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中的哲学墨子系列之二十六
有一本书，如《易经》一般深奥，但却没有《易经》那般神秘、模糊而又灰暗。在它之中，蕴含着深刻的理性和科学的逻辑，它远比《易经》更值得让今天的中国人感到荣耀和景仰。这本书就是《墨经》，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教科书。今天的我们在研读《墨经》时，不仅要看到《墨经》说了些什么，而且需要看《墨经》是怎样说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墨经》中的认识论部分、逻辑部分、自然科学部分分别抽取出来，但它原来并不是专门讲述其中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综合性的知识“罗列”。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地方。《墨经》散乱杂陈了各种比黄金还宝贵的墨学知识，它没有把各种知识有意识地抽象出来，没有分成具体的知识类别，并因此进而发展成为西方式的某种学科，如哲学、逻辑学、几何学、物理学等。也就是说，墨家学派只是自发地了解了世界的规律性，而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它显然是一种理性思维，但却没有成为固化的思维模式为人们所必需。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如果墨学有一条正常的路径可以发展下去，中国人创造不了西方式的更加精细分工的各种知识体系。 《墨经》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墨经》包含《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合称。晋朝鲁胜作《墨辩注》，把前四篇称作《辩经》，后世学者称之为《墨辩》，这就是狭义上的《墨经》。本系列中所讨论的主要是广义上的《墨经》。
《墨经》结构独特、内容深奥、文字艰涩、讹错难辨，是《墨子》中最难研究的一部分。由于古汉语本身的特点，加之内容方面的深奥，《墨经》中的字句往往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常常引起人们争论不休。
关于《墨经》的作者问题，学者们往往有不同见解。有人根据《经》的文字古奥难懂，认为是墨子所作，而《经说》以下为墨家后学所作。其实，这一问题从其他典籍中可以找到答案。《庄子·天下篇》中提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从中可以看出，《墨经》为相里勤及邓陵子之属讲诵的资料，而相里勤及邓陵子，又都是墨子身后代表墨学大宗派的人物。《韩非子·显学篇》也曾记载了这样的文字：“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庄子·天下篇》中的这句话说了些什么呢？“倍”即违背的意思，“谲”即“异”，“倍谲不同”意即“互相违异”。“相谓别墨”意即“互相指为异派”。如此而论，可知当相里氏、邓陵氏之时，解《墨经》者已经有了分歧，因而互相攻击，称对方为非正宗墨学而为“别墨”。这样说来，《墨经》就不是在那时才出现的著作。如果《墨经》为三派中人所作，则不会发生各持异解的问题而“倍谲不同”。从“俱诵《墨经》”一语中可以推知《墨经》本身必先于此时的诸流派。也就是说，显然是先有了《墨经》，然后才有了“别墨”之争。
那么，《经》、《经说》、《大取》、《小取》诸篇究竟完成于何时？从《墨经》内容而论，《庄子·天下篇》言及诵《墨经》者：“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则实以“坚白同异”、“觭偶不仵”等等理论为《墨经》主要内容。这在今本《公孙龙子》书中都可以见到其源头，从这一点说，《墨经》（包括《经说》）必在公孙龙立说之后才能成书；而公孙龙与惠施、庄子同时，因而《墨经》成书的时代必在庄子之后。《庄子·天下篇》既有“俱诵《墨经》”一语，则可知在庄子后学著《天下篇》时，《墨经》不仅已成书，且所论各种诡辩问题已引起墨家内部的争论。《墨经》中许多批评他派的言论，它的对象都是墨子时代所不见的。如“辩，争彼也。辩胜，当也”（《经》上）。“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下）。这些都是针对道家庄子的“辩无胜”论立言的。庄子《齐物论》云：“辩也者，有不见也。”又如：“大辩不言。”以及：“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不但说辩无胜，甚至根本就不主张辩论。所以，《墨经》要批评他。如《经》下“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非诽者悖，说在弗非”等，都是驳庄子的。此外，《墨经》还有批评邹衍、告子等的言论，也都是墨子时代所不及见的。
如此可以推断《墨经》上、下及《经说》上、下均成于庄子之后。于此可知，《墨经》并非墨子自著。“《墨经》作者的姓名，现在虽然无从稽考，但作者必不只一人，也非写于一个时代。这从《经》上、《经》下文体各别也可以看得出来。而且关于各种科学的见解，以及和各家的辩难，也多在《经》下篇，具见其在辩论中生长和随时代发展的痕迹。《大取》、《小取》两篇——尤其是《小取》篇，则在综合地说明推理和“辞辩”的纲要。因此，我们可以说《墨经》写成的年代，大体是依照今本的顺序：《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这次序是逻辑的，也是历史的”（杜国庠《关于〈墨经〉的若干考察》）。
历史上为什么会有《墨经》这部书？《墨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虽然《墨经》成书年代较晚，但墨家学派对于认识论、逻辑学乃至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是自墨家学派创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的，《孟子》书中就有儒墨辩论的记载。从墨家学派的创立到墨家学派与其他诸流派的广泛辩论中，墨家学说显然经历了从学说中的教义之争（如儒墨义利之辩）逐步发展到认识论、逻辑学中关于认识的规则、标准之争的过程。这就如同两个人之间的辩论，从辩论一物是什么开始，直至发展到此物为什么是此物、如何是此物的立论规则、标准的辩论。“真理越辩越明”。在与诸子百家的辩论中，所形成的关于思维知识的结晶，不仅代表着墨家学派的最高思维水平，也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最高的思维水平。《墨经》就像是《墨子》之外的另一本书。这部书的奇特性在于它言辞过于简略，不同论题之间跳跃性过大，而且不成体系。由于年代久远，文字错漏过多，深奥难解。从《经》到《经说》，修改、完善的痕迹十分明显。我们有理由相信，《墨经》更像是读书笔记，或是授课提纲。最初也许就像是老师传授知识过程中向学生解释每个字的含义，或者是关于某一类重点字句的知识讲授。无论是教学提纲，还是读书笔记，都会很自然地省略一些文字，加之传授的知识层次过高，因而不像《墨子》中的其他篇目那样通俗易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墨子》中关于“兼爱”、“非攻”之类的内容是面向社会大众的知识，而《墨经》则只是墨家子弟内部传授的知识，因而更像是一本墨学教科书。墨家学派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本教科书呢？正确地认识《墨经》一书，需要看一看墨家子弟是些什么人组成的，他们通过《墨经》的教学活动究竟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这些问题往往正代表着一种文化的源头性问题。战国时期，已经深入到寻常百姓家的诸子百家的学问，其存在的目的主要有谋生与讲学两个方面。从谋生方面来说，墨家学派当然也希望能够培养人才进入官场，但由于“苦行僧”式的墨家思想并不符合贵族追求享乐的意志，墨者为官之路显然要比儒者难上许多，或者说，“多才多艺”的墨家子弟进入官场的方式可能与儒家等其他学派的子弟存在差异，比如从事于比儒者低一些层面的“技术官僚”的活儿，如生产技术、军事技术等；墨家子弟通过求学获得谋生手段的重要方面，就是直接从学习中获得一门手艺，所以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学习匠人的技艺。他们大都来自于平民，最终还是要回到平民化的生活之中。与儒家子弟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墨家子弟大都是生产者，直接从事于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赖力以生”。从传播墨学的方面来说，墨家子弟必须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获得胜利，而传播思想必须讲学，而讲学必讲知识。因而，墨家弟子必须学习认识论、逻辑学、自然科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通过知识能力的提高来传播墨家学说，以赢得墨家学派应有的地位。通过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墨经》的由来，似乎并不是不可知的了。墨家教学内容不是如儒家那样一套讲仁义道德的学问，不可能从那时的现成知识体系中能够找到。由于墨家学派的思想具有很大的独特性，在传播过程中很自然地会遭遇别的流派的攻击，因而必须有一套通用的“教材”。今天的我们在研读《墨经》时，不仅要看到《墨经》说了些什么，而且需要看《墨经》是怎样说的。这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墨经》中的认识论部分、逻辑部分、自然科学部分分别抽取出来，但它原来并不是专门讲述其中某一方面的知识，而是综合性的知识“罗列”。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地方。《墨经》散乱杂陈了各种比黄金还宝贵的墨学知识，它没有把各种知识有意识地抽象出来，没有分成具体的知识类别，并因此进而发展成为西方式的某种学科，如哲学、逻辑学、几何学、物理学等。也就是说，墨家学派只是自发地了解了世界的规律性，而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它显然是一种理性思维，但却没有成为固化的思维模式为人们所必需。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如果墨学有一条正常的路径可以发展下去，中国人创造不了西方式的更加精细分工的各种知识体系。 本节参考书目：（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230 -2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