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为“文化遗民”的徐晋如，今年3月出版了他的《忏慧堂集》，这位1976年出生的年轻学人，去年获得中山大学古文献学博士，9月执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7年他曾出版过《大学诗词写作教程》，主编《解毒于丹》，发起“十博士批于丹”活动。
翻阅《忏慧堂集》，虽是不到两百页的戋戋小册，却包括了诗、词、诗话等多种体裁。其中的诗形式严谨，不乏精心锤炼的警句。集中的词尤其具备很强的可读性，词句清新，摇曳多姿，与“批于丹”活动的发起者判若两人。“伤春毕竟是前情。凭栏憔悴久，雪已满头盈。”这样的句子在书中比比皆是，作者的才具不容忽视。但问题也在于此：在这个开放且多元的时代，作者为何愿意将才华贯注于精选的小众读者？
徐晋如与“1905年之前的中国”相认同，与之精神相通，并力图活在这个传统里面。这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宁静境界，也许在徐晋如看来，毋宁说它其实是危机四伏的，唯有激烈地战斗方能保持它的完整性。徐晋如的对立面不仅包括企图用现代方式解说古典文学的，或者用英语思考与解读唐诗的，还有降低门槛，倡导“音韵改革”的人。也就是说，他要捍卫的是他心目中古典的纯洁性—这显然是一种火焰而不是白雪的纯洁。
每个时代都有不合时宜的人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在这个时代选择古诗词来作为写作的载体？是为了保存或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觉得这种抒情方式最适合你？
徐晋如：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人。以前苏东坡就说自己是一肚皮不合时宜。我的不合时宜，就在于我对现代性持批判的态度。我对现代性背景下的文化生态感到格格不入，我认为，古典精神和现代性的根本分野即在于，古典精神是精英化的，现代性是大众化的。我完全无法接受现代艺术的大众精神，尤其无法接受那些披着古典外衣的现代艺术。比如我只能接受从前的《牡丹亭》，而对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充满仇恨。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文化遗民。我是那个1905年以前的中国的孑孽。我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信仰孔子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原则的中国。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我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唯有国诗才符合我的身份。
时代周报：批评家认为文风乃人格的体现。从你的词看，词风似乎属于婉约一派，但是你批评于丹的时候，文风似乎有些豪放？
徐晋如：我的诗风和词风差异极大，很多人在刚读到我的词时，都不太相信这是我写的。一般而言，词以婉约为本色、当行。但我并非因为遵奉诗庄词媚的故训，而刻意地写成那样的一种风格。其原因乃在于，我的诗、词划分标准与一般人不同，我把所有言志的作品都算作诗，而把言情并且又符合词体规范的才算作词。
我的词是我个人爱情的一段私密记录，但那不是我的本色。我的本色仍然是刚猛精进的诗，好友刘梦芙先生曾说我的诗元气最足，其实那只是因为我天生性情激烈。我的批评其实不单指向于丹，对于文怀沙、南怀瑾、余秋雨……我都无法掩饰我的激烈。
“声韵改革”是“懦夫救星”
时代周报：你认为有一个1905年前的中国的存在，你认为我们现在无法接续这个传统吗？你个人写古诗词是否在延续这个传统？
徐晋如：凡天下之事，须明经权之辨。“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是儒教中国的经，是应该万世不易的东西，其余比如宋明理学，比如忠君爱国，那些都是权，是与时迁化的东西。我以为，1905年的“废科举，兴学校”，恰恰是废掉了中国文化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之写作国诗，不仅是因为我在审美倾向上崇尚雅正，更在于我选择去做一个贤士大夫，只有国诗这一体裁，能让我与往圣前贤相视而笑。
时代周报：你一直很反对“声韵改革”，为什么？
徐晋如：所有这个时代的真正的诗人，都有一条共识，即认为一个名叫中华诗词学会的民间组织，是当代国诗传承和发展的最大障碍。
2009年，我与另一位诗人伯昏子兄，共同起草了《关于传承历史文化、反对诗词“声韵改革”的联合宣言》，矛头直指中华诗词学会倡导的“声韵改革”，也得到学界前辈如吴小如先生、刘梦芙先生的支持。国诗的写作，是需要以读大量的古书为前提的，而读懂古书，离不开对中古时代声韵的掌握。不能掌握中古音的声韵，便不能真正读懂古典，也就绝对写不好国诗。且任何艺术都有宗传，从南北朝至今，中国人作国诗都是用的同一声韵体系，即使是元代语音大变，通儒学者，也从未打算变革。何以到了今天，变革之音，就如此强大呢？
我认为，中华诗词学会之所以反对信守传统，要通过组织力量推行“声韵改革”，表面上看，是要实现言文一致，其实质，却是要让不读书的人也可以去亵玩国诗。这依然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是胡适以来彻底否定传统的精神的谬种流传。作为一名坚守古典的、精英的立场，义无反顾地反对现代性、反对大众化的学者，我不能不反对“声韵改革”。在我看来，中华诗词学会所倡导的“声韵改革”，只能是那些不读书又想亵玩国诗的人的“懦夫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