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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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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05-30
扬州地域与扬州文化
来源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内容提要:
在新石器时期,扬州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高邮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提供了丰富的地下资料。古老的淮夷,在这里建立了邗国。春秋时吴王夫差城邗,沟通江淮,使扬州处于淮河入江的交会点上,从此奠定了扬州在水运交通上的枢纽地位,一直影响到扬州此后经济文化的发展。优越的历史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和军事作用,广泛的国内外文化交流,使扬州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从而凝聚成扬州地区统一的文化精神。它的包容性,使其生生不息,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升华;它的开放性,使其幅射近远。与各地域文化渗透接轨,融进中国的整体文化。扬州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秀出的一枝。
关键词:
扬州 地域 文化 源流 形态
作者:
朱福烓,男,1937年生,扬州学派研究会副会长。
隋炀帝对扬州的地理形势有一个很概括的说法:“淮南江北海西头”,即扬州北接淮河,南濒长江,东近黄海。就水而言,还有一项最重要而直接的:大运河直下扬州,纵贯南北。
具体的说,扬州及其辖境位于江苏省中部的江淮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地貌以冲积平原为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扇形倾斜。地理坐标为北纬31°56′-33°25′,东经119°05′-120°35′之间。扬州城区位于北纬32°24′,东经119°25′。气候温和,无霜期长,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但由于地处江淮下游,时有江淮并涨的洪涝威胁,辖区内地形的复杂,也易涝易旱。
扬州西北有蜀冈。蜀冈为长江北岸的阶地,土地平旷,北有溪河汇注的雷塘提供水源,适宜城市聚落的兴起。冈下为江水泛滥的河漫滩,地势低湿,不堪居住。至隋朝统一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泥沙不断往北岸堆积,边滩淤涨,主流南移,江岸达今三汊河、杨子桥,施桥一线,蜀冈下退出四十里宽的冲积平原。东晋南朝以来,陆续有少量的人在这里垦田和居住。隋炀帝重开邗沟,绕蜀冈下而南,然官衙仍置于蜀冈之上,唐初,扬州大都府衙等亦集中于蜀冈,皆未移下平地。隋代运河开通而云集的工匠商贾,只能在近蜀冈下沿运河两岸的平地卜居择处。直到公元8世纪以后,即中晚唐时期,蜀冈下才成为人烟稠密的地方。这和扬州的交通、经济发展有关,但重要的还是蜀冈下冲积平原的最后形成和稳定。
考古学的发现说明,扬州地区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都与扬州有或远或近的关系。1993年在扬州高邮发现的龙虬庄遗址,因发现于高邮一沟乡龙虬庄而得名,属青莲岗文化类型,而又有自身的显著特点。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二米,分属新石器早期和晚期。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骨角器、石器和少数玉器,其中尤以骨角器最为丰富多样,且磨制精良,有的还有钻孔、镂空成为各种刻划装饰。陶器以夹蚌末灰陶为主,也有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彩陶,与同时期的淮北刘林、大墩子遗址以红陶为主的情形差别很大。葬俗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双人葬和多人合葬的。在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有一组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据专家初步考证,此与夏初已使用的甲骨文为同一系统的文字的雏形。遗址中还发现较多的接近于现代粳稻的人工栽培稻炭化颗粒,这在江淮地区属首次发现。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把扬州地区的先民文化上推至约六千年前。有人提出,龙虬庄遗址作为江淮地区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可称为考古学上的龙虬庄文化。有关研究证实,继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后岗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按,刘林在今江苏邳县),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刘林期的先民们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促进了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并对江淮地区及长江下游、辽东半岛等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上述地区正是后来淮夷族系的活动地区。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期,扬州就活跃着远古人类。在扬州胥浦甘草山、陈集神墩和邗江七里甸葫芦山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又为两三千年前扬州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
上面提到的淮夷,在商周时期已是一个较强大的古老民族。商代末期,帝乙和他的儿子纣王帝辛,不止一次出兵攻打“人方”。“人方”,即今山东、安徽、江苏一部及淮水流域原东夷、淮夷生活的地方。每次战争规模都很大,战线也很长,商的军队“为虐于东夷”,大肆杀戮,掠夺财物,俘获夷民为奴,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商虽然一度征服了“人方”,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力消耗殆尽,再加上纣王的种种倒行逆施,致使民怨沸腾,兵卒倒戈。周武王抓住时机,一举灭商建周,纣也身首异处。《左传》昭公十一年所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即指此事。
然而不久,淮夷又崛起于淮水中下游及濒海一带地区。当新建立的周向黄河下游推进的时候,淮夷又成为强大的抵抗力量。这酿成了西周初期一场对淮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重压之下的淮夷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大致算来,自周初至穆王、厉王、宣王之世,都不断和淮夷发生过战争。“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征南,伐南淮夷”一类的文字,常见于史籍和铭器的有关记载中。
周通过一系列平乱的胜利,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原来主要居于淮水以北的属于淮夷的各方国部落,除少数沦为鲁的附庸外,大多被迫向江淮流域迁徙。大概就在这期间,一批淮夷来到了“淮南江北海西头”的扬州,与商末被迫迁来这里的一部分淮夷会合。在濒江高岸的蜀冈上,建立了一个周的势力未能达到的方国——干。干,象桠杈的木棒形,徐灏《段注笺》:“疑干即古竿字”。刘节先生云:“干其本字,象捕鱼之器”,“皆海疆业鱼之民”。干国即捕鱼民族之国,大体近是。干加上“邑”作“邗”,乃是大大小小有了一座城。自从淮夷在蜀冈上立国,一直到唐以前,虽屡易其名,这里一直是扬州城的城址。
据《左传》载:“鲁哀公九年(周敬王十四年,前486)吴城邗,沟通江淮。”一般的解释是,春秋末季,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与晋争霸,出于战争的需要,一举灭掉邗国,在邗国的原地筑城以备军需,并于城下凿沟以通江淮。城系筑在邗地,故称邗城,沟凿于邗城下,故称邗沟。
吴王夫差的这座作为都城的邗城,“北抱雷塘,西处蜀冈”,城的南沿贴近蜀冈南麓的断崖。城呈方形,版筑(即用土夯成),周长约十公里。城南有两道城垣,外城垣和内城垣之间有濠,外城的外侧也有濠环绕。传说城无南门,北面仅有一水门,只有东西设有城门。这种筑城方法,与江南的越城、奄城有相似之处。
邗沟是我国第一条人工运河。当时镇江与扬州间的江面宽四十里,邗城西南滨临长江,邗沟即由此绕城南而东北流。经今高邮南三十里的武广湖与渌洋湖之间,再入离高邮二十里的樊良湖折向东北至博芝、射阳二湖,再折向西北夹耶(不详)至山阳入淮河。邗沟主要是运用相隔于江淮之间的天然湖泊联缀开凿而成,故流程曲折,全程三百八十里,要比直线距离长出许多。从此,长江、淮河两大流域贯通起来了。尽管湖道不宽不深,大型兵船尚难以通行,毕竟开创了南北水上交通的新局面。
在近代以前扬州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运河的巨大作用,邗沟的开凿,实开其端,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东汉时广陵太守陈登开樊良湖北口入津湖、白马湖,不再东绕博芝、射阳二湖,而直抵末口,史称“中渎水”,此为苏北大运河的前身。隋开皇七年(589),文帝为准备征伐江南的陈朝,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再次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扬州)之间自淮入江的运道。这条山阳渎大体是吴邗沟的故道,主要是减少了曲折。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于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征发淮南民工十万余人重新开凿邗沟,在原西道的基础上拓宽,自山阳直入扬子江,全长三百多里。从此使处于水运枢纽的扬州日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优越形势,更为唐代扬州的空前繁盛奠定了基础。
历代扬州都有其独具的光采,而以汉唐清更为辉煌璀璨。汉代扬州是众多封图的都城,诸侯王的活动,对扬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代正如宋人洪迈所说:“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为一而蜀次之也。”清代扬州为两淮盐务的中心,又是漕运的转输中心,呈现出“扬州繁盛今胜昔”的局面。据乾隆时户口册直隶一省之数,不足当扬州一府。人口的增长,反映了扬州不断发展的趋势。
悠久的历史,优越的地理环境,纷繁众多的事件,使扬州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方面都承担了重要的角色,并直接造成了扬州文化的丰富和提升。
政治与文化互动是很显然的。前面提到的西汉初建都广陵的吴王刘濞,他利用封国内的丰富资源,招天下亡命者“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推向全国。当时有“吴邓钱布天下”的说法,邓是邓通,吴即吴王刘濞,他们铸的钱成为全国通用贷币。又开邗沟支道,从茱萸湾(今扬州湾头)向东通海陵仓(今泰州市),以便盐运。如是者三十年,国用饶足,以至免去封国内人口的赋税。这些做法,造成了广陵的富庶与繁华,对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很有好处,并为广陵此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这样做也别有用心,即积蓄力量与朝廷抗衡,后来果然发生了以吴国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维护国家的统一,树立朝廷的权威,是历史的主流方向。时在吴王刘濞身边的文学之士枚乘,看出了刘濞的用心,写了一篇文章,用讽喻的手法加以劝谏,这就是有名的《七发》。《七发》是汉人写汉事,或许可以说是用文学来包装的实用文章。所谓《七发》,是据所写内容而立,用《文选注》的说法:“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启)发太子也。”后来着意模仿这种形式,竟形成了一种“七”体。一篇文章创造了一种体裁,这在文学史上是很特殊的事例,在扬州文学史上更是开山之作,其文化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
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朝廷加强了对封国的管理与控制。继吴国而立的,是景帝的儿子江都王刘非。刘非“素骄,好勇”,非等闲人物,武帝即位,派了一位大儒家董仲舒来做江都相,时时对刘非加以匡正。董仲舒在江都相任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正谊明道”,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应该说,这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是对人的最高要求。“正其谊,明其道”,“不谋其利,不计其功”,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一个准则:不谋求一己的私利,不贪求一时的近功。推而广之,义正于人间,其利莫大焉;道明于天下,其功莫大焉。也即是说,合乎正义的利,才是最长远的利;合乎明道的功,才是最大的功,天下之功。这就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和大谊大利,大道大功高度地统一起来,有很深远的意义。正谊明道的思想,对扬州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极大影响,成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衡量,是附着于人的心灵的文化积淀。
隋平陈以后,江南局势并不安定,一些豪族竟发动叛乱。为了控制和安抚江南,逐调“冠于诸王”的杨广为扬州总督镇江都。在“抚”的方面,杨广下了很大功夫。当时隋朝以胜利者自居,傲视江南人。而江南人瞧不起北方人的,是他们没有文化,或是不懂文化。没有文化不懂文化的统治有文化懂文化的,江南人不服。杨广首先抓的就是文化。他调整了对“吴中本位”的高压政策“息武兴文,方应光显”。《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记六》云: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书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其中不少是来自南方的著名文人。如此行动,团结了江南士人,融合了政治氛围,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对隋代的社会政治大有好处。扬州一地的文化,也实受其惠。
南朝盛行佛教,唐杜牧诗《江南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很好的形容。对待佛教的态度,同样直接影响到江南人的心理和情绪。杨广在这方面也做得很为得体。他在江都设立四道场,玉清、金洞两道场接纳道士,慧日、法云两道场接待僧众。在慧日、法云两道场内,集中了江南许多为名僧学僧,他们在两道场内搜集经文,整理佛藏,使江南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杨广和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的关系,尤为人所称道。开皇十一年(591)杨广将智顗请到扬州,这年十一月,智顗为杨广授菩萨戒授予“总持菩萨”的法号,杨广则授智顗“智者”大师的尊号。直到智顗去世,两人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固然隋文帝和杨广都崇信佛教,但以上举措,政治、文化意义大于宗教意义,对稳定江南功效甚著。
杨广即位后曾三下江都,他是把江都和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同等看待的,江都郡守秩同京兆尹。这里面有游乐的部分,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扬州对江南仍是关键所在。隋炀帝在江都建有江都宫、显福宫、临江宫(亦名扬子宫)等宫室,这些离宫别馆既有杰阁崇楼,又有风轩水榭,传说中还有如洛阳“迷楼”那样的扬州迷楼,是御苑和园林的结合。当时有许多北方匠师来到江都参与这些工程,他们与南方匠师交流融合,促进了建筑技艺的提高,丰富了建筑文化的内涵。后来扬州的造园艺术能兼南北之长,应是从这时开端。
经济的繁荣与变动,对社会文化是有力的拉动。唐代扬州最称富庶,是人文荟萃之区,许多诗人为扬州所吸引,联翩而至,写下了为数甚多的讴歌扬州的诗篇。“烟花三月下扬州”,“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夜市千灯照碧云”,“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等华章名句,道尽了扬州的繁华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特别值得一提的,唐代扬州洋溢出的青春气息,给诗人们以极大的感染,对他们的诗风有良好的影响,只要遍读一下唐代诗人的扬州诗,就会得到深刻的印象。这在中国文化更和文学史上,尤其是扬州文化史上,是璀璨明珠和宝贵财富。
唐代扬州的恢宏气势,拓展了学者的胸襟和吸纳精神。江都李善为《文选》作注,是个大手笔,在文字训诂、校勘、史事考辨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书成后要儿子李邕谈看法,李邕认为父亲的注着重释事,而不大注重“典原议”与“书例使用义”之间的关系,也即“释事而忘义”。李善同意儿子的看法,要李邕“补益”,李邕本着“附事见义”原则,修改注文,李善看后认可,遂“两书并行”,这为后来的文选学起了开山的作用。这件事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仅学术上的气魄和严谨,这种父子相师的宽容与从善的态度,折射了当时扬州的城市精神。
经济对文化的作用,在清代中叶体现得最为明显而具体。清代扬州学派成就巨大,有人认为,这反映了另一面:慑于清政府文字狱的严密,使学者不得不向故纸堆中讨生活。其实这是一面之词。慑于文字狱,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岂能因此而造成学术上的登峰造极。实事求是地说,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时“政局稳定,生活安全,使学者有余裕以自励其学。”这就是说,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经济发展,学者不须为日常生活发愁,才能一心一意做学问。当时扬州的经济,确能有这样的保证。还须注意到,清代与唐代有所不同,同是经济繁荣,还产生了一些士商关系的变化,士和商不再是两不相干的阶层,而是士商合流或亦儒亦商。与扬州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戴震,父亲是徽州布商,戴震少时曾跟随父亲在外经商;扬州学派中阮元的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是徽商之子,年轻时有过经商的经历;汪中年轻时是扬州一家书店的店员,也是学商的。《扬州画舫录》上记载过一位经学家纽树玉,是一个贩运木材的行商,“每负贩往来,必经邗上(扬州),留与邑中经学之士讲论数日乃去。”真是做生意不忘治学。社会经济富裕,商人富有,学者间富于同情和互动,加上这种社会环境中的思想较为解放,学术昌盛就有其必然性。当时相继而起的扬州画派,广陵词派,广陵琴派,广陵棋派,扬州曲艺等等,都是这一土壤的产物,扬州有广阔的文化市场。
商人,主要是扬州盐商,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使转而面向文化。一是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由商人而进入文化人之林;一是扶持社会文化事业,乐于出钱出力。具体一些人物和活动,已成为扬州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如著名的“扬州二马”,富藏书,喜结交文士,为学者的撰述提供种种方便,并为他们刻书流传,他们自己也有著作传世,至今为人所称道。盐商们对扬州教育事业的关注,尤有普遍意义。显著的例子如雍正末年,“二马”之一的马曰琯独力重修扬州著名的梅花书院。乾隆初,汪应庚捐资五万余金重修扬州府学,又捐银一万三千余两,置学田一千五百亩,“以待学宫岁修及助乡试资斧”。嘉庆间,洪箴远捐资在扬州十二门各修义学一所,供贫家子弟入学。书院学府培育了不少人才,汪中即是进入盐商出资兴办的书院读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当时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等,均隶属于盐运使管辖,以财赋之余培育人才,教师的待遇亦较他处为优。盐运使的财赋来自盐商,扬州的书院全靠盐商财力支持。这本身就是优良的文化传统。
康熙时命曹寅在扬州主持辑校刊刻《全唐诗》和《佩文韵府》,乾隆时在扬州汇编《曲海》和雕琢大型玉山《大禹治水图》,颁赐的扬州文汇阁《四库全书》要由两淮盐运使负责管理,这固然由于扬州的雕版印刷、漆玉工艺美术的水平十分精湛,各种人才聚集,但根本的一点,还是借重扬州的财力,主要是盐商的财力。
大造园林,在盐商中蔚然成风,有“扬州园林甲天下”之称。现在扬州的园林,多是那时留存下来的。园林的豪放与婉约兼蓄的风格,创造了一种富有扬州个性的园林文化。
消费的需要带动了消费业的产生。当时扬州的茶楼、酒肆、浴室、书场、戏台遍及城乡,在全国首屈一指,形成和逐步丰富了一种消费文化,淮扬菜系臻于成熟,搓背、修脚有了规范,由满足口腹之欲和人体之需上升为有美学意味的艺术。这又反过来引起人们的休闲兴趣,“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饮茶和沐浴),成为较普遍的生活现象,并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精致。自然而然地,一种民俗文化渗透进社会的底层,使扬州人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品尝出深永的滋味,提高了文化品位。
扬州交通在扬州文化上的体现,可以说无所不在。扬州是交通发达的地区。隋唐以来,由于运河的开凿和得到充分利用,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和运河长江交汇处的扬州,成为南北河运、东西江运水陆交通的总枢纽。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造成了扬州经济发达,促进了扬州与国内外文化的交流。
由于水运的重要,历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很重视扬州地区的水利建设,例如开元二十六年(738),润州剌史齐浣从瓜洲开出一条二十五里长直达扬子镇的伊娄河(亦称瓜洲运河或扬州新河),改变了江沙淤积,阻塞通航的情况,贞元四年,因“扬州官河淤垫,漕挽堙塞”,淮南节度使杜亚疏浚官河,引水直至城内,使舟船畅通。宝历二年(826),因城内官河又复淤塞,盐铁使王播开十九里长的七里港新河。此河至今仍发挥作用。此后宋、元、明各朝对运河都有过较大规模的整修和开凿。清代的漕运,是扬州再次繁荣的因素之一。
交通枢纽的地位,必然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中心。唐代扬州市场上,浮梁的茶叶,豫章(今江西)的木材,景德镇的瓷器,川中的蜀锦,各地的药材,比比皆是。扬州本地的铜镜,金铝器、玉石雕刻、木制家具、?帽、蔗糖等,成为最受欢迎的交换品,从这里远销南北。水运的需要,推动了扬州造船业的兴盛。刘晏任盐铁使时,倡议造船,造船的地点就设在扬州。船的规模很大,一船要用百万钱,说明造船技术的高超。
北宋推行“转船法”(接力运输),由江南荆湖两浙诸路来往真州的船,回去时准许改为盐运,大有助于淮南盐业的流通。
清代非常重视漕运,漕运又与治河相关,康熙听政不久,就把治河、漕运与平三藩列为三大要政,“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漕、盐、河又为“东南三大政”,扬州“地兼三者之利”,其重要性可知。朝廷为了“恤丁伍而通商贾”,实际上是为了减少或抵付漕运的费用,准许漕船加带一定数量的“随船土宜”,即地方土特产品,可以免征税秒。随着商品流通的日益扩大,“随船土宜”的数量越来越多,据当时的情况,由南往北的大多为手工业品,如丝,棉织品、纸张、竹木籐器、铜铁器,以及杂货、油、酒类、干鲜果品等食物;由北而南,大多为农产品和农副产品。这些“随船土宜”沿途下卸,客商买卖,有的不准带过黄河,“令其于淮扬一带卸卖”。运丁将货买给商人,商人再批销或零星出售,扬州成为热闹喧嚣的交易市场。
长期的大规模的物资交流,使扬州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增添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品种和内容,经过扬州人的融化吸收,在日常生活和习俗上,有所丰富和改变,形成新的社会文化风采。许多专业店铺和专业街巷的出现,构成了别具风味的商业文化风景线。在清代,随着外地来扬商人的日益增多,南北货交易的日益频繁,为了互通声气,联络乡谊和进行商业竞争,各地纷纷在扬州建立会馆。会馆本有同乡会与同业公会的性质,于是同时带来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各有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在商业交流的同时,也进行了内容广泛的文化交流。
还可以一提的,清代漕运水手为了互通声气和互相协调,渐渐结成了“粮来帮”的民间秘密组织。后来漕运衰退,水手离船上陆,由“粮来帮”结为“青帮”,他们在两淮江北地区,或贩私盐,或行劫掠,其对社会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对清政府的反抗性。青帮活动范围广大,内部变化也多,直到建国前扬州仍有其组织,这也是值得注意的特殊文化现象之一。
交通的便利,对文化交流的推动,过远的不谈,就唐代而言,九百卷《全唐诗》,收录了两千二百多位诗人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作,那些唐诗史上享有盛名极富光采的诗人,大多与扬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骆宾王、孟浩然、祖泳、王昌龄、李颀、高适、李白、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李绅、李德裕、徐凝、张祐、杜牧等。其中少数是在扬州任职,多数是抱着“南北相过殊不远,暮潮从去早潮来”的心情特来观览,或把扬州作为纵游南北的中心点时常往来的。他们写下的大量反映扬州的诗篇,可以组成一部极富形象魅力的扬州史。宋代除在扬州作官的如韩琦、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等,他如梅尧臣、苏舜钦、黄庭坚、张耒、尤衮、辛弃疾、姜夔等,都有扬州名篇传世。明代的汤显祖、袁宏道,清代的孔尚任、洪昇、蒲松龄、吴敬梓等,他们在扬州游历中所吸取的社会生活素材,经过提炼溶入于作品中,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而永垂久远。
表演艺术离不开跑马头。四方辐辏、人文汇聚之处,正是演员们转益多师获得艺术肯定的地方。元代著名女杂剧艺人珠(朱)帘季,早年在大都活动,后来在扬州演艺,使她在艺术上独步一世,达到了“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使人忘记了她“背微驼”的缺陷。关汉卿《南吕·一技花·赠朱帘秀》中说:“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就是写她在扬州的这一段生活。
清乾隆时四大徽班进京,也与扬州交通有关。北京、上海艺术研究所编著的《中国京剧史》中说:“乾隆时期,北京和扬州——北——南两大戏曲中心。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的会合点,水运繁盛,商业发达,又是盐商的集中地,因之各地戏曲艺人纷纷流向扬州。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都以扬州为驻跸之所,地方官员、商绅大事铺张接驾活动。于是这里的戏班最多,水平最高,戏曲演出也最兴盛。”这是实际的情况。徽班进京之初,以高朗亭声名最著,高原籍扬州宝应,除演戏水平高,亦有管理才能,掌三庆班三十余年,人称“青蚨主妇”。
在扬州的交通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扬州对外的文化交流。
唐代与波斯,大食的交往,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陆上“丝绸之路”,一是海上“丝绸之路”亦称“香料之路”。中唐以后,由于海上交通发达,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与波斯、大食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当时广州、洪州、扬州、长安胡人最多,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郭大贝在《省道志》中·列举中国的海港共有四处,自南向北为龙景(越南半岛灵江口北岸)、广府(广州)、越府(宁波)、江都(扬州)从胶州航海,四日可到广州,由广州八日可到越州,由越州六日可达扬州。波斯、大食人到广州后,为了到扬州做生意,他们北沿浈水(现称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东北翻越梅岭(即大瘐岭)进入赣江,由赣江穿过现在江西省,经洪州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长江直抵扬州。如果北上长安则可由扬州沿运河至洛阳,再经陆道入长安。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广州和扬州成为中国东南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胡人在扬州开了很多胡店,商品大多为珍宝、贵重药材和胡食店。随着胡人在扬州的聚居,伊斯兰教也传入扬州。由唐至宋,波斯、大食人没有中断过和扬州的来往。南宋末,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十六世裔孙普哈丁来扬州传教,在扬州建有仙鹤寺。后来逝于扬州,葬于古运河东岸的土高冈上,称“西域先贤普哈丁墓”。寺与墓至今保存完好,墓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扬州与阿拉伯文化交流的见证。
唐代扬州,是中日两国交往的直航港口之一。不少日本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横渡东海,在扬州登陆,然后才北上长安。著名的如长期留居中国,最后“埋骨盛唐”的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即是于717年随第八次遣唐来唐留学,先抵扬州,后循陆路北上长安。日僧荣睿、普照来扬恳请鉴真东渡,历经磨难,终抵于成,对日本佛教律宗和传播盛唐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所共仰的。
圆仁号慈觉大师,是贞元间入唐求法的日本天台宗开宗大师最澄的弟子。他于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三年(唐文宗开成元年,836)随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入唐求法,不幸遇险船破,至承和四年再度出发,五年(838)始抵扬州登陆,受到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的优待。先在当地开元寺从沙门宗睿学梵书,又从全雅学佛典,此后足迹遍及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安徽等地。在中国留居的十年中,写下了《入唐求法礼行记》,对当时唐朝的风俗礼仪、官府制度、地方组织均有记载,还提到战争及外交问题。除详载了唐代的佛教情况外,还涉及到道教、摩尼教等。其中对扬州有生动的描写。他在扬州登岸后的第一个印象是:自(禅智)寺桥西行三里有扬州城……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记。还有记他在扬州市场上兑换砂金的比值。《行记》中特别提到“又于(龙兴寺)东塔浣安置鉴真和尚素影,阁题云:过海和尚素影。更中门内东端建《过海和尚碑铭》,其碑序记鉴真为佛法渡海之事,称‘和尚过海遇恶风,初到蛇海,长数丈余,行一日即尽,次至黑海,海色如墨等者。’尤为可贵。这些都是研究唐代扬州的珍贵史料。圆仁后来归国,也是从扬州出发的。
在扬州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军事活动和事件。军事活动固然有其军事上的正面或负面的意义,其在文化上造成的影响亦不可忽视,尤其是迸发出的精神火花,照灼千古,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
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爆发陈胜、吴广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有广陵人召平立即投身到义军的行列。陈胜派人四出略地,召平奉命回到广陵做策动工作,事情正在进行中,忽然传来陈胜在奋战秦章邯失利,从陈败退的消息,在紧急关头,召平当机立断,立即渡江来到吴地(今江苏苏州),找到拥有八千精兵的项梁、项羽叔侄,假托陈胜的命令,授与项梁为楚王上柱国(相当于后世的相国),并告诉他们:“江东已定,即引兵西击秦!”于是项梁、项羽便率领八千精兵由吴渡江,向西去迎击秦兵。这支军队在战争中不断壮大起来。公元前208年陈胜由陈败退,被叛徒庄贾杀害以后,项羽、刘邦等组织的起义军继续对秦进行顽强的斗争。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项梁、项羽是广陵人召平假托陈胜的命令所授的侯王将相之一。召平的事迹留传下来的不多,但他在关键时刻能够采取灵活机动的措施,其作用是明显的,他的功劳也是不可埋没的。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留下了他的名字,也足以不朽了。
三国时,吴国拥有江东,魏国据有北方。中原魏之间的战争,主要发生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广陵介于南北之间,吴国水军北上攻魏,必须经由邗沟;魏国南下攻吴,东路必经由广陵,广陵遂成为江淮军事重镇。这种所谓“瓯脱”之地,双方都难以占有,魏置广陵郡于淮阴,吴由江南的扬州遥领。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出兵攻吴,相持3个多月,未能取胜,只好撤军。后曹操怕淮南沿江的郡县为孙权所得,要把这些地区的人民内迁,老百姓听到风声,包括广陵在内的十万余众纷纷渡往江东,跑孙权那边去了,曹操后悔不迭。自此广陵成为人烟稀少的空旷之地。魏文帝曹丕黄初五年和六年因处理内部动乱,两次抵达广陵,这个广陵乃指徐州所属的广陵泗口(邻近魏广陵郡城淮阴),然后从这里到广陵故城。见吴方军容稳肃,防守严实,感叹说:“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了有一首《至广陵马上作》,据《三国志·魏志》说:黄初六年,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戌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因于马上作诗。城而曰“故”,说明广陵城荒废已久。这大概是三曹诗中唯一写扬州(广陵)的诗。
建安二年(197),曹操曾命陈登为广陵太守。为了推行曹操的屯田制,便利农田灌溉,陈登在广陵之西开凿了一个周广九十八里,可灌田千余顷的蓄水塘,人称“陈公塘”(今扬州仪征境内)。因邗沟曲折迁远,水道淤寒,不便航行,又改凿邗沟西道,缩短了航程,其路线相当于今里运河一线。这些设施主要着眼于军事目的,对人民的生活也有好处,对扬州的开发很有贡献。陈登曾请名医华佗来广陵为他治过寄生虫病,华佗在广陵收了个徒弟吴普,创造了“五禽戏”。这在医学史上很有名。扬州后来建有“吴大王”庙,是纪念华佗和吴普的。
东晋淝水之战以前,执掌朝政的谢安,推荐他的侄子谢玄为兖州刺史、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镇广陵。谢玄遵照谢安的指示,在广陵组建了以长住江淮的北人为主力的北府军,成为后来淝水之战的劲旅,广陵则是指挥的重镇。淝水之战的胜利,与广陵关系很大。
淝水之战胜利后,作为主帅的谢安身居高位,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但也受到王室的猜忌,特别是受到孝武帝的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的排挤。谢安以准备再次北征为由,离开朝廷,出镇广陵的步邱,筑“新城”以居。谢安还在新城东北之较远处,筑平水埭以灌溉农田,“随时蓄泄,岁用丰稔”。后人追思他的功绩,把他比做西周时辅佐周室的召公,称此水埭为召伯埭。至今扬州江都还有召(邵)伯镇,镇上有许多关于谢安的纪念遗迹,是有名的文化古镇。
唐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立睿宗,临朝称制,事实上准备正式称帝。这年九月,时贬官柳州司马的李敬业(原姓徐,因祖父徐世勣佐唐开国有功,赐姓李,名勣,故以李姓)与唐之奇、杜求守及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等在扬州起兵,李自称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府,声讨武后。为了说明讨伐的理由和号召各地响应,骆宾王为李敬业写了《代李敬业讨武氏檄》,从维护李唐的正统出发,反对武后篡权,文词雄辩,鼓动性强。后李敬业兵败,骆宾王不知所终,但这篇《檄》传世久远,受人称道,为古文选本必选之篇。因为事件与文章均出自扬州,成为扬州军事史上有名的一笔。
在扬州地区的历次战争中,那些坚持民族大节,誓死不屈的英雄人物,更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宋末文天祥在扬州有一段艰辛的活动。他为了躲避蒙古兵的追捕,找机会奔向南宋,在极危险的情况下,辗转于扬州四郊,夜行昼伏,苦不堪言。他有《至扬州》诗二十首,每一首都是实录,记述了道途的苦难艰危,跃动着一颗“不指南方誓不休”的报国精神。李庭芝与姜才在国破家亡之际,坚守扬州与蒙古兵作殊死的斗争,当时蒙古兵已进入临安,朝廷奉表称降,并颁诏李庭芝放弃抵抗。谢皇太后的诏书云:“……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举歌内属,自守孤城,勤劳甚至。但根本已拔,纵欲固守,民其何辜?勿重危一方之人!”恭帝赵显的诏书是:“举国内属,根本已拔。诏书至日,可顺天时,丞相归附。”李庭芝斩钉截铁地回答:“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断然拒绝投降。最后在泰州城破被捕,与姜才一起押至扬州,慷慨就义。明末史可法,于国家危亡之际,率众坚守孤城,忠贞不渝。他对敌方谕降的回答是:“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被捕后对方礼敬有加,婉言劝降,史可法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亦终于慷慨就义。他们所表观的固然是一种民族气节,民族精神,更是长期蕴育的一种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对后人是巨大的启发和激励,至今为人们所尊崇景仰。扬州过去有“双忠祠”,奉祀李庭芝和姜才;现在保存完好的史公祠,奉祀史可法。他们对扬州人的精神气质,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影响,而且体现在方方面面,渗透进时时处处。
综上所述,优越的历史地理位置,重要的政治、经济、交通和军事地位,广泛的国内外文化交流,使扬州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这种多元性多样性凝聚成扬州区域统一的文化精神。它的包容性,使其生生不息,在历史进程中兼收并蓄,不断发展升华,臻于广大圆融;它的开放性,使其国辐射近远,与各地域文化渗透接轨,共同融进中国的整体文化。同时,又始终保持显示了自身区域文化独特风貌,突出了中国文化的无限丰富性。扬州的区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秀出的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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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犯我文化作文者,虽远必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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