亲，失众，楚伐之，走南山。”故此，先秦闽越国建立的时间在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以后应是无疑。这时期的闽越国政权是独立的地方性政权，且属国家早期形态，无论是政权机构，还是组织形式均不够成熟、完善。

    秦朝设置的闽中郡，学术界尚存不同意见。《史记》、《汉书》都肯定秦曾设闽中郡，然《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所列举的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中惟有会稽郡，而无闽中郡，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闽中郡设置时间的争论。主要有两说：一、王国维在《秦郡考》一文中说：“闽中郡实始皇二十五年所置。”学术界多依此说。二、裴骃集解的《史记》、《晋书?地理志》以及杜佑、欧阳忞、王应麟等人的著作中，均认为闽中郡的设置应在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之后。无论哪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秦对闽中郡的管理只是徒有虚名，秦朝并未对该地区派出一兵一卒，亦未派遣任何官吏，因此，闽中郡惟名义上臣服于秦王朝，“闽越王国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8这就是文献上所说：“秦时弃弗属。”9“越未尝亡也。”1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故郡条》亦云：“秦虽置郡，仍为无诸和摇所据，秦不得而有之。”

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闽越王无诸在楚汉战争中佐汉有功，被西汉中央王朝正式分封为闽越王，并在闽中故地重建闽越国，是为汉闽越国之始。因其位于东部沿海，故又称“东越”，以区别于“南越”。从相关文献及考古资料看，这一时期的闽越国虽为汉中央王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与汉王朝的关系属于藩臣关系，如《汉书?两粤传》：“两粤（闽粤和南粤——作者注）俱为藩臣。”然其仿照西汉中央王朝的职官制度建立起了一整套较完备的政治体制，其职官设置中亦有王、侯、相、将军等，国家政权形态已经趋于成熟。从历史上看，无诸任内闽越国与汉王朝的关系是和睦、友好的，相互往来与交流比较频繁，闽越王亦定期向汉廷朝贡，晋葛洪集《西京杂记》记载：“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这不仅使闽越国的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而且也促进了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无诸逝后，其后代屡屡发生内讧，与汉廷关系日益恶化，元封元年冬（公元前110年），汉兵“咸入东越”，闽越国除。随后，汉武帝又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11至此，闽越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闽越族亦开始了与汉族及其他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闽越”便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概念，闽越活动的历史遂告终结。
 
二、闽越文化之特质及其成因
 
    闽越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或地区性文化。地域文化之所以为地域文化，是由于各地域之间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的某些差异，这种差异形成了地域文化的某种特质。关于闽越文化的特征，自先秦以来的史籍文献多有记述。如《逸周书?王会解》：“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海阳大蟹，自深桂，会稽单黽。”《汉书?严助传》：“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地传》：“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之常性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亦云：“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该传“正义”案：“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棰叠包裹，煮而食之。”《汉书?地理志》：“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许慎《说文解字》：“闽，东南越，蛇种。”《太平御览》卷四七《建安记》：“（武夷山）半岩有悬棺数千。”后世多依古籍记载，将闽越文化的特征归纳为：崇拜蛇图腾，断发文身，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山处水行，好食腥味，种植水稻，行悬棺葬，拔牙，行巫术等等，多达20多种。应该说，上述闽越文化的特征涵盖了闽越族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大体反映了闽越文化的基本面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闽越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它不是各种文化现象的简单拼盘，亦不是某些具体事物的排列组合，它应该是由众多文化具象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体系。

所谓文化，即人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产物，其核心是哲学，是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决定了文化的特质。而价值观是在生活、生产实践中产生的。

一般认为，价值是主客体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一种关系。详言之，价值就是作为主体的人的需求在实践中为客体的属性所满足的一种关系；反之，客体的属性不能满足主体的需求或阻碍、破坏满足这种需求之关系则为负价值。价值观念是这种关系在人的意识上的反映。随着价值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价值观念也不断丰富，作为主体的人有从中提炼出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标准、尺度和意义，最后凝练、升华为价值观。现在看来，某一特定的价值观不是简单的、单个的观点、原则或观念，而是一个标准、尺度和意义的系统。这里既有质的认定，又有度的把握。价值观一旦形成以后，一方面相对稳定，成为具体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以至整个社会的心理结构的导向因素、世界观的内涵、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从而指导、规范、驱动人、人群、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发展，人类的需求也在逐渐丰富化、精细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也在更新、演化，而价值观念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价值观的质变。

文化是在一个特定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中滋生演化的。地理环境对人的生活方式及禀性有着发生学意义上的塑造，之后的人文环境又使这一演化精细化与惯性化。当然，作为演化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沿革过程，也不排斥局部性的突变。这里，我们首先要对闽越文化赖以滋生演化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一概述。

    “闽越”所代表的地域范围大体与福建全境相吻合，其主要特征是多山、多水。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枕山面海，西北横亘武夷山脉，西南高耸博平山脉，东北绵延太姥山脉，东南则是茫茫东海。境内山岭耸立，丘陵起伏，河谷与盆地错落，地势呈东北-西南走向，海拔200米以上的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85%，素有“东南山国”之称。这样的环境，使福建交通不便，既与内陆腹地形成隔离之势，又使境内各区域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彼此间的往来不多，导致闽越区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和闭塞的系统，对其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闽地土著文化能够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呈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如从其文化遗存看，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漳州莲花池山文化，还是青铜时代的船棺文化，都表现出与中原文化显著不同的风格。汉代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南迁，闽越文化开始与中原文化融合、互动，这种地理环境又对福建形成古文化沉淀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大量的中原古风在这一地区得到较完整的传承和保留，使这一地区的文化呈鲜明的内陆文化特征，尤其是宋代以后，福建文化在保留闽越文化因子以及吸收和消化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理学体系——闽学，造成了福建古文化的一代昌盛，闽学亦由地方性学派一跃而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由于闽地远离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长期被隔绝于中原先进文化发展的主流之外，其发展相对落后，进化亦缓慢，故能使闽越土著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虽然闽越文化自产生伊始，就深受中原文化及楚、吴文化等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即便迄于汉代中叶以后，闽越族人被北迁，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越族人逐渐融入到了汉族之中，闽越文化亦渐渐为中原主流文化所同化，而事实上，迟至唐代以后这种融合与同化才告结束。闽越文化在强势的主流文化笼罩下，其文化残余仍顽强地延续下来，考古资料表明，入迁福建的早期汉人均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当地闽越文化的因子，唐宋以后又被吸收整合融入了福建的移民社会及其文化体系中。

    三面环山造成闽越文化发展的封闭格局，形成其内陆文化的特质，而东南临海却为其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海洋空间，从而造就其海洋文化的特质。福建海岸线绵长曲折，状如锯齿，北起福鼎沙埕港的虎鼻头，南至诏安宫江的西端，直线长约535公里，曲线长达3324公里，居全国第二位。由北而南拥簇着125个大小不同的天然港湾，其中湄洲湾、三沙湾、罗源湾、沙埕港等都是我国罕见的天然深水良港。海岸线外侧有1400多个面积达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较大的有平潭岛、东山岛、金门岛、厦门岛、琅岐岛。境内河流众多，共有29个水系，663条河流，总长12850公里，河网密度之大全国少见，主要河流有闽江、九龙江、晋江、汀江、木兰溪等，素有“闽水泱泱”之说。自古以来，闽越就是“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民族，他们善于造船，长于操舟，创造了丰富多采的、富有东南特色的“舟楫文化”。1975年福建连江出土的独木舟，据考古研究是西汉早期当地闽越人通常使用的一种独木舟，12表明闽越族人的舟船活动于西汉时期已经由河流向近海推进。武夷山地区出土的商周时代的船棺也说明了闽越族人使用舟船进行水上活动的事实。宋元以后直至明清，该地区海洋社会经济的强劲发展，海洋渔业与海上贸易强化了这一区域的海洋性特征，迄于近代推动了福建作为中西文化桥梁地位的形成，从而诞生了颇具全国影响力的“新学”。毫无疑问，闽越时代的“舟楫文化”充分体现其文化中的海洋性特质，实为后世福建海洋文化传统之滥觞。

总之，福建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培育了闽越族人“山处水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衍生出以山海相交为特征的生态经济体系，创造了闽越文化内陆性和海洋性相结合的文化特质。
 
三、余论
 
本文在阐述闽越文化的时候，使用了“前闽越文化”和“后闽越文化”两个概念，前者谓闽越文化的源头或渊源，后者则是指闽越文化的后续发展和转型。此认识基于文化的发展不是孤立着的，闽越文化并不随闽越族的融合和闽越国的消亡而销声匿迹，它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里发生影响，而且必定为该区域的后继者所承袭，惟从其主导地位退居次要地位，从主流文化变成非主流文化或亚文化。宋代出现的闽学和近代产生的新学与闽越文化的渊源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不妨从二个层面去理解地域文化的概念，一为这一地域所有文化形态的总和，这些文化形态是不同种类的、不同特质的、甚至是多元的；二为这一地域的主流文化形态或显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是一个有机系统，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一方面规定了这一文化系统的特质，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支配或制约了其他非主流的文化形态。就后者而言，其发展过程既有整体性，又有阶段性。作为主流文化形态闽文化的核心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一为古代土著居民创造的闽越文化；二为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三为以林则徐、严复为代表的新学。作为一个整体，三者的关系又表现为原生、同化、融合。闽越文化是原生文化或土著文化，当然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已不断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闽学是移民文化，是大陆文化，其之形成与传播极大地同化了原有的土著文化，一方面使之取代土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同化土著文化的同时吸收了土著文化的某些因素。而闽学与近代东渐的西学结合形成了新学。
 
注释
1、陈可畏：“东越、山越的来源和发展”，《历史论丛》第一辑，1964年，第161页
2、朱维幹：“闽越的建国及北迁”，《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
3、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7页
4、学术界多依《周礼?职方氏》之“七闽”：“祝融之裔，避难于濮。其后子孙入闽，分处其地，而为七，故曰七闽”而视“七闽”为闽族的七个支系或七个方国。清代蔡永廉《西山杂记》亦云：“闽为七族，泉郡之畲家，三山之蛋户，剑州高山，邵武之武夷，漳岩之龙门潭，漳郡之兰太武，汀赣之客家，此即七闽也。”
5、朱俊明：“古越族起源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8页
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1页
7、《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
8、陈国强等著：《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86页
9、《汉书》卷64《严助传》
10、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秦未灭二国条”
1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
12、卢茂林：“福建连江发掘西汉独木舟”，《文物》，1979年第2期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犯我文化作文者，虽远必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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