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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地域与扬州文化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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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使用道具 楼主   发表于: 2010-05-30


扬州地域与扬州文化

来源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内容提要：在新石器时期，扬州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丰富的地下资料。古老的淮夷，在这里建立了邗国。春秋时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使扬州处于淮河入江的交会点上，从此奠定了扬州在水运交通上的枢纽地位，一直影响到扬州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优越的历史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和军事作用，广泛的国内外文化交流，使扬州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从而凝聚成扬州地区统一的文化精神。它的包容性，使其生生不息，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升华；它的开放性，使其幅射近远。与各地域文化渗透接轨，融进中国的整体文化。扬州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秀出的一枝。
关键词：扬州 地域 文化 源流 形态
作者：朱福烓，男，1937年生，扬州学派研究会副会长。
 
　　隋炀帝对扬州的地理形势有一个很概括的说法：“淮南江北海西头”，即扬州北接淮河，南濒长江，东近黄海。就水而言，还有一项最重要而直接的：大运河直下扬州，纵贯南北。
 
　　具体的说，扬州及其辖境位于江苏省中部的江淮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地貌以冲积平原为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扇形倾斜。地理坐标为北纬31°56′-33°25′，东经119°05′-120°35′之间。扬州城区位于北纬32°24′，东经119°25′。气候温和，无霜期长，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但由于地处江淮下游，时有江淮并涨的洪涝威胁，辖区内地形的复杂，也易涝易旱。
 
　　扬州西北有蜀冈。蜀冈为长江北岸的阶地，土地平旷，北有溪河汇注的雷塘提供水源，适宜城市聚落的兴起。冈下为江水泛滥的河漫滩，地势低湿，不堪居住。至隋朝统一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泥沙不断往北岸堆积，边滩淤涨，主流南移，江岸达今三汊河、杨子桥，施桥一线，蜀冈下退出四十里宽的冲积平原。东晋南朝以来，陆续有少量的人在这里垦田和居住。隋炀帝重开邗沟，绕蜀冈下而南，然官衙仍置于蜀冈之上，唐初，扬州大都府衙等亦集中于蜀冈，皆未移下平地。隋代运河开通而云集的工匠商贾，只能在近蜀冈下沿运河两岸的平地卜居择处。直到公元8世纪以后，即中晚唐时期，蜀冈下才成为人烟稠密的地方。这和扬州的交通、经济发展有关，但重要的还是蜀冈下冲积平原的最后形成和稳定。
 
　　考古学的发现说明，扬州地区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都与扬州有或远或近的关系。1993年在扬州高邮发现的龙虬庄遗址，因发现于高邮一沟乡龙虬庄而得名，属青莲岗文化类型，而又有自身的显著特点。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二米，分属新石器早期和晚期。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骨角器、石器和少数玉器，其中尤以骨角器最为丰富多样，且磨制精良，有的还有钻孔、镂空成为各种刻划装饰。陶器以夹蚌末灰陶为主，也有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彩陶，与同时期的淮北刘林、大墩子遗址以红陶为主的情形差别很大。葬俗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双人葬和多人合葬的。在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有一组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据专家初步考证，此与夏初已使用的甲骨文为同一系统的文字的雏形。遗址中还发现较多的接近于现代粳稻的人工栽培稻炭化颗粒，这在江淮地区属首次发现。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把扬州地区的先民文化上推至约六千年前。有人提出，龙虬庄遗址作为江淮地区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可称为考古学上的龙虬庄文化。有关研究证实，继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后岗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按，刘林在今江苏邳县），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刘林期的先民们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促进了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并对江淮地区及长江下游、辽东半岛等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上述地区正是后来淮夷族系的活动地区。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期，扬州就活跃着远古人类。在扬州胥浦甘草山、陈集神墩和邗江七里甸葫芦山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又为两三千年前扬州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
 
　　上面提到的淮夷，在商周时期已是一个较强大的古老民族。商代末期，帝乙和他的儿子纣王帝辛，不止一次出兵攻打“人方”。“人方”，即今山东、安徽、江苏一部及淮水流域原东夷、淮夷生活的地方。每次战争规模都很大，战线也很长，商的军队“为虐于东夷”，大肆杀戮，掠夺财物，俘获夷民为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商虽然一度征服了“人方”，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力消耗殆尽，再加上纣王的种种倒行逆施，致使民怨沸腾，兵卒倒戈。周武王抓住时机，一举灭商建周，纣也身首异处。《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即指此事。
 
　　然而不久，淮夷又崛起于淮水中下游及濒海一带地区。当新建立的周向黄河下游推进的时候，淮夷又成为强大的抵抗力量。这酿成了西周初期一场对淮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重压之下的淮夷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大致算来，自周初至穆王、厉王、宣王之世，都不断和淮夷发生过战争。“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征南，伐南淮夷”一类的文字，常见于史籍和铭器的有关记载中。
 
　　周通过一系列平乱的胜利，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原来主要居于淮水以北的属于淮夷的各方国部落，除少数沦为鲁的附庸外，大多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大概就在这期间，一批淮夷来到了“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扬州，与商末被迫迁来这里的一部分淮夷会合。在濒江高岸的蜀冈上，建立了一个周的势力未能达到的方国——干。干，象桠杈的木棒形，徐灏《段注笺》：“疑干即古竿字”。刘节先生云：“干其本字，象捕鱼之器”，“皆海疆业鱼之民”。干国即捕鱼民族之国，大体近是。干加上“邑”作“邗”，乃是大大小小有了一座城。自从淮夷在蜀冈上立国，一直到唐以前，虽屡易其名，这里一直是扬州城的城址。
 
　　据《左传》载：“鲁哀公九年（周敬王十四年，前486）吴城邗，沟通江淮。”一般的解释是，春秋末季，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与晋争霸，出于战争的需要，一举灭掉邗国，在邗国的原地筑城以备军需，并于城下凿沟以通江淮。城系筑在邗地，故称邗城，沟凿于邗城下，故称邗沟。
 
　　吴王夫差的这座作为都城的邗城，“北抱雷塘，西处蜀冈”，城的南沿贴近蜀冈南麓的断崖。城呈方形，版筑（即用土夯成），周长约十公里。城南有两道城垣，外城垣和内城垣之间有濠，外城的外侧也有濠环绕。传说城无南门，北面仅有一水门，只有东西设有城门。这种筑城方法，与江南的越城、奄城有相似之处。
 
　　邗沟是我国第一条人工运河。当时镇江与扬州间的江面宽四十里，邗城西南滨临长江，邗沟即由此绕城南而东北流。经今高邮南三十里的武广湖与渌洋湖之间，再入离高邮二十里的樊良湖折向东北至博芝、射阳二湖，再折向西北夹耶（不详）至山阳入淮河。邗沟主要是运用相隔于江淮之间的天然湖泊联缀开凿而成，故流程曲折，全程三百八十里，要比直线距离长出许多。从此，长江、淮河两大流域贯通起来了。尽管湖道不宽不深，大型兵船尚难以通行，毕竟开创了南北水上交通的新局面。
 
　　在近代以前扬州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运河的巨大作用，邗沟的开凿，实开其端，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东汉时广陵太守陈登开樊良湖北口入津湖、白马湖，不再东绕博芝、射阳二湖，而直抵末口，史称“中渎水”，此为苏北大运河的前身。隋开皇七年（589），文帝为准备征伐江南的陈朝，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再次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扬州）之间自淮入江的运道。这条山阳渎大体是吴邗沟的故道，主要是减少了曲折。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于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征发淮南民工十万余人重新开凿邗沟，在原西道的基础上拓宽，自山阳直入扬子江，全长三百多里。从此使处于水运枢纽的扬州日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越形势，更为唐代扬州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基础。
历代扬州都有其独具的光采，而以汉唐清更为辉煌璀璨。汉代扬州是众多封图的都城，诸侯王的活动，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为一而蜀次之也。”清代扬州为两淮盐务的中心，又是漕运的转输中心，呈现出“扬州繁盛今胜昔”的局面。据乾隆时户口册直隶一省之数，不足当扬州一府。人口的增长，反映了扬州不断发展的趋势。
 
　　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环境，纷繁众多的事件，使扬州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方面都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并直接造成了扬州文化的丰富和提升。
 
　　政治与文化互动是很显然的。前面提到的西汉初建都广陵的吴王刘濞，他利用封国内的丰富资源，招天下亡命者“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推向全国。当时有“吴邓钱布天下”的说法，邓是邓通，吴即吴王刘濞，他们铸的钱成为全国通用贷币。又开邗沟支道，从茱萸湾（今扬州湾头）向东通海陵仓（今泰州市），以便盐运。如是者三十年，国用饶足，以至免去封国内人口的赋税。这些做法，造成了广陵的富庶与繁华，对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很有好处，并为广陵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这样做也别有用心，即积蓄力量与朝廷抗衡，后来果然发生了以吴国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维护国家的统一，树立朝廷的权威，是历史的主流方向。时在吴王刘濞身边的文学之士枚乘，看出了刘濞的用心，写了一篇文章，用讽喻的手法加以劝谏，这就是有名的《七发》。《七发》是汉人写汉事，或许可以说是用文学来包装的实用文章。所谓《七发》，是据所写内容而立，用《文选注》的说法：“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启）发太子也。”后来着意模仿这种形式，竟形成了一种“七”体。一篇文章创造了一种体裁，这在文学史上是很特殊的事例，在扬州文学史上更是开山之作，其文化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了对封国的管理与控制。继吴国而立的，是景帝的儿子江都王刘非。刘非“素骄，好勇”，非等闲人物，武帝即位，派了一位大儒家董仲舒来做江都相，时时对刘非加以匡正。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正谊明道”，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应该说，这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对人的最高要求。“正其谊，明其道”，“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一个准则：不谋求一己的私利，不贪求一时的近功。推而广之，义正于人间，其利莫大焉；道明于天下，其功莫大焉。也即是说，合乎正义的利，才是最长远的利；合乎明道的功，才是最大的功，天下之功。这就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和大谊大利，大道大功高度地统一起来，有很深远的意义。正谊明道的思想，对扬州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极大影响，成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衡量，是附着于人的心灵的文化积淀。
 
　　隋平陈以后，江南局势并不安定，一些豪族竟发动叛乱。为了控制和安抚江南，逐调“冠于诸王”的杨广为扬州总督镇江都。在“抚”的方面，杨广下了很大功夫。当时隋朝以胜利者自居，傲视江南人。而江南人瞧不起北方人的，是他们没有文化，或是不懂文化。没有文化不懂文化的统治有文化懂文化的，江南人不服。杨广首先抓的就是文化。他调整了对“吴中本位”的高压政策“息武兴文，方应光显”。《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记六》云：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书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其中不少是来自南方的著名文人。如此行动，团结了江南士人，融合了政治氛围，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对隋代的社会政治大有好处。扬州一地的文化，也实受其惠。
 
　　南朝盛行佛教，唐杜牧诗《江南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很好的形容。对待佛教的态度，同样直接影响到江南人的心理和情绪。杨广在这方面也做得很为得体。他在江都设立四道场，玉清、金洞两道场接纳道士，慧日、法云两道场接待僧众。在慧日、法云两道场内，集中了江南许多为名僧学僧，他们在两道场内搜集经文，整理佛藏，使江南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杨广和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的关系，尤为人所称道。开皇十一年（591）杨广将智顗请到扬州，这年十一月，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授予“总持菩萨”的法号，杨广则授智顗“智者”大师的尊号。直到智顗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固然隋文帝和杨广都崇信佛教，但以上举措，政治、文化意义大于宗教意义，对稳定江南功效甚著。
 
　　杨广即位后曾三下江都，他是把江都和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同等看待的，江都郡守秩同京兆尹。这里面有游乐的部分，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扬州对江南仍是关键所在。隋炀帝在江都建有江都宫、显福宫、临江宫（亦名扬子宫）等宫室，这些离宫别馆既有杰阁崇楼，又有风轩水榭，传说中还有如洛阳“迷楼”那样的扬州迷楼，是御苑和园林的结合。当时有许多北方匠师来到江都参与这些工程，他们与南方匠师交流融合，促进了建筑技艺的提高，丰富了建筑文化的内涵。后来扬州的造园艺术能兼南北之长，应是从这时开端。
 
　　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唐代扬州最称富庶，是人文荟萃之区，许多诗人为扬州所吸引，联翩而至，写下了为数甚多的讴歌扬州的诗篇。“烟花三月下扬州”，“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等华章名句，道尽了扬州的繁华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特别值得一提的，唐代扬州洋溢出的青春气息，给诗人们以极大的感染，对他们的诗风有良好的影响，只要遍读一下唐代诗人的扬州诗，就会得到深刻的印象。这在中国文化更和文学史上，尤其是扬州文化史上，是璀璨明珠和宝贵财富。
 
　　唐代扬州的恢宏气势，拓展了学者的胸襟和吸纳精神。江都李善为《文选》作注，是个大手笔，在文字训诂、校勘、史事考辨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书成后要儿子李邕谈看法，李邕认为父亲的注着重释事，而不大注重“典原议”与“书例使用义”之间的关系，也即“释事而忘义”。李善同意儿子的看法，要李邕“补益”，李邕本着“附事见义”原则，修改注文，李善看后认可，遂“两书并行”，这为后来的文选学起了开山的作用。这件事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仅学术上的气魄和严谨，这种父子相师的宽容与从善的态度，折射了当时扬州的城市精神。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另一面：慑于清政府文字狱的严密，使学者不得不向故纸堆中讨生活。其实这是一面之词。慑于文字狱，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岂能因此而造成学术上的登峰造极。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励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须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须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士和商不再是两不相干的阶层，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与扬州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戴震，父亲是徽州布商，戴震少时曾跟随父亲在外经商；扬州学派中阮元的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轻时有过经商的经历；汪中年轻时是扬州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学商的。《扬州画舫录》上记载过一位经学家纽树玉，是一个贩运木材的行商，“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扬州），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真是做生意不忘治学。社会经济富裕，商人富有，学者间富于同情和互动，加上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思想较为解放，学术昌盛就有其必然性。当时相继而起的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等，都是这一土壤的产物，扬州有广阔的文化市场。
 
　　商人，主要是扬州盐商，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使转而面向文化。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由商人而进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会文化事业，乐于出钱出力。具体一些人物和活动，已成为扬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如著名的“扬州二马”，富藏书，喜结交文士，为学者的撰述提供种种方便，并为他们刻书流传，他们自己也有著作传世，至今为人所称道。盐商们对扬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尤有普遍意义。显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马”之一的马曰琯独力重修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置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庆间，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修义学一所，供贫家子弟入学。书院学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进入盐商出资兴办的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当时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均隶属于盐运使管辖，以财赋之余培育人才，教师的待遇亦较他处为优。盐运使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的书院全靠盐商财力支持。这本身就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康熙时命曹寅在扬州主持辑校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乾隆时在扬州汇编《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颁赐的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要由两淮盐运使负责管理，这固然由于扬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艺美术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种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点，还是借重扬州的财力，主要是盐商的财力。
 
　　大造园林，在盐商中蔚然成风，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称。现在扬州的园林，多是那时留存下来的。园林的豪放与婉约兼蓄的风格，创造了一种富有扬州个性的园林文化。
 
　　消费的需要带动了消费业的产生。当时扬州的茶楼、酒肆、浴室、书场、戏台遍及城乡，在全国首屈一指，形成和逐步丰富了一种消费文化，淮扬菜系臻于成熟，搓背、修脚有了规范，由满足口腹之欲和人体之需上升为有美学意味的艺术。这又反过来引起人们的休闲兴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饮茶和沐浴），成为较普遍的生活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精致。自然而然地，一种民俗文化渗透进社会的底层，使扬州人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品尝出深永的滋味，提高了文化品位。
 
　　扬州交通在扬州文化上的体现，可以说无所不在。扬州是交通发达的地区。隋唐以来，由于运河的开凿和得到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和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造成了扬州经济发达，促进了扬州与国内外文化的交流。
 
　　由于水运的重要，历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扬州地区的水利建设，例如开元二十六年（738），润州剌史齐浣从瓜洲开出一条二十五里长直达扬子镇的伊娄河（亦称瓜洲运河或扬州新河），改变了江沙淤积，阻塞通航的情况，贞元四年，因“扬州官河淤垫，漕挽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疏浚官河，引水直至城内，使舟船畅通。宝历二年（826），因城内官河又复淤塞，盐铁使王播开十九里长的七里港新河。此河至今仍发挥作用。此后宋、元、明各朝对运河都有过较大规模的整修和开凿。清代的漕运，是扬州再次繁荣的因素之一。
 
　　交通枢纽的地位，必然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中心。唐代扬州市场上，浮梁的茶叶，豫章（今江西）的木材，景德镇的瓷器，川中的蜀锦，各地的药材，比比皆是。扬州本地的铜镜，金铝器、玉石雕刻、木制家具、?帽、蔗糖等，成为最受欢迎的交换品，从这里远销南北。水运的需要，推动了扬州造船业的兴盛。刘晏任盐铁使时，倡议造船，造船的地点就设在扬州。船的规模很大，一船要用百万钱，说明造船技术的高超。
北宋推行“转船法”（接力运输），由江南荆湖两浙诸路来往真州的船，回去时准许改为盐运，大有助于淮南盐业的流通。
 
　　清代非常重视漕运，漕运又与治河相关，康熙听政不久，就把治河、漕运与平三藩列为三大要政，“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漕、盐、河又为“东南三大政”，扬州“地兼三者之利”，其重要性可知。朝廷为了“恤丁伍而通商贾”，实际上是为了减少或抵付漕运的费用，准许漕船加带一定数量的“随船土宜”，即地方土特产品，可以免征税秒。随着商品流通的日益扩大，“随船土宜”的数量越来越多，据当时的情况，由南往北的大多为手工业品，如丝，棉织品、纸张、竹木籐器、铜铁器，以及杂货、油、酒类、干鲜果品等食物；由北而南，大多为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这些“随船土宜”沿途下卸，客商买卖，有的不准带过黄河，“令其于淮扬一带卸卖”。运丁将货买给商人，商人再批销或零星出售，扬州成为热闹喧嚣的交易市场。
 
　　长期的大规模的物资交流，使扬州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品种和内容，经过扬州人的融化吸收，在日常生活和习俗上，有所丰富和改变，形成新的社会文化风采。许多专业店铺和专业街巷的出现，构成了别具风味的商业文化风景线。在清代，随着外地来扬商人的日益增多，南北货交易的日益频繁，为了互通声气，联络乡谊和进行商业竞争，各地纷纷在扬州建立会馆。会馆本有同乡会与同业公会的性质，于是同时带来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在商业交流的同时，也进行了内容广泛的文化交流。
 
　　还可以一提的，清代漕运水手为了互通声气和互相协调，渐渐结成了“粮来帮”的民间秘密组织。后来漕运衰退，水手离船上陆，由“粮来帮”结为“青帮”，他们在两淮江北地区，或贩私盐，或行劫掠，其对社会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对清政府的反抗性。青帮活动范围广大，内部变化也多，直到建国前扬州仍有其组织，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特殊文化现象之一。
 
　　交通的便利，对文化交流的推动，过远的不谈，就唐代而言，九百卷《全唐诗》，收录了两千二百多位诗人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作，那些唐诗史上享有盛名极富光采的诗人，大多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骆宾王、孟浩然、祖泳、王昌龄、李颀、高适、李白、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李绅、李德裕、徐凝、张祐、杜牧等。其中少数是在扬州任职，多数是抱着“南北相过殊不远，暮潮从去早潮来”的心情特来观览，或把扬州作为纵游南北的中心点时常往来的。他们写下的大量反映扬州的诗篇，可以组成一部极富形象魅力的扬州史。宋代除在扬州作官的如韩琦、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等，他如梅尧臣、苏舜钦、黄庭坚、张耒、尤衮、辛弃疾、姜夔等，都有扬州名篇传世。明代的汤显祖、袁宏道，清代的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等，他们在扬州游历中所吸取的社会生活素材，经过提炼溶入于作品中，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而永垂久远。
 
　　表演艺术离不开跑马头。四方辐辏、人文汇聚之处，正是演员们转益多师获得艺术肯定的地方。元代著名女杂剧艺人珠（朱）帘季，早年在大都活动，后来在扬州演艺，使她在艺术上独步一世，达到了“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使人忘记了她“背微驼”的缺陷。关汉卿《南吕·一技花·赠朱帘秀》中说：“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就是写她在扬州的这一段生活。
 
　　清乾隆时四大徽班进京，也与扬州交通有关。北京、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的《中国京剧史》中说：“乾隆时期，北京和扬州——北——南两大戏曲中心。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会合点，水运繁盛，商业发达，又是盐商的集中地，因之各地戏曲艺人纷纷流向扬州。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以扬州为驻跸之所，地方官员、商绅大事铺张接驾活动。于是这里的戏班最多，水平最高，戏曲演出也最兴盛。”这是实际的情况。徽班进京之初，以高朗亭声名最著，高原籍扬州宝应，除演戏水平高，亦有管理才能，掌三庆班三十余年，人称“青蚨主妇”。
 
　　在扬州的交通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扬州对外的文化交流。
 
　　唐代与波斯，大食的交往，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陆上“丝绸之路”，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亦称“香料之路”。中唐以后，由于海上交通发达，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波斯、大食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当时广州、洪州、扬州、长安胡人最多，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郭大贝在《省道志》中·列举中国的海港共有四处，自南向北为龙景（越南半岛灵江口北岸）、广府（广州）、越府（宁波）、江都（扬州）从胶州航海，四日可到广州，由广州八日可到越州，由越州六日可达扬州。波斯、大食人到广州后，为了到扬州做生意，他们北沿浈水（现称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东北翻越梅岭（即大瘐岭）进入赣江，由赣江穿过现在江西省，经洪州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长江直抵扬州。如果北上长安则可由扬州沿运河至洛阳，再经陆道入长安。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广州和扬州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胡人在扬州开了很多胡店，商品大多为珍宝、贵重药材和胡食店。随着胡人在扬州的聚居，伊斯兰教也传入扬州。由唐至宋，波斯、大食人没有中断过和扬州的来往。南宋末，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扬州传教，在扬州建有仙鹤寺。后来逝于扬州，葬于古运河东岸的土高冈上，称“西域先贤普哈丁墓”。寺与墓至今保存完好，墓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扬州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见证。
 
　　唐代扬州，是中日两国交往的直航港口之一。不少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横渡东海，在扬州登陆，然后才北上长安。著名的如长期留居中国，最后“埋骨盛唐”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即是于717年随第八次遣唐来唐留学，先抵扬州，后循陆路北上长安。日僧荣睿、普照来扬恳请鉴真东渡，历经磨难，终抵于成，对日本佛教律宗和传播盛唐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所共仰的。
 
　　圆仁号慈觉大师，是贞元间入唐求法的日本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的弟子。他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唐文宗开成元年，836）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入唐求法，不幸遇险船破，至承和四年再度出发，五年（838）始抵扬州登陆，受到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的优待。先在当地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梵书，又从全雅学佛典，此后足迹遍及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等地。在中国留居的十年中，写下了《入唐求法礼行记》，对当时唐朝的风俗礼仪、官府制度、地方组织均有记载，还提到战争及外交问题。除详载了唐代的佛教情况外，还涉及到道教、摩尼教等。其中对扬州有生动的描写。他在扬州登岸后的第一个印象是：自（禅智）寺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城……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记。还有记他在扬州市场上兑换砂金的比值。《行记》中特别提到“又于（龙兴寺）东塔浣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阁题云：过海和尚素影。更中门内东端建《过海和尚碑铭》，其碑序记鉴真为佛法渡海之事，称‘和尚过海遇恶风，初到蛇海，长数丈余，行一日即尽，次至黑海，海色如墨等者。’尤为可贵。这些都是研究唐代扬州的珍贵史料。圆仁后来归国，也是从扬州出发的。
 
　　在扬州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军事活动和事件。军事活动固然有其军事上的正面或负面的意义，其在文化上造成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尤其是迸发出的精神火花，照灼千古，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
 
　　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有广陵人召平立即投身到义军的行列。陈胜派人四出略地，召平奉命回到广陵做策动工作，事情正在进行中，忽然传来陈胜在奋战秦章邯失利，从陈败退的消息，在紧急关头，召平当机立断，立即渡江来到吴地（今江苏苏州），找到拥有八千精兵的项梁、项羽叔侄，假托陈胜的命令，授与项梁为楚王上柱国（相当于后世的相国），并告诉他们：“江东已定，即引兵西击秦！”于是项梁、项羽便率领八千精兵由吴渡江，向西去迎击秦兵。这支军队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起来。公元前208年陈胜由陈败退，被叛徒庄贾杀害以后，项羽、刘邦等组织的起义军继续对秦进行顽强的斗争。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项梁、项羽是广陵人召平假托陈胜的命令所授的侯王将相之一。召平的事迹留传下来的不多，但他在关键时刻能够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其作用是明显的，他的功劳也是不可埋没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留下了他的名字，也足以不朽了。
 
　　三国时，吴国拥有江东，魏国据有北方。中原魏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广陵介于南北之间，吴国水军北上攻魏，必须经由邗沟；魏国南下攻吴，东路必经由广陵，广陵遂成为江淮军事重镇。这种所谓“瓯脱”之地，双方都难以占有，魏置广陵郡于淮阴，吴由江南的扬州遥领。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出兵攻吴，相持3个多月，未能取胜，只好撤军。后曹操怕淮南沿江的郡县为孙权所得，要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内迁，老百姓听到风声，包括广陵在内的十万余众纷纷渡往江东，跑孙权那边去了，曹操后悔不迭。自此广陵成为人烟稀少的空旷之地。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和六年因处理内部动乱，两次抵达广陵，这个广陵乃指徐州所属的广陵泗口（邻近魏广陵郡城淮阴），然后从这里到广陵故城。见吴方军容稳肃，防守严实，感叹说：“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了有一首《至广陵马上作》，据《三国志·魏志》说：黄初六年，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戌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因于马上作诗。城而曰“故”，说明广陵城荒废已久。这大概是三曹诗中唯一写扬州（广陵）的诗。
建安二年（197），曹操曾命陈登为广陵太守。为了推行曹操的屯田制，便利农田灌溉，陈登在广陵之西开凿了一个周广九十八里，可灌田千余顷的蓄水塘，人称“陈公塘”（今扬州仪征境内）。因邗沟曲折迁远，水道淤寒，不便航行，又改凿邗沟西道，缩短了航程，其路线相当于今里运河一线。这些设施主要着眼于军事目的，对人民的生活也有好处，对扬州的开发很有贡献。陈登曾请名医华佗来广陵为他治过寄生虫病，华佗在广陵收了个徒弟吴普，创造了“五禽戏”。这在医学史上很有名。扬州后来建有“吴大王”庙，是纪念华佗和吴普的。
 
　　东晋淝水之战以前，执掌朝政的谢安，推荐他的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镇广陵。谢玄遵照谢安的指示，在广陵组建了以长住江淮的北人为主力的北府军，成为后来淝水之战的劲旅，广陵则是指挥的重镇。淝水之战的胜利，与广陵关系很大。
 
　　淝水之战胜利后，作为主帅的谢安身居高位，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但也受到王室的猜忌，特别是受到孝武帝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排挤。谢安以准备再次北征为由，离开朝廷，出镇广陵的步邱，筑“新城”以居。谢安还在新城东北之较远处，筑平水埭以灌溉农田，“随时蓄泄，岁用丰稔”。后人追思他的功绩，把他比做西周时辅佐周室的召公，称此水埭为召伯埭。至今扬州江都还有召（邵）伯镇，镇上有许多关于谢安的纪念遗迹，是有名的文化古镇。
 
　　唐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临朝称制，事实上准备正式称帝。这年九月，时贬官柳州司马的李敬业（原姓徐，因祖父徐世勣佐唐开国有功，赐姓李，名勣，故以李姓）与唐之奇、杜求守及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等在扬州起兵，李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府，声讨武后。为了说明讨伐的理由和号召各地响应，骆宾王为李敬业写了《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从维护李唐的正统出发，反对武后篡权，文词雄辩，鼓动性强。后李敬业兵败，骆宾王不知所终，但这篇《檄》传世久远，受人称道，为古文选本必选之篇。因为事件与文章均出自扬州，成为扬州军事史上有名的一笔。
 
　　在扬州地区的历次战争中，那些坚持民族大节，誓死不屈的英雄人物，更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宋末文天祥在扬州有一段艰辛的活动。他为了躲避蒙古兵的追捕，找机会奔向南宋，在极危险的情况下，辗转于扬州四郊，夜行昼伏，苦不堪言。他有《至扬州》诗二十首，每一首都是实录，记述了道途的苦难艰危，跃动着一颗“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报国精神。李庭芝与姜才在国破家亡之际，坚守扬州与蒙古兵作殊死的斗争，当时蒙古兵已进入临安，朝廷奉表称降，并颁诏李庭芝放弃抵抗。谢皇太后的诏书云：“……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举歌内属，自守孤城，勤劳甚至。但根本已拔，纵欲固守，民其何辜？勿重危一方之人！”恭帝赵显的诏书是：“举国内属，根本已拔。诏书至日，可顺天时，丞相归附。”李庭芝斩钉截铁地回答：“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断然拒绝投降。最后在泰州城破被捕，与姜才一起押至扬州，慷慨就义。明末史可法，于国家危亡之际，率众坚守孤城，忠贞不渝。他对敌方谕降的回答是：“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被捕后对方礼敬有加，婉言劝降，史可法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亦终于慷慨就义。他们所表观的固然是一种民族气节，民族精神，更是长期蕴育的一种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对后人是巨大的启发和激励，至今为人们所尊崇景仰。扬州过去有“双忠祠”，奉祀李庭芝和姜才；现在保存完好的史公祠，奉祀史可法。他们对扬州人的精神气质，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影响，而且体现在方方面面，渗透进时时处处。
 
　　综上所述，优越的历史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和军事地位，广泛的国内外文化交流，使扬州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这种多元性多样性凝聚成扬州区域统一的文化精神。它的包容性，使其生生不息，在历史进程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升华，臻于广大圆融；它的开放性，使其国辐射近远，与各地域文化渗透接轨，共同融进中国的整体文化。同时，又始终保持显示了自身区域文化独特风貌，突出了中国文化的无限丰富性。扬州的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秀出的一枝。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犯我文化作文者，虽远必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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