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以来，史学家对晋国始封地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致使其成为我国史学界的一大悬案。
我们山西又称“三晋”。“三晋”之称源自战国初期(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韩、赵、魏的前身是春秋时期五霸中的超级大国———晋，晋的前身则是唐。
周武王灭商后，建立周(历史上叫作“西周”)。为了加强和巩固其统治，周朝君王将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等分封到各地为诸侯。据《史记·晋世家》载，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剪桐叶为圭，封其弟虞于唐。史学界把这次册封称之为“桐叶封唐(有的称之为桐叶封弟)”。《史记》曰“唐在汾河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由于叔虞封唐后才有晋国，故历史上把唐叔虞视为晋国的始祖。因此说，唐是晋之始，找到唐的都城，就找到了晋国始封地，也就找到了三晋之“根”、三晋之“源”。
史载晋国始封于唐，又称夏墟、大夏，究竟在何处，众说纷纭，有晋祠说、翼城说、襄汾的赵康说等。拨开这些团团疑云，确定晋国故都，从而确定“夏墟”，找到夏文化的遗址。这也正是考古界煞费苦心寻找晋国故都的初衷，1962年，国家文物局谢元璐先生首先发现了“曲村———天马”遗址。1963年秋，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在此进行了首次试掘。该遗址位于晋南曲沃县之东和翼城县之西的两县交界处，包括曲沃县的曲村、赵村、毛张村以及翼城县的天马四个村之间的一大片平地，东西长3800米，南北宽2800米。遗址北靠塔儿山，东邻绵山，南对紫金山，西距汾河约12公里，南距浍河约8公里，地势自东北向西南平缓倾斜，三面环山，两面近水，地阔土沃，气势非凡。上世纪70年代，北大考古专业与山西考古研究所共同承担了探寻晋国故都的科研项目。多年来，他们对文献记载或传说中的一些所谓晋都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分析研究、先后挖掘勘察了苇沟———北寿城遗址(翼城县西北1公里)、南石遗址(翼城县城西偏北10公里)。1979年秋，他们在“曲村———天马”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试掘，发现了长达800米的晋国基地。迄今为止，经过对该址10多次的大规模勘探发掘。目前，该遗址墓葬的发掘工作并未结束，据专家预测，其附近还可能发现春秋、战国时期更多更重要的历史遗迹。“曲村———天马”遗址历史跨度之大，经历时期之长，在全国实属罕见。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4个大的文化层，包括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文化层，夏文化层，西周至战国文化层，以及秦、汉、元、明文化层，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中华文明发展解剖图。从挖掘的千余座古墓看极具考古价值。墓葬的时间从西周早期至战国末期，出土的文物有青铜礼器、青铜兵器、车马器、陶器以及玉、石、骨、贝、蚌数量之多、制作之精，令世人慨叹为止。更让史学界欢欣鼓舞、兴奋不已的是：该遗址的发掘，确凿无误地证实曲沃乃早期晋都和晋国始封地，“三晋发端处”终于有了定案！而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三晋后代，是否也应为找到我们共同的“根”而感到欣慰呢！
对“曲村———天马”遗址诸侯墓地的发掘，分别于1992年、1993年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6年1月，该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晋从桐叶封晋(约公元前1034年)始，至韩、赵、魏三家废晋国末主晋静公为庶人(公元前376年)止，在中国历史上横跨六个多世纪，共历38君。春秋时期，晋雄居霸主地位长达150余年。
唐是西周初期的一个诸侯国，燮父将唐改为晋，是曰晋侯。晋起初是个“发展中国家”。专家们认为，“方百里”包括现在的翼城、绛县、侯马、曲沃、新绛、襄汾等县市。在西周时期，晋国历经十一世的积累与生息，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周厘(僖)王四年(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晋侯缗，以旁支代替了大宗，完成了晋国统一大业，晋国从此走上了强国之路。晋献公时，大力开疆拓地，先后消灭了霍、耿、虢等10多个诸侯小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并且跨到黄河南岸。晋悼公时，晋国的疆域再一次得到大规模拓展，其所辖领地不仅覆盖了山西的大部分地区，而且拓展到河南的郑州、安阳，陕西的大荔、华阴、韩城，河北的邯郸、蔚县等地区。晋文公时，免债轻赋，救贫济弱，发展农商事业，同时，整顿吏治，选贤任能，训练军队，为其称霸创造了条件。公元前632年，晋军在城濮大战中大败楚军。从此，晋国建立了牢固的霸主地位，正如《左传》所说“晋，天下莫强焉”。
由于晋国地处中原北部，该地区成为古中华东西南北中文化激流的漩涡。它在与各国频繁的交流中，了解了各地区的文化精华，大量吸收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先进成果，兼收并蓄，融合升华，使晋文化达到了当时中原文化的顶峰。在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大变革时期，晋国较早地冲破和打击了宗法奴隶制度，较早地孕育和产生了中国古代的法制思想，较早地孕育和产生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