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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区域文化特征导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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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5-30



闽南区域文化特征导论

来源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内容提要：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所逐渐造就的。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在文化思想、社会行为等方面，均显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汉文化的传播，闽越土著习俗风尚及其人文特点的沉淀，与多源复合的人文性格、冒险打拼的进取精神、异军突起的文化学术、历久不息的乡族观念、杂乱无序的民间信仰，共同构成了闽南区域文化的鲜明特征。闽南文化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补强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使自身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适应新的时代需求。
关键词：闽南文化 二元结构 特征
作者：陈支平，男，1952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枫，女，1972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闽南文化的形成及其发展，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磨合，以及东南沿海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所逐渐造就的。从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区域文化，闽南与台湾应当同属一个分区文化圈，即“闽南区域文化”，或者可以将之称为“闽台区域文化”。

                  一、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

闽南区域文化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秦汉以前，闽中土著居民与中原的交往不多，土著民俗自成体系，史称这个时期的越族人，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盛行原始巫术。到了汉代，中原人士依然认为闽中及其居民为“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汉晋至五代，中原汉人开始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闽中由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或土著为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自动转化为汉族，闽越族的一些习俗风尚及其人文特点也沉淀下来，成为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是福建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形成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特别是宋代闽学的兴起，对于包括闽南文化在内的福建文化以及民间的习俗风尚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的文化礼俗提供了比较良好而又特殊化的条件。

经过唐宋时代的锤炼，作为一种具有某些独特性格的闽南区域文化已经基本形成。元明时期，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经历了海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强烈冲击。明代中期以后，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更加掺杂混合了多元的经济成分。与此同时，思想文化界酝酿着求新求变的思潮冲动，更是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走向成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闽南区域文化特征”，无疑应该是以明清时代的闽南区域为基本表征。

闽南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虽然是伴随着中原文化在福建的传播而向前发展的，中华主流文化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所谓的中华主流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潜移默化之中。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中“诸子百家”争相辉映、充满生机活力的年代，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儒家文化逐渐成了这种政治体制“独崇”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为维护中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及融合吸纳多民族的文化因素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唐宋以降，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日益朝着极权专制的方向迈进，因循守旧、虚伪逢迎、营私舞弊的官僚恶习，逐渐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风气。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变异。一方面，空谈高调的道德标准往往令人可望而不可即，而另一方面，迷信权势、唯利是图又成了许多士大夫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可以说，从宋代以后，虽然还有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力图坚守先秦儒家的道德规范，但是从整体上看，围绕着政治统治核心的中原主流文化，日益出现了虚伪凝重与抱残守缺的异化倾向。

中原主流文化基本上是由北向南而向各个边陲地带传播的。相对而言，越是边陲地带，其所受到的中原主流文化影响就会越弱小一些。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边陲地带，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文化渊源也多有不同，因此各个边陲地带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程度以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将是各自不同、多姿多彩的。

就福建的情景而言，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东面朝海，西北面是武夷山脉，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把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这是造成福建区域文化特征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相邻区域有所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而在福建内部，著名的河流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等，都是发源于西北部山区而流向平原，是北方汉人入闽后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栖居地。但是这些江溪与江溪之间，大多被山脉隔开，交通比较困难。这种以不同江溪流域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小经济区域，把福建分隔成许多不同的民系。这种的地理环境特征，自然而然地使得福建区域有着“天高皇帝远”的潜在意识。而闽南区域又与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区域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就使得闽南区域文化更有着远离中华文化中心的地理特征。

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不一定就可能造就独特变异的区域文化。事实上，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随着唐宋时期北方汉族移民文化的大量进入，福建及闽南社会一直把接受儒家正统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核心位置。中华儒家主流文化始终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然而所不同的是，当宋明以来中原主流文化日益走向虚伪保守的时候，福建特别是闽南区域的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性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闽南面向海洋、勇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都使闽南这种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较少或较缓受到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在明清时期的闽南区域文化中，能够较多地体现儒家早期许多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甚至于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种文化变异的历程，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了。

在这样有所差异的历史变迁中，闽南区域文化就显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在文化思想方面，科举制度的羁绊及官僚体制的束缚，固然促使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成为政治文化的殉葬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富有社会文化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其摒弃因循守旧、追求革新变化的思潮往往能够比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更能先声夺人；在社会行为方面，不尚空谈高调，脚踏实地，务实做事，努力进取，是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效益，商品意识较强，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又与中原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保守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补强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而在其自身的结构上，她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潜移默化式的、带有一定文化变异意味的区域文化变迁历程，是闽南区域文化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最本质的力量源泉。


二、多源复合的人文性格

闽台现有居民的绝大部分，在追溯先祖的时候，无不声称是来源于华夏的中原地区，其实这只是一种对于中华核心文化的向心追寻而已。从民族人类学的角度来考察，福建和台湾等中国南方的居民来源是多方面的。即以最重要的北方来源而言，也并不是如一般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来源于河南中州，或来源于所谓的“河洛文化”，而是来源于中国的所有区域。[

这些天南海北不同地域的人民，经历了不同时代的迁移，汇合于福建，成了福建与台湾现有居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闽越人对福建现有汉民系统形成的重要性，古代闽越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现有福建汉民血缘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也是我们研究南方民系及其文化时所不应忽视的。

福建汉民系统多源的复合，造就了福建地区众多的方言类别。各个民系在南迁定居于福建各地之后，由于各自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不同，又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当地土著即古代闽越族的一些语言特点，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方言区域。甚至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畲语、壮语、瑶语等，也都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和相互渗透影响的关系。

语言是民族、民系最能表现自身特征的文化现象之一，而在福建地域方言中占有重要一席的闽南方言，更是联络、凝聚，以至于传播闽南区域文化的一个不可替代的人文纽带。

福建汉民系统的组成部分，还不仅仅只是北方移民与古代闽越族这两种，复由于福建面临大海，自汉唐以来都是中国海上交通的重要地点，海外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的内移定居及其血缘在福建汉人中的流播，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海外民族尤其是阿拉伯人对于福建汉人民系的影响，又集中体现在闽南区域之内。因此可以说，闽南与台湾的汉民系统血缘组合是多方面的，由此而造就的人文性格，无疑是多源的复合体。

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的模式分为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这两大类型，认为中国文化的南、北之异大于东、西之别的格局，时至今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这种概述，从整体的情景而言，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闽台区域的汉民系统是一种多源的复合体，它的人文性格吸取了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的多种文化成分，并经过闽台特定地域和社会的不断磨合、扬弃，以及历史时代的千锤百炼，最终形成了一些兼备南北、糅合汉回越各族的人文性格特征。

闽台汉民既重农敦本、守成俭约，同时又注重诸业并举、重商求富；既崇尚正统、慎终追远，同时又慕异求新、灵活适变。宋明以来福建民间生业的多样化，以及屡屡敢于突破政府的禁令，天南海北，搏财于惊涛骇浪之中，便是这种多源复合型人文特征的一个重要表征。再从闽台居民的行为习尚上看，宋明以来，闽台居民在文化科举学术诸方面的突出成就，充分体现了他们向往儒家文化以及蕴涵南方人那种文雅柔秀的品格。同时，古代越人粗犷剽悍和中东阿拉伯人轻生疾仇的性格，或多或少都给闽南居民的行为习尚中增添了另类的因素。因此直至明清时期，闽南居民特别是沿海各地的居民，仍然有着相当突出的强悍不屈的作风。据地方志记载，漳州一带，“危樯高舰，出没驶风激浪中，脂腻所归，无所畏苦……凶悍喜斗，睥睨杀人”，“习于攻击，勇于赴斗”，“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矮健，相为羽翼”。

泉州府的一些乡村，“多尚武节，劲悍绝人，居若处女，无屠狗掘塚之习，遇患难提戈赴斗，轻死如归，踵踵而是，古称燕赵之士慷慨赴死，亦出于仁义，斯其近之，抑亦习俗然焉”。正因此如此，福建人既敢博命轻生于波涛汹涌之中，也敢于披坚执锐面对强敌，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明代的俞大猷、清代的陈化成，只是闽南人的著名代表人物而已。康熙年间（1662～1722年），沙皇俄国日益东侵中国的领土，福建的藤牌兵，远赴数千里之外的前线，浴血奋战，阻止了沙皇俄国的东进，最终迫使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俞家军、藤牌兵以及明末清初郑成功集团的海上舰队，都充分体现了福建民系强悍不屈的行为性格，这种性格与文雅柔秀的品格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而使得福建区域文化特征更加显得异彩夺目，多姿多样。

多源的民系组合所导致的多元人文性格，必然也会衍生出某些超越传统规范约束的社会心理，特别是由边陲变异文化观念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固的区域本土认同感、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那种自我表现、自我欣赏的社会文化心态，却不能不在一定程度滋生着对于传统与现实的叛逆反抗作风。这种叛逆反抗作风，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既可以成为大一统政治文化的某些障碍，同时又可能是突破传统束缚、催发新生事物的思想摇篮。

]三、冒险打拼的进取精神

闽南区域文化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较富冒险扩迁精神。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固守家园，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但是，由于闽台社会的形成是与迁徙扩展紧密相连，因此，在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人的社会心理中，安土重迁的观念相对不那么牢固，只要有利于拓展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搬迁移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举动。

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一直以农耕经济作为文明发展的经济基础，数千年来始终奉行“以农为本”的立国之道。而边陲地带的福建地区，农业环境相对恶劣，农耕经济所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的资源比较有限。早期闽越族的土著先民，其生计就不是以农耕为主。汉唐以来，从北方中原等地迁移来的汉人，虽然把农耕传统移植到福建各地，致使福建各地的农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受到农业资源的限制，人们不得不在农业之外寻找更多的生业方式。闽南区域以其面对大海的便利，很早就形成了与海外通商的传统。随着宋代泉州各地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大量阿拉伯人的来闽经商，闽南区域文化习尚中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百姓商品意识较强，为商从贾的意愿比较强烈。一旦有了适宜的社会环境，闽南人可以在农业的困境中迅速崛起，从工商业的领域寻找到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福建人多地少，素有“三山六海一分田”之说。明清以来，在福建本地的生产生活空间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显得日益狭窄的情况下，福建居民便毅然背井离乡，到新的地域去谋求发展。而闽南区域则以其面临大海的便利，居民向外搬迁移民的情景更为频繁，闽南人扩迁的足迹遍及国内外的许多区域，其中尤以南中国及东南亚地区为主要的扩迁方向。

闽南人移居外地，往往把闽南方言也随之移植，所以现在流行闽南方言的区域，并不以闽南地域为限。闽南方言随着南海海岸向雷州半岛、海南岛传播。明清以来，随着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开发台湾，闽南人把自己的方言布满整个台湾岛，加上闽南渔民们在闽东的三沙、沙埕，浙东的平阳、舟山一带定居，闽南方言又在那里播下了众多的方言岛。在福建北部山区如浦城、武夷山，江西南部的赣州、宁都一带，也都有一些零星的讲闽南方言的村落。在全国海岸线当中，估计闽南方言占据的约有三分之一。至于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还在许多区域内盛行闽南方言，则由此可见闽南人随着民系的播迁而所产生的影响力之深远。

在明清时期私人海上贸易兴盛的吸引下，福建沿海居民又纷纷下海谋生，犯禁贾贩海内外。其具有的冒险开拓精神，还体现在“亦商亦盗”的具体行为上。如明代福建海商的兴起，便是因为与政府的禁海政策所不相容的福建沿海人民所固有的冒险反叛精神，促使他们走上“亦商亦盗”的道路。他们既是做买卖的商人，又是杀人越货的强盗，当海禁较为松弛或开放海禁时，他们往来贩鬻于东西洋之间和中国沿海各地，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是商人的身份；一旦禁海，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不得不转商为盗，成为海寇。这种状况虽然有起有伏，但一直到清代后期以至现代也还时有所见，嘉庆年间震动数省的蔡牵之乱及近代福建沿海的大规模走私活动，都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亦商亦盗”的行为是福建人民富有冒险进取精神受到传统政治的压制而异化出来的一种畸形物。激烈的海盗行动，对于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无疑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里，这种过激的行为，为冲破传统政治的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当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东来，其本身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海盗性质，西方海盗的出现给中国沿海地区和海商的活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中国的政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以郑芝龙为首的福建海商力量，勇敢地拿起武器，采取武装贸易的方式，一方面继续维持与荷兰人的贸易关系，另一方面又对荷兰海盗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抗，一直到17世纪上半叶，福建海商依然能够控制住东南海上的贸易权。可惜的是，福建海商的这种强悍而又进取的作风，得不到中国政府的正确扶持和引导，而是处于内外交攻的困难境地，终于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国际贸易的主导权日益丧失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然而福建海商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努力在逆境中寻求新的机遇。时至今日，闽南区域特别是泉州沿海一带，依然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自唐宋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相当著名的地域性商人，但是大部分地域性商人集团都衰落了，明清时期名盛一时的“徽州商人”和“山西商人”，也在近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消失了，唯有闽南区域的“福建海商”，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和近现代的种种磨难之后，浴火重生，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

正因为福建人普遍具有某种冒险开拓的人文性格，所以到了现代，福建籍的华侨华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据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统计，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国移民至少有2000万，其中90%以上侨居在东南亚。而在这数千万的华人华侨，大多数是来源于闽南地区。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闽南人勇于离乡离井、开拓异邦的冒险进取精神和漂泊坚韧的苦难历程。


四、异军突起的文化学术

]闽南区域文化的第四个显著特征是重视教育，文化学术事业异军突起。福建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学术事业理所当然地落后于中原地区。这种状况不能不给边陲地带的移民社会带来一定的自卑心理，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素以中原士族后裔相标榜的福建士民，十分珍惜自己的祖先从中原不断南迁带来了重视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把接受和推广儒家文化作为建构福建社会的首要任务。加上唐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致使福建地区的文化教育，经过汉晋、唐代的酝酿初创之后，到了宋代，已经迅速赶上中原的先进地区。尤其是闽南地区，在山多地少的福建堪称农业生产环境优良，与海外的经济文化联系密切，发展文化学术事业的条件比起福建的其他区域显得优越，儒家文化的教育和普及更是走在福建的前列。这一点从宋明清时期福建中进士及其在全国进士人数中所占的比例较高上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

但是，福建毕竟偏隅于东南海滨，地方文化教育再怎么发展，也较难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的主流。不过福建山清水秀，其所孕育的灵俊人才与海洋文化所熏陶的进取性格，往往使福建的人才群体在中国人才的群星璀璨中脱颖而出，形成异军突起的局面。步中原之后的自卑心理一方面可以催人奋进，然而边陲文化的变异，又往往能够产生一定的自赏自傲的心态。这两极心态的交融作用，在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配合下，闽南区域文化中就会形成一种耻为人后的领风气之先的思想追求。

唐代的福建处于初开发时期，虽然陆续有一批士子登进士第，但在全国取得突出地位的人物并不多。到了宋代，不必说如兴化的蔡氏、闽北的曾氏、泉州的吕氏，在当时的政治权力舞台上炙手可热，显赫一时，即以文化学术而言，以兴化蔡襄为首的福建书法家群体和以闽北朱熹为首的理学学派，其文化与学术地位在当时无疑足以傲视中华，无人可以与之比肩。应当指出的是，被后世尊奉为“中国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其在世时是以清议的本色而屹立于闽中的。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偏安于半壁江山，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学术，均弥漫于腐败昏庸之中，以朱熹为代表的一批福建学人，目击国家的衰败与世道的沉沦而痛心疾首。他们著书立说，批评朝政，很快引起了国内正义之士的注目与拥戴，而朱熹本人也成了一些当权者的眼中钉，被斥为“伪学”，屡屡遭到政治迫害。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摆脱不了“托古改制”的老路，但是他那种敢于面对权贵，坚持自己的道德标准而与当权者相抗衡的性格，无疑是福建文化学术能够异军突起的精神支柱。至于朱熹生前历经磨难，身后却备受推崇，被明清统治者奉为理学正宗，支配中国思想界达六七百年之久，这是出于后世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与朱熹坚持“清议”的人文精神毫不相干。而朱熹本人对于闽南区域的过化及其学说对于闽南区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今处处可见。宋明时期闽南区域涌现出来的一批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者，无不与朱熹的影响紧密联系。

明清时期，福建籍人士进中央政要者不乏其人，这与其他省份的政治人物大同小异，本不足道。难能可贵的是，当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股反抗传统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福建泉州的李贽。李贽出身于一个典型的汉回结合的商人家庭，从小在沿海浓厚的海商气氛中受到熏陶。作为一个进步的思想家，他敢于冲破当时传统网罗的束缚，卑孔叛圣，对传统儒家经典著作采取批判态度，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提倡童心，要求思想解放，这对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禁锢人心”是一个大胆的冲击，在严密思想封锁的历史长流中，迸发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可是引人注意的是，李贽等人的这种新的人文思想，并不能在当时的时代里得到顺利的滋长，李贽本人被迫害致死。但是他的影响却在外国或在数百年后的祖国发挥进步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吉田松阴，自谓在生死观上颇得力于李贽《焚书》的启发，在日本民主革命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后至五四运动时期，吴虞等人也曾引用李贽的学说作为反传统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一切都说明了作为福建人的李贽，有着极为执著而深远的求新求变的人文性格。在明清易代之时，清兵南下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而出生于海商、海寇之家的郑成功，毅然弃儒从军，率领福建子弟兵称雄海上，与清王朝周旋达数十年之久，并且果断决策进兵台湾，驱逐荷兰殖民统治者，并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传布于台湾岛。历史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及其家族集团的收复台湾，很可能就没有祖国的宝岛台湾。不论是抗清，还是收复台湾、开发台湾，尤其是对于台湾宝岛文化教育的提倡和儒家文化的传播，郑成功及其部属的历史贡献都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五、 历久不息的乡族观念

闽南区域文化的第五个显著特征是家族组织完善和乡土观念浓厚。汉晋以来北方士民不断移居福建并取得生存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以家族的实力作为后盾。在渡江南迁的过程中，在兵荒马乱的恶劣环境和交通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每每统率宗族乡里的子弟们，举族、举乡地移徙，从而加强了相互扶助，巩固了血缘关系。当他们到达新垦地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聚族或聚乡而居的形式，以应付新的环境，稳固自己已经占有的生存空间和拓展本家族、乡族的社会势力。与此同时，汉唐五代时期北方汉民大规模地迁居闽中，切断了闽中越人土著原有文明的发展，而代以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制度。这对此后福建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开发与发展，起了主导性的、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北方汉民迁居闽中后，在当地原有闽越土著文明面前，还是显示出中原文明的相对先进性，从而也就自然地表现出他们本身的自豪感和优越性。尤其是在晋、唐、五代的迁闽高潮中，中原汉民是以统治者的身份进入闽中社会的，这就使得入闽的中原世家，一开始就以门第相高，以世阀自豪。而那些贫穷的入迁汉民以及原有的福建土著为了适应社会生存和谋求发展的需要，也纷纷附祖塑宗，建祠堂、修族谱、崇祭祀，相标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血缘家族的观念与关系促进了福建文明的开发和进步。此外，北方汉民入闽之初和福建早期开发，缺乏应有的政府控制力和社会秩序，人们取得生产和生活空间，大多依仗自身的势力，甚至于依仗乡族的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促使人们借助于家族的力量，为自身谋求更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奋斗，也就不能不进一步加强了血缘家族的观念和关系。这无疑是宋元以来福建民间家族制度和家族组织较中原地区更加严密与完善的重要原因。

家族制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不但对福建特别是闽南区域文化发展史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即使是在明清以来闽南居民向省外、向海外拓展的过程中，它也因具有一种内在的凝集力量而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闽南居民的向台湾、东南亚移民，也往往采取家族性迁移的形式。近代以来海外华侨创办现代企业，也都充满着家族管理的色彩，家族的凝集力量是这些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家族的凝集力同时又引发了移居海外的族人的乡土观念，使他们眷念故土，与家乡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把侨汇源源不断地寄回故乡，成为近代以来闽南经济以至福建经济的一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的进步，许多华人华侨和台湾同胞投资于故里，在家乡办企业、建学校以及创办各种社会慈善福利机构，这都对家乡的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家族组织毕竟是一种带有某些割据性质的社会基层组织，它对闽南社会所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为了争夺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家族之间，特别是大族之间的对抗争斗屡见不鲜，大族欺凌小族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家族间的武装械斗事件频频发生，成为闽南地区的一个非常特异而又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种长年不休的乡族械斗，其影响所及，连移居台湾、东南亚的族人也都纷纷卷入。因此，闽南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固有其支援家乡建设的优秀传统，但也有热衷于家乡的家族组织建设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与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禀性。近代以来，闽南的祠堂、寺庙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宏丽可称得上中国之最，而修建这些祠堂寺庙的资金，相当一部分是来源自海外的华侨华人的。清末以来泉州的东西佛会械斗和兴化的乌白旗械斗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十年，其背后的经济支撑主要也是来自海外的汇款。这些陋习，对于闽南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不利的。至于从闽南区域文化中移植到台湾的“分类械斗”，同样成为清代以来台湾地区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闽南家族组织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随着宋明以来其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日益增强，其浓厚的家族乡土观念也呈现出无限扩大化的趋向。人们往往可以随时随地根据实用功利的需求，界定家族和乡族的范围，或扩展家族和乡族观念的外延。家族以外，以房为界；各房以外，家族为界；家族之外，可以同姓联宗或者异姓联宗；家族、宗族之外，可以扩展为乡族；乡族之外，可以扩展到行政区域、方言区域；面对外县、外方言区而言，这种乡族乡土观念又可以扩展为全省。这种过于扩大化的家族乡土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许多福建人之间的人造畛域和排外心理。闽南人素以在外经商和出洋谋生闻名于世，但在他乡异地，往往不能有效地整合整个闽南侨民的全体力量，创造更为良好的事业环境。而是各自分割，甚至以邻为壑，或是同乡同族成为一个小集团，或是以某县某府成为一个小集团，或是以某一方言区为一个小集团。即使是小集团内部，也往往因乡贯姓氏的不同而难以团结。闽南人与台湾人由于浓厚的家族乡土观念而派生出来的这种不善于团结的变异性格，同样也是我们在探讨闽台文化特征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六、杂乱无序的民间信仰

闽台区域文化的第六个显著特征是民间宗教信仰特别杂乱无序。闽台民间宗教信仰的杂乱无序，与古代闽越土著的信仰崇拜有一定的继承联系。古代闽中社会生产力低下，又远处边远偏僻之地，故土著闽越人有“信巫尚鬼”的习俗。当时的“越巫”颇闻名于中原地区，《史记》载西汉王朝中央盛称“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

汉晋时期北方汉民开始入迁闽中，闽中不少地方尚处于山高林深、瘴雾弥漫的原始状态。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和解释一些难以理解的自然、社会现象，人们在积极开发生产的同时亦不得不寄托、求告于神灵的护佑和指示。这样，闽越土著“信巫事鬼”的传统便被入迁的汉民部分地继承了下来。再加上北方汉民入闽以后的生存竞争以及宋元以后的冒险犯禁活动，使人们普遍产生了功利主义即“有求必应”的宗教观念。于是，就逐渐地形成了福建极为怪异的民间宗教信仰现象。

宋明以来，闽南区域的商品经济继续进步，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本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将有效地促进文化的进步，但是宋明以来闽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却为民间的鬼神崇拜提供了更为良好的经济条件，闽南区域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向，神灵鬼怪崇拜比比皆是，千奇百怪，荒诞不经。虽然如此，福建各地在修建这些荒诞不经的神灵寺庙时，却是不吝赀财，极尽铺张，以至于宫庙林立。并且，庙会祭祀的场面招摇壮观，演戏宴饮杂陈并备。而由民间宗教信仰杂乱无序所引起的信风水、祈阴福、信巫不信医等恶习，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根据近人的研究，明清以来闽南的民间宗教信仰，大体可以分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道教俗神崇拜、瘟神与王爷崇拜，以及画符念咒、卜告抽签、扶乩降神、跳神问亡、驱邪治病、祈风祝雨、斋醮普渡、迎神赛会等等名目。


就世界宗教发展史而言，宗教信仰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从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但在福建则不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功利的需求，随时随地创造出许许多多新的神灵，使鬼神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越来越繁杂。这其中既有闽越族及其他原始土著残存下来的鬼神崇拜，又有从中原传入的道教、佛教、民间信仰所崇拜的各种神灵，还有从邻省以及印度、阿拉伯国家、欧洲、日本等国家传入的各种神灵。同时，闽南区域及台湾区域土生土长的神灵数量也非常多，构成了十分庞杂混合的神鬼体系。中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民间宗教信仰可以与闽南区域相比拟的。闽南区域以及台湾区域，如今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甚至于世界经济最具有生命力的区域之一，但是这两个有着共同文化特征的闽南文化圈区域，却成了中国在民间宗教信仰方面最为繁盛和杂乱无章的区域。

闽台民间宗教信仰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闽台民间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文化特征。民间宗教信仰的盛行，固然起到了团结家族内部、乡族内部甚至民系内部的某些社会作用，但是他们之间的割据性和排他性也是十分明显的。明清两代以至于现代，闽台各地因迎神赛会所引起的宗族械斗和民间纠纷屡屡发生，它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狭隘的家族乡土观念，不利于民间基层社会的稳定和协作。同时，庞杂而无休止的民间信仰活动，浪费了社会的大量资源。时至今日，福建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盖庙拜神一呼百应，建校劝学则冷冷落落的可悲现象。闽南以至台湾文化的这种劣根性，必然对这一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以至于社会的稳定，都将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从文化形成史的角度来探讨闽南区域文化中的民间宗教信仰，我们显然不能把闽南及台湾杂乱无章的民间宗教信仰简单地看成一种社会现象而已。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讲到的，边陲文化变异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文化的自卑心理与文化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心理的重叠结合。唐宋以来，福建特别是闽南的士民，固然一方面孜孜不倦地从中华主流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吸取塑造自我的文化营养，从而使自己融入到中华文化的整体共同圈内；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化的自我表现心理又促使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有别于他人的文化成分显露张扬出来，尽管其中的有些文化成分是相当另类的。我们在探讨闽南及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的时候，无疑应当通过这种社会现象的表象，而从文化特征上去寻求其存在的价值所在。

闽南区域文化特征是在近两千年社会文明的开发历程以及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中所逐渐形成的，她的深刻内涵和表现形式丰富多彩，以上所举的仅是一些较为显著的特殊点而已。

透过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特征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本质做出这样的总结：闽南区域文化是一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既向往追寻中华的核心主流文化，又在某种程度上顽固地保持边陲文化的变异体态；既遵循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文化体制并积极为之做出贡献的同时，又不时地超越传统与现实的规范与约束；既有步人之后的自卑心理，又有强烈的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的意识；既力图在边陲区域传承和固守中华文化早期的核心价值观念，却又在潜移默化之中造就了诸如乡族组织、帮派仁义式的社会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文化结合体，可以把许多看似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人文因素，有机地磨合和交错在一起。也许正是这种二元文化结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闽南区域文化及其社会经济的持续生命力，从而使得闽南社会及其文化影响区域能够在坚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有所发扬，有所开拓。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及台湾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生态的变化，闽南文化与台湾的文化演进中都掺杂了某些多元文化的侵蚀，从而使得闽南与台湾的区域文化中产生了一些相互变异的地方。然而就整体的状况而言，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是经过长时期的积淀而成，短时期的外来侵蚀，并不能对区域文化的演进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闽南区域或者说闽台区域文化的核心部分，依然是一致的。随着海峡两岸社会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交往的恢复和加强，这种文化的认同与联系也将随之进步。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讨论闽南区域文化与闽台区域文化，无疑是相当有益的。


以上均见林国平等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概述》，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参见杨绪贤：《台湾区姓氏堂号者》，台湾新生报社1981年版。

]参见陈支平：《推展客家民系与其他民系的比较研究》，载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编《第四届国际客家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11月。

乾隆《龙溪县志》卷10《风俗》；民国《云霄县志》卷6《风俗志》。

嘉靖《永春县志》卷4《风气习尚》。

[vi]参见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卷1《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停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vii]参见黄仲昭：《八闽通志》卷3，《地理．风俗》；司马迁：《史记》卷12，《孝武本记》。

[viii]参见林国平：《闽台民间信仰源流》，台湾幼狮出版社1996年出版。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犯我文化作文者，虽远必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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