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转眼到了花甲之年，照例会有一群批评家当仁不让地站出来为当代文学60年作总结。这一回仍是看好者寡唱衰者众，以至于盛赞中国文学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陈晓明，会悲壮地觉得自己注定“孤掌难鸣”。其实，陈晓明完全没有必要感觉悲壮，同属“唱盛党”（肖鹰语）的吴义勤早就忿忿不平了：“我们为什么对同代人如此苛刻？ ”不怕大义凛然的批评家们笑话，我也是忠贞不二的“唱盛党”，并愿意拿胡兰成描画朱天文的妙语转送给我钟爱的当代文学——“照眼的好”。本文就说说当代文学怎样好以及明明很好大家又为什么偏偏说不好。
说好比说坏难很多
“批评”二字中，“批”指判断是非、优劣、可否，“评”则指评析、评价，合起来就是指品评对象，好的说出好的所在，坏的指出坏的根由。我甚至觉得，批评的第一要义和功德就是从海量的、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的对象中遴选出好的，然后说出它怎样好、为什么好、好到什么程度。但是，说好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需要我们具有纤敏的艺术感知力，来领悟对象所有隐而不彰的几微，需要我们具有和对象一样辽阔的爱的情怀，来感受和探究什么叫做博大，更需要我们具有异乎常人的决断力，在大多数人都视而不见甚至竭力诋毁美好的时候，勇敢地、赌博般地说出“好”字。感知力、情怀特别还有决断力，一样都不能少，这样的批评才能和对象一样伟大、一样不朽。
可惜的是，同时拥有感知力、决断力和情怀的批评家少之又少，大多数批评家根本看不出好，更说不出好之所以为好来。不过，说好难，说坏还不容易？挑上几部不好的作品鞑伐一番，就一叶障目地宣判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或者拉来一部名家名篇，像语法老师一样寻摘出一两个语法错误，翻检出一两段性描写，就欢天喜地地宣称该名家粗陋、肮脏和欺世盗名。久而久之，批评界不仅丧失了说好的能力，更消泯了说好的冲动，批评家成了一群“闻过则喜”的怪物。这种“闻过则喜”无关乎自我砥砺，无关乎主体人格的养成，而是闻别人的“过”则喜。这些君子以极高的道德优越感睥睨文坛，急吼吼地把每位作家都当作嫌疑犯来刑讯逼供。
天下毕竟无法太平，美好的作品层出不穷，诱惑着也逼迫着装聋作哑或是原本就天聋地哑的批评家。面对这样的困局，耿直如沈从文会大喝一声：蠢东西，睁开眼睛看吧；温和像朱光潜则会轻声慢语、循循善诱：慢慢走，欣赏啊！不过，问题又来了：昏聩的眼睛怎么睁得开，又该如何慢慢欣赏呢？
如何去读一部作品
如何去读一部作品？问题的提出一定会让许多批评家出离愤怒的——我都博士、教授了，还要你来教如何读作品？其实，能否深入一部作品，与你看过多少书、知道多少事并没有必然联系，昆德拉早就批评过“文献性原则”对于“本质性原则”的僭越；与你会用多少理论术语、能打多少理论补丁也没有多大关系，太多的美好就是被理论之网生生滗除的；与你是否是思想界的良心、精神界的战士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真的战士一往无前，却每每是偏狭的、武断的。那么，如何去读一部作品？
读一部作品时，我们一定要慢慢地走，诚心敬意地看，然后再作总结、判断，万万不能拿上一把事先铸好的尺子，量量这个太长，测测那个又太短，于是一切都是垃圾。明明是一部史诗，你却百般挑剔它不够抒情，汪曾祺明明长于短篇而且写出那么多好的短篇，你却不管不顾这些短篇的存在而一个劲地嘲弄他写不出长篇。王朔、莫言的专属标签明明就是油腔滑调，如果正襟危坐庄严肃穆就不是王朔和莫言了，你却一味责怪他们一点正经都没有，那么，你就不可能走进这些作品、懂得这些作家，浅陋、可笑的只能是你自己。所以，尊重是懂得的前提，如果我们不尊重对象就不会懂得对象，不懂得对象当然就没有资格评论对象。
读一部作品时，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学本位主义。一部作品的读法有多种，你可以把它当作“文史互证”的一块材料，可以把它当作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可以把它当作思想的一只容器，也可以什么正经物件也不当，就拿它消遣消遣。但是，如果你要判断它好不好，并进而判断当代文学好不好时，你就必须站在文学的本位细细地打量它。作为文学作品的它可以用来“文史互证”，但不管怎么证都无关乎它的文学成就的高低；可以反映现实但能否反映现实以及反映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应该成为评价它的文学性的唯一标准；可以容纳思想、推动思想但思想绝不是它的壮阳药。那么，什么是文学性？一劳永逸地定义文学性显然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努力，但我们最起码可以作一些经验层面的罗列：是否找到一种属于你自己的叙述语言，因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想象世界的方法；是否构筑出一个独异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平行却又痛痒相关；是否突破了同一性暴力的围困，来探究人性各个不同的隐秘，等等。
读一部作品时，我们还要警惕自明的真理、简单的道德，而葆有一种灵活的、相对的、暧昧的姿态。任何一种自明的真理，都是一个“给傻瓜的陷阱”；任何一种简单的道德，都是一根不由分说的大棒。世界如此复杂，人性如此幽微，岂是一种道理或者态度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所以，我们需要张清华所说的“复杂的真”，来反对“简单的善”。需要强调的是，所谓复杂、相对，并不是和稀泥，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更不是取消真相，而是对于世界和人性复杂性的承认以及承认后的无限逼近。
“照眼的好”
真的会读一部作品，一定会觉得当代文学60年明媚多彩、顾盼生姿。不过，当代文学太过浩瀚，要一下子说出它的好来，真有点“眼前有景道不得”的尴尬。道不得，我就试着从人们对于当代文学常见的指摘出发，逆向地摸索并说出那个好来。
人们常说，当代文学60年不如现代文学30年，林贤治就曾追问：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艾青和穆旦的诗歌，我们超越了吗？林贤治的追问最起码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逻辑错乱——我们能说我们哪一时代的文学曾经超越过《诗经》、楚辞，西方文学曾经超越过 《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吗？如果没有超越，那么后轴心时代的世界各国文学都处于低谷？文艺从来不会线性发展，而是博物馆式共存的，这可是文艺学常识；其二是厚古薄今，现代文学的好无需证明、不容商榷，当代文学的坏则可轻易定谳，比如青年作家余华很迟才接触鲁迅，所受的文学训练非常可疑，整个人也就十分可疑了。殊不知再好也是要说出道理的，更何况是无法超越的好。再坏也是要严加论证的，岂可用很迟读鲁迅草草打发？否则同理类推的话，我们小学起就读鲁迅当然十分好，沈从文十几岁了还在军阀队伍里找饭辙就一定很烂了。又混乱又随意，我们能指望这样的酷评家说出什么道道来？当代文学60年的蹩脚作家和作品实在太多，但是再多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我们毕竟拥有《创业史》、《受戒》、《白鹿原》、《许三观卖血记》、《九月寓言》等一大批足够经典的作品，拥有汪曾祺的清新隽永、莫言的汪洋恣肆又万变不离其宗、余华的繁复的简洁和不动声色的幽默、王安忆在世俗与超验之间不竭的求索，更拥有海子那样永不褪色的诗的传说。坐拥万花缭乱的胜景，我们还有什么妄自菲薄的理由？我们迫切需要做的事就是精读他们和它们，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尽一份心力。当然，前面已经说过，读，是难的。
□翟业军（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