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牌坊
卞 利
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之区的徽州，自然风光旖旎秀丽，黄山和中国四大道教圣地之一的齐云山都坐落在徽州境内，且文化底蕴丰厚，有数十万件千年契约文书、数千种珍稀家谱和善本古籍，徽州一府六县(即历史上徽州府所管辖的歙县、休宁、婺源、黟县、祁门和绩溪六县)至今还存有包括牌坊在内、号称“古建三绝”的古民居、古祠堂等地面文化遗存，令中外学人和游客叹为观止。
走进徽州，在古朴村落的田头路口、街衢深巷或民居祠堂门前，我们不时会看到座座造型各异、巍峨矗立的门洞式建筑，有的甚至相连成群，从而形成古老徽州一条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徽州牌坊。
也许正是这些造型别致、精雕细琢的门洞式建筑——徽州的牌坊，才真实透射出了徽州往日的辉煌。
徽州牌坊的数量与分布
徽州六县之地，虽然经历了千年的历史变迁，目前还保留着自宋以来数以百计的牌坊建筑。不过，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和田野调查的疏漏，特别是建国以后大量牌坊的自然和人为的毁坏，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徽州历史上究竟兴建过多少牌坊。只是借助个别县区的地方志记载，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徽州局部地区牌坊的粗略数字。
根据民国《婺源县志》记载，民国以前婺源县共建有包括“文公阙里坊”等在内的各类牌坊260座；
截止到清嘉庆末年，休宁和绩溪则各有187座和147座牌坊被保存下来；
而直到清同治年间，祁门县还保存有各式牌坊130座；
黟县的牌坊记载也很不完整，大约能反映出来的只有65座(贞节牌坊未计入内)；
倒是历史上拥有牌坊数量最多、也是目前遗存数量最大的徽州府治歙县牌坊，其详细数字由于地方文献记载的阙如，我们难以遽下结论。
不过，就是从已有文献记载的来看，徽州的牌坊数量也远远不止这些，如同治《祁门县志》记录该县牌坊为130座，其中六都村只记录了2座，事实上，在同治年代，六都村拥有的牌坊是15座(含功名坊10座，节孝坊4座，门坊1座)。所以，要想搞清历史上徽州牌坊的实际数量，其结果只能是徒劳的。
如果就现存的129座牌坊而言，歙县计有101座半(含徽州区)，绩溪14座，休宁8座(齐云山牌坊群合为一个)，祁门3座，黟县2座，婺源半座。我们这里所指的半座，是歙县郑村的牌坊底基座和婺源的残存牌坊框架。当然，如果我们到徽州乡村细细探询的话，类似这样一些半座残余的牌坊，应当说绝不是一个小数字。我曾经在祁门阳坑看到过一些明代的牌坊散落构件，若是将其组合起来，至少可以按原样恢复起一座完整的牌坊来。
徽州牌坊的结构，经历了由衡门、华表、乌头门和由坊门、雀替复合建构等多个发展阶段，最后于宋代走向成熟。徽州真正意义上的牌坊建筑，事实上也是从宋代才开始出现的。在目前徽州尚存的129座牌坊中，有一座兴建于南宋恭帝德元年(1275年)、坐落于歙县富乡槐塘村的“丞相状元坊”，这座四柱三间三楼式牌坊建筑，经过明清两朝的多次修缮，至今依然耸立在槐塘村的村头。此外，现存较古老的牌坊，还有建于宋代绩溪县城、标志街巷方位的“中正坊”和建于元代歙县郑村的街巷门坊——“贞白里坊”。
明清是徽州文化教育的鼎盛阶段，同时也是徽商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徽州的牌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兴建得最多，也最为豪华。驰名遐迩的上台元老——歙县许国大学士的八角牌坊，就是这诸多豪华建筑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至于数量庞大的贞节牌坊，那主要是明清特别是清代乾隆以后的事情了。
徽州牌坊的类型
以现存的数量而言，分布于徽州一府六县的牌坊应是全国最多的，类型也最为丰富。
以建造质料而论，徽州的牌坊大体有木质、石质和砖质三种，其中尤以石质牌坊数量最多；以建筑样式而言，徽州的牌坊主要有冲天式和歇山式两种；无论冲天式还是歇山式，双柱单间、四柱三间则是最为常见的类型；至于牌坊的楼层，一楼、三楼和五楼最为普遍。
如果从功能方面考察，徽州的牌坊几乎涵盖了中国牌坊的所有类型，即官宦名门、街衢巷道桥梁、书院宗祠、陵墓祠庙、科第功名、军政公德、百岁寿庆、历史纪念，以及仁义慈善、孝子懿行和节妇烈女等彰扬与旌表封建道德楷模的各类牌坊。如果从牌坊旌表人物的数量划分，徽州的牌坊还有单坊与总坊的区别。
不管怎样划分，我们似乎都难以概括出徽州牌坊丰富的内涵和千姿百态的类型。在徽州，我们永远找不到两座完全一样的牌坊。
由于历史的沧桑巨变，大规模的牌坊群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处了。随着各种影视剧的推波助澜和中外游客的蜂拥而至，歙县一组由七座牌坊所组成的棠樾牌坊群，似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这组牌坊由“义”字坊为中心，按“忠、孝、节、义”的顺序，由中心向两边半弧形排列，它们分别是明永乐年间始建、弘治十四年(1501年)重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重修的鲍忠岩、鲍寿松父子的“慈孝里坊”，始建于明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鲍象贤“尚书坊”，始建于明嘉靖年间、重修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鲍灿“忠孝坊”，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鲍逢昌“孝子坊”，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鲍文渊妻“吴氏节孝坊”，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鲍淑芳“乐善好施坊”和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的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这七座牌坊表现了封建社会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忠孝节义四大伦理道德。
徽州牌坊中最令人称奇的，恐怕要数位于歙县徽城镇的许国八角牌坊了。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的许国，历仕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号称“三朝元老”，曾出使朝鲜和平定云南叛乱，万历朝更被委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诚可谓位极人臣。万历十二年(1584年)，由万历皇帝恩准兴建的许国牌坊落成，这就是雄伟壮观、举世闻名的八角牌坊。整个牌坊4面8柱，各连梁枋，占地近80平方米。其通体由前后两座3间4柱3楼和左右二座单间双柱3楼的石质牌坊组合而成，八根石柱和横枋细刻团花锦文和祥云仙鹤，以衬托月梁上龙鲤图案。坊上所题之“上台元老”、“先学后臣”、“大学士”和“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文字均出自董其昌之手，浑厚遒劲。
还有现存的建于元代的歙县郑村“贞白里坊”、建于清末的歙县“学宫甲第坊”、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歙县丰口四柱四面石坊和绩溪大坑口“奕世尚书坊”等牌坊，都是徽州牌坊中的精品所在。
徽州牌坊的文化解读
徽州牌坊是徽州文化的集中反映，就像我们大家所知晓的那样，牌坊所表彰的都是具体的人或人群(如“贞孝节烈总坊”就是集中旌表的节孝、节烈、孝贞和贞烈四类女性群体的总牌坊)。因此，不管你承认与否，每一座牌坊背后都拥有一个动人或者辛酸的故事。这些故事中所隐藏的深刻内涵，岂止是反映了徽州文化，它折射出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许国位极人臣，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由他本人亲自主持动工兴建的全国绝无仅有的八角牌楼—“大学士坊”，巍然耸立在徽州府治阳和门外，那份骄傲与自豪，相信不仅许国自身能体味到，而且徽州府六县乃至许国的故交好友都会体会到。再看竖立在绩溪大坑口村口的胡富、胡宗宪“奕世尚书坊”，那四柱三间五楼式精美牌坊，其建造的时间——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是胡宗宪声名显赫、率领御倭大军捷报频传的时候。
位于歙县槐塘村西口的“龙兴独对坊”，是明正德年间朝廷为槐塘儒生、紫阳书院山长唐仲实所立。唐仲实于元末朱元璋攻下徽州后，向朱元璋独献对策，深受朱元璋嘉许，但仅赐以布帛而已，在朱元璋夺取天下、建立明朝后，唐仲实并未得到特殊的恩宠和重用。只是到了正德时期，朝廷才突然想到他，于是，徽州知府张芹、歙县知县魏谧，方与巡抚右副都御史李克嗣、直隶巡按胡等受命兴建此牌坊，并将唐仲实与朱元璋对话的文字镌刻在牌坊横枋上方的龙凤牌上。
至于遍及徽州各地的科举功名牌坊，如位于今徽州区唐模村的“同胞翰林坊”、歙县雄村的曹氏“四世一品坊”、歙县县城徽城镇的“吴氏世科坊”和“江氏世科坊”以及绩溪冯村的“大夫坊”等等，所有这些所谓科第功名以及“古紫阳书院”等牌坊的大量兴建，其实正透视出徽州重视教育的事实，所谓“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正是徽州文化教育发达的真实写照。
数量庞大的各种贞节牌坊，最能反映徽州下层妇女深受封建伦理纲常残害，以及由这些牌坊所隐含的徽州文化中宗族与商人的特质。走过绩溪县城华阳镇的北大街，有两座耸立在街边的牌坊格外惹眼，这就是建于明代、分别旌表胡洪炬妻程氏与胡成相妻方氏的贞节牌坊—“光昭彤史”和“节凛冰霜”坊。
在徽州现存的129座牌坊中，仅节孝坊就有33座。正如300多年前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徽州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此言诚不为诬也。在徽州地方志的《列女传》中，类似“汪门二烈”、“周门双节”、“江门三节”、“郑门五节”和“许门四节”等等节妇烈女，实在是太多太多，简直是到了不可胜数的地步。以歙县为例，明清两代仅被皇帝下诏旌表的节孝、节烈、孝贞和贞烈等节烈妇女就多达1952位，至于大量没有得到表彰的节烈妇女，其人数几乎是得到表彰的十余倍。
在徽州，由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徽商推波助澜，明清两代旌表节烈妇女的程序相当健全。每年乡、县、府和省到中央礼部，都严格履行程序逐级申报，直至皇帝恩准。我们见到一份光绪五年(1879年)印制精美的《歙县学报》，这就是申报旌表建坊的叶延俊之妻吴氏之原始资料。其实，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富甲一方的徽商资助，如果没有宗族的推波助澜，徽州是否有可能真的会出现那么多节烈妇女，是否真的有财力建立起那么多贞节牌坊?
徽州牌坊的文字写完了，但是徽州牌坊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我们如果做一次轻松抑或沉重的徽州牌坊之旅，当会更近距离地走近徽州的古牌坊，面对面地倾听坊主后代子孙给我们讲述那牌坊以及牌坊主人的真实故事和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