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对孔子要怀着敬畏之心 [复制链接]

    因炮轰电影《孔子》，引起《孔子》一干导演、编剧等的不满，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鹏山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不过，当面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鲍鹏山仍然表示，任何文艺形式都不要轻易去触碰孔子，因为孔子是个圣人，很难把他拍好写 好。在自己的新书《孔子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鲍鹏山说，自己始终是以史实为基本准则，怀着敬畏之心，从价值观的选择上，把孔子神圣伟大的一面介绍出来。

    反感贬低孔子

    鲍鹏山是因在《百家讲坛》讲述《水浒》而成名，之后他又讲了孔子，《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即是在讲座基础上整理而成。在讲《水浒》时，他的语言往往很尖刻，带着批判色彩，他说因为《水浒》是直面社会，是在江湖中的嬉笑怒骂。而在讲孔子时，他更呈现的是一种温和大度的风格，体现圣贤气象。“我很反感现在不少学者贬低孔子，轻飘飘地说孔子也是个普通人。孔子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偶像，我们要把他放到该放的位置上。”鲍鹏山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

    鲍鹏山认为，贬低孔子，无利于今天的社会建设。我们正是依靠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指引与滋养，才让我们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因此，孔子是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最终裁判人。因而我们对孔子要怀着敬畏之心，不能对他作庸俗化的解读。对于现在的孔子热，鲍鹏山认为，孔子热了2000年，但没有热到生活细节中，希望孔子热不要只是停留在媒体上，而是成为社会的常态。

    鲍鹏山在讲述孔子时，遵循求真、求实两个原则。求真就是要把史实搞清楚，这是他认为的最学问的底线，因此他参阅了包括《论语》、《史记》、《左传》、《礼记》以及钱穆的《孔子》等多部史家经典，尽量还原一个真实的孔子。求实即追求价值，学习孔子思想，不能直接帮我们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可以提高我们个人的价值判断力和认知能力，让人成为君子，成为好人。鲍鹏山说，就知识总量而言，孔子可能不如我们今天的一个初中生，但是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的知识比别人多（当然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他的知识是远远超过他的同代人的），而是他是一个有理想和伟大担当的人。读《论语》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是与非；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美与丑；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

    学者要具备基本的价值判断力

    除了孔子，鲍鹏山还非常喜欢庄子。他写的两篇文章《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和《庄子：永恒的乡愁》被收进了中学语文课本。不仅仅是孔子、庄子，以先秦诸子为研究方向的鲍鹏山，不是像大多数学者那样因为读书而研究，他是在生活中发现了问题，要从先哲那里寻找答案，从文化传播上找根源。讲白了，多数学者是做道德的批判，而鲍鹏山说，自己是做制度和文化的批判。

    鲍鹏山对于古典文学的喜爱和家庭也有一定关系。鲍鹏山是安徽六安人，他的父亲是读私塾出身，因此小时候他就会背古诗。高中时因为喜欢语文，不顾家人和学校的劝阻，从重点高中回到普通高中改学文科。高考时，他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是这所中学5年来唯一的本科生。大学毕业后，因为不喜欢中学老师的不自由，他选择了到青海支边，任教于青海教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在青海他呆了17年，现在仍很怀念那段时光。那时，学校开设了一门中国散文史的课。在1991年，开设这门课的大学很少，也没有好的教材。鲍鹏山就自己写关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的教材，之后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寂寞圣哲》。

    在青海的日子，鲍鹏山对现实有困惑时，就从先哲那里寻找答案，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因为他对现实有价值判断力。这是鲍鹏山一再强调的，很多学者学问做得多好难说，但是却连基本的价值判断力都不具备。“我最讨厌的就是有学问没有见识的人，有话语权就出来瞎说。”鲍鹏山说。前段时间在北大演讲时，鲍鹏山就尖锐地指出，当今总有一些掌握话语权的所谓专家学者，缺乏孔子那样的道德良知，也没有是非观念，动辄在公众媒体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贻害社会。

    经典能告诉人价值

    鲍鹏山喜欢读书，身边常放着的就是《论语》。记者请他推荐几本不错的书，他笑笑说：“自己很少在媒体上荐书，因为书与人是有缘分的。”

    鲍鹏山告诉记者有几本书对他影响比较大。看完《鲁迅全集》后，他整个人呆掉了，文化、社会、生活的真相，在读完这套书后他才知道。《莎士比亚全集》让他知道了什么叫文学，而且他对朱生豪译本的情有独钟。这些他都是在大学期间读完的，包括他一直喜欢的哲学，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三联书店引进出版的《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都是对他影响很大的国外经典。

    鲍鹏山说，希望公众读书首先要读经典，因为在经典里能告诉人价值。他提倡让经典进入中小学课堂，进入大学，语文教材里要加大传统经典的内容。对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他认为应该全国统编，这样才能培养出共同的价值观。

    在今年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记者惊讶地发现了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鲍鹏山的诗集《致命倾诉》。他说年轻时很喜欢写诗，这是自己目前为止唯一一本诗集，这本收录了他76首诗歌的诗集，呈现出鲍鹏山的另一面：细腻温婉，执著伤感。这本诗集，鲍鹏山犹豫了一年多才决定出版。因为诗是人内心最隐秘的体现，属于他心中最柔软、最“热”的那部分。

对比一篇相反观点的文章

对孔子还谈不上所谓“敬畏”
——儒家文化只不过是“大一统”中国政治的工具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分为三种形式：世袭制、察举制和科举制。夏商周时代实行的主要是分封的世袭制。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推荐和自荐成为重要形式，而汉朝实行的则是“察举制”。隋朝以后，正式开始实行“科举制”，直到清末“废科举”，科举制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

　　以清朝为例，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乡试考中后就称为举人，举人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县官一级的官员了。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举行，考中后称为进士。会试后的第二个月，由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殿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科举制度对于中国大一统政治的作用，除了形成士大夫和官僚高度统一的儒家思想外，它还以公平、公正、公开以及以学识和才能为标准的理性方式，为历代选拔了一批批优秀的官员，这为世袭、保守和落后的皇朝政府官僚机构输入了新鲜血液，为政治统治增添了活力，对于巩固大一统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选拔官员，也增强了大一统政治的合法性。科举考试制度还使得小农中的突出分子有机会晋升到上层做官，让小农这个低级阶层有了向上发展的空间和渠道，使“小农社会”有了活力，也使“士大夫”成为中国分离的政府与小农之间沟通的纽带。

　　从皇帝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科举考试产生的官员，是以皇帝发放的“俸禄”为生的，是为皇帝服务的仆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皇帝的对等势力。另外，官僚的地位是非世袭的，旧的官僚卸任后，通过科举考试产生的、没有势力的新官僚会接任。因此，官僚阶层永远不会“坐大”，永远不会对皇帝世袭、垄断的政治地位造成威胁，这也为中国大一统政治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清朝和明朝一样，科举考试必由学校的生徒才有资格参加。为了科举考试的需要，清朝设立了各级教育机构。在地方，有私人和地方社会开办的私塾、社学、义学和学院等；各省自上而下设府学、州学和县学等官学机构；京师则设有国子监等官学机构。由于科举考试的题目和内容都来自于《四书》、《五经》，各级教育机构就把《四书》、《五经》等儒家理论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

　　由于儒家理论被历代列为唯一的考试经典，孔子成了天下读书人的师祖，儒家思想也就成了读书人的思想统领，并成为官僚阶层的思想统领。由此可见，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是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造成的。严格说来，儒教并不是宗教，它并不能和佛教、道教并列为“儒、佛、道”三教，它只是因为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阶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种思想文化观念，并长期统领着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统领着中国官僚的思想意识。

　　“敬畏”这个词是西方人对其宗教领袖“耶稣”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孔子一开始只不过是春秋时代鲁国的一个谋士，只做了三个多月，不得志后孔子又改行做了教书先生，儒家思想是后来被政治捧大的。孔子还不具备耶稣那样的不凡经历，中国大一统政治也不允许宗教有发展的空间。儒教不是宗教，孔子也不是宗教领袖，对孔子说“敬畏”好像有点夸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