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墨子系列之二十
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发现儒家学说有着诸多不足之处，“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淮南子·要略》），最终与儒者分道扬镳，另立门户，并发展成为与儒家同为“显学”的一大流派。儒墨之间的斗争十分广泛，《墨子》几乎每一篇目中都有所体现，但墨与儒显示出在立场上直接对立的篇目有《非儒》、《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墨家反儒的立场最为激烈、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墨子·非儒》一篇中，从中可以了解儒墨相争的焦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墨子学说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从“非儒”中发展而来的。儒墨学说在本质上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学派，是贵族阶层与平民阶层代言者之间的冲突在中国文化领域的表现。通过对于墨家“非儒”立场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儒与墨分明是来自两个世界的不同声音。那么，墨家是如何“非儒”的呢？ 反对虚假而又繁琐的“礼”
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儒者有相当的“有闲”时间，从而使他们有条件、有可能且也需要从事于那些礼仪形式与礼仪理论的研究。正是由于这种职业性的需要，使得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变得越来越繁琐，从而越来越需要一个专门的智者阶层才能掌握。儒者讲究繁琐的礼仪，但具体化的礼仪形式本身往往与其教义是自相矛盾的。“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通“期”）；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母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墨子·非儒下》儒家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应有等级之分”。这是说亲疏、尊卑的差异。”儒者的礼仪是这样说的：服丧的日期，如果是父母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是妻子和长子去世，要服丧三年；如果伯父、叔父、弟兄以及庶子去世，要服丧一年；如果是外姓亲戚及族人去世，要服丧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越亲近的人去世，服丧的时间就越多；而越疏远的，服丧的时间就越少，这样，妻子、长子和父母的丧期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就是把妻子和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他们的父母死后，陈列尸体而不装敛，（招魂时）登屋窥井、挑开鼠穴，探察洗涤的器具，去寻求那死去的人。以为死者真的在那里面．这实在太愚蠢了。如果知道亲人已经不存在了，却一定要求这样去寻找，这不是太虚伪了吗？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墨子·非儒下》娶妻要亲身迎娶，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新郎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像敬奉父亲一样。婚礼仪式隆重，宛如承受着祭祀大礼。颠倒了上下关系，悖逆了父母礼节，将父母降低到和妻子、儿子的地位。妻子、儿子对上侵扰侍奉双亲的礼节，倘若这样，可以说得上是孝顺吗？儒者说；“迎娶妻子，是因为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重视他们。”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着祖先的宗庙数十年，死了只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也供奉先人的祭祀，不为她服丧，而为妻子、长子服三年丧，那一定不是因为奉守祭祀的缘故。”优待妻子、长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父母双亲。”这是想厚待自己所偏爱的人，却轻视自己重要的人，这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反对无所作为的天命论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又极力主张有命论，说：“长寿、夭折、贫穷、富有、安定、危险、治理、混乱，本来都有天命，没有减损也不能增加。贫穷、显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是有定数的，人的知识和力量是不能使之有所改变的。”官吏们听信了这些话，就懈怠了自己分内的职责；普通人听信了这些话，就懈怠了自己的工作。官吏不从事治理，社会则会混乱；农事迟缓就会导致贫困。既贫困而且混乱，就（违背了）政治的根本，而儒者却以此来教化，实在是残害天下的人啊！
反对儒者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
以治丧相礼为主要事务的儒者阶层逐步脱离直接劳动者而相对独立，久而久之就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非体力劳动阶层。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和丰厚的财产，他们只能仰人鼻息，苟且生活，从而养成一种柔弱的寄生虫般的性格。“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兼+鼠>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制定了许多繁缛的礼乐去迷惑人，久久地服丧虚假地哀伤却欺骗他们死去的父母。立志安于贫困却极端地倨傲自大以傲世。背弃本业而安于懈怠傲慢。对于饮食很贪婪，对于劳作很懒惰。因此经常陷入饥寒冻饿的险境，而无法避免。他们就像人中的乞丐一样，也很像偷藏食物的田鼠，像视草而食的公羊，也像跃起而食的阉猪。君子笑他，他却怒道：“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他们夏天向人家乞讨麦子和稻子，等到五谷都已收割了，跟着就有人大办丧事。甚至子孙们也都跟着前往，吃饱喝足。办完了几家丧事，也就够了。借他人的家丧来养肥自己，依仗别人的田野所获来妄自尊大。当富人家有丧事时，他们就很高兴，说道：“这是穿衣吃饭的好机会啊！”
反对儒者一味崇尚古人的作风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儒者说：“君子必须说古代的话，穿古代的衣服，然后才合乎仁义。”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所谓古代的言语与服饰，曾经在当时都是新的。而古人却说那时的新话，穿那时的新衣，难道就不是君子吗？既然是这样，那么必须仿照穿不是君子所穿的衣服，说不是君子所说的话，然后才能符合仁义吗？”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古时的后羿制作弓，季仔制作了铠甲，奚仲制作了车子，巧垂制造了船只，若依照儒者所说的话，那么现在的皮鞋匠、软甲工、车工、木匠都是君子了，而古代的后羿、季仔、奚仲和巧垂就都是小人吗？而且凡是所遵循的，起初必定有创新的人，创新的人既然都是小人，那么所遵循的也都是小人之道了！”
反对儒者的伪君子之道
儒者直接从劳动者中脱离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又不甘于那些原来的低贱职业，或期望成为政府的典礼官，或期望成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君子儒”。他们有的是余暇时间可以钻研业务，从而将原本并不复杂的礼仪形式复杂化、理论化，无意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的职业性质也由原来单纯地为人们治理丧葬事务而扩大范围，举凡军国典礼、重大仪式，以至民间的各种带有文化意味的活动，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久而久之，他们便因这种文化的提升而改变其社会地位，也由于他们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拥有文化的一部分人，他们的地位便极为特殊。“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与？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打仗，战胜后不再追那些败逃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见敌车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倘若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互告知，没有理由的依从有理由的，不知道的依从知道的。说不出理由的必定被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会依从，有什么理由要相互敌对呢？如果双方都是暴虐的人相争，战胜方不追逐败逃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敌人的车子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即使这些都做到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人除掉他们，发动民众诛伐暴虐，如果在战胜的时候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逐逃跑的人，对掩藏铠甲的敌人不再射他，敌人的车子驶入岔道就帮助他推车。’这样的话，暴乱的人就可以活命，天下的害不能除掉，这是残害众人父母，深重地破坏社会，不义的行为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墨子·非儒下》。（儒者）又说：“君子像一口钟，敲打它就响，不敲它就不响。”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凡是仁人，侍奉君上竭尽忠诚，侍奉双亲务必孝顺；见到善就赞扬，看到有过错的就谏阻，这才是为人臣之道啊！现在要是敲他才响，不敲打就不响，隐藏自己的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是有关国家、双亲的大利，也不问不言。如果将发生大乱，盗贼将至，就好比一种安排好的机关将要发动似的，这时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即使其君亲都在，也不问不言，这实际上大乱的祸根啊！以这种态度作为人臣就是不忠，为人子则是不孝，事兄即不恭顺，待人即不正直善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如果无利可图，就高拱双手向下瞧，隐藏之深好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还说：‘这个我还不曾学过啊！’君上急于用他时，他却走得远远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