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墨子系列之十五
中国的王权专制主义与古希腊的民主制都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西两大文明系统的不同之处，最初在于它们所植根的自然环境有着天然的本质区别。这种观点虽然有着“环境决定论”的色彩，但是，我们不得不说，越是处于人类的远古时期，自然环境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就越大。从墨子与柏拉图所勾画的不同“理想国”中，我们分明看出，中西文明分属人类文明的两极，它们所遭遇到的“烦恼”，其实能够从文明的另一个极找到答案。他们互相实践着他们所“憧憬”的完全不同的生活，虽然他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困局之中。也许，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模式。历史上的西方人曾经对中华文明奉若神明，渴望变革自己的文明模式，他们最终获得了成功，并且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1840年以来，中国人在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中，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从中发展到对自己的文明模式感到怀疑，渴望在变革中实现超越。中国人几乎是被迫向西方学习的。今天的中国人，汲取了西方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而且并没有出现像上个世纪的中国先辈所忧虑的那种“全盘西化”的局面。中国人同时运用他们传统的智慧和现代世界文明中所蕴含的智慧，实现了超常规的崛起，中国文明优越性的一面再次令西方人刮目相看。然而，中国文明的“劣根性”并没有消失，而且还有借中国崛起的机遇再次“发扬光大”的可能。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否则，中国崛起的一切成果同样会在传统糟粕的沉渣泛起中再次淹没。人类各民族文明的发展只有相互竞争的过程，没有一种终极意义上的竞争的终点。在此过程中，中西文明如两个相邻的伙伴，相互守望着。 古希腊文明之所以能够孕育出人类最早的民主思想，虽然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但与中国文明相对的几大因素却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与中国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相对应的海洋文明、工商文明与城邦文明共同推动了古希腊人成功地脱离了母体文明的坚硬外壳，最终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小孩”。关于孕育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我曾在《
大陆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
农业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
宗法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等系列文章中作了论述，本文不再细述。
发达的海洋文明、工商文明与城邦文明
希腊文明最早起源于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岸，位扼欧、亚、非三洲交通的要冲。地理环境的特色为地少山多、海岸曲折、岛屿密布，有温和的地中海气候，冬雨夏爽适合橄榄、葡萄生长，发达的航海业便于和东方先进文明取得联系。克里特岛横列在北非和希腊之间，公元前3000年已向青铜文化过渡。公元前20世纪已合并奴隶制小国，建立以克诺斯为首都的统一王朝。当时首都即有人口10万，农业、工商业和航海贸易相当发达，同埃及、小亚、希腊半岛已有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往。王朝拥有强大的造船业和舰队，获有海上霸权，其势力范围东自小亚，西至南意大利。
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部落组织逐渐让位于城邦，其他社会等级起来向贵族阶层发起挑战，工商业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希腊殖民地遍布整个地中海沿岸一带。造成这些变化的一个基本因素源于希腊地区的地理特点。希腊地区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没有如中国、印度、中东那样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这不仅限制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而且将农村地区分隔成了若干互不相连的小块。
由于土地上很难产生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农业产品，各小块间也不像中国那样互相攻伐以占有更多的土地而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因而，希腊没有那种中国式的地理政治中心。许多小城邦就是这样形成的，彼此较为隔绝，而又生机勃勃地独立存在着。开始时，这些城邦主要靠自给型农业、放牧和捕鱼为生，但到公元前8世纪初，这种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由于人口压力而遭到破坏。渴望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到海上去当海盗、商人或是殖民者。到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着繁盛的希腊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成为与母邦一模一样的海外城邦。
殖民地的建立引起一个最后改变整个希腊世界的连锁反应。殖民地用船把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起来。公元前8世纪中叶从小亚到希腊半岛已星罗棋布地建立了408年城邦。城邦原由卫城发展而来，是以一个城市或大村镇为中心、有独立主权的奴隶制小国，最大的城邦其巴达国势最盛时领土面积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雅典城邦面积只有2556平方公里。
多山隔绝、海陆地形分割的地理条件，这些因素都使希腊城邦没有统一的专制王权。诸城邦各自独立，是多中心的，但互相之间又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民族文化的统一性。由于希腊城邦的奴隶制是小规模的、分散型的，因而更需要加强各城邦之间以及同外部世界的工商贸易。由于有着得天独厚的航海条件，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希腊各城邦虽有不同政制，但公民皆可参加公民大会，有相对较多的政治权利。这类政治经济条件使希腊人有较为开阔的视野、活跃的心智，并能较快、较好地吸收东方文明成果，来创造自身的新文化，从而为希腊古典文明奠定了社会基础。
雅典民主制的兴衰
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希腊古典文明，是西欧古典文化首次全面鼎盛、奠定根基的时代。科学启蒙思想的清风先在小亚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出现，而后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扩展开来。希腊城邦的发展是多中心、多样态、不平衡的。小亚诸城邦较少氏族血缘制的历史羁绊，工商业发达，又较多直面接触东方的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从总体上说，当时希腊众多城邦是有独立主权、分散自治的，它们采取各种摆脱胞族血缘建制的不同制度，大多有议事会、民众大会和军事首长的建制，虽然也有相互之间的征伐称霸和军事同盟，但并没有形成中国式的统一的王权。崛起的雅典，逐步建立、完善工商奴隶主和自由民为社会基础的民主制度，成为大力推进希腊古典文明的中心。
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阿提卡地区，土壤贫瘠，先民引进橄榄、葡萄种植技术，农业才有发展，它还拥有矿藏和良港等。在迈锡尼文明时期，雅典曾是小王国，多立斯人入侵后雅典被灭绝。
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提修斯的改革，应当是在荷马时期重建国家和立法，它以协议而非征服的方式联合各村社，建立中央议事会，跨出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它又将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他们都可参加公民大会，但只有贵族能当官掌权。雅典一度保留国王名义，王权逐渐被废黜，实权由贵族执政官垄断。至公元前7世纪末叶，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十分尖锐。经过杰出政治家梭伦所领导的改革运动，明确了以私有财产规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打击了氏族贵族势力。
雅典的政治改革在贵族寡头派和平民民主派的反复较量中前进。公元前506年选任首席执政官的克利斯提尼，又实行摧毁氏族贵族反抗的较为彻底的政制改革，废除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新选区，消除氏族关系残余；由10选区抽签选举产生五百人议事会和十执政官，所有公民都可担任，扩大了民主；由各选区选举组成十将军委员会，军事执政官为首席将军；实行“贝壳流放法”，公民大会每年以贝壳投票方式，决定将危害民主与国家安全的人流放国外10年。克利斯提尼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希腊民主制达到了极盛。
民主制是希腊城邦奴隶制所创造的一种崭新的政治形式，代表工商奴隶主和小农、手工业者、自由民的利益。它能给民众带来较多的政治权利和较大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文化的繁荣。然而，雅典民主制只是人类民主制发展的初级形式，其自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民主的范围不包括奴隶与外邦人，妇女没有参政权。
直接民主和多数裁定的原则显然是进步的制度，但是缺乏辅之以有关法律的保障，也没有言论与信仰自由原则和关于公职人员素质的规定，民众易受情绪支配而产生随意性，所以才会诸如苏格拉底被决死的冤案。这种民主制会因“多数暴政”而蜕化变质。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古典文明由盛趋衰的转折点。战争使雅典在政治上与经济地位上一蹶不振。这场战争激化了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各种内在矛盾，此后在半个多世纪因两极分化和不断的党派斗争、城邦之间的战争而衰落，最终被大规模的帝国集权型奴隶制所取代。雅典经过短暂的寡头政制和三十僭主政制后，虽然恢复了民主政制形式，但它已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基础。原由国家供养的两万自由民已成为不屑劳动的穷光蛋，民主政治变质为政客弄权的工具，对重振城邦已无回天之力。战争的后果造成全希腊的政治秩序、精神生活和道德价值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与危机。
中国式的王权专制主义文化建立在大陆文明、农业文明与宗法文明基础之上，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少数贵族奢侈的生活需求。因而，贵族文化代言了王权专制主义的利益需求。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王权专制主义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战乱频发，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深刻洞悉中国社会问题之根本的墨子，试图以代表平民利益的思想改造中国社会，但他面临的“敌人”却是无比强大的，他既要冲破中华民族母体文明中如血缘关系下的宗法制等坚硬的外壳，还要整体面对孕育中国文明的各种“基因”的影响。贵族无休止的占有欲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只要王权专制主义存在于中国的土壤之上，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就永远也无法得到真正的调和。因而，墨子多么渴望那些“王公大人”能够以“兼爱”的思想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竞争的社会制度，从而彻底地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由于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古希腊人很早就有了“世界性”眼光。他们将海洋作为征服世界的工具，以海外贸易为手段，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海洋文明、工商文明、城邦文明的共同推动下，母体文明中血缘关系等坚硬的外壳渐渐软化消退，王权专制主义逐渐瓦解，民主制不断发展起来。民主制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相对民主地使用政治权利，但被过度滥用的民主权利，则有可能造成多数人的“暴政”，社会同样也会陷入混乱之中。连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最终死于这样一种被滥用的民主权杖之下。所有这些不得不令柏拉图感到困惑。那么，如何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秩序？中西早期文明所遭遇的乱局是根本不同的，甚至是互逆的。然而，文明的单一性不可能让一个民族同时拥有两种完全不同乃至相反的文化。仿佛在同一个广场上，不可能同时播放两种不同完全不同的声音。选择即差异，选择即命运。自古以来，中西文明就这样在差异中相互守望着。墨子与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无法得以实行的，理想与幻想之间本来不过一步之遥而已，但毋庸置疑地，那些思想都代表着他们对于人类灵魂的一种守望。 本文史料引自以下书目：《全球通史上册》（[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88-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西欧文明上册》（姚介厚、李鹏程、杨深著，20-3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